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小结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呈现年轻化、知识化、多样化、迷茫化的群体特征。

（1）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26岁，女性比例略高于男性，超过一半已婚，已育的平均有子女1.57个，来源广泛，其中以云、贵、川、豫、皖居多。

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比老一代农民工要小12岁，符合通常所说的“10年为一代”的情况。与以往的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的比例首次超过男性，这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开始走出家门，进入城市，开始新的生活。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已婚比例明显下降，除了年龄因素外，也透露出其他很多信息：他们的婚恋观更接近于市民，原先传统农村早婚早育的观念正在淡化；他们有着强烈的个人发展愿望，先立业后成家；他们对未来既怀有憧憬，又心存疑虑，充满了不确定性，婚育的时机尚未成熟。但是，无论如何，他们身上还是有着抹不去的传统烙印，比如与城市中同龄人少生、晚生、丁克等较为普遍的做法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从结婚到生育的间隔时间较短，大部分人生有2个或更多子女，这些多多少少也体现了传统农村“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的观念。外出务工人口，依然以西南、华中籍贯居多，说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甚至缓解。外出务工依然是广大中西部地区青壮年劳动力最可行、也是最现实的出路，多少流露出些许的无奈与茫然。

（2）受教育程度较高，呈现出“知识化”趋势，男性学历高于女性。

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上，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多达四成。无论是与同期的全国农村劳动力、留守农村劳动力，还是与10年前的同龄人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均远在其上。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是他们赢得就业机会，在城市立足、进一步学习新的技能、尽快融入城市的最基本条件。当然，男女在受教育方面依然不平衡。男性学历多集中在高中及以上，而女性多集中在初中。九年制义务教育，往往是女性的校园生活终点，却是男性接受更高教育的起点——在农村，男性享有教育优先权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家里只有一个机会供孩子继续读书的话，多半是儿子而不是女儿。从这一点看，尽管从人口比重上，女性占了优势，但未来发展前景，男性则更为乐观和广阔——他们掌握更多的知识。

（3）行业分布广，多在加工制造业，外出务工时间早，平均已务工6年，外出动机多样，“自我发展型”不断增加，结伴外出仍为主流，就业稳定性差。

老一代农民工在进城前一般都有种地经历，进城后大多选择城市人不愿意干的职业，多集中于建筑、社区服务、家政等行业。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从学校到工厂”，外出务工时间更早，工龄更长。尽管他们在户籍上仍是农民，但基本没有实际务农经历，对自己的职业要求却很高，希望能从事相对轻松而体面的职业，对待遇也更看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成为真正的“产业工人”，在工业化流水线上，寻找着自己的梦想与未来。他们也常常会把工作当作一种开眼界、长见识、找机会、交朋友的手段，经常变换工作甚至城市，作为他们的青春体验。老一代农民工，多以“赚钱养家”的经济型流动为主，新生代农民工，尽管赚钱依然成为他们进城的首要目的，但学技术、见世面、向往城市生活等更高更多的追求，也逐渐流行。同时，在农村地区，外出务工依然是一种占据主流的社会风气，结伴外出的比例高达70%，女性尤其突出。

（4）收入低于老一代农民工，多住在出租屋，融入意愿较高，实际融入程度低，身份认同模糊，对未来迷茫。

由于工龄、操作技能、吃苦耐劳等方面均与老一代农民工尚存差距，削弱了受教育程度方面的优势，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普遍低于老一代农民工。尽管如此，他们对个人生活的追求，却一点儿都不低，这突出体现为接近六成的人，选择在出租屋这一相对私人空间较好的场所居住，而非传统的集体宿舍。居住方式的改变，也为新生代农民工接触更多更广泛的人群提供了条件，突破了原先的社交亲缘、乡缘、业缘化特征。大部分人离乡多年，对乡村生活已经产生了相当的距离感和陌生感。回乡也更多仅是为了遵守传统礼仪、与父母团聚。短暂的回乡，也会使他们对农村生活产生不适感，匆匆返回城市。他们中的一部分，努力学习着城市人的各种生活习惯，模仿城市人的打扮，不经意间会蹦出几句城市方言，融入意愿强烈而自觉。但也有另一部分人，一旦在城市屡次遭挫折，情感无所寄托，心态调整不过来，再加上周围缺少社会关怀和帮助，很容易对城市生活心灰意冷，转而怀念乡村，更加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对未来普遍迷茫，呈现“两极化”趋势，即愿意在家务农和外出务工的人，都比老一代要多。从某种意义上，新生代农民工似乎比老一代们离城市更远，他们的未来更迷茫、更无方向，而这恰恰是他们太想融入城市、成为一名普通市民的强烈愿望受挫后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