第二节　文献回顾

一、传播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研究

社会变迁理论较早的将研究视野转向传播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奥格本（Ogburn）指出“社会变迁主要是文化教育的变迁”，“人类的行为从来不是在文化环境之外发生的”。文化的产生、发展、传承无一不依赖于人们之间的传播。以帕森斯（Parsons）为代表的新进化论者的社会变迁理论认为是传播产生进化。通过文化传播在那些进化程度较低的社会内部可以产生强大的进化力量，其进化甚至可能超过最先产生进化的特殊社会。

美国学者勒纳（Lerner）在《传统社会的消失：中东的现代化》（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发展传播”（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的框架。他认为，现代化过程是城镇化、教育、大众传播的普及和公众参与这四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他把大众传媒比喻为“奇妙的放大器”，即大众媒介因其特有的快速大量传递信息的作用，可以把社会流动和变革思想传播给其他成员，因而，大众媒介也成为国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环节。施拉姆（Schramm）则进一步丰富了发展传播的内容，他认为信息传播对国家发展非常重要，强调“有效的信息传播可以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可以加速社会变革的进程，也可以缓解变革中的困难和痛苦”。同时他还指出，传播事业可以在推广农业技术、普及卫生知识、扫除文盲、实施正规教育四方面发挥直接的作用。

基于发展传播学的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陆续尝试做了一些实证研究。祝建华等在1983年对上海郊区农村传播网络的调查中发现：上海郊区农村的传播网络，由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两个子系统构成。大众传播的使用效率高于人际传播；农村传播网络的实际功能，大众媒介均以娱乐功能为主，信息功能为次，而人际传播不同的形态扮演着不同的信息传播角色，其中文化馆侧重娱乐功能，会议传递经济、政治信息，串门聊天传递小道消息，茶馆是各种信息功能的汇集地；除人际传播和年龄之间无关外，“大众传播行为”和“人际传播行为”分别受到年龄、性别、教育程度、职业和经济收入的影响。

王怡红等于1990年前后以天津武清县等为研究样本，发现媒介对农民的“创新采纳”非常有效，只是对不同的农民，在“创新—决策”的不同阶段，媒介具有不同的效果。中宣部和广电部“我国不发达地区农村广播电视调查”课题组1988年对6个省15个县的抽样调查发现，影响不发达地区农民现代化的重要因素有职业、大众媒介接触和教育，媒介接触和人的现代相关程度随着报纸、电视、广播依次递减；广播电视在不发达地区是促进人的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与上述“效果显著说”相反，张学洪1988年通过对江苏城乡受众的调查，认为传播对人的现代化效果有限，不能对大众传媒的影响期望过高，而应“从多方面通过多种手段促使人们观念的现代化，同时让新闻传播进行有意识的协调和引导，在潜移默化中发挥它的中介作用”。陈崇山、闵大洪等在对浙江省包括农民在内的1366个样本进行调查，以自主意识、效益意识、创新意识作为衡量现代观念的标准。经逐步回归分析，筛选出与城乡受众现代观念相关的变量均为13个，其中受众的年龄、文化程度、读报频率和听广播频率4项，对浙江城乡受众的现代观念均有显著的关联性，但由于城乡媒介的普及程度不同，城乡受众通过新闻媒介获得的收获变量出现差异。裘正义1991在以浙江、广东、辽宁、安徽等九省为调查范围的中国乡村发展传播的研究中发现，中国乡村地区发展传播的现状是“低需求层次与此相应的低期望值的低度满足”，无论是受众、党政领导还是大众传播者，对于发展传播的期望不高。

陈崇山、孙五三（1997）主编的《媒介·人·现代化》一书，集中体现了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对“传播与人的现代化”问题最为完整和深入的考察。研究发现，受众媒介接触行为越积极，内容越倾向于新闻性，则观念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印刷媒介比电子媒介对受众的观念现代化更具影响力；不同媒介中相同性质的内容可能对个人现代性有较一致的影响；同一媒介的不同性质的内容对个人现代性有不同的影响。

2000年以后，发展传播学的实证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入与拓展。张国良主持实施的“国家发展与大众传媒”课题发现，大多数人对媒介的态度趋于理性，并且“媒介接触越多，态度越趋于保留”，在全国受众中，以传为主的“主动型”约占一成，以受为主的“被动型”占二成，其余不到七成为“均衡型”。个体在信息交流中的姿态越均衡，其判断越理性，“主动型”更多地极端肯定或者否定媒介，“被动型”更多地肯定媒介。“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课题组通过对云南14个县13个少数民族近2000人次的调查发现，组织传播（尤其是宗教活动）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三大主要媒介在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分布和发展极不平衡；电视的娱乐功能由于极度张扬而淹没了其他传播功能；输入信息质量不高。就传播效果方面，媒介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知识启蒙和观念引导作用都比较微弱；媒介对少数民族地区受众行为影响微弱；大众传媒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未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并且严重制约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方晓红等对苏南农村的调查中发现：农村受众群开始发生变化；在喜欢新闻这一点上，女性与男性没有差别；对于文娱类内容的“选”与“弃”，文化因素不起作用；苏南农民的媒介接触频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此外，李双龙（2003）、王玲宁（2003）、陶建杰（2004）、刘东莱（2008）、徐福刚（2008）、郑欣（2011）、高红波（2011）等学者在不同时期均就“大众传媒与个人现代化、农村现代化”这一主题作过不同程度的探索与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对“传播与现代化”的研究，无论是深度、广度、起步时间、成果数量等方面，远在大陆之上。代表性成果有：易行的“传播活动的深度与个人现代性的影响”（1975）、曾季隆的“视觉障碍者传播形态及其现代生活适应之研究”（1975）、陈昌国的“蓝屿民众传播行为与其现代化程度之研究”（1976），以及杨孝荣的“民众接触传播媒介与社会价值态度关联性之研究”（1980）、“台北市民众传播行为与现代化观念之关联性”（1980）等。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大众媒介在台湾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主要起到了“塑造者”的作用，对处于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人群，媒介的“塑造”强度不同。较封闭的地区，电子媒介接触、接触的量等对受众现代化的影响较大；较开放地区，印刷媒介接触、新闻性内容的作用相对增大。也有学者认为大众媒介在现代化过程中承担了“反映者”（苏衡，1980）、“强化者”（翁秀琪，1992）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