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就我所知，陶建杰博士的《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研究：信息需求与传播的角度》是中国研究农民工与传媒关系、农民工的信息传播方面最好的一本书。他的研究视野，他对研究问题的凝练，他的研究设计，他的问卷设计，以及最终成果的呈现，都值得关心中国农民工命运的人去一读。以我用田野调查方法研究问题的经历和体验，这项研究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理论知识，特别是专业知识。由此可见，陶建杰博士的理论基础和实证研究的训练是很扎实的。

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传播学理论开始在中国传播，传播学研究方法（严格讲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兴趣，并很快被实践。传播学界、业界用量化方法大规模研究问题开始于1982年的“北京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是最早进行大规模问卷调查的研究机构，陈崇山研究员等是运用量化方法研究新闻传播最早的学者之一，“北京调查”则是最早也最有影响的成果。该调查有几个特点，一是组织调查研究的机构有权威性，组织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是由科研、教学、业界共同组织的大型研究活动；二是研究体现“以人为本”，着重研究媒介与受众行为，包括受众与媒体关系、传播效果；三是研究方法规范，首次用计算机分析；四是公开报道研究成果，引起国内外关注。北京调查开创了我国新闻传播实证研究新领域，提高了研究者、学界和媒体的受众观念，培养了研究人才。

北京调查之后，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是全国人大和政协调查以及《人民日报》的全国读者调查。全国人大和政协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首都新闻学会组织，在中宣部新闻局、全国记协、“两会”秘书处的支持下进行。《人民日报》全国读者调查是由人民日报组织的，是投资大、调查人数多的特大型调查，研究成果在今天看来也很有价值。

之后，全国性调查就多起来了。这些调查共同的特点就是采用了SPSS分析软件，这是美国社会科学分析软件，从20世纪80年代起逐步引进中国。90年代初，SPSS软件只有2.0版本，要装在15张2寸盘里，普通计算机装不下。我当年要处理300多万组数据，得用大型计算机，花几天时间。现在SPSS已经有了22.0版本，装在普通电脑里，处理几百万组数据也不过几分钟。

陶建杰博士的农民工研究，虽不是新鲜话题，使用的方法也是现成的，但他的研究有新意。据我的不完全统计，现在能看到的农民工研究论文有近千篇，专著也有几十部，但对新生代农民工研究并不多见。陶建杰博士不但研究农民工信息接受状况，也研究农民工信息需求和信息传播机制；不但研究农民工与大众传媒的问题，更把他们的人际传播作为重要研究假设或问题予以考察。人际传播是社会传播中最重要的传播活动，是一切传播的基础，国外这方面研究很发达，但中国却没有引起重视。

我在为陶建杰博士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从他的成果里也吸收到许多新的营养，也被他为做一项研究所耗费的精力和努力感动。研究是属于研究者的。只有深爱研究的人才知道研究的乐趣。

中国传播学会会长　戴元光

2015年于上海佘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