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财产的功能、意义和社会影响

什么是财产？很多人直接想到的就是收入，有些研究甚至直接用收入指标代替，或者将收入与财产混在一起使用（Keister, 2000）。但实际上，财产与收入是两个既有联系却又有巨大差别的概念。财产是某一时点的资产存量（stock），是静态的，它是通过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而形成的。房产、土地、经营资产、存款、股票、基金、债券、家庭耐用消费品等都是家庭财产。收入则是一定时期内的流量（flow），是动态的。财产可以产生收入，即财产性的收入，比如房租、银行利息等，并且不像普通收入（如工资）那样需要通过牺牲娱乐时间才能换取（Spilerman, 2000）。收入的积累则可以转化为财产。

财产是一个家庭或个体最为基本和关键的经济资源，拥有财产的家庭或个体拥有多方面的优势。资产的积累可以促进短期的向上社会流动，保证长期的阶级地位稳定（Keister, 2007; Spilerman, 2000）。最直接的，财富可以用来消费（Wolff, 2004），购买更好的居住环境（Scholz and Levine, 2003），购买奢侈品，提高消费品位，让人们更好地享受生活。最重要的是，财富直接反映经济实力，拥有财富的人有可能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和职业机会（Keister, 2000; Keister and Lee, 2014），获得社会声誉和社会地位（Keister and Moller, 2000），通过投资产生更多的财富（Keister and Lee, 2014），甚至是获得政治权力（Scholz and Levine, 2003; Wolff, 2004），影响政策决策（Henretta and Campbell, 1978;Oliver and Shapiro, 1997; Keister, 2014）。同时，富裕的家庭也能够为子女提供更多的资源、帮助子女获得更多的机会，增加了下一代在经济上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比如送子女上更好的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帮子女支付住房首付（Fireside et al. , 2009）。另外，财富还是个体或家庭遭遇危机时的经济保障，比如失业、医疗突发事件、家庭破裂、其他危机（事故、自然灾害等）（Keister and Moller, 2000; Shapiro, 2004; Wolff, 2004）。财富的经济功能、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都与社会流动息息相关，因此，财富是研究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重要经济指标。

研究经济福祉时，人们之所以将关注点集中在收入上，主要是因为收入的数据更易获得（Fireside et al. , 2009; Keister and Moller, 2000）。目前研究者已逐渐意识到经济地位研究中仅仅关注收入是具有局限性的（Keister and Moller, 2000），对财富的忽视使得不平等研究失去了完整性和全面性。实际上，与收入相比，财富是一个更适合代表家庭经济状况的指标，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上都更能契合我们所关心的经济福祉（Keister, 2000）。衡量经济水平和人们生活的富足程度时，财富是一个更长远、安全和稳定的经济保障指标；而收入则是短期的，容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Keister, 2000），不能很好地代表家庭经济状况的稳定性（Wolff, 1990）。用财富研究社会流动是一个新的视角，可能会发现新的问题，甚至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美国收入研究表明，黑人中产阶级正在出现，而引入财富这个指标后发现，这个结论则是值得质疑的（Oliver and Shapiro, 1997），黑人的净财产明显少于白人。而且，从不平等程度上看，财富的分布比收入更不平等（Wolff, 1995; Keister and Lee, 2014; Morgan and Scott, 2007）。特别是对于中国，很多研究认为，仅仅以收入作为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平等的指标是有缺陷的（Oberschall, 1996; Zhou, Tuma and Moen, 1997），因为经济资源的分配直接与政策因素有关，比如福利分房、单位福利补贴，仅仅用收入难以充分地反映社会经济地位差异。

财富本身的特性——代际传递性使得不平等具有自我强化的作用（Fireside el al. , 2009）。一方面，财富可以通过继承传给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直接影响后代的财富分配。有研究者认为，美国种族之间的财富不平等有很大一部分归因于财富的代际转移（Blau and Graham, 1990; Wolff, 1992）。另一方面，上文也提到，家庭财富是后代健康、教育、职业等各方面发展的经济保障，财富的直接代际传递能够为后代提供长久的优势（Khan, 2012），上一代的财富不平等会加重下一代财富不平等程度（Morgan and Scott, 2007）。

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平等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2011年9月的华尔街游行是美国财富和收入不平等引起的社会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大批市民涌上街头，打着“我们是99%”的旗号，要求与占比为1%的精英阶层对话（Collins, 2012）。可见，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有利于提高效率，但是过度的不平等则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Keister,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