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溅上红棉照碧霄:杨应彬诞辰九十五周年纪念文集
- 杨小斌 杨小村 杨小青 杨小杨等杨应彬家属
- 6490字
- 2025-02-23 01:51:47
我的父亲与叶剑英、方方同志
敬爱的叶剑英元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同时也是著名的诗人,有儒帅之称,是广东人民的骄傲。
1949年10月21日傍晚,杨应彬率中共华南分局教导营从惠阳乘船进入刚刚解放的广州城,钟明同志即告诉父亲,要他到爱群大厦报到,参加广州的接管工作。当天晚上,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布公告,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广州军管会“为该市军管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统一全市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管制事宜”,军管会委员为叶剑英、方方、邓华、赖传珠、肖向荣、洪学智、曾生、尹林平、朱光、李章达、吴奇伟、张醁村;主任叶剑英(兼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和广州市人民政府市长)、副主任赖传珠,秘书长肖桂昌、副秘书长杨应彬。这是父亲第一次见到叶帅这位功勋卓著的“大老乡”,并有幸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3个多月。说他们是“大老乡”,是因为梅县的雁洋与大埔县的百侯相距仅40多公里,一个在阴那山西面,一个在东面,语相通,习相近。
军管会正式成立后,从爱群大厦搬到现在的广东迎宾馆(当时是国民党行政院)办公。军管会办公厅是协调各方处理一些接管方面的具体工作,下设秘书处、行政处、后勤供给处。父亲和肖桂昌主要是在会议上听取各条战线的会报,然后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父亲在叶帅身边奋力工作,军管会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就完成了接管国民党省、市军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534个,各级旧职人员三万余人的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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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叶剑英任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兼广州军管会主任,方方任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左方方,右叶剑英。
父亲在回忆这段不平凡的工作时,给我们讲述了一些小故事。
有一回,叶帅要作报告,就对父亲说:“我背井离乡几十年了,你把我的讲话录下来,让我听听还有没有乡音?”父亲安排了录音,事后放给叶帅听,叶帅听完不禁哈哈大笑说:“我依旧乡音未改哟!”。省里把叶帅的录音发到各专区去播放传达,其他专区的干部听起浓郁的客家口音来都比较吃力,唯有梅州地区的干部众口一词,说:“这位中央领导的普通话真标准,我们全部听懂了!”
当时,广州的社会治安不好,敌特活动猖獗,物质匮乏,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都是头等大事。叶帅就经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有时看我们好像闲了,其实是人闲心不闲”,教育干部要牢记我们已经处于执政党的地位,更要关心人民疾苦,解决群众生活问题,始终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色。父亲在《敬挽叶帅》长诗中,就曾经描绘那段艰苦而紧张的接管工作:“一别羊城十一秋,如潮往事上心头。归来不作辽东鹤,柴米油盐亟待筹。重任千钧挑在肩,看似人闲心不闲。三更灯火五更月,常照斯人夜不眠。”父亲回忆说,这段日子常熬夜,会议经常开到下半夜,桌上放有香烟,他困得实在顶不住了,也学别人抽一点,开始抽一两根,后来觉得抽起来很香,也解困,一次会议要抽四五根,慢慢上瘾了。父亲觉察不对头,便下决心戒掉了。那时要往返迎宾馆(军管会办公处)和南湖松园宾馆(叶帅、方方住处)向两位领导汇报工作,父亲学会了开车。一次父亲驾车到松园迷了路,把车开上了白云山,还差点掉到沟里,从那以后,禁止领导干部开车成了一条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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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秋,杨应彬奉命参加广东土改试点,任土改第三分团副团长,这是在龙川土改田间合影(后排左二杨应彬)。
1950年9月,广东省土改工作团成立,书记是李坚真,副书记是林美南,父亲是总团党委委员,同时也是龙川县分团的副团长。年底他被调任广东土改委员会调研处处长兼方方的政治秘书。
父亲是1947年夏从国民党广州行营撤退到香港后认识方方的,当时方方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书记。方方是广东普宁人,青年时接受彭湃等共产党人的影响,与家庭决裂,走上革命道路。家族族长宣布把他从方家逐出,不准姓方。他却把名字也改为方字,从始叫方方。并作述怀诗云:“欲抽越王弓,慷慨射潮汐。欲挥鲁阳戈,回首止落日。”表现出义无反顾的革命气概。1948年初,方方指派父亲和李超同志到南路加强粤桂边地区党委的工作,他们分别以华南分局和粤桂边区党委军事特派员和政治特派员身份到了十万大山,随后又转战雷州半岛,参加当地的武装斗争。1949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成立,梁广同志(司令员兼政委)提议父亲出任纵队参谋长。父亲对梁广说:“我来南路时间不长,还是让当地干部当参谋长吧!”梁广说:“你不正好要回香港汇报工作吗?你去向方方同志说吧。”父亲回到香港,方方仍坚持说:“参谋长还是你来当。”但父亲回南路不久,方方又指示父亲到大鹏湾担任华南分局教导团团长,带领在那里集合的1000多名干部参加解放和接管广州的工作。广州军管会成立后,父亲被任命为副秘书长,也应该是方方提出的安排。这次,父亲从龙川土改团调到方方身边工作,本应想发挥更大的作用,却万万没料到这仅仅是一次短暂的机缘。
在叶帅调离广东前,父亲曾陪同方方上京开会,住在北长街叶帅府内。会议地点在中南海颐年堂,时间是1952年6月12日晚上9时.这次中央小型会议,却给了叶帅、方方以及广东的一大批地方干部带来无穷的政治伤害,直至30多年后,其中的大部分人才得以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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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底,粤桂边区党史审稿会期间与粤桂边纵队等同志合影。左起:杨应彬、温焯华、梁广、黄其江、唐才猷。
父亲作为方方的秘书也一起去了,但和中央领导的秘书一样都没有进入会场。方方心情沉重地回到住地后,向父亲讲述了会议内容:
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罗瑞卿、邓子恢、薄一波、安子文等参加,华南分局是叶剑英、方方、陶铸等人参加。大家坐下后,毛泽东马上宣布开会说:“这里是最高会议,讨论广东问题。”
然后,毛泽东对方方说:“你犯了两条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干部问题犯地方主义错误!”
毛泽东继续面对大家说:“广东土改迷失了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全国三只乌龟,广东、福建和广西,现在福建和广西上去了,但是广东还在爬。”
毛泽东再转过头,面对着方方说:“你做了十件工作,九件做好,但土改这件中心工作没有做好,因此降你一级,陶铸升一级。”
毛泽东继续说:“叶剑英同志在华南工作是有成绩的,他对这件事没有责任,不能说他是地方主义头子,大家要理解他。当然包括剑英同志在内,广东的同志都应从这件事中总结教训,防止以后再发生类似错误。”
毛泽东最后说:“方方、曾生、林平等同志,必须执行中央路线才能留在广东。”
会议开得很短,大概只有半小时,会议要求“不许申辩、不许解释。”方方无奈地对父亲说:“在那种气氛下,我哪里有解释的余地,只能作检讨。”
广东的土改是由叶帅和方方亲自领导的,他们根据广东实际情况,即华侨多、工商业者多、知识分子多的情况而制定的土改政策是正确的,而且是报告中央批准后才实施的。现在却指责广东土改右倾,是投降路线、“和平土改”,叶帅心里是不服的。叶帅明知方方是替他顶罪的,也作不了声,只能哀叹:“主帅无能,累及三军!”
后来发生在广东的两次“反地方主义”的斗争,造成全省受处分和受牵连的地方干部达2万多人,受批判的省委委员有17人,77位厅、地级领导干部被打成地方主义分子,受到撤职或降级处分。广州、海南等一些地方还定了“地方主义反党集团”,致使广东一大批久经考验的地方干部蒙冤20多年,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也给广东的建设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在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中也造成不良影响。
父亲虽然没有被扣上“地方主义”帽子,但也经受了不公平的指责和待遇。在开展反方方“地方主义”的批判中,有许多人的发言是很偏激的,也是很不负责任的。时任广州市委副书记的吴有恒在发言中,还将方方的所谓“地方主义”和父亲联系起来,说:“杨应彬是孩子剧团出身的,在国民党张发奎那里当个小连长,而方方却把他提拔为粤桂边纵队的参谋长。”吴有恒的话有多处的谬误,一是父亲不是孩子剧团的,而是山海工学团儿童部的负责人;二是父亲在张发奎长官部最后的职务是作战参谋,他不是去国民党部队做官,而是党组织派进去做统战工作的;三是提拔父亲当粤桂边纵队参谋长的人是大革命时期参党的梁广,而不是方方。吴有恒还说:“不但方方搞地方主义,连他的老婆苏惠也搞地方主义,重用杨应彬的老婆郑黎亚。”父亲和吴有恒都是1936年入党的干部,父母过去从来不认识方方和苏惠,也不是哪一个山头的干部,他们一直在南方局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只是撤退到香港后才在方方任书记的华南分局工作,这些原本没有内在联系,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运动一来,谁也别想辩清。
由于与方方这个“地方主义”头子扯上了关系,父亲的行政级别由11级降为13级,他也不能在华南分局工作了,被调到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工作,只当了一个主任秘书。父亲从刚解放的广州军管会副秘书长,一下子降为华南分局党校组教处副处长,又升任广东土改总团党委委员兼第三分团副团长,再平调到省土委会调研处处长兼方方政治秘书,然后在方方被批判后又降为省政府办公厅的主任秘书,短短两年时间,像坐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父亲的政治水平和能力很快被组织认定,而且他们也发现父亲并不是方方那个山头的人,于是他又被重新重用,很快就升为办公厅副主任、主任,恢复到正厅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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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应彬于1947年8月奉命从广州撤退到香港,在任中共香港分局书记方方的领导下工作,这是1949年方方在香港的留影。
大约5、6岁的时候,父亲偶尔会带我们几兄弟到位于美华中路方方家去玩,留下很多美好的记忆:我见到的方伯伯身材魁伟,和蔼可亲。他家院里有两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我们对结在树枝和树干上一个个的大疙瘩特别好奇。有一回方伯伯让人端来一大盘金灿灿条状的东西,我们拿来一品尝,好甜呀!方伯伯告诉我们这种热带水果叫大树菠萝,又叫菠萝蜜,把皮破开后,里面的肉很鲜甜,核也能吃。临走时方伯伯还给我们每人送了一个“555”的铁烟盒。这小小的铁烟盒一直保存到我上初中,但从上小学起,我们再没有见过方伯伯了。
关于广东土改右倾问题,在叶帅追悼会上,胡耀邦已代表中央作了结论,肯定了当时叶帅、方方根据党中央的路线、方针结合广东的实际所指定的土改政策和部署都是正确的。关于地方主义错误问题,在处理广东14个历史错案时已有平反的精神。但是对方方所犯地方主义问题还迟迟得不到解决。1993年9月10日父亲在广东省纪委召开的座谈会上作了一个重要发言,现摘引部分篇章如下:
“关于方方同志1952年受批判,1953年受处分的问题,我认为要从建国初期的历史条件看这个问题。1950年冬广东土改开始时,中央、毛泽东同志同意广东采取较宽松的政策和叶剑英、方方同志所作的 ‘全省着眼,三县着手’的部署,当时后来为什么批评广东土改搞慢了?我觉得叶、方有难言之隐,这与毛主席的思想变化有关。主要是后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封锁台湾海峡,造成时局紧张,要准备打仗。毛主席考虑在东南沿海地区准备战场,所以要广东加快土改。
问题是毛主席后来对方方同志的批评,究竟能不能成立?当时我兼任方方同志的政治秘书,随方方去北京,住在叶剑英同志家里。记得方方第一天上午去开会回来就对我说,受主席批评了,一是农民运动右倾,二是在干部政策问题上犯地方主义错误。方方说,只好检讨。这两点是方方亲口对我说的,我可以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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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杨应彬与郑黎亚的合影
现在的问题是毛主席批方方的这两点是不是能成立?当时会上情况是怎么样的不知道,我们要研究的是毛主席的批评对不对?我认为,当时对方方的看法,对广东基层的看法是错误的,现在经过几十年的检验,证明当时叶剑英、方方同志根据党中央的路线方针结合广东的实际所制定的土改政策和部署是正确的,方方同志没有地方主义错误。所以不管是什么人在什么场合说的,哪怕是毛主席说的,只要是错的,就要纠正过来。对1953年的问题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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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原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在福建长汀方方纪念馆参观视察。
父亲在其他同志发言时,还插话说:“方方同志在闽西苏区时担任上杭中心县委书记,工作很出色,受到毛主席的称赞,毛主席曾在上杭才溪乡作过调查,说是第一流的工作。”在会议结束时,父亲还补充说:“方方同志在解放战争期间领导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功劳很大,不仅广东,还领导闽西、赣南、湘南、广西以至发展到云南、贵州那边去了。”“总之,请求中央全盘考虑当时的历史情况,实事求是地为方方同志平反,恢复名誉,作出公正的结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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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同叶帅在珠海视察时合影,左三杨应彬、左四叶帅、左五王宁。
父亲的这次发言,对后来中央决定给方方平反、恢复名誉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1994年4月,中央常委会同意中央纪委《关于对方方同志问题处理意见的请示》,彻底为方方平反。方方的夫人苏惠晚年为方方平反不断奔波,在叶帅、薄一波等中央领导和广东一大批老同志的关心、支持下,广东的“地方主义”冤案终于昭雪,而方方对于这一切都看不见、听不到了,他在1971年9月被迫害致死。1979年父亲为怀念这位伟人,深情地写下《方方同志八周年祭》诗一首:
大才摧折八秋冬,北望燕云一奠公。
少立挥戈回日志,壮怀济世扶民功。
不愁宵小烧颜颊,为有长虹贯臆胸。
雪压霜凌枝愈翠,岭南处处忆雄风。
在改革开放初期,叶帅怀着对家乡父老和广东干部的无限眷念之情,力荐还未恢复组织生活但资格老、级别高、从政经验丰富,能独当一面的帅才习仲勋到广东主持工作,“把守南大门”,不能不说是他晚年对中国革命建设事业和广东人民的一个伟大贡献。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叶帅频频回广东,父亲以省委秘书长的身份几乎参加全部接待陪同活动。现保存下来父亲和中央领导的合影中,数量最多的是叶帅。这其中有与叶帅、邓小平的合影,有与王震、习仲勋、杨尚昆、许世友等人的合影,有向叶帅八十寿辰祝寿的合影,有与叶帅一起研究诗词的合影,有与叶帅视察深圳、珠海等地的合影。
“犹记粤军草创时,呕心沥血共扶持。香洲一夜繁英落,端赖将军弹压之。”这是父亲撰写的《敬挽叶帅》长诗中的四句,说的是大革命时期首次东征期间,叛军在香洲(今珠海)发动兵变,叶帅脱险后平定了叛军。对于在那次战斗中牺牲的战友,叶帅念念不忘,1980年父亲陪同叶帅参观为纪念当年的先烈而修建的陵园,父亲挽着叶帅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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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叶帅常回广东,父亲与叶帅在研究诗词。右一为杨尚昆
这位睿智大勇的共和国功勋、深受人们尊敬的元戎,治家有方、家风蔚然也是值得大书一笔的。有几年时间我们家和叶选平叔叔家同住一栋楼,常听见选平见到父亲后都尊敬地喊“杨叔叔”,我们甚为不解。后来时任父亲秘书的庞文洪讲了一件往事:有一回,叶帅来广州住在松园宾馆,父亲正陪同他谈论格律诗词。选平下班后来看叶帅,进门后很有礼貌地跟父亲打招呼道:“应彬同志好!”便要坐下来,叶帅冲着选平问道:“你刚才喊他什么?”选平一愣,心想:应彬比我年长三岁,应是平辈,他是省委常委,我是副省长,亦是同事,于是回答说:“我叫他应彬同志呀!”叶帅很严肃地对他的长子说:“应彬同志是你叫的吗?他是我的同事,你要叫杨叔叔!”革命队伍中一直有这么一个传统:父辈们的同事,不论年龄大小,晚辈们都要称“叔叔”。选平后来就一直遵守家训,叫我父亲“杨叔叔”。这种称谓是小事,但却折射出前辈们的优良传统和严格家风。
叶帅回到北京,常让人给父亲捎带些北方的水果蔬菜,“交换条件”是让父亲给他捎点广东的特产番石榴。叶帅和我们客家人都管这种热带水果叫“拔子”,台湾人的称谓相近叫“芭乐”,只是广府人给它起了一个难听的名字叫“鸡屎果”,那时,老一辈人之间的礼数也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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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杨应彬与叶选平到老家大埔百侯考察,与当地干部亲切交谈。前左一杨应彬,左二叶选平
叶帅去世后,父亲作长诗《敬挽叶帅》,寄托对伟人的哀思。其中有四句“常记老人诗句新:‘松园终不老闲身。会当再奋十年斗,归读阴那梅水滨’”这是父亲巧妙地把叶帅的一首七绝中的三句镶嵌于此:“四面青山列翠屏,松园终不老闲身。会当再奋十年斗,归读阴那梅水滨”。无论是诗意还是韵律都天衣无缝、巧夺天工,让读者感受到叶帅“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无私奉献精神和崇高的道德情操。
1989年7月27日,叶帅铜像在他的老家雁洋揭幕,父亲题诗一首:
立马观环宇,元戎旷世勋。
文韬兼武略,范式后来人。
这首诗是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的,未收录在花城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杨应彬诗词》中,现特以补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