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研究根由与目的

Grice意义理论的提出，部分地是为了回应语言哲学内部的一些纷争。他的意义分析是通过说话人的意向，经说话人的意义来界定句子意义和词汇意义。这一模式刚一提出，就在语言哲学和语言学领域引起了强烈反响。

首先他的分析模式在语言哲学研究内部具有方法论意义，体现了研究方法上的转变。Grice（1989:3）在导言中一开始就提到，在（哲学抑或是非哲学的）概念分析中反复出现的大家熟知的自然惯常做法，指的就是以Austin为代表的“正统”日常学派的做法，分析词语的用法，严格按照词语的日常使用来分析、检验话语表达式是否满足使用条件，否则就没有意义或者是使用不当。Grice开宗明义地指出：如果一个人把给日常语篇中的这种或那种表达式一个准确的一般的意义解释作为自己的哲学关怀，就绝对不能简单地抛弃上述做法。同时，他指出不能对这种手段不加区分地应用，而是要建立一个方法来区分其应用的合理性。另外，最好把意义和使用区分开来（1989:3-4）。随后他列举了Wittgenstein，Malcolm，Benjamin，Austin，Strawson，Searle等做法的不当之处。Grice（同上：20）指出，“至少当一个怀疑条件（suspect condition）以某种方式与说话人相关时，仅仅把这一条件作为某个具体词语或短语的适用条件是错误的”，“因为没有满足这种说话人相关的条件而引起的不适宜最好参照语篇或理性行为的某些一般原则来解释”。他认为这种做法实际上建立在错误的意义理论基础上，没有承认或认识到会话的一般规律或逻辑特征以及会话含义的作用。他们过分倚重（或者说仅仅）从日常表达的用法出发来判断句子之真假，而不是从说话人认为的真值出发。为此，他在分析言谈特征的基础上引入了会话含义概念，使这些问题得到统一的解决，并以“修订版的奥卡姆剃刀”为支撑，坚持着语义的纯洁和简约性。他（1986a：54）认为日常语言也有逻辑方法上的一致性和系统性的优点，具有和理想语言同样的纯洁性。正如Horn（2007）所指出的，Grice是在逻辑实证主义、Frege和日常语言学派之间寻求一种调和与妥协，在Frege和日常语言学派之间建立一种平衡，并由此揭开意义理论研究的序幕。但不可忽视的是，他的整个William James演讲依然是围绕着逻辑问题展开的，借助会话含义理论来证明日常语言逻辑上的合理有效性。

实际上Grice不太喜欢Austin细碎的条分缕析。他注重语言分析，但更倾向于理论建构，希望能像Chomsky那样建立一个普遍理论。合作原则和会话含义理论的提出，可以看作是朝着这个方向上的努力或尝试。如果往深处挖掘，我们会发现Grice的旨趣绝非到此为止。

在语言学界，Grice的意义分析模式[1]一经提出，就引起广泛关注。首先是生成语义学者的追随，他们从“逻辑与会话”中受益，在研究中整合语境意义和形式语言学，对生成语法理论发起挑战（Katz & Bever 1976:49；Langedoen & Bever 1976:253）；转换生成语言学也利用Grice对“明说”和“暗含”的区分，为研究的合理性辩护。Chomsky（1972）利用含义理论回应生成语义学者的挑战，说如果意义的某些方面能够从语篇的准则中获得，就不必要非得在语法中明示。接着会话理论在文体学、语篇分析、认知语法领域大行其道，并与社会语言学相互呼应，壮大了功能语言学派的阵营。现在它已经在心理学和语言习得领域得到证实和试验支持（Thompson 2007），并在认知语言学内应用，尤其是共有意向性和合作概念，对认知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Grice的遗产不仅在语用学与语言哲学领域长存，在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中也是如此（Wharton 2010:183）。正如Horn（2009:3-4）所言，虽然Grice的理论饱受争议，却为语用学勾勒了基本图景，没有哪个语用学派不以此为蓝本，没有哪一理论立场不是对它的补充或者修正，即使是“误订”。

不过，持保留意见的也不少，质疑的声音一直不断，这主要集中在对Grice的意向意义理论[2]缺失规约性，循环定义，尤其是对合作原则及准则的来源、普遍性及定性问题的批判，和对Grice理想主义立场的挑战。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也迫使Grice做出调整和改进，当然也存在不少误读。

一定意义上，本研究正是尝试从深层回应上述质疑和挑战。在Grice各个理论的整体框架下，探讨各子理论之间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挖掘其理性观、价值理论与（基于合作原则的）意义理论之间的关联。在这样的宏观图景和互相渗透中，探寻意义理论与合作原则的位置，还原其意义分析模式的本真面目，解读其背后的伦理学背景、理论内涵与深层诉求。

[1] Girce研究小组负责人J. L. Speranza向本书作者透露：Grice不想称其为“意义理论”，而更愿意把它称作意义分析，他试图努力打破的就是意义和使用之间的对立或并置。

[2] 这一说法来自Schiffer（1972），英文全称为 “intention-based seman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