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公共政策是国家和政府实现其职能的主要手段。教育是公共部门中颇为热门且最为贴近民生的一个领域。通过运用教育政策工具来推动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新时期我国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一个显著特点。自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教育发展与改革创新的深入推进，公共教育问题也日益变得纷繁复杂。教育政策学科在我国仍然是一门新兴学科，相关理论探索方兴未艾，教育政策的制定、执行、调整以及评估等的实践探索亦是异彩纷呈。

用西方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来研究中国的教育政策，这是学界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与趋势。然而，西方相关学科理论与话语体系并不能简单对号入座用于解释或揭示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政策过程，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由此，我们需要探索本土化的教育政策学科理论与话语体系，对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政策过程进行“中国式”的学术表达。政策科学的本土化，实际就是政策科学的中国化，就是要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基础、政治系统与政策体系以及党政关系、各级政府与行政部门间关系等国情特点出发，探索符合中国现实和未来需要的公共政策理论体系，积极开展符合中国政策过程特点和逻辑的政策研究。本土化的教育政策研究就是要通过丰富的教育政策经验的发掘来解析、构建具有自身国情特色的学科观点、理论体系，以此来对中国教育政策过程中的理论基础、实践逻辑等问题进行学理阐释，探索我国教育政策过程的一般特征和规律性的东西，从而深化对教育政策及其运行规律的认识，最终为提高教育政策质量服务。

贺武华是我院2006年毕业的比较教育学专业博士，他读博期间也是我授课的学生，学习刻苦认真，善于钻研。2012年，他入选浙江省15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才培养计划，按照培养要求，需聘请一名相关专家担任指导老师。他申报了我做他的导师，我亦欣然接受。《中国教育政策过程本土化研究》是作者积七八年之心血所成，也是他151人才培养工程所要达到的一项学术提升任务。该书既有对本土化教育政策过程理论的探讨，也有对教育政策过程实践的探索，是理论与实务的结合。为了推进这两方面的结合，该著作一方面用符合中国国情特色的话语、思维、视角进行学理建构与阐释；另一方面通过扎扎实实的实证研究，给读者呈现了系列大大小小的案例实证分析。该书不是对我国教育政策基本情况进行梳理介绍，也不是对我国教育政策现象进行评头论足，其所作的最大的努力，在于回答论证何谓“中国教育政策现象”、“中国教育政策特色”等貌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问题。由此，著作以学理建构为志趣，从实际出发，致力于本土化的研究，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教育政策过程的整体概貌与一般特点，寻求对有中国国情特色的教育政策现象的深度表达，探索发掘“中国式”教育政策过程的实质性内涵与内在机理。这是该著作自始至终力求加以贯穿落实的立意与构思。当然，该著作中的有些问题还有待深入探讨，有的案例分析还欠火候，但总体上瑕不掩瑜；且作为一名中青年学者，勇于在一个新的领域开拓创新，其学术勇气与钻劲本身就是可喜可贺的。

当前，《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确立的“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目标任务正如火如荼地实施推进。今年又适逢《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30周年，回顾研究这三十年来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教育政策，大力开展本土化的教育政策研究是时代之需，也是教育研究特别是教育政策研究的一个紧迫性课题。祝愿《中国教育政策过程本土化研究》一书的出版能带来与传递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好声音”。

徐小洲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