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进入壁垒研究

一 进入壁垒的来源

有关进入壁垒来源的探讨国外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总体上讲，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认为进入壁垒主要来源于在位企业。经济性壁垒和原有企业战略性壁垒都属于此类。如哈佛学派的代表贝恩（Bain, 1956）从在位企业角度，将进入壁垒分为规模经济性、产品差别化和在位企业的绝对成本优势三类，他认为，进入壁垒主要是由在位企业的相对优势决定的。萨洛普（Salop）从原有企业的角度出发，将进入壁垒分为无意的进入壁垒和战略性的进入壁垒两类。波特（Porter, 1980）认为，在位企业作为竞争对手可能构成了壁垒最大的来源，因为他们显示了某种市场战略并可能已经拥有了顾客的忠诚，在位企业的这些优势会形成新进入企业的壁垒，影响它们的进入战略。20世纪80年代后期，制度学派所强调的制度性或行政性壁垒问题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于是另一类观点应运而生。他们认为，进入壁垒除了来源于在位企业之外，政府、人们的观念等制度性壁垒是进入壁垒的主要来源。最有代表性的是芝加哥学派的代表施蒂格勒（1968），他认为，新进入企业的进入壁垒主要是由人为的政府管制造成的。随后，德姆赛茨（1982）开始研究由政府限制带来的进入障碍，他认为，“产权制度对进入壁垒而言非常重要，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及法律限制才是进入壁垒的根本原因”。史蒂夫·汉克（Steve Hank,1987）强调人们的理念和政府为国有部门利益而设置的法律障碍会成为阻止民间投资的壁垒，如有些人可能相信国有企业比私营企业更有效率、担心私有化会影响社会就业、在私有化过程中容易出现腐败等，从而在理念上不能接受民营企业进入某些特定行业。此外，丹尼斯·W.卡尔顿（Dennis W. Carlton（1989）、杰夫里· M．珀洛夫（Jeffrey M. Perloff,1995）、威廉·G．谢泼德（William G. Shepherd,2000）等研究了由政府因素导致的进入壁垒问题，研究发现：许多行业都受到了政府的管制和保护，政府通过设置进入壁垒只允许较少厂商生产从而阻止正常竞争，使得某些行业可以获得超额利润，却降低了社会整体福利。布罗德曼（Broadman,2000）整合了这两种观点，他认为，进入壁垒既来自在位企业，也来自制度环境。在分析俄罗斯产业进入壁垒时，他将进入壁垒明确区分为经济性的进入壁垒和制度与行政性的进入壁垒，并分别描述了这两种壁垒对民营企业的重要影响。

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各种制度都不是很完善，因此，国内学者对进入壁垒的研究大多与制度学派一脉相承，他们普遍认同布罗德曼（1997,2004）的思想。如杜若原（2002）指出，我国政府部门官员乃至企业普通员工对垄断体制存在一定的依赖心理，担心垄断行业民营化后会出现裁员失业等问题，从而在思想上抵触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王丽娅（2004）认为，指令性授权的行业垄断厂商担任项目业主是民间投资垄断行业的天然进入屏障。许峰（2004）认为，行政审批制度、国有经济的比重、政策法规是民营化的主要障碍。戚聿东和柳学信（2006）指出，民间投资无法回避的进入壁垒主要包括现行的投资管理体制、以项目评审为主要内容的准入管制制度和政府繁杂的审批制度。周耀东、余晖（2005）认为，政府信用缺失是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公用事业的主要壁垒。崔国清（2009）阐述了融资困境是我国民营企业进入公用事业面临的主要障碍。胡秀珠（2009）以燃气行业为例，认为制度性壁垒是我国民营企业进入燃气行业的主要壁垒。龚军姣、王俊豪（2011）根据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公用事业的特点，认为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公用事业的主要壁垒有经济性壁垒、制度性壁垒和原有企业战略性壁垒。关于进入壁垒来源研究总结见表2-6。

二 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公用事业主要壁垒

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公用事业会遇到一些壁垒。根据城市公用事业的特点，本书将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公用事业的主要壁垒分为经济性壁垒、制度性壁垒和原有企业的战略性壁垒，其中经济性壁垒由必要资本量壁垒和绝对成本优势壁垒组成。

（一）必要资本量壁垒

必要资本量是指新企业进入产业所必须投入的资本。在不同的产业，必要资本量随着技术、生产、销售的不同特性而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对于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公用事业而言，必要资本量是指为了获得城市公用事业产权或特许经营权，政府要求企业必须支付的资本。例如，上海水务以特许经营和产权出售的模式，将50%的产权和全部运营权出售给企业，整体出让金为20.26亿元。又比如沈阳水务以产权出售的方式获得资金，在产权转让过程中，政府获得了1.25亿元的资金，每年还能够获得5.4%的租金率。此外，民营企业获得城市公用事业的产权或经营权以后，还需要增加投入，以改善城市公用设施，承担城市公用事业运行成本。

由于城市公用事业需要巨额投资，新企业进入城市公用事业之初必要资本量较大，且具有资产专用性特点。虽然我国民营企业的实力已大大增强，但是筹资、融资来源有限，相对进入城市公用事业较高的必要资本量，很多民营企业只能望而却步。因此，必要资本量成为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公用事业的主要壁垒。

（二）绝对成本优势壁垒

城市公用事业内的原有企业经过多年经营，已建立了庞大的基本业务网络，拥有相当大的经济规模，在生产经营管理方面拥有一定优势，这就使新企业进入城市公用事业时要比原有企业承受更大的成本负担。这种原有企业的绝对成本优势构成新企业的进入壁垒。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技术优势。一般来说，原有企业对技术熟练程度更高，而技术熟练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使平均成本比新进入民营企业低，从而构成民营企业的进入壁垒。二是管理优势。相对新进入民营企业而言，原有企业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管理成本比新进入企业低，这也对民营企业的进入形成阻碍。三是政府不对称补贴优势。政府对原有企业的补贴力度更大，使得原有企业平均成本较新进入民营企业低，两者之间的竞争是不公平竞争，增加了新进入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公用事业的难度。比如，近几年油价不断上涨，而城市公交服务的特殊定价机制使得服务价格相对固定，国有公交企业会得到油价补贴或养路费减免等优惠，民营企业则较难享受此种优惠。四是声誉优势。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金融机构更倾向于向已经建立一定业务关系的原有企业贷款，或者以比民营企业更低的利率贷款给原有企业，这使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比原有企业高，从而构成民营企业的进入壁垒。

（三）制度性壁垒

由于中国正处于转型期，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公用事业会遇到因为制度不完善而带来的各种制度性壁垒，主要表现为：

第一，政府价格管制壁垒。政府对城市公用事业的产品实行了价格管制政策，使得民营企业无法根据市场的变化来制定价格。但因为城市公用事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是社会必需品，需要保证生产供应的高度稳定性，进入城市公用事业的民营企业即使在无利可图或者在更好的投资业务吸引下，也不能任意退出市场。比如，目前城市供水价格还没有建立及时调整机制，容易导致水价低于成本，造成企业亏损经营，从而影响企业进入城市公用事业的决策。这种价格管制政策形成了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公用事业的壁垒。

第二，政府承诺缺失产生的壁垒。为了吸引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公用事业，有些地方政府片面考虑引资问题，向民营企业提供较高投资回报的承诺，但在价格管制和社会公众的压力下，难以实现承诺，从而造成政府承诺缺失。因此，频繁发生的政府承诺缺失事件对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公用事业形成一种投资风险，阻碍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公用事业。

第三，行政审批制度产生的壁垒。民营企业要进入城市公用事业，必须经过一系列的行政审批手续，这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增加进入成本。而且，虽然从表面上看所有的民营企业似乎都是平等的主体，是按照市场经济的交易规则从事经济活动，比如公开招标等。但实质上，一些掌握审批权力的政府部门和官员会采取行政性审批、时间拖延等方式设置进入障碍。为了能够进入城市公用事业，一些民营企业家不得不对各个环节的官员提供“租金”。行政审批制度形成的寻租成本构成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公用事业的壁垒。

（四）原有企业的战略性壁垒

从民营企业的角度分析，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公用事业的决策是建立在进入后能够取得利润这一信念基础上的，只有当进入市场后的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时，民营企业才会进入市场。因此，市场上原有企业为了阻碍民营企业制定进入决策，想方设法动摇民营企业能取得利润的信念。原有企业的战略性壁垒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短期内采取掠夺性定价战略，导致民营企业动摇其利润信念而放弃进入决策。二是交叉补贴行为。城市公用事业的某些业务领域具有自然垄断性，另一些业务领域则是竞争性的。而经营自然垄断性业务的企业往往同时经营竞争性业务，这就为原有企业采取不正当竞争行为提供了条件。一些企业完全有可能在垄断性业务领域制定垄断高价，而在竞争性领域制定低价，通过内部业务间交叉补贴行为以排斥新进入的民营企业。三是网络接入限制。由于城市公用事业的部分产业对传输网络有依赖性，使得民营企业要想成功进入，必须依赖已有网络，而当已有网络为原有企业垄断经营时，原有企业会以限制接入网络行为以排斥民营企业进入。比如我国自来水和污水处理产业的管网虽然逐步向民营企业开放，但大多数城市管网资源仍由国有企业控制，为了维护自身的利润，国有企业会对供水和污水处理企业进入管网加以限制，以形成进入壁垒。

三 企业家能力、进入壁垒与进入行为

企业家能力、进入壁垒与企业进入行为之间的关系可以分解为企业家能力与企业进入行为的关系、进入壁垒与企业进入行为的关系和企业家能力与进入壁垒的关系三个子关系。现在需要梳理企业家能力与进入壁垒之间的关系。

丹尼尔（2008）认为，企业家的谈判能力可以突破信息壁垒。我国学者汪伟和史晋川（2005）通过对吉利集团的案例研究，提出企业家能力是突破经济性壁垒和制度性壁垒的关键。胡旭阳（2006）通过实证研究，提出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可以给企业带来融资便利，降低融资壁垒。项国鹏（2006）以吉利集团为例，分析了企业家制度能力可以突破外部制度性壁垒，从而为企业获得进入合法性。由此可见，企业家能力越强，其越有可能突破各种进入壁垒。

综上所述，企业家能力对进入壁垒有突破作用，进入壁垒与企业进入行为显著相关，企业家能力对企业进入行为也有显著影响。另外，尽管只有少数学者将企业家能力、进入壁垒和进入行为作为一个分析框架的研究进行定性研究，如Vasconcellos和Hambrick（1989）及康纳（Conner,1991）认为，只有当企业家能力能够突破企业所面临的各种壁垒时，进入行为才可能发生。但是这些研究为我们进一步探索进入壁垒作为企业家能力与进入行为之间关系的中介作了很好的铺垫，我们将遵循已有研究，通过探索性案例研究和大样本调查研究，对企业家能力、进入壁垒与企业进入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以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