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朝野对开拓国际航线的建议

轮船出洋有利于本国工农产品出口的主张，最早是在报刊上出现的。1874年5月，容闳在上海创办《捷报》，“集股万两，分一千股。投资者多为粤人”，时唐廷枢任招商局总办，是该报的主要赞助者。^[39]同年7月14日，该报发表了一则题为《论丝茶宜出洋自卖》的评论：

夫西人之入我中华，不过载货而来，初不为买货而返计也。后因华人无载货往彼国者，因之以货来者，遂易货去耳。今火船往来中国者正多，获利亦巨。各国皆有轮船公司，在华人亦应会合公司，专造轮船运货出进，自取其利，无庸附搭他国也。^[40]

而官员方面的意见，以薛福成的建议为最早。其后有陈兰彬、王先谦、梅启照等的奏疏，均对招商局发展国际航线产生了重要作用。薛福成在光绪元年（1875）奏上的《应诏陈言疏》，附了《海防密议十条》，其中“造船宜讲”一条，薛氏主张中国自制的轮船不能求兵船、商船兼顾，因为轮船技术日精，“欲求两便而适以两误也。窃谓自今以后，各厂造船，宜令访上等兵船之式，专精仿造。如商民愿缴造价，公置轮船者，准其赴局专造商船”。他又提出“商情宜恤”一条，主张招商局之设，“夺洋人之所恃，收中国之利权，诚为长策。……今诚体恤商情，曲加调护，务使有利可获，官吏毋许需索，关津不得稽留。令明法简，将来缴价造船之商，自必源源而来。贸易既盛，渐可驶往西洋诸埠，隐分洋商之利，然后榷其常税，专养兵船，务使巡缉各洋，以为保卫商船之用”。即通过发达商务而达致富国之效，再利用之而建立强大的海军，以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41]

同年四月一日，《申报》载：“相传招商轮船局俟新茶出时，或将当有轮船发往英京伦敦，以便交易，此事若果系确实，则为中国火船赴泰西而之创举也。从此中国船可扬于西洋大海矣！”^[42]可惜结果落空，派船往伦敦之举措仍需等候适当时机。

此外，太常寺卿陈兰彬亦有相近的见解。同治十一年（1872），陈兰彬率领3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次年，受命前往古巴调查华工情况，迫使西班牙当局于1877年签订《会订古巴华工条款》，对华工进行保护。光绪四年（1878），陈兰彬被正式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公使。他在光绪二年（1876）十月二十四日奏称：

洋人借商力以养兵，削我财以逞毒，数百年处心积虑，窥我虚实，觇我形势，任意鸱张，而我无一商一船前往彼国，此自困之道也。如果招商办有起色，由内江外海以至泰西，逐渐开拓，往彼经商，无论利权可以收回，而此后通好达情，学艺购器，皆可为所欲为，洞悉敌情，则操纵在手，借商之力，成我之功，是开拓远漠，其利六也。^[43]

陈兰彬又说：

洋船在中国者，以美国旗昌洋行资本为最大，现因招商局既设，亏折太甚，欲减价出售，该局甫立三年，洋商之至强者亦敛手退让，此实中外大局一关键，而时之不可失者也。^[44]

郑观应于1880年在香港中华印务总局排印出版了《易言》三十六篇。其中《船政》篇曾粗略计算寓居外洋的侨民人数及可资利用之处。他说：

闻华人之经商、佣工寄寓于外洋者，计吕宋一岛约四、五万，新加坡、槟榔屿诸岛约数十万，美国旧金山及其近埠约十四万，越南西贡等处约三十万，古巴、秘鲁各十余万。其他若日本，若新金山^[45]，若太平洋檀香山，数或逾万，或不及万，均建有会馆，设有董事，特以路远势孤，每为彼国所轻侮。曩日闽中船政局“扬威”兵船游历东南洋各岛，吕宋客居华民鼓舞欢呼，至于感泣，谓百年来未有之光荣。一埠如此，他埠可想。况西洋通例，虽二、三等之国，皆有兵船游弋外埠，名为保护商人。堂堂天朝，何难办此。似宜照会驻札各国公使，如各埠华民，有愿得兵船保护者，当自筹岁费，报明领事，请公使转咨船政酌派兵船往来镇卫。或一年或半年更调他船，藉资游练。其一埠不能养一船者，即数埠共养之。如是，则厂局有养船之费，海疆有战守之资，中外有声势之联，商旅有利运之益，一举而数善备矣。^[46]

同年（1880）六月二十六日，祭酒王先谦奏《请以轮船运货出洋片》说：

前闻黎兆棠议立宏远公司条约，其意以为轮船之利，仅就各省码头装运，而未及外洋，故各国所需，势不能不来华购运。口岸条约，由此日增。若令华商以轮船运货出洋，则洋商可以少至，暗中消弭无数事端。……旋因黎兆棠去任回籍，未及举行。……可否示下南洋大臣咨商船政大臣黎兆棠，如及今尚能举行，即先于上海及英法各国设立公司，仍按原议条款，斟酌损益，凑集商股，作速开办。其三口及北口可否一律举行，并令咨商北洋大臣，酌核定议。^[47]

同年十一月，兵部右侍郎、内阁学士梅启照（1826～1894）亦向朝廷上奏《筹议海防折》，密陈十条。主张学习西方造船技术，添购必要设备，仿造铁甲船；打破西方封锁，向俄国订购铁甲船；并拟请准许招商局船只赴东西各国，参与世界船运竞争，认为“能及外国，则能分外国之利，中国益一分则外国损一分也”。他更主张添设海运总督，统领海运事宜；变河运为河、海通运；变河商为河、海通商。梅氏希望通过竞争来壮大招商局船运事业。^[48]

清廷十分重视王先谦和梅启照二人的建议，以上谕的方式要求李鸿章和刘坤一尽快回复。光绪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李鸿章在《议复梅启照条陈折》中说：

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十一月初二日奉上谕，梅启照奏请整顿水师……推广招商局赴东西洋各国贸易……夫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商船能往外洋，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即中国益一分之利。微臣创设招商局之初意，本是如此。近来该局和众、美富两船已往旧金山、檀香山等埠，明春拟派海琛船运载兵弁赴英验收碰快船回国，均足为商船出洋之先导。然此事须逐渐扩充，非仓卒所能收效。至日本自设轮船公司，关税独减，中国商船前往，榷税加重，故局船因亏耗而裹足，所请酌派丰顺、保大试行东洋之处，应从缓议。^[49]

刘坤一在光绪七年正月初八日奏上《复陈海防事宜折》，回复了同一个上谕。他说：

第四条请推广招商局船往来东、西洋贸易，不独可分外洋之利，亦可周知各国形势，联络各岛华人。臣前在粤督任内，于招商局和众轮船前往檀香山，本应由南、北洋主政，臣以事属可行，时不可缓，遂径许之，盖将以此为权舆也。该局嗣派轮船往旧金山，亦是推行之渐；东、西洋自可由此进步，正不必指定何船。而臣所虑者，该局总办道员唐廷枢、徐润人颇老成，而气局尚小；且提还公款后，赀本亦薄，未必更能扩充。夫理财本不易言，刘晏为唐名臣，仅以转输着绩；远涉重洋，而可操奇赢术乎？臣愚以为宜得一大力者，驻局主持，唐廷枢、徐润与之左右；仍以巨帑资之，俾得展布。用财如用兵，分数明则多多益善。每年盈余所入，官商照章均分，于军国之需不无小补，庶餍众心而杜群喙，所以提挈之，亦所以安全之。泰西各国以商而臻富强；若贸迁所获，无与公家，自别有剥取之法，否则富强从何自来？处此时势，事事欲步武泰西，不得独于招商局务而尚天子不言有无、诸侯不权多寡之高论也。^[50]

此外，刘坤一也在光绪七年正月十五日回应王先谦奏请派华船出洋的建议，表示赞成逐步开拓海外航线。刘氏的回复可分为三个要点：

现已有船往檀香山、旧金山，将来即可前往东、西两洋贸迁有无，更为驾轻就熟矣。^[51]

中国与泰西各国通商，商舶往来如织，而中国尚无商船运货前赴泰西，以分洋人之利，现在中国已有使臣分驻英、法、俄、美、德、日、秘及日本等国，华商若往通商，自无虑其人地生疏，致受欺侮。惟创办宏远公司，另招商设置船运货，非有巨资，难于集事，似宜合股，就招商局现有轮船酌量试办，以期事半功倍。招商局船前曾驶往新加坡、吕宋诸处，揽装货物，因各该处已有英、法公司轮船顺道经过，船大行速，生意悉被揽去，且该公司轮船，均有国主津贴巨款，资本充足，难以力争；该局又拟驶赴日本，亦因该国自公司轮船来往中国，并特减该船装货之税，未能与抗，是以暂停。^[52]

近年该局和众轮船，试走夏威仁国之檀香山及美国之旧金山，该两处向无英、法公司轮船，而华人云集，装货甚旺，因又添派美富一船，更番出洋。是往外国通商，招商局业经开办。兹据刘瑞芬等筹议：“与其创立公司，另起炉灶，不若从招商局逐渐推广，较为稳妥”等语，颇为有见，臣前商船政大臣黎兆棠，亦以为次第可行，招商局果能再增巨资以厚成本，则攸往咸宜，固无施不可，正不必别开生面也。现巴西、古巴两路，华人亦多，约章初定，如有招商局船前赴该处，不独揽货获利，并可查看该处相待华人情形，而华人亦可藉此增长气势。故臣于招商局出洋一节，不胜惓惓也。^[53]

及后，在光绪七年二月十一日，李鸿章再次复奏上谕追问“该祭酒请令商船出洋，目下情形能否及此？将来如何渐次开拓？”^[54]李氏认为：

至黎兆棠前拟设立宏远公司，以巨资难集，尚未定议，招商局船前曾试驶往新加坡、小吕宋、日本等处，各有公司轮船揽载，未能与抗。光绪五年，派和众船试起夏威夷之檀香山，美国之旧金山，该两处华人云集，装载容货尚旺。六年添派美富轮船，常川往来，臣因订购英厂碰快船将成，遴派员弁水手出洋验收，饬局派海琛轮船装载，驶往伦敦。是华船赴外国，招商局已经试行，刘瑞芬等谓应就局船相机逐渐推广，藉资获益，自应照办。^[55]

到了光绪七年六月二十日，李鸿章再就王先谦的建议和最新的发展，向朝廷奏上了《创设公司赴英贸易折》。他说：“经臣等先后复陈，拟暂就招商局现有轮船酌量试办，逐渐推广，并缄嘱黎兆棠请其劝谕粤商设法倡导。”^[56]但是，黎兆棠却急于自行筹设肇兴公司。黎氏在回复李氏来函时表示，他转述了广东职员梁云汉、刘绍宗、梁绍刚等禀称：“泰西以商立国，商务之盛衰，即国势强弱所由判。凡有益商务者，必竭全力以图之……中国地大物博，商务为四洲之冠，洋人视为利薮，纷至沓来，有可以从中图利者，鲜不多方要挟，实由彼来而我不往也。即有到金山、古巴、秘鲁等处，亦仅贫民佣工，并无殷商前往，似未足以立富强盛业。现已招集殷商，凑成巨款，名曰肇兴公司^[57]，拟往英国伦敦贸易，以为中国开拓商务之倡。该员梁云汉在粤东经理，刘绍宗、梁绍刚往伦敦管事，不领公帑，不准洋商附股，一切进出口货完税章程，请照洋商一律办理，以昭平允。惟事属创始，必须官为维持，请由通商大臣给谕前往，并转咨中国驻英大臣随时主张，俾得与各国在英商人一体优待”等情，请奏前来。^[58]

获悉肇兴公司的最新情况后，李鸿章认为“劝令华商出洋贸易，庶土货可畅销，洋商可少至，而中国利权亦可逐渐收回”，遂表示原则上同意。同时，他因“前此招商局轮船尝试往新加坡、小吕宋、越南等埠揽载，近年和众、美富等船分驶夏威仁国之檀香山、美国之旧金山载运客货，究止小试其端，尚未厚集其力。英国伦敦为地球内通商第一都会，无华商前往”。而且，“黎兆棠志在匡时，久有创立公司之议，尽心提倡，力为其难。现既粗定规模，自当因势利导于必成”。李氏既同意此事，“拟即咨商驻英大臣曾纪泽，随时设法主持保护”，并建议清廷“与该公司，仿照泰西定例，五年之内，只准各处华商附股，不准另行开设字号”的五年专营权。为了争取朝廷的同意，他会同南洋通商大臣刘坤一、船政大臣黎兆棠合奏，终于获准所请。^[59]

然而，由于受到英国商人的抵制，肇兴公司生意并不顺利。据《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1881年10月4日的报道：

参加运价联盟的轮船船东们，过去三个月取得的、从上海至英国甚为有利的运费，终于引起局外的反对。人们认为这个运价对他们并不是完全有利的。所有装货开往英国的中国口岸，每吨运费已下降了二十先令。……当招商局轮船在上海停在开往伦敦的码头时，运价联盟的代表决定采取有力的对抗措施，这是毫不奇怪的。任何不抱偏见的评论必然承认本（中）国的轮船公司有权对从本国出口的贸易进行竞争，可是，由于目前这种贸易几乎完全掌握在欧洲人手里，甚至中国轮船船东也不大敢拿他们的船队同正规的英国轮船公司拥有的海上巨舶较量。最好还是让货主决定是否把原来交英国商船承运的货物，转而惠顾挂三角龙旗的中国商船。人们认为，美富号是一种活动的先驱，它不仅仅为了装运别人的货物，它还有更加野心勃勃的目的。^[60]

与黎兆棠相熟的郑观应，也参与了肇兴公司的创办和经营。他忆述其经过时说：

顺德黎召民（兆棠）方伯欲振兴商务以塞漏卮，曾集股创设肇兴公司，开庄伦敦，卖买货物，举余出洋总办，并请郑玉轩京卿、邓小赤方伯相劝。余答曰：商务一端必须统筹全局，果有把握而后可行。若预先买货待涨，非熟悉该处市情消长、货色盈虚不可。似宜先往外洋设一茶叶、磁器行号，兼代卖丝、茶，或搭附殷实可靠之行，俟开办三年，熟悉该处贸易情形，然后大举。倘能奏请朝廷：所有各省军械悉归我行承办，聘一素精枪炮轮船机器之人考究，止收经手费用，不致洋行浮开价目等弊，则亦两有禆益。况承办军械洋行，上海计有数家，岁须缴费二、三万金，其利之厚可知。我行得此利息亦可赖以维持。方伯急于开办，谓所议难行，茶叶、磁器生意过小。乃大张旗鼓请刘述庭观察、梁鹤巢司马开办，名肇兴公司。余亦资助若干，自办宁州茶五百箱寄往销售。不料亏耗过半，不及三年已停闭矣。^[61]

郑观应在此事上获得的教训，极其深刻。他感慨地说：“由此观之，可知创办一事，必须小试其端，先立于不败之地，逐渐推广，方可有功。若亟求速效，务广而荒，必至一蹶不振。孔子之言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诚哉斯言，可为万世法矣！”^[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