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应彬同志的言传身教

肖耀堂

杨应彬这个名字，我在青年时期，参加革命之初，与老同志一起学习、交谈时就听说，他是传奇式人物。早年参加共产党，受党的派遣，长期在国民党张发奎部队里做统一战线工作和党的地下工作；家里穷苦，读书不多，而又勤奋看书，少年时就写了出名的文章，是文化名人。1974年，我第一次与杨应彬同志有了零距离接触。那年秋天，省委书记到惠东县检查工作，时为省委办公厅领导的杨应彬陪同前来，我是县委书记，汇报工作时，我引用了毛主席和郭沫若同志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诗句，又说了些基层干部的打油诗，我不标准的普通话，使领导们听得似懂非懂，场面有点尴尬。应彬同志立即对其中的经典、俗语，作了生动的解释，一气贯通，气氛顿然活跃。一位知识渊博，雅气和晖的领导，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82年冬，又一次与应彬同志近距离接触，听报告，小交流。那是省委在从化温泉梅园举办的厅级干部读书班，应彬同志传达十二大政治报告内容。他的传达报告，既高屋建瓴，又很接地气，通俗易懂，势如破竹，我们听了精神振奋，如沐春风。都说应彬才子，文武兼备。

1985年5月，我被选为广东省政协秘书长、常委，6月到任。同年9月，省政协改选吴南生为主席，杨应彬等几位同志补选为副主席。接着，广东省委任命杨应彬为省政协党组书记，郑群和我任副书记，这样应彬同志就成为我闻其名、零距离、常相处、言传身教、令人敬佩的老领导。

从1985年下半年到1992年，省政协在吴南生主席、杨应彬常务副主席的具体领导下开展工作，时达七年半。这期间，工作生动活泼，委员议政水平高，学习联系实际，敢讲真话，活动多姿多彩，调研视察，棋赛书画，诗词歌赋，一片生机。一位非中共人士的副秘书长曾对我说，我的心情从来没有现在这样舒畅，工作特别有劲。应彬同志是老统战工作者，对我党的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娴熟巧用，对政协组织的性质有深刻的了解，经常和我们说：“政协是由各民主党派、各界知名人士组成的统一战线组织。在共产党领导下，要特别明确，我党是执政党，对广大的同盟军要真正成为盟友、挚友，首先要真诚，要尊重他们。要照顾同盟者利益。政协委员，太多有识之士，协商要虚心听取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要特别注重”。

政协工作有两大主题。应彬同志常说，民主要讲程序，讲规则，团结要高举两面旗帜，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他要求我们秘书工作，要特别注意制度建设，要制定有关议事规则和程序，孙中山的《民权初步》就是教中国人如何开会的规则。机关也要纳入制度管理。在他的指导下，省政协先后向全国政协建议在修改政协章程时在总则中增写专门委员会的通则，使专委会工作有所遵循；向省委建议颁发并承诺由省政协代拟《关于发挥我省各级政协委员会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职能的问题》，同时建议颁发“委员视察证”；还制定了《省政协、各民主党派秘书长座谈会筒则》（试行）等几个规则。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党内外思想波动较大，应彬同志说，这是对政协工作的考验，我们要坚持执行省委制定的纪律，又要高举团结的大旗，在政协只要坚持共同的政治基础，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有些不同意见是允许的。保持政治上一致，不能理解为语言也要一律。一次，上级部门来电话，要来查看省政协委员这一段时间的会议发言记录。吴南生、杨应彬同志坚持不能查，说政协就是说话的地方，协商的组织，提倡畅所欲言。委员们的政治立场是经过几十年考验的，我们应该坚信。政协委员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谏言官”，但他们不是官，“有谏无讪”是好现象，要注意保护批评者的意见。

1992年，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张发奎的夫人张刘景容根据张发奎“叶落归根”的遗愿，要求将张发奎的骨灰从香港送回故乡始兴县隘子镇彩岭村安葬。张发奎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兵团总司令、战区司令，参与和指挥过淞沪等多处会战，1949年4月任陆军总司令，7月辞去职务赴香港定居。他曾多次婉拒台湾当局让他赴台定居的邀请。杨应彬向省委写信提出支持张夫人迁葬张发奎骨灰的意见，据此报上级部门同意后，杨应彬便亲自具体筹划指导并陪同张夫人回其故里踏看地形，直到妥善安葬，先后两次。这使张夫人及其在美国定居的子女张威立、张立英大受感动。张发奎旧部人员，也齐口称赞，从杨应彬身上，看到共产党的“真诚”。杨应彬同志在政协工作期间，凡有知名人士，高层统战对象，不管其本人或亲属来访，应彬同志都要见面交谈。许多要事的处理，都有杨应彬的身影。应彬同志又是杰出诗人，与台港澳及海外朋友交谈时，善谈诗论赋，在海内外影响很大。

我是省政协秘书长，又是省委统战部长（1991年增选为副主席）与杨应彬同志共事七年半，受其言传身教，得益匪浅。特撰此文，纪念应彬同志九五诞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