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下的国有企业地位再审视（2002～2012）

武力 肖翔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低成本优势，吸引了大量外资流入，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但与此同时，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和品牌，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又被锁定在国际价值链的低端。单纯的“引进来”难以真正占有国外稀有资源，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尤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后，低成本优势逐步失去，旧有参与全球化模式如果不进行调整，中国极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政府提出了“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国有企业成为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排头兵。

中国国有企业存在的客观条件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公有制企业不同。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公有制是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之上建立的，并且是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马克思曾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1]而中国当前国有企业是在市场经济与全球化的基础上运行的，面临着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作和竞争。马克思曾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2]资本的逐利性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强烈的资本输出动力。正如列宁所说“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3]。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时期，垄断资本输出的动力更为强劲；而且垄断资本同国家政权相结合，在国家的参与、支持下使生产和资本走出国界，通过跨国公司的方式，占据了世界经济价值链的高端。中国国有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势必面临与雄厚的国际垄断资本激烈、复杂的竞争。

当前西方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也有许多研究，但这些研究侧重对经济因素的考察，而忽略了大国之间的政治博弈，对中国国有企业在“走出去”战略中的作用与特点难以做出合理的解释。威尔斯（Wells）提出了小规模技术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优势是特定技术的小规模生产，起到对发达国家生产的“拾遗补阙”作用。^[4]拉奥（Lall）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具有规模小、劳动密集的特征，创新活动中产生的技术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会具有更高的效益。^[5]虽然上述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落后国家企业向发达国家投资的原因，但中国“走出去”战略远不是对发达国家的“拾遗补阙”，而是为了抢占世界经济制高点，改变国际分工中附加值低的产业链地位。邓宁（Dunning）提出了经济发展和对外投资的动态理论框架，他认为一国的国际投资地位与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成正比。^[6]但邓宁的理论没有考虑到后发国家对外投资过程中会与先发国家产生激烈的竞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走出去”过程中，势必与国际垄断资本进行激烈的竞争，而国有企业特殊的地位在竞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推行“走出去”战略十年来，也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对“走出去”战略的形成与演变^[7]、影响因素^[8]、绩效^[9]等进行了研究。也有学者强调对外投资中母国特定的国家优势对本国企业参与对外投资的重要作用。^[10]这些都对认识中国“走出去”战略有着重要意义。但是对于国有企业在“走出去”中的重要角色和贡献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梳理国有企业“走出去”的历史进程，从大国的角度剖析国有企业“走出去”与全球化的关系，不仅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认识，而且对认识中国发展道路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