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经济

蔡增基在中国从事的经济方面的活动，主要涉及创办香港工商银行，重组及管理新宁铁路、粤汉铁路、沪宁铁路，以及在广州、杭州、上海从事的财政、税收管理工作。

1917年秋，蔡增基接受夏威夷同乡陈天斗的邀请，与其一同筹建香港工商银行有限公司。

陈天斗也来自檀香山，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袁世凯倒台后我又去了一趟北京，并在那里遇到了陈天斗。我们聊到了对中国政治的失望，但是他说服我打消了回美国的想法，于是我转而投入银行业。我成功地说服了我的朋友刘惠民入股，他毕业于纽约大学，认购了2万美元的股份……薛仙舟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后来又去德国留学。民国元年时曾担任中国银行的代理行长。鉴于他在银行业界的声誉，而且又是陈天斗的朋友，所以他也被邀请加入了我们，然后他又推荐了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陈公衡作为我们银行的经理。^[33]

从香港工商银行筹建时期的管理层来看，归国留学生群体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随着银行业务的扩展，蔡增基甚至吸引了詹天佑的入股。在詹天佑的感召下，王宠佑、蔡国祖等归国留学生亦纷纷投资入股。这些归国留学生大多毕业于海外名校如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爱丁堡大学等。^[34]据蔡增基回忆，香港工商银行不仅是一间名副其实的“归国学子银行”，此后更为中国金融界培养了诸多银行家。^[35]而归国留学生的人际网络，也成为蔡增基此后在中国从事各方面工作的主要助力。

在铁路重组与管理方面，蔡增基的专家顾问及团队亦通常由具有留学背景的人士组成。如蔡增基受孙科之邀重组新宁铁路时，他便派出了“留学日本的陈铁珊、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刘菊可和毕业于纽约大学的钟启祥”作为接管小组，前往台山负责铁路管理工作。^[36]在协助李济深改造粤汉铁路时，蔡增基起用了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卢炳玉担任总工程师；而卢氏亦在此后重建沪宁铁路及沪杭铁路时担任蔡增基的技术总顾问。^[37]

除了获得归国留学生群体的大力支持外，蔡增基在负责铁路经营管理方面工作时展现出的优异的筹资能力，亦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蔡增基曾以金融手段巧妙地为陇海铁路重建争取了更多的资金。

在筹资方面，我做了多种尝试，试图找到更多未被开发的资金和物资来源。比如，我从交通部接手铁路管理工作时，我们也接收了一批未出售的陇海铁路债券，面值总计约100万美元……中国的银行家们试图以票面金额60%的价格向交通部收购这些债券。当交通部在周会上讨论这一出价时，我提出了反对，因为这个价格实在太低了……于是我与上海的比利时银行合作，设法以最高的价格销售这些债券。银行和我都同意先找一家著名的、实力雄厚的经纪商行，以确定的价格买走一半的债券，这样便在上海创造了一个市场价。剩余的一半债券则由这家银行通过柜台出售给出价最高的竞买人，出价不得低于经纪商行的购买价格……这样，铁道部就多获得债券面值20%以上的价值来用于陇海铁路的恢复工作。^[38]

在重组沪宁铁路时，蔡增基以控制成本及增加收入为核心的财务能力，亦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我们尝试了一切方法来缩减开支和增加收入。为了创收，大部分的被称为“花车”的豪华私人车厢被改造成了普通客车车厢。这些私人车厢此前是免费供高级官员来往于上海和南京时乘坐的。我们还引入了车次更为频繁的单机组蒸汽式火车来取代上海至吴淞口之间的大编组长列车，这样空余出来的车厢就可以被用到主干线路上拉载更多乘客以实现创收。所有的物资采购均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39]

与此后处理困扰招商局的青帮问题一样，在对待干扰铁路正常运营秩序的组织及人员方面，蔡增基亦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与手段。

机械师协会成员通过各种勒索手段从粤汉铁路榨取利益。由于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力量，这个工会组织势力十分强大……最后，李济深将军任命我为粤汉铁路总经理。在接受任命前我提出如果没有军队支持，就无法重建和改造粤汉铁路，于是他当即签发了一份密令，授权我指挥他驻扎在粤汉铁路沿线的部队……看到自己对粤汉铁路的控制权受到了损害，机械师协会于是秘密组织了一次大罢工。我的巡查员发现了工人藏在铁路动力室里的80多支步枪。于是我下令逮捕了其中两名劳工头目，并收缴了他们的武器。这次行动标志着机械师协会开始丧失对粤汉铁路的控制权。^[40]

同样强硬的态度被蔡增基带到了市政管理工作之中。1930年，蔡增基被张静江任命为杭州市市长。^[41]上任伊始，蔡增基便迅速开展了税款催收工作。

这里的富裕人家都不缴纳市政税费……为了彻底铲除这种特权，我和张静江主席商定将警察划归市政府掌控，这样就可以派他们到拖欠了市政府税款的人家催缴税款。此外，我们还选出了一些拖欠税款的大户，并将他们的名字公布在日报上以施加压力。这两种办法之中，哪一个都会让这些大户人家感到有失颜面，于是他们只好乖乖缴税。有了这笔额外收入，市政府不但改造了杭州的街道，还在郊外修建了更多的通路，方便游客使用。^[42]

不过，诸如此类的强硬手腕，并不代表蔡增基习惯在管理工作中滥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解决问题。通过这些事例，我们不难发现，蔡增基的原则和底线实际上是很清晰的：对于干预破坏秩序的行为及组织——无论是青帮、铁路工会还是逃税市民——蔡氏都秉持决不退让的态度，并运用合理合法的手段对其进行强力的打击。

综上所述，蔡增基在近代金融、铁路交通、经济等领域均有颇多建树，由于篇幅所限，无法逐一详陈。正是出于蔡增基在上述种种工作中的卓越表现，他才得以被张静江、张群等国民党人赏识，并推荐其临危受命成为轮船招商局的总经理。^[43]此外，在这一系列经济工作中，蔡增基背后的归国留学生群体亦发挥了显著的作用。《蔡增基回忆录》中的不少章节均有述及留学生群体在回国后的工作、活动情况。蔡增基的回忆录将民国时期归国留学生群体再度引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之中，这一群体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仍值得进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