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区范式的确立

截至目前，学界有关论著多将社区研究框定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种说法大体不差，但过于笼统。从人类学社会学的中国化历程看，社区范式的确立应该是1935年。其标志有三。

第一，1935年，吴文藻^[7]出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以此为基点，吴氏成为燕京学派的领军人物，并将社区研究确定为该学派的主攻方向。

此前，燕京大学已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重镇，在未名湖畔传道授业的许仕廉、杨开道、李景汉，^[8]以及外籍教师步济时（I.S.Burgess）、甘博（S.D.Gamble）等人均为开风气之先的著名社会学家，他们指导学生开展了多项富有成效的城乡社会调查。燕大社会学系创办了当时颇有影响的《社会学界》杂志，引领了学术界的主流。据悉，1925年，燕大社会学系开设31门课程，1931年增为42门。^[9]

吴文藻接任燕大社会学系主任一职后，其“社会学中国化”的理想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付诸实践的学术平台。此前，中国高校的社会学教学均是西方模式：教学体系及教学内容一律照搬西方，而且多有西人执教者。吴氏首倡“社会学中国化”，旨在扭转这一局面，其实现途径即是社区研究。在燕大社会学课程的设置上，他增设了“社区调查”“社区组织及问题”两门课程，^[10]试行导师制，指导学生从资料收集型的社会调查转向理论探讨型的社区研究。例如，徐雍舜调查研究北平淳县的乡村权力，林耀华调查研究福州义序的宗族形态，费孝通、王同惠调查研究广西象县瑶族的文化形态，黄华节调查研究河北定县的礼俗和社会组织，黄迪调查研究北平清河镇的村镇结构，^[11]郑安仑调查研究福建侨民，李有义调查研究山西徐沟的社会组织。他独具慧眼，提携后学，将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瞿同祖等青年才俊推荐到英美名校名师门下，居功至伟，开创了社会学教学与研究的新格局，为社会学中国化奠定了坚实基础，指明了方向。

第二，1935年，吴文藻发表数篇论文，^[12]对社区研究的对象、方法、功能、意义及相关学术动态予以论析。这些论文成为指导社区研究的经典文本。

在广泛译介西方社会学理论的过程中，吴文藻颇为青睐以马林诺斯基（B.K.Malinowski）和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Brown）为代表的人类学功能学派。他说：“近两年来自己常常感到国内社会科学材料内容的空虚，颇想利用此派的观点和方法，来尝试现代社区的实地研究。我深信如果我们有计划地来分区调查国内各种文化水准发展不同的社会实况，则对于我国固有的社会结构，以及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所引起的社会变迁（不论其为常态的或变态的），必能得到更亲切的认识，更深入的了解。”何为功能分析？吴文藻的理解是：功能“乃是一部分的活动对于整个活动的贡献。而某种特殊的社会惯例之功能，也就是它对于全部社会生活看作全部社会制度在发生功能时所作的贡献”。应该“以功能的眼光来解释一切在发展的水准上的人类学事实，看这些事实在完整文化体系内占什么位置；在这体系内，各部分怎样的相互关系；而这体系又以何方式与周围的物质环境互相联系”。^[13]

在吴文藻看来，功能分析与社区研究是相吻合的，是社区研究应该采纳的方法。吴文藻在《社会学丛刊·总序》一文中指出：“现代社区的核心为文化，文化的单位为制度，制度的运用为功能。我们就是要本着功能的眼光及制度的入手法，来考察现代社区及现代文化。因此，也可以说，社会学便是社区的比较研究，文化的比较研究，或制度的比较研究。”^[14]“简单地说，就是先认清社区是一个整体，就在这个整体的立足点上来考察它的全部社会生活，并且认清这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是密切相关的，是一个统一体系的各部分，要想在社会生活的任何一方面，求得正确的了解，必须就从这一方面与其他一切方面的关系上来探其究竟。”他对资料汇编式的社会调查提出批评，认为这种调查资料反映的社会生活是“横断的、一时的、局部的、静态的”，社区研究应该超越这种方法，“它不但要叙述事实，记录事实，还要说明事实内涵的意义，解释事变发生的原因”，社区研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是“纵贯的、连续的、全形的、动态的”。在吴文藻看来，社区研究的功能之一，是为对现有的社会学理论进行证实或证伪，利用新材料提出新问题和新理论。欲达此目的，仅靠资料汇编式的社会调查是无法完成的，应该借鉴功能学派的研究方法，即首先提出假设，“此后就须重复的观察，对‘假设’下一番对比和对证的工夫。如果对比和对证之后，发觉假设与事实不符，则必须根据事实，修改假设，甚至完全推翻旧假设，另立新的假设。如是一步一步的前进，直到该假设成为一种含有高度概然性的理论为止”。人类学的这种“假设—求证”法，对社会学研究“算是一个新的发端”。^[15]概言之，社区研究应该“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验证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和事实糅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16]

第三，1935年吴文藻邀请人类学功能学派的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来燕大讲学，凸显社区研究的方法以功能学派为依归。^[17]布朗主张在中国从事社区研究，应以村庄为单位，剖析其结构，考察其变迁。考察社区变迁的最理想方法，是在若干年间持续关注一个乡村，但实行起来颇有难度。另有比较方法，即选择若干受到相同因素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同的社区进行研究。^[18]

总之，在吴文藻的不懈努力下，社区研究成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学术范式，并得到学界认可。1937年中国社会学社召开第六届年会，社区研究成为会议核心议题，表明社区研究的重要性已得到中国社会学界的普遍认同。在会议期间，赵承信宣读《社区研究与社会学之建设》，倡言以社区研究作为中国社会学建设的路线。吴景超指出，社区是社会研究的对象之一。社区研究的优长之处在于：社区是具体的容易感知的研究对象，将社会学的范围规定为社区研究，可与其他社会科学区别开来。社区研究可以矫正学界空疏的学风，可以验证社会学的理论，可以提出建设性的社会改革方案。与会成员一致通过陈达起草的《国内各大学积极推行社区研究》决议案。^[19]到20世纪40年代，社区研究已蔚然成风。其中成效卓著者，当推吴文藻开掘在先、费孝通秉承在后的云南呈贡“魁阁”研究，推出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洱村小农经济》《芒市边民的摆》等力作。194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修订全国高校社会学系课程设置，将“社区研究”列为社会学专业选修课，学分3分。^[20]费孝通对“燕京学派”的评价是，“社区研究在当时被认为是这个学派的特色。在社会学学科里可以说是偏于应用人类学方法进行研究社会的一派，在社会人类学学科里可以说是偏于以现代微型社区为研究对象的一派，即马林诺斯基称之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