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余论

近百年来，中外学者在近代中国乡村研究领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学术探讨，内容涉及乡村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加深了人们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认识。^[41]鉴于近代中国乡村研究是在西学东渐的知识背景下展开的，故研究者的方法和见解便带有“西学”色彩，是运用西方学术理念研究中国乡土社会的学术实践。^[42]在此过程中，中国素材或经验成为研究对象，成为验证西方学术理论的工具或手段，进而中国历史成为西方历史的注脚。简言之，西方理论加上中国素材，长期以来成为占主流地位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方法论。于是，近代中国乡村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掉进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之中，鼓噪者乐此不疲，沉沦者浑然不觉，觉醒者回天乏术。历史的悖论提醒人们：浸染西学色彩的近代中国乡村研究尽管存在方法论的殖民性质，却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在学术发展的路径上具有相对的合理性，并非一无是处。客观而论，在借鉴西方学术概念进行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时，学者们取得了相当的学术成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种做法在具体的研究层面是可取的，不能以价值判断一概否定之。此外，杂糅西方学术文化的研究方法属于近代新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与传统旧学畛域分明，体现了近代西学（尤其是学科分类法以及各学科系统的方法论）对近代中国知识体系的影响，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在学术研究层面的反映。就此而言，梳理和反思近代中国乡村研究的范式，无疑具有学术史意义，能够促进学科发展，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

〔作者任放，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李德英（四川大学历史学院）评论：

任老师这篇文章虽然比较短，但很厚重，在两个问题上作出了贡献：一是考察了社区范式在中国确立的时间，认为应该是1935年；二是对学术界运用社区范式展开的关于村落和市镇的研究作了很好的综述。整个文章对社会学前辈学者的贡献做了充分的肯定。我有两个问题提出来与大家一起讨论：一、我们在引进西方理论与中国材料结合进行研究的时候，应注意英文的词汇和中文词汇的差别。比如英文Community，有人翻译为“社区”，有人翻译为“共同体”，而两者在中文中有很大的歧义。这是需要大家共同注意的问题。二是关于乡村研究的范式。在施坚雅之前大家关注的多是村庄，施坚雅与他那一代学者更多关注集镇，此后杜赞奇、黄宗智等又回归到村庄。从村庄到集镇再到村庄，在不同时期学者的关注点有什么不同，这也是需要认真梳理的问题。

---

[1] 此前已有学者使用“社区”一词，如R. N. Goodbine，Report on the Village Communities of the Deccan，Selections from the Records of the Government of Bombay，IV（Bombay，1852）；H. S. Maine，Village Communities in the East and West（London，John Murray，1871）。在1860—1917年，欧洲学界围绕俄国村落共同体问题展开了一场持久而激烈的讨论，连带涉及印度、英国、德国等国的村落共同体辩论。参见F. Seebohm，Review （untitled），The Economic Journal，Vol. 7，No. 25 （1897）；C. M. Andrews，Review （untitled），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 12，No. 2 （1897）；C. Gross，Review （untitled），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 12，No. 4 （1897）；C. Dewey，“Images of the Village Community：A Study in Anglo-Indian Ideology，” Modern Asian Studies，Vol. 6，No. 3 （1972）。西方“社区”理念的形成，受到了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人学说的影响，也渗入了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因子。参见姜芃《社区在西方：历史、理论与现状》，《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西方学界对乡村社区的界说，参见陈晓华、张小林《国外乡村社区变迁研究概述》，《皖西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在早期的社区研究中，整体主义（holistic）是重要的方法，旨在详细描述一个完整的社会单位，并以此分析整体的文化形态，参见卢晖临《社区研究：源起、问题与新生》，《开放时代》2005年第4期。

[2] 从词源学的角度看，community源于拉丁词communitas，意为“相同的人或事”。再深究之，communitas源于communis，意为“共同的”“公共的”“全体或多数人享有的”，由拉丁语前缀com-（意为“一起”）和拉丁词munis（意为“交换服务”）联缀而成。Munis源于伊特鲁里亚语munis-（意为“捐助”或“负责”）。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Community，2008年7月4日。

[3] 滕尼斯有关“社区”的阐释，参见氏著《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第52—54、65、76、255、262页。

[4] 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派克（R. E. Park）将社区的特点概括如下：按地域组织起来的人口，他们扎根在那块土地上，人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另，在现有的94个社区定义中，有69个定义都包括地域、共同纽带、社会交往三方面。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49629.htm，2007年11月2日。

[5] 本文所言“范式”（Paradigm），采纳库恩（T. S. Kuhn）的界说。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中，库恩提出了“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s）的概念。

[6] 最早将Community译为“社区”者，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黄兆临。他于1934年在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发表《关于社会学名词的翻译》，提出此译名。参见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第148页。

[7] 吴文藻（1901—1985），江苏江阴人。1917年考入清华学堂，1923年负笈美国，先后在达特默斯学院社会学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社会学系求学，获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任燕京大学教授，1935—1938年任燕大社会学系主任。

[8] 杨开道《农村社会》（世界书局，1930）将Community译为“共同社会”，认为农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共同社会”，应称之为“地方共同社会”，包括四种要素：人民、共同生活、同一区域、以农业为主要职业。农村问题研究应是全方位的，包括人口、地域、心理、文化、经济等。参见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第77—78页；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143页。

[9] 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第70页。

[10] 1922年美国学者步济时（J.S.Burgess）创建燕大社会学系之初，开设了两门课程：社区组织、社会调查。

[11] 受美国洛氏基金会（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资助，1928年燕大社会学系选定北京德胜门外18里的清河镇，作为社会学教学及科研的实验基地。1930年2月，清河试验区正式成立。研究成果计有：许仕廉（L.S.Hsu）执笔的两篇英文报告——Study of A Typical Chinese Town：What Survey Revealed in Ching Ho，North China，Which Was Taken as Example（Peiping：The Leader Press，1929）；Ching Ho：A Sociological Analysis，Peiping：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Yenching University，1930）；许仕廉的中文报告《一个市镇调查的尝试》，《社会学界》第5卷，1931年6月。另有张鸿钧《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清河镇社会实验区工作报告》，章元善、许仕廉编《乡村建设实验》第1集，中华书局，1934；王贺宸《燕大在清河的乡建试验工作》，1936年。参见L.M.Brooks，“The Community and Region，” Social Forces，Vol. 10，No. 4 （1932）；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第80—81页；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上），第82、239页。费孝通对1935年之前的清河调查评价甚低，称清河、定县这类社会调查“太肤浅”，解决不了问题，于是才有人类学的介入，提出“社区研究”的新路子。社区研究旨在社会性质的分析，可与注重数量统计的社会调查相区别。参见费孝通《留英记》，氏著《师承·补课·治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10—11页。

[12] 吴文藻：《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社会研究》1935年第67期；《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社会研究》1935年第81期；《中国社区研究的西洋影响与国内近状》，《社会研究》1935年第101—102期；《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社会研究》1935年第111—112期。参见《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附录《吴文藻著译目录》，民族出版社，1990，第350页。

[13] 吴文藻：《功能派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社会研究》1935年第111—112期。引见《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第123、135、130页。

[14] 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第90页。

[15] 《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第147、157、128页。

[16] 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上），第261页。

[17] 论者称，1932年美国社会学家派克的燕大之行，奠定了以农村社区研究为主的燕京学派的基础。受派克的启迪，吴文藻提出了有别于“社会调查”的“社会学调查”，决定跟踪社会人类学，以达成“社会学中国化”的目标。参见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第48页；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第47页。

[18] 〔英〕布朗著《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吴文藻译，载《社会研究》1936年第116期。

[19] 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上），第665—666页。

[20] 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第71页。

[21] 潘乃谷：《但开风气不为师——费孝通学科建设访谈》，潘乃谷、马戎主编《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第53页。有人认为，中国社会学的框架最初是由社区研究建构的。参见M.H.Fried，“Community Studies in China，”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Vol.14，No.1（1954）；M.Freedman，“Sociology in China：A Brief Survey，” The China Quarterly，No.10（1962）。

[22] 1899年美国学者出版《中国乡村生活》，也许是学界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第一本书（A. H. Smith，Village Life in China：A Study in Sociology，New York，Chicago，Toronto：Fleming H. Revell Co 1899）。1915年陶孟和、梁宇皋出版英文本《中国乡镇生活》，开中国学者研治农村社会学之先河（Y. K. Liang and M. H. Tao，Village and Town Life in China，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15）。有关A. H. Smith之书和陶、梁之书的评介，参见Author （unknown），Review （untitled），The New York Times Saturday Review of Boors and Art， Page BR6，January 6，1900；D. Sanderson，Review （untitled），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 28，No. 3 （1922）。

[23] 论者称，运用西方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国乡村社区，葛学溥是第一人。葛氏主张，乡村社区研究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类，静态研究以描述社区的结构与功能为主，动态研究以分析社区的变迁趋势为主。凤凰村受外来影响较小，基本上保持传统的生活形态，应该对其进行静态研究。通商口岸附近的乡村，则应该对其进行动态研究。参见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第19—20页。

[24] 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第110页。

[25] 此一时期，以社区范式研究乡村社会的著作，尚有陈礼颂《潮州宗族村落社区研究》（未刊稿，1935）、王同惠《广西省象县东南乡花蓝瑶社会组织》（广西省政府特约研究专刊，1936）、蒋旨昂《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商务印书馆，1944）、林耀华《凉山夷家》（商务印书馆，1947）等。有论者将费孝通《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也视为社区研究，恐有概念泛化之嫌，因为社区研究必须以一定的地域（小至邻里、街区，大至市镇所辖周边农村）为规范，如果漫无边界，或圈定的地域太大，则有失偏颇，于社区研究的旨趣不符。

[26] 美国学者吉尔兹（Clifford Geertz）的说法，参见〔美〕吉尔兹著《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导读一”第11页。

[27] 费孝通称，社区研究的类型比较法系师承体质人类学导师史禄国。参见氏著《从史禄国老师学习体质人类学》，《师承·补课·治学》，第120页。

[28] 有学者批评相当多的中国早期社会学研究作品在理论和方法上存在不足。参见Ambrose Y. C. King and T. S. Wang，“The Development and Death of Chinese Academic Sociology：A Chapter in the Sociology of Sociology，” Modern Asian Studies，Vol.12，No.1（1978）。

[29] S. D. Gamble，Ting Hsien：A North China Rural Community （New York：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54）；S. D. Gamble，North China Villages：Social，Political，and Economic Activities Before 1933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C. Osgood，Village Life in Old China：A Community Study of Kao Yao，Yunnan （New York：The Ronald Press Company，1963）. 相关评介参见 M. H. Fried，Review （untitled），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Vol. 57，No. 2 （1955）；C. K. Yang，Review （untitled），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 60，No. 5 （1955）；C. L. Chang，Review （untitled），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25，No. 1 （1956）；N. Diamond，Review （untitled），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 24，No. 2 （1965）；L. E. Stover，Review （untitled），American Anthropologist，New Series，Vol. 67，No. 4 （1965）。

[30] 这两次调查除了自然村，还包括市镇的工商业。参见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上），第366—368页。

[31] 例如，杨庆堃《一个农村市集调查的尝试》，天津《大公报·社会问题》1933年7月8日，第11版；《市集现象所表现的农村自给自足问题》，天津《大公报·乡村建设》1934年7月19日、8月30日，第11版。又如，乔启明《江宁县淳化镇乡村社会之研究》，《金陵大学农林丛刊》1934年第23号。

[32] 参见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上），第883页。

[33] 参见〔美〕施坚雅著《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21、40—42页；〔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第301页。基层市场社区的概念并不由施坚雅创始，此前葛尔宾已提出用交易圈划定社区边界的见解，桑德森的综合标准测定法也包含交易圈。杨庆堃基于1930年代初对山东邹平县的实地调查，指出5—10里的贸易半径是农村市集活动最普遍的范围，其中又以5—9里最常见，可称之为基本集，半径为10里者为辅助集。以农村集市为核心的市场圈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完整的区域，构成了一种自给自足但并不封闭的社会单位。参见杨庆堃《一个农村市集调查的尝试》《市集现象所表现的农村自给自足问题》。

[34] 施坚雅著《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39—44、50—54、64—65页。此外，施坚雅曾探讨乡村社区的开闭周期，参见G.W.Skinner，“Chinese Peasants and the Closed Community：An Open and Shut Cas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13，No.3（1971）。

[35] 参见刘玉照《村落共同体、基层市场共同体与基层生产共同体——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5期；丹乔二著《试论中国历史上的村落共同体》，虞云国译，《史林》2005年第4期；李国庆《关于中国村落共同体的论战——以“戒能—平野论战”为核心》，《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36] 杨庆堃1948—1951年对广州近郊鹭江村的社区研究，堪称中国社区学派之尾声。其后，他在美国出版了研究成果，即C.K.Yang，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关于此书的评介，参见M. J. Levy，Jr.，“Society in New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 20，No. 1 （1960）；J. A. Watts，Review （untitled），Population Studies，Vol. 14，No.3 （1961）；E. S. Kirby，Review （untitled），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Vol. 27，No. 4 （1961）；J. Gray，Review （untitled），Pacific Affairs，Vol. 35，No. 1 （1962）。

[37] 王铭铭：《溪村家族——社区史、仪式与地方政治》，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王氏的社区研究虽有新意，但也招致批评之声。参见曹树基《中国村落研究的东西方对话——评王铭铭〈社区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38] 任放：《近代市镇研究的回顾与评估》，《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

[39] 这项计划名为“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Local Socie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40] 参见郑振满《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莆田江口平原的例证》，《史林》1995年第1期；张佩国《近代山东村落社区结构的整合与分化》，《史学月刊》2000年第1期；吴滔《清代江南社区赈济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刘志伟《边缘的中心——“沙田—民田”格局下的沙湾社区》，《中国乡村研究》第1辑，商务印书馆，2003；卢晖临《革命前后中国乡村社会分化模式及其变迁：社区研究的发现》，《中国乡村研究》第1辑，商务印书馆，2003；张思《崩坏与变革前夜的华北村落共同体社会——沙井村：1940—1949》，《福建论坛》2005年第8期。尤其是，肖凤霞对20世纪国家与乡村社区关系的考察，颇有新意。参见H. F. Siu，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相关评介请参见 J. C. Oi，Review （untitled），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 25 （1991）；G. Guldin，Review （untitled），American Anthropologist，New Series，Vol.93，No.2 （1991）。

[41] 论者称，社区研究应该综合考察“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与“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以达到认知乡土社会之目的。参见R. Redfield，“Introduction of Community Studies in Japan and China：A Symposium，”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Vol. 14，No. 1 （1954）。

[42] 费孝通从瑞斐德的论文《乡土社会》（“The Folk Societ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 52，No. 4，1947）获得灵感，将自己的专著起名为《乡土中国》。Letter from Fei Hsiao-tung to Bob，September 1，1948. University of Chicago。参见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第2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