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与陶行知先生

我从小就听说父亲杨应彬是陶行知先生的学生，是陶行知亲手栽培的一位“小先生”。也知道陶夫子去世后，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了悼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朱德总司令号召全党“学习陶行知先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屈不挠地为独立和平民主而斗争的精神”，周恩来同志称赞他“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宋庆龄先生称他为“万世师表”……可是，到了史无前例的那场“文化大革命”，父亲却在一夜之间变成“反共教育家陶行知的徒子徒孙”了。

陶行知是何许人也？这位伟大人民教育家的名字为何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多年一直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父亲为何把陶行知、程今吾、王洞若视为自己一生起导航、示范、楷模作用的三位恩师？深入开展陶行知研究、大力推广陶行知教育思想，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今天，又有哪些重要的现实意义？带着这些问题，我查阅了相关资料和父亲的著作、文章、书信，试图解开这个谜团。

陶行知确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人物。1946年7月他因脑溢血猝然去世后，举国哀恸，上海、重庆、延安、南京，甚至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纽约，都分别举行了追悼大会，寄托对这位近代中国伟大的教育家、教育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爱国者的哀思。这不仅仅因为他是美国天字第一号思想家教育家杜威的高足，在正视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状，探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教育救国强国之路的问题上，则超越了他的老师杜威。而且长期在城市农村向工人、农民和穷孩子推行生活教育的实践中，使他的思想比别人更接近中国共产党，而他的学生几乎都循生活教育的路子接受了共产主义，走上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革命道路，许多人后来都成长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和建国栋梁，杨应彬也是其中的一个。

陶行知没有到过广东大埔，那么，一个地处贫瘠粤东山区的穷孩子，是怎样成为他的学生的？历史往往有偶然性，正是一次偶然的机遇，改变了父亲的命运，有幸使父亲成为能文能武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生活教育使父亲接受革命启蒙

我的父亲出生在大埔县百侯乡一个贫苦家庭，当他的母亲靠着一根扁担打担勉强养活家人并让父亲读完高小后，再也没有能力供他读书了。祖母知道她的儿子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是块读书的料，但也只能无奈地对父亲说：“你投错了胎，还是去学裁缝吧！有一门手艺不至于饿死人。”

1932年，在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任驻沪办主任的乡贤杨德昭中将热心家乡教育，把拟给其父亲70岁做寿的寿款全部捐出来复办百侯中学。他找到陶行知先生请他执教主持侯中，陶先生正在忙于山海工学团和生活教育社的事，一时走不开，就派了几个得意门生潘一尘、程今吾、朱泽甫等人到大埔，潘一尘任侯中复办后第一任校长。当最要好的同学杨震（焕楣）跑来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后，强烈的求知欲让他瞒着祖母卖掉4只小鸡换钱交了入学的报名费，后来又靠老师和同学们资助课本及勤工俭学，在百侯中学念了两年书。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一下子就让这个僻静小山村沸腾起来了。仅仅一年时间，这些十二、三岁至十七、八岁的学子们就按照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办起了上百所夜校，“小先生”们白天从老师那里学来知识，晚上就在农舍、祠堂、田间、灶头向他们的长辈们、哥哥、姐姐们灌输了，接受这种“自动夜校”识字教育的人数，竟达3,000余人，占全乡人口的五分之一。1934年底，由潘一尘编著，陶行知校对的《一个南方的普及教育运动》在上海出版了。书中全面介绍了百侯中学实行生活教育运动的做法和成效，收录其中的有杨应彬、刘兆伦、杨震等70多位同学创办“自动夜校”的心得文章，很有教育启发意义。

对于父亲来说，陶先生最初最大的教诲与影响是他的教育哲学。程今吾等老师们把陶行知的许多对联书写后贴在学校的门楹上，振聋发聩、动人心弦：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以宇宙为学校；奉真理为宗师。”

“亲民亲物亲赤子；问古问今问未来。”

从来没有哪一位老师曾经以如此博大的气魄、睿智的语言，引导侯中的学生们从学校的院墙内走出来，走向社会，走向人生，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老师们还尖锐地提出教育与实践的关系，大力宣传陶夫子的“做上教，做上学，教学做合一”的主张；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

大事必闻，小事必问，方算学生”

“与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向稻粱粟麦黍稷下功夫。”

“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

父亲后来回忆说：“我在侯中时具体接受陶先生的教育，是通过侯中老师特别是我的班主任程今吾老师来实现的。”程今吾是陶行知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的学生，抗战初期主持过重庆育才学校校务，以后去了延安，担任八路军干部子弟学校校长。建国后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程今吾等老师贯彻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的方针，革新学校教育，进行启发式教学，提倡小先生制，传播进步思想。他让学生互教互学，既活跃了学习气氛，还养成自学习惯。在他的循循善诱下，《毁灭》、《铁流》、《士敏土》、《资本论大纲》、《唯物辩证法入门》等大部头的进步书籍已经成为年仅12岁的父亲的精神食粮。

程今吾还要求每个学生每天写一篇日记，不准记流水账，一事一记，让学生学会观察社会，分析事物，将一天中感受最深的东西以及读书看报的感想记下来，鼓励学生自由结社出版墙报，对培养青少年独立观察社会的能力、写作能力具有积极的作用。

陶行知鼓励12岁的父亲出版了第一本书

1934年夏，未满13岁的父亲有幸随潘一尘老师到上海过了一个不平凡的暑假。当身穿小背心、小短裤，光着脚丫，浑身被晒得黑黝黝的父亲见到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时，陶夫子立即喜欢上这个从山村里走出来的广东孩子。他拍着父亲健康的肩膀说：“嘿！小黑炭！穷孩子的阳光比少爷小姐的鱼肝油、维他命更有益哩！”

陶先生在听完父亲讲述离家后打赤脚走了五十里山路才乘到船，船在海上遇到台风，经过六天六夜的颠簸、与风浪搏斗后才来到上海的经历后，他大为感动说：“杨应彬，你赶快把这些经历写出来，我拿去给你发表，觅点稿费来！”父亲于是绻在亭子间楼梯转角处，借着楼道昏暗灯光，按照程今吾老师的教诲，把从家乡到上海的所见所闻，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在临回广东之际，将这二十多篇日记交给了陶行知。陶行知看完这厚厚一叠用旧日历纸背面写作的日记后，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一字未改，拿出一张信笺，挥笔题写“小先生的游记”书名，落款为“陶行知题”，并立即送到上海儿童书局出版了。

这本书出版后影响很大，上世纪30年代、40年代的青年学生都知道有一本叫做《小先生的游记》的书。曾任中南局宣传部部长的王匡曾经告诉女儿王小吟，他在东莞中学念书时老师在课堂上向同学们推荐过这本书。虽被当局列为禁书，但从1936年起，这本书几乎每年再版一次，一直远销到香港、新加坡、南洋，到1949年一共再版了12次。

在书中，父亲以一个乡下穷孩子的特殊视角去感受繁华的大都市上海，反映都市里殖民入侵、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社会现实。小作者成熟、老练、敏锐的洞察力，远远超过同龄的少年。他在布满颓垣废瓦的一·二八淞沪抗战遗址凭吊十九路军英灵时写下的三首诗，至今咏诵出来仍让人荡气回肠：“吁嗟乎，诸同志！你今死，为何死？阴魂当记雪国耻！”父亲在看完国产进步电影《渔光曲》后，在日记中写道：“这出戏是完全描写贫苦的人受资产阶级的压迫和榨取的痛苦，天天在吃血虫——资产阶级——的吮吸之下，过着牛马生活，弄到家破人亡的。”这段话出自大人之口没什么奇怪的，但出自一个12岁孩子的口，除了令人惊讶外，不得不承认是陶夫子的生活教育，使父亲的认识从感性迅速上升到理性，给了他阶级分析法的锐利思想武器来剖析社会，这正是“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龚自珍）的鲜明写照。

王洞若“洞若观火”培养父亲入党

在上海短短的20多天时间里，影响父亲一生的另外一位重要老师王洞若的出现也是至关重要的，王洞若也是晓庄师范的学生。上世纪30年代初晓庄被查封后，他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教育运动，一直是党组织派到陶先生处的得力助手，生活教育社的骨干。王洞若因长年积劳成疾，于1960年病逝，被上海市追认为烈士。1934年8月1日，父亲由王洞若带领参加了上海纪念“一·二八”的示威游行，第2天王洞若把一些反蒋、反内战、反阶级压迫剥削的革命传单拿给父亲看，并进行了交谈。父亲后来回忆说：“王洞若对我进行的革命启蒙教育，同我的贫苦出身和侯中所受的教育紧密结合着，所以很容易接受。我能很快走上革命道路，这次谈话起了重大作用。”

父亲回到大埔继续侯中初二学习，半年后听说陶行知的得力助手雷沛鸿（时任广西省教育厅长）在广西创办半工半读的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便和侯中同学张力克、肖明、杨启元等8人赶去广西南宁，在共产党员梁金生教育督学指导下勤工俭学。1935年9月，父亲从南宁国民教育研究院转到上海，因为王洞若了解父亲的政治态度，10月便吸收他参加了上海中共党的外围组织“左翼教联”，并在陶行知创办的山海工学团任小先生，后任总团儿童部负责人。半年后，“教联”为适应“一·二九”运动后抗日高潮的形势自动解散，成立“国难教育社”。1936年6月，父亲便由王洞若、王东方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监誓人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张敬人。解放后父亲从党史资料得悉，上海党中央被破坏后迁至瑞金苏区，红军经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党中央派冯雪峰同志到上海，王洞若是第一批通过审查的党员，由他发展介绍入党的同志也都顺利通过了审查。

王洞若是父亲在党和革命这门“大课”中的优秀老师。他运用生活教育原理进行党内教育有独到之处，父亲作为受教育者得益良多。他主持父亲所在党小组的工作，既是布置具体工作的会议，又是教育党员的课堂。他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能够独立工作，独立作战，因此，独立分析形势，独立确定工作方针，独立解决问题，独立应付突发事件，就成了一个基本要求。父亲在洞若老师循循善诱的教育下，也渐渐学习在斗争中用脑子。1936年11月，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了救国会沈君儒等“七君子”，同时下令通缉在海外的陶行知，并搜查山海工学团。搜查时，在父亲的书桌上找到一本根据列宁《国家与革命》写的进步书籍《政治学》，搜查的特务问：“你为什么看这样的书？”父亲回答说：“我是图书馆管理员，这本书是别人借阅后退还，我还没来得及入架的。”他们把父亲、总务主任和一位幼儿园教师一同带往大场公安局问话。三人中唯独父亲是党员，但年纪小只有15岁。国民党宝山县党部的人对着杨应彬不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却问：“张劲夫（山海工学团团长）是不是共产党？”父亲一听，就知道自己没有暴露，便一口咬定不知道，几小时后问不出结果便一齐放了。

第二天傍晚，王洞若约父亲了解情况，分析这次突击搜查是配合“七君子”事件来的，担心父亲的安全，准备让父亲转移到租界去。父亲冷静思考后对王洞若说：“对方没有抓到我什么把柄，如果组织上需要党员留下坚持，我倒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国民党已扣押审问过一次，大不了再来一次，也不会有收获的。这样，我留下来倒是较安全的。”王洞若听后大为感动和欣慰，同意父亲的分析。4年后，父亲奉党组织指示在贵州独山中央军校学习军事，期间因收到王洞若等三位朋友来信中有进步词句，军校当局怀疑是共产党而进行长达20天的轮番审问，父亲也是独立思考、沉着冷静应对过去，顺利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学习军事的艰巨任务。

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王洞若得悉党组织派遣文化界人士组建战地服务队，到张发奎司令部作政治宣传工作，他把父亲的组织关系转到“特支”，推荐这位虽然只有16岁，但已是经受过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参加战地工作。

1938年4月，王洞若在《战时教育》2卷8期上发表“介绍一位青年的信并谈精神教育”，把父亲写给他的一封关于在金华郊区如何克服困难开展民众工作的长信登载出来，并加以评论。他热情洋溢地写到：“首先，值得我们感动的，就是应彬君小小年纪竟有了那样高度的自觉性和艰苦工作的精神。其次，是应彬君那种惊人的自我教育的精神。第三，是应彬君那种丰富、淳真的感情……应彬君精神上高度发展，是由于他在集体生活和实践的工作中逐渐获得了自觉的正确的认识。”此文赞誉的应彬君当时还不满17岁，战地服务队派他到金华东关乡开展农民和儿童工作，是时，工作任务繁重，学习欲又强，时间不够用，父亲竟每晚开“夜车”刻苦自学到一二点钟。

父亲遵循陶思想做人处事

陶行知伟大的人格力量影响着他的学生，影响着一代人。父亲于1935年第二次到上海时，曾经在陶先生家住了一个多月，亲眼看到他为生活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经常灯火通明到三更半夜以后。他宁愿放弃高官厚爵，一头扎进工厂、农村、山区，生活十分窘迫拮据，他靠卖文、卖字、卖讲来筹措经费。父亲常常跟他到路边大饼油条摊去吃“早餐”，吃完便上电车赶路去演讲或开会了；有时，因为仅有的两毫角子是铜的，坐不起电车而步行回来。后来，父亲住到山海工学团，陶行知每个星期天都会来解决工作中的问题，还请救国会的许多学者名家如邹韬奋、钱亦石、章乃器、李公朴等给工学团全体同志作演讲。

全面抗战爆发后，奉中共党组织的指示，父亲进了军队做战地宣传和统战工作，与陶先生分别了。1944年初，父亲给陶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自从民国二十五年大场听到您最后一次训话后，不见您面，足足八年了。虽然在精神上受您的感召，做着自己应当做的工作，但是，不能跟山海时一样时刻受您的指导，总觉得是个遗憾。”“这短短的一张十行字，实在写不出我对老师的怀念！”这时父亲刚从国民党陆军大学参谋班毕业，在四战区张发奎司令部当作战参谋。他在信中无法阐明自己追求民主自由独立解放的理想和真实身份，只能隐晦地表达要“更多的做好应做的事情”，以婉转的语言告慰恩师，这封信现收藏于南京陶行知纪念馆。

陶行知去世后的伟名和他的教育思想在建国后销声匿迹的原因有多个，曾经得到过他的援助和培养，后来成为“第一夫人”江青的恶意报复，也是其中之一。陶行知是武训精神的倡导者，解放初，根据陶先生遗愿，电影《武训传》拍摄完成，初映即赢得了一片赞扬之声。但很快，从中央高层传出不同声音，顿时情况骤变。从肯定武训艰苦办学精神变为宣扬封建思想、卖国主义，而为这一批判运动推波助澜的江青，率一支“武训历史调查团”直奔武训家乡山东堂邑进行调查，写出了一篇长达数万字的调查记，分6次在惜字如金的《人民日报》上全文刊出。（读者如对这段历史有兴趣，可以参阅《炎黄春秋》精品书库《历史谜案揭秘》唐文权著《江青：插手“开国第一文化冤案”的隐情》）

在“开国第一文化冤案”的高压下，一批声名显赫的上层民主人士相继著文检讨，方始过关。文艺界、教育界一大批知名导演、演员和教育家也是在劫难逃。陶行知及其学生也被株连横遭批判，他的身后荣名从四海仰慕的辉煌顶峰被推落到无人问津的晦暗幽谷，其教育思想也被划入禁区。直到1981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纪念陶行知诞生90周年为契机，人们才重新正确评价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

父亲作为陶行知先生亲自栽培的学生，受益于这位伟大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的启蒙而走上革命道路的莘莘学子，在上世纪80年代初，竭尽全力积极开展宣传陶行知，推广陶行知研究工作，在广东省做出卓越贡献。他按照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根据十年浩劫中教育中断，大批青年中年失学的实际情况，在省委坚强领导下，率先在广东推广社会办学，民间办学，开展刊授、夜校、电大、函授等多种形式，解决人才培养问题，此举后来在全国如火如推广，取得成效，造福社会。父亲曾担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广东陶行知研究会名誉会长，为推广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可谓不遗余力。进入晚年后，他为推广陶学陶研仍然不改初心，笔耕不止，写下大量歌颂陶行知的文章和诗词：

访安徽陶行知纪念馆

旷代陶夫子，高风世所钦。

弦歌村舍起，桃李满园阴。

不带半根草，捧来一颗心。

于滋四十载，绕梁哲人心。

浪淘沙·教师节华南师大陶行知塑像揭幕

华夏黑茫茫，雨骤风狂，芒鞋草帽进荒庄。

亲物亲民亲赤子，火样肝肠。

大地已重光，南粤苍苍，更载桃李满园芳。

燕子矶头千叠浪，流到珠江。

父亲在1986年撰写的《陶行知教育思想浅识》中，概括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革命性、人民性、实践性、创造性、民主性和民族性。在阐述陶夫子创造性时，父亲特意摘编若干章句，宣传这位“创造之神”的崇高精神境界。我认为陶夫子的这段章句于全面深化改革，全民创新的今天很有意义，现摘引如下，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创造主未完成之工作，让我们接过来，继续创造。宗教家创造出神来供自己崇拜。恋爱至上主义者造出爱人来崇拜。美术家如罗丹，是一面造石像，一面崇拜自己的创造。教育者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

有人说：环境太平凡了，不能创造。平凡无过于一张白纸，八大山人挥毫画他几笔，便成为一幅名贵的杰作。平凡也无过于一块石头，到了米开朗基罗的手里可以成为不朽的塑像。有人说：生活太单调了，不能创造。单调无过于坐监牢，但是就在监牢中，产生了《易经》之卦辞，产生了《正气歌》。单调又无过于沙漠了，而雷赛布竟能在沙漠中造成苏伊士运河，把地中海和红海贯通起来。可见平凡单调，只是懒惰者的遁词。有人说：年纪太小不能创造。但是当你把莫扎特、爱迪生的幼年研究生活翻给他看，他又只好哑口无言了。有人说：我是太无能了，不能创造。但是不识字的惠能，传了黄梅的教义。惠能说：“下下人有上上智。”我们岂可以自暴自弃呀！可见无能也是借口。蚕吃桑叶，尚能吐丝，难道我们天天吃白米饭，除造粪之外，便一无贡献吗？有人说，山穷水尽，走投无路，陷入绝境，等死而已，不能创造。但是遭遇八十一难的玄奘，毕竟取得佛经；粮水断绝，众叛亲离的哥伦布，毕竟发现了美洲。绝望是懦夫的幻想。古语说：穷则变，变则通，要有智慧才知道怎样变得通，要有大无畏之精神及金刚之信念与意志才变得过来。

所以：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我们至少走两步退一步，向着创造之路迈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