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权力、市场构建与资源隐性掠夺

亚当·斯密曾指出，以市场内部的流通结构和运输手段改善为标准的市场范围扩大对商品经济发展发挥了突出的作用。^[6]东北地区农业商品化的发展正是市场范围扩大的结果。轮船、铁路等现代交通工具的引进，使东北农产品市场与广阔的世界市场间的联系更加便利。而与国际市场的紧密联系又使该地区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需求得到扩展，并使其商品化程度因市场范围的扩大而进一步加深。

不过，近代东北地区市场构建的实例说明，市场的构建不应仅仅被理解为因市场范围扩大而自发生成的过程，它同样伴随着分配和获取资源的权力的扩张。市场仅仅是资源在权力之下进行分配的另一种形式，是通过资源获取权力的结果。在近代东北存在这样一种说法：自1860年开港后到1939年日本统制经济政策全面实行前，东北经济是“自由经济时代”。^[7]然而，所谓的“自由经济时代”实际上从来没有在近代东北地区存在过，即使市场化本身也不过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

事实上，各种势力对掌控东北地区资源的权力争夺贯穿于东北地区对世界市场开放的整个过程。1860年后，英俄等外国势力开始大规模渗透东北地区，清政府对东北资源的封禁政策实际上已经无法维持。尽管东北地区“自开商埠”的比率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然而大部分的东北商埠（86%）开放却是外国势力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推行的结果。^[8]而中国的自开商埠多出于对外国经济势力入侵的应对，更多的是与国外经济势力争夺资源权力的一种尝试，而非出于发展市场经济的诉求。

铁路和轮船等近代交通工具的引进，无疑促进了东北农村与外界市场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深了其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然而，近代交通要素的引进与帝国主义对流通领域垄断密切相关，这种垄断是通过暴力实现的，是权力扩张的结果。因此，在由近代东北地区交通要素构成的市场网络中，资源并非是向公众开放的，而是逐渐被垄断。以作为东北商品化大动脉的“大连港口—东省铁路”为例，俄国通过不平等的“中俄密约”攫取这条铁路修筑权的目的，即是要在远东地区取得绝对的军事优势和商业优势，“控制太平洋水域的一切国际商业活动”。^[9]日本在通过战争手段取得南满铁路经营权后，多次威胁中国政府，禁止中国政府修建与其存在竞争关系的“并行”铁路。另外日本还在大连等处极力排挤华商和其他外商势力，以实现其独霸东北的目的。日本通过对“大连港口—中东路”的垄断间接地攫取到对东北南部资源的控制权。1935年后，又通过对中东路的收买进一步实现了对整个东北资源的控制。同时，还取得了对于满铁沿线“附属地”的开垦、开矿等的直接垄断权获取资源。

满铁和东省铁路通过政治权力取得运输资源垄断权，然后通过超额运费等手段极大地实现了对东北农民收入的压榨。例如，根据1932年一车大豆从佳木斯运往大连后获利分配的分析可以看出，佳木斯农民仅能分得32.8%，而67.2%是被帝国主义控制的铁路系统及依附于它们的粮栈攫取了。^[10]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事例中的权力主要仍是一种外在于市场机制的政治权力，其对资源的掠夺行为也多是通过暴力实现的显性行为。如果照此逻辑扩展分析，则不能把市场之中存在的弊端看作市场机制本身的弊端，而只能视为市场机制在外在因素干扰下失灵的结果。于是，就会陷入这样一种逻辑上的悖论之中，即市场机制的弊端在于没有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机制。

问题的关键在于，权力究竟能不能利用市场规律本身来实现资源的不等价传递。在评价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时，当今学术界一般援引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市场分工带来的规模效应会促成经济的发展。^[11]这种分析模式最重要的漏洞就是，认为规模效应可以无限扩大化而忽视了经济增长的有限性。经济规模的增长会受到资源的制约，如果缺乏能够使资源得到更合理利用的持续技术创新的支撑，则规模效应带来的经济增长势必会遇到它的极限。^[12]

因此，应从资源流动而非经济增长或货币收益的角度，重新审视东北农村所面对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东北地区在享受难以计数的货币收益的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资源流失。而这一流失，即使排除了显性的权力掠夺，也仍然会大量存在。换句话说，此类通过市场手段实现的掠夺是打着等价交换的旗号进行的。

爱德华·帕克（Edward C.Parker）在考察东北地区地力下降的情况时惊奇地发现，该地区一方面承受着地力下降的压力，使用廉价低效的土粪作为肥料；一方面却将上好的豆饼肥料输出。他写道：“在中国有些地区，农作物从土壤中摄取的养分通过施加人畜粪肥得到补偿，农业生产几乎是持续不变的，其产量仍然像数十年前一样，未见减少。但是在满洲这样的粮食出口地区，农作物从土壤中摄取的养分超过施肥补充量，在长达75—100年的时间里，地力消耗相当严重，已经达到很低的水平，导致一些农田在持续耕种两三百年后弃耕。”^[13]他认为，东北地区的农业产品贸易的实质就是该地农民输出他们的土壤中的肥力来换取货币，并声称：“满洲农业最主要的问题与其说是经济、社会、政治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关于如何刺激土地生产力提升的技术问题。”^[14]

如果将豆饼的肥力和东北地区最常见的肥料——土粪的肥力进行对比，并联系东北地区近代耕地地力严重衰退的事实，则可以发现爱德华·帕克用土壤换取货币的比喻并无夸张之处。现以奉天农事试验场对肥料的分析为例（见表1）。

表1 东北地区所使用的豆饼和土粪肥力分析

由此可见，豆饼的含氮量是土粪的15.7倍，磷含量也要远高于土粪。事实上，东北地区一直在输出高效肥料而自身仅依靠低效肥来维持地力。下面再来计算一下东北地区因大豆出口而造成氮流失的情况（见表2）。

表2 1907—1931年东北地区因大豆出口而造成氮流失的情况

氮元素的流失从1907年的32580吨扩大到1931年的245525吨，上升6.5倍多。其中，1931年的流失量相当于土粪70150000吨。当然，考虑到大豆本身的固氮作用及空气、雨水等因素对地力的补充，氮元素的总流失量并不等于土地地力的损失本身。但是在地力逐渐下降的东北地区，输出的豆饼所含的氮量显然能够弥补该地地力补充上的缺口。根据满铁农事实验场的统计，东北农村通常对农作物施用的土粪肥效不足，造成地力损耗出现缺口。以高粱种植中的氮元素变动情况为例，高粱种植和收获过程中会损失1.616石的氮元素，每反土地施用600贯土粪可以补充1.380石氮元素，因而存在每反0.236石的氮元素流失缺口。^[15]当然，这种缺口因为作物不同而存在差异，如种植大豆时要大很多，种植高粱时则要小一些。经换算，平均每亩氮元素缺口为2公斤。在1931年，因输出大豆所造成的氮元素损耗足以平衡3507500万亩耕地的氮元素，而东北当时（1930年）全部耕地面积也才仅有20401.5万亩。^[16]而东北北部很多地区“无粪土耘耨”^[17]，仅依靠轮作，根本不经常施肥，其施肥数量应该比“每反施用600贯土粪”这一标准还要小很多。鉴于不同作物氮消耗量的不同和饼肥中含氮量在土地吸收时的损耗等问题，东北地区的肥料缺口要比我们开列的数字大得多。不过，氮流失对地力所造成的巨大影响确实是无可置疑的。换言之，东北的生态环境被作为一种“商品”流向了其他地区。

在氮流失导致地力下降的情况下，东北粮食的亩产量持续降低。对比东北地区土地增长指数和粮食产量指数，可以轻易地发现，商品化所造成的东北粮食总产量增长并非源于“粮豆专营化”的规模效益，而是依赖于土地的开垦（见表3）。

可见，由于亩产量的下降，近代东北农村土地面积的增长指数要远远高于粮食产量的增长指数。这意味着土地开垦的增长速度要远远快于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东北地区的农民完全是依靠土地的开垦来维持产量的扩大，而非由于市场因素产生的规模效益递增。市场专业分工所带来的“斯密型动力”在东北农业中并没有发挥作用。不但如此，因为市场范围扩大而造成的东北大豆类产品输出量的扩大，又一步步地加深了东北地区边际土地收益的递减。另外，由于近代交通系统相对发达、市场机遇与未耕土地吸引而涌入东北的大量关内劳动力的投入，也使得东北地区土地开垦速度总体上难以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同时，东北新垦区的移民多采用掠夺式的粗放农业生产方式经营土地，也使得东北地力下降的幅度进一步加深。^[18]市场化所造成的移民潮，一方面使东北很多地区开垦后不长时间就出现了人地关系的恶化，另一方面也促成了移民掠夺式生产方式应用范围的扩大，导致东北地区生态恶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

表3 近代土地增长指数与粮食产量指数对比

通过市场手段获取资源的行为对农业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因为隐蔽在市场价值规律中，并非如显性权力那样容易被发现。这种隐性的权力源于发达地区对市场秩序的控制，并通过市场的张力实现资源的传递，进而造成资源流出地区生态的恶化，制约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