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高校学风建设的制度与法律问题

从内部治理角度，本书总结了高校学风建设行为主体、管理机构和运行机制存在的七大问题；从社会责任角度，本书阐述了高校学风建设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方面的四项任务。在结合内外部视角的基础上，本书将以现有问题为分析对象，以社会责任为实现目标，以我国对高校学风建设的政策治理为切入点，初步分析学风建设中的制度与法律问题。

一、政策演进

我国对高校学风建设工作历来非常重视，早在1980年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促进我国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与科学事业的发展。图1—5和图1—6列示了自1980年至2014年，国家和教育部颁布的有关高校学风建设的主要条例、法规、意见、规定、规范、规划、通知、办法、要点和规章。由该演进过程可知2010年后政策颁布的频率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政策规范的要点也基本涵盖了不良学风的各个方面。截至2014年年底，国家各个级别的相关机构共颁布了37项有关学风建设的代表性政策（见表1—8所示）。我们从政策的力度和内容方面进行深度整理，以凝练分析政策的效能。政策力度是描述政策法律效力的指标，在详细研究《宪法》、国

图1—5 学风政策演进说明（1980—2010）

图1—6 学风政策演进说明（2011—2014）

务院《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及彭纪生（2008）（注： 参见彭纪生、仲为国、孙文祥： 《政策测量、政策协同演变与经济绩效：基于创新政策的实证研究》，载《管理世界》，2008（9）。）等的科技政策量化标准的基础上，根据政策颁布机构的级别及政策类型，为各政策分别赋予5、4、3、2、1的数值以描述政策力度的大小（见表1—9）。一般而言，越高级的领导机构颁布的政策（如全国人大颁布的法律）法律效力越高，在政策力度上的得分也较高，但其对学风建设主体的影响较为宏观；而较低级机构颁布的政策（如国务院各部委颁布的实施方案）虽然法律效力较小，政策力度得分较低，但其对行为主体的影响较为明确。

依据表1—9的政策力度量化标准，按照颁布年份对37个学风建设相关政策进行打分，得分情况见表1—8。根据对学风政策力度的分析，可以看出，除《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外，高校学风建设的法律基本都在2000年以前已经颁布。在2000年以后，主要以国务院和各部委颁布的行政条例和意见规定为主。在各项政策中，学术道德和诚信是出现频率非常高的热点词语，充分体现了国家在学风建设工作中对科研规范的重视。

在政策关键内容分析方面，法律法规的属性决定了其内容是对学风建设方向性的指导，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审议学科、专业的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有关学术事项”。而高校学术委员会的组成、职责与运行等是由《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具体要求。因此，我们重点挖掘了表1—8中有关学风建设及学术不端行为的关键内容以剖析学风建设的目标（见表1—10）。

基于对上述政策关键内容的分析，我们认为遏制学术不端行为是高校学风建设的重要目标，以此为基础，从而树立良好学风，弘扬科学精神，培养正直诚信、恪守科学道德、献身科学研究的拔尖创新人才。从制度来看，学风建设的目标包括建立学术规范教育制度，建立定期检查制度，建立学术惩戒处罚制度，完善人事考核制度，完善科学的学术发展与评价机制等。从机构来看，学风建设的目标包括高等学校应建立专门的学风建设机构或学术不端行为惩治查处机构，明确高等学校对本校有关机构或者个人学术不端行为的查处负有直接责任，发挥高校学术委员会在学风建设和学术不端行为查处中的作用等。

整体而言，我国以往有关学风建设的政策既包含了法律法规，也包含了各层级的管理制度，但从学风建设对各个参与主体，即学生、教师和管理机构行为规范的角度而言，上述政策还缺乏全面性、针对性和系统性。下文将具体阐述高校学风建设中有关制度和法律的若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