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农民工的信息弱势现象研究

尽管很多学者都意识到农民工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形成，与其信息掌握不充分、信息获取渠道单一、有效信息量少等密不可分。但从现有文献看，通过对“中国知网”的检索，截至2013年8月1日，以“农民工”和“信息”为标题关键词，检索到的文献总数为91篇。这说明与身份认同、城市融入、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关于农民工的“热门”研究领域相比，学界对农民工“信息弱势”方面的专门研究，仍显薄弱。以下从四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简单梳理。

1.农民工信息弱势的表现及成因

郑英隆考察了农民工的弱信息能力的涵义、特征和表现，认为农民工的弱信息能力表现在劳动力市场、文化生活、新技术接受等不同的层面上，其成因可从不对称理论得到解释。周华姣分析了包括农民工、贫困人口、下岗失业工人等在内的“社会性信息弱势群体”的特征：文化素质低、收入水平低、信息闭塞、信息素质能力低。信息弱势群体致弱的原因是信息获取不公平和信息分配不公平，尤其是当代中国的传媒，都自觉地避开位于底层的受众，不约而同地将目标受众锁定为社会的“强势人群”，即除了城市贫民之外的城市市民阶层、白领和中产阶级等。李婷婷则把信息弱势群体的成因归纳为经济、社会、文化三方面。李德娟通过对天津、重庆566名农民工的实证调查后发现，农民工是信息弱势群体，缺乏现代信息交流工具和能力，信息缺失是其融入城市的巨大障碍；现代信息交流工具和信息渠道对城市农民工社会融入有显著影响。黄丽馨等研究后发现农民工的“信息边缘化”表现在：作为劳动者获取信息，加工处理信息，运用信息于实践过程中的能力不足，进而弱组织能力，弱谈判能力，弱维权能力。刁松龄认为农民工由于自身的信息能力、社会制度阻隔、信息获取渠道缺失等原因造成了对信息采集不足、流通不畅、利用不充分的结果。李艳芳指出了农民工都市“信息孤岛”的表现：社会生活公共空间的封闭和社区的缺少、大众传媒在受众定位上对农民工群体的忽视、大众传媒对农民工报道数量及层次的有限性。

2.农民工的信息需求

以农民工的信息需求为研究对象的成果更少。刁松龄根据生活预期与生活目标的不同，将农民工分成返乡型、徘徊型、融入型三类，并分析了三者信息需求的各自特点。贺辉平等将农民工转型过程中的信息需求分为国家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信息、农业科技新技术成果信息、特种种植养殖技术信息、市场供求信息四类，提出为满足上述需求应建立“信息服务中心”模式。俞守华等从就业信息、技能培训信息、社会保障信息、子女教育信息、生活文化信息、政府政策信息等方面，对农民工的信息需求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的信息需求层次主要集中在意识阶段。

同时，也有学者特别关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徐艳霞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主要集中在职业工作、精神和物质文化生活、政治参与三方面；胡晓鹰针对珠三角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发现，信息需求体现为对职业信息的关注度更高，希望提高自身素质与工作技能，关注住房、教育、社保、文娱信息，日益关注权益保护信息；孙耀明等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集中在就业和职业培训信息、政策和法律信息、精神和文化生活信息三方面。井水从需求内容、信息意识、信息获取途径、信息购买能力、生理卫生信息需求五个方面调查了陕西省“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现状，提出实行信息正义；以“平等”的视角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信息服务；建立以政府为导向的“新生代”农民工信息援助体制；实现信息均衡，避免“新生代”农民工逆向信息选择等合理化建议。

关于农民工信息需求的影响因素，徐艳霞将制约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的因素概括为自身信息获取能力弱、信息获取不平等、信息渠道狭窄三方面。陆雪梅认为，农民工对信息服务的需求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决定农民工对信息客体需求的因素，包括农民工自身因素、社会环境因素以及自然条件因素三个基本方面，二是信息服务的因素。据此，她将农民工信息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分为个体特征（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信息服务诱导因素（收入水平、进城务工时间）、信息服务的可及性等三方面，并依次通过回归模型检验了上述因素对农民工信息服务需求的影响。刁松龄对珠三角地区10城市2400位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教育分化、制度阻隔、信息传递渠道单一是决定农民工信息需求现状的主要原因。

3.农民工的信息获取障碍

张新杰等将农民工信息获取障碍归纳为政府政策、信息服务机构不完善、文化素质低三方面。孙耀明等发现，信息渠道狭窄、信息获取成本较高、信息素质不高、缺少信息交流平台是农民工信息障碍的主要表现。刁松龄分析了造成农民工信息不畅的主要原因：教育分化导致信息能力弱化、制度阻隔造成信息获取不平等、传递渠道单一决定获取信息滞后。徐艳霞则将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障碍因素进一步概括为自身信息获取能力弱、信息获取不平等、信息渠道狭窄三方面。陆雪梅把农民工的信息需求决定因素归为两方面：一是决定农民工对信息客体需求的因素，包括农民工自身因素、社会环境因素以及自然条件因素三个基本方面，二是信息服务的因素，这些方面都可能造成农民工信息获取障碍。俞守华等通过因子分析法，从自身信息素质、经济状况、文化水平、社会环境四个方面揭示了农民工信息障碍的成因。

概括地说，农民工信息获取障碍归纳为主观障碍和客观障碍。主观障碍，包括文化素质低、获取动力不足、信息需求少、个人精力有限等方面，客观障碍，包括信息政策不平等、信息获取渠道有限、时间少、周围信息环境差等方面。

4.农民工的信息获取渠道

在拉斯韦尔经典的“5W模式”中，传播渠道是构成传播过程的五个核心要素之一。这里所指的“传播渠道”，既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在内的大众传播渠道，也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其他形式的渠道。实际中，由于大众传播媒体的极度发达，学界对传播渠道的研究，基本集中在大众传播领域，这也同样表现在对农民工信息传播渠道的研究中，呈现出“单一化”、“重复化”、“大众媒介化”的特点。

如果转换一下视角，跳出大众传播，从内容的角度看渠道，现有对农民工信息传播渠道的研究较少，实证研究更少。郑欢、江颖红发现，报纸、电视、计算机网络是新生代农民工主要的信息获取渠道，但被问及对不同渠道信息的信赖程度时，排在前四位的为政府、报纸、电视和亲友。区晶莹等针对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调查发现，电视、朋友家人亲戚与邻居、报纸杂志是农民工的主要信息渠道，社区公告栏、广播、公交、地铁广告、信息中介、政府机构和所在企业等渠道获取信息的较少。陆雪梅的研究支持了同样的观点：电视是农民工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其次是报纸杂志和互联网，与亲朋好友、同事、老乡等人际交流仍然还是农民工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

此外，还有学者针对农民工对某一类信息的获取渠道，作了调查。胡晓鹰发现，农民工的职业信息来源渠道主要是亲友介绍、企业招工，选择劳务市场、大众传媒的几乎为零。伍骏骞（2011）等在南京的调查数据、王建华（2010）等在河南的调查数据，也同样支持了人际渠道对农民工求职中的首要作用。梁媛、王书华针对农民工的公共卫生信息渠道研究表明，报纸和电视是农民工接触公共卫生信息的两大主要渠道，互联网居于第四位，值得注意的是，社区的宣传（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宣传车在内）也是非常重要的渠道。彭琳彦则对农民工的信息获取渠道作了更为细致的考察，她以广州制衣行业女工的信息需求为研究对象后发现，女工对人际传播渠道和传统传播渠道（包括电视广播和图书报纸杂志）使用率较高，网络的使用率也较高。但通过信息咨询机构（包括中介机构）、公告栏等渠道获取信息较少。不同信息的获取渠道也有差异。物质类信息主要通过亲友告知和中介机构；就业信息主要通过亲友告知；安全类信息主要通过电视广播和亲友告知、网络；社会类信息主要通过电视广播获取。

已有绝大多数研究都发现，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以亲友老乡为代表的人际传播，是农民工信息获取的主要渠道，也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使用互联网。而以企业、社区为代表的组织传播渠道，似乎在农民工信息渠道中经常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