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余论

本文主要对在学界影响较大、研究“太湖模式”曾经运用过的鱼鳞册进行重新统计与分析，展示了鱼鳞册与地权研究实证过程中的一些技术细节，对其中的一些关键概念、数据统计进行了考辨，对一些主要观点进行了反思，发现了其中存在的错误或缺陷，主要目的是为了说明，在鱼鳞册与地权研究中，资料的可靠性是前提，而精细严密的考辨是决定研究资料的可靠性、研究结论的正确性之关键。

南北各地遗留的鱼鳞册品质内涵各不相同，资料价值很珍贵，也存在一定缺陷。一方面，部分鱼鳞册在原始资料形成过程中就已经受到各种因素影响，资料本身具有先天性局限。另一方面，研究者又很难理解鱼鳞册形成的历史条件，解读资料受到后天性局限。这样，如何对历史时期形成的鱼鳞册资料记录信息的准确性、可靠性进行评估，就面临着很大困难。鱼鳞册资料价值的体现、资料特点的凸显，取决于研究者的主观认识和资料客观性的接近程度。当然，史料的准确性是相对的，鱼鳞册亦不例外，但是，随着研究经验的积累，针对鱼鳞册资料特点，逐步形成一些操作意义上的技术规范，努力提高资料的准确性、可靠性是需要的，也是可能的。

细节决定成败，技术细节对鱼鳞册资料考辨、数据统计等非常重要。在利用鱼鳞册开展地权研究时，研究者最好能充分展示实证的技术细节，让未能接触资料的读者，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资料本身的记载和研究者本人的理解、分析是否存在客观对应关系。研究表明，鱼鳞册与地权的实证研究应把握好以下技术细节，以保证统计数据的准确性。

（一）统计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即对鱼鳞册资料本身性质的正确判断。按照数据的时限要求，考证鱼鳞册的年代。从数据的时限性来看，不能只从字面意义确定其修造年代，有些鱼鳞册属于抄录，距离原始资料编修时间已较远。从内容的完整性来看，在抄录过程中，哪些信息得以转存？哪些信息经过修改？哪些信息删除遗失？虽然可能无法复原，但对此应有足够的重视，通过精细比对资料，鉴别各类信息，从而为数据统计的准确性奠定基础。从数据的可衔接性来看，考证鱼鳞册所载土地性质，是旱田还是水地，是常田还是非常田。“太湖模式”存在的问题是把不同时期的鱼鳞册视为同一时期的资料，资料缺乏时间对应性。“关中模式”最大的缺陷就是统计数据来源有问题，研究资料、统计数据缺乏时空对应性。

（二）统计数据的完整性。资料的完整性决定了统计数据的完整性。从资料数量而言，由于资料保存状况各异，有部分资料遗失，资料实际数量和遗存数量存在差距，二者的差距越小、契合度越高，资料和数据的完整性越强。反之，则是残缺数据。例如，某一村庄的鱼鳞册之一，某一村庄的某一田块的鱼鳞册均不能反映村庄土地的整体状况，因而属于残缺资料，统计数据也不具备完整性。从资料质量而言，鱼鳞册所载资料是否全面，也决定了统计数据的完整性。例如，康熙长洲鱼鳞册中有的佃户栏空白，不宜作为底面权分离的统计资料。还有，“关中模式”所用鱼鳞册，土地买卖信息不全面，无法作为计算土地买卖频率的依据。从中得出的相关统计数据和事实误差较大，最多只能作为一种参考。

（三）统计数据的分类标准。首先是有无分类标准。如“关中模式”未能区分村庄公有、家户分耕的“份地”和家户私有地两类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土地，统计、研究家户私有地，是分户统计的基本前提，排除“份地”、义田等公地，也就排除了无效数据。其次是如何确定分类标准。对鱼鳞册所载数据按照一定标准进行统计分类，其实反映了研究者的学术立场，也决定了利用资料的方法、分析资料的方向。如围绕“太湖模式”所用鱼鳞册，形成租佃关系、底面分离两种分类标准，数据统计、研究结论或一致，或相反，差别很大。

（四）统计数据是否存在概念转换。概念转换有时并非有意为之，而是研究者面临着回溯史料本义的困难，当时名词所指的含义和研究者的理解发生偏差。如“自”是指业主自有田面、底面分离，还是指底面不分、业户自耕？底面分离是指地权分割还是地权分散？村庄公有、家户分耕的“份地”是否等同于家户私有地？其实都存在着概念转换，名实不符，统计数据也就偏离了事实。因此，对一些关键性名词的内容涵义，要从鱼鳞册本身出发，结合地方志、“在地知识”等其他资料，加以考辨。对一些存在分歧的概念，要相互参照，众说兼收，不能执著己见，“自”行其是，更不能望文生义。

（五）统计数据的表述性。这是统计数据准确性的重要特征。鱼鳞册研究者在提供数据统计的同时，最好能附带统计数据的说明，展示统计数据的形成过程，也就是通过以上四个方面，解释资料来源，分类标准，数据采集、统计、修正等方法，使读者可能理解统计数据的形成过程，从而对数据的准确性进行检验和判断。

考证鱼鳞册资料本身之外，还有一些视角、方法，有利于鱼鳞册地权研究的数据统计、定量分析的准确性。

选择生态环境的视角。正如文中所揭示的那样，地权既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体现，也是人与人关系即社会关系的反映，土地性质及开发利用方式和地权分配有密切关联。其中，水、土的关系可能最为重要，如水沙变化、河道摆动与滩地、沙田之关系，江河通塞、河水涨落和圩田、湖田、荡田之关系，还有水利灌溉与地权分配之关系等等，都是理解地权问题的独特视角。“太湖模式”对常田、荡田等土地类型及田块位置、出口等因素考虑不足，“关中模式”的资料运用存在诸多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未能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生态环境予以充分关照。

文献考证与田野考察相结合，把鱼鳞册置放在历史情境和现实情境中，置放在具体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中，有利于正确解读资料和理解概念。

此外，开展长时段地权研究需要注意资料链的衔接性。现存鱼鳞册本身数量较少，而具有时间序列的鱼鳞册更为罕见，进行长时段地权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寻找和利用其他资料。鱼鳞册本身记载的范围就很有限，小到一个田块、圩号，大到一个村庄，当然还有的包括一个县，不用说一个县，就是一个村庄的不同田块，地权分配都可能存在差异，有集中，有分散，不能从一本地册、一个村庄的资料出发，就判断地权集中分散与否，所以，要慎重下结论，更不能把个案研究无限放大。“太湖模式”也好，“关中模式”也好，都试图在地权研究基础上，解释清初至民国长时段的区域经济社会特征，然而，只是清初与晚清、民国的简单对接，还缺乏应有的资料链，何论生态变迁、社会变迁与地权的动态演变关系。

〔作者胡英泽，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李金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评论：

胡英泽先生的论文《“数”是“数”非：五十年来清代以降鱼鳞册地权研究之反思》（提交会议讨论时的题名——编者注），题目概括得很有意思，很有吸引力。我们知道，他近些年来利用土地滩册、碑刻资料对黄河中游农村的地权、经济和水资源环境进行了出色的研究。这篇文章对五十年来学界利用鱼鳞册所做的地权研究做了系统梳理，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解释——“太湖模式”“关中模式”做了反思和评论。通过辨析鱼鳞册所涉及的名称、概念和范围，认为两种模式在资料的理解和运用上均有失误之处。这一分析，对今后如何正确使用鱼鳞册资料无疑是一个有益的启示。我有两个问题向英泽请教：一、文章认为鹤见尚弘、栾成显、章有义和赵冈同样使用康熙年间长洲县鱼鳞册资料，得出了不一样乃至相反的结论，原因是对业户、佃户概念的不同理解所致。我读后却发现更有意思的问题，章有义与鹤见尚弘、栾成显对业户、佃户概念的理解不同，但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即地权集中；而赵冈与章有义对业户、佃户概念的理解一致，所得结论却相反，即地权分散。原因究竟是什么，作者似乎没有解释清楚。就我对赵冈论著的了解，其实他认为田面权与普通佃户不可等同视之，而是具有所有权性质，可以转移、买卖，如此计算，地权集中程度自然大大降低。二、关于秦晖先生的“关中模式”，英泽认为秦氏使用资料黄河滩数据，与整个关中农村不相匹配。这一认识当然颇具启发性。我的问题是，关中农村的地权分配模式如何，秦氏得出的“关中模式”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推翻？也就是说，需要搜集黄河滩地以外更广大地区的相关资料，从正面进行实证研究，才真正可以对“关中模式”说不，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提出具有建设性意义的结论。我记得早在乌鲁木齐第二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英泽就提交了质疑性论文，也是由我做评论，我提出了这个意见。也许他正在或已经完成了这一研究，期待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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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为山西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支持计划（0905222）、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201031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1YJA770016）阶段性研究成果。

[2] 本文主要探讨清代以降鱼鳞册与地权研究。鱼鳞册研究涉及诸多方面，论文可参阅栾成显《鹤见尚弘关于清代鱼鳞图册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83年第3期；栾成显《日本所藏鱼鳞图册及其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2期；梁敬明《鱼鳞图册研究综述——兼评兰溪鱼鳞图册的重要价值》，《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胡英泽《营田庄黄河滩地鱼鳞册及相关地册浅析——一个生态史的视角》，《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1期等。著作可参阅赵冈《鱼鳞图册研究》，黄山书社，2010；秦晖、金雁《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语文出版社，2010等。

[3] 〔日〕鹤见尚弘：《国立国会図書館所蔵、康煕十五年丈量の長洲県魚鱗冊一本について》，《山崎先生退官記念東洋史学論集》，東京教育大学文学部東洋史学研究室，1967；《清初、蘇州府の魚鱗冊に関する一考察——長洲県、下二十五都正扇十九図魚鱗冊を中心として》，《社会経済史学》第34巻第5号，1969；《康煕十五年丈量、蘇州府長洲県魚鱗図冊の田土統計的考察》，《木村正雄先生退官記念東洋史論集》，調布：木村正雄先生退官記念事業会東洋史論集編集委員会，1976；《再び、康煕十五年丈量の蘇州府長洲県魚鱗図冊に関する田土統計的考察》，《中嶋敏先生古稀記念論集》，东京，汲古书院，1980；《关于苏州府长州县鱼鳞图册的土地统计考察——以康熙十五年丈量长洲県鱼鳞册为中心》，“中国明史学会讨论会”发言稿，安徽黄山，1985；《南京図書館所蔵、康煕十五年丈量長洲県魚鱗図冊一種について》，《東方学会創立四十周年記念東方学論集》，東方學會，1987。2010年2月至4月，业师行龙教授提供赴日访学机会，笔者经栾成显先生引见，得以与鹤见尚弘先生交流学习并获赠所有文稿，谨表谢忱。

[4] 栾成显：《中国古代农村土地制度研究刍议》，《河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20—21页。

[5] 相关研究参见胡英泽《营田庄黄河滩地鱼鳞册及相关地册浅析——一个生态史的视角》，《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1期；《流动的土地与固化的地权——清初至民国关中东部地册研究》，《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清代山、陕黄河滩地鱼鳞册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4期；《灾荒与地权变化——清代至民国永济县小樊村黄河滩地册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1期；《近代地权研究的资料、工具与方法——再论“关中模式”》，《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4期。

[6] （清）蔡方炳：《长洲清田纪事二》，（清）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第31卷，“户政六·赋役三”，第15页。

[7] （清）蔡方炳：《长洲清田纪事一》，（清）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第31卷，“户政六·赋役三”，第14页。

[8] “太湖模式”并非章有义先生所提出，它是秦晖先生开展“关中模式”研究时，出于南北比较的考虑，名之曰“太湖模式”。“关中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地权分散、租佃关系不发达、官（豪）与平民对立严重，与“关中模式”相区别，“太湖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地权异常集中、租佃关系发达。本文所论“太湖模式”，除章有义先生的研究外，还包括鹤见尚弘先生的研究，主要是出于鱼鳞册资料同属一区的考虑。

[9] 据赵冈先生介绍，这3册鱼鳞册已经遗失，无从查阅。见赵冈《地权分配之太湖模式再检讨》，《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第34页。本文写作过程中，曾就教于江太新先生，据他来信告知，章有义先生当年所见3本鱼鳞册确已无从查考。

[10] 〔日〕鹤见尚弘：《南京図書館所蔵、康煕十五年丈量長洲県魚鱗図冊一種について》，《東方学会創立四十周年記念東方学論集》。

[11] 栾成显：《日本所藏鱼鳞图册及其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2期。本文所用康熙长洲鱼鳞图册出于《鱼鳞图册》（不分卷），钞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贵重—63。

[12] 〔日〕鹤见尚弘：《关于苏州府长洲县鱼鳞册的土地统计考察——以康熙十五年丈量长洲县鱼鳞册为中心》，“中国明史学术讨论会”发言稿，第46页。

[13] 《鱼鳞图册》（不分卷），钞本，第9册，第62页，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贵重—63。

[14] 〔日〕鹤见尚弘：《南京図書館所蔵、康煕十五年丈量長洲県魚鱗図冊一種について》，《東方学会創立四十周年記念東方学論集》，第525—531页。

[15] 〔日〕鹤见尚弘：《康煕十五年丈量、蘇州府長洲県魚鱗図冊の田土統計的考察》，《木村正雄先生退官記念東洋史論集》，第342—343页。

[16] 〔日〕鹤见尚弘：《关于苏州府长洲县鱼鳞册的土地统计考察——以康熙十五年丈量长洲县鱼鳞册为中心》，“中国明史学术讨论会”发言稿，第50—55页。

[17] 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422—426页。

[18] 章有义：《康熙初年江苏长洲三册鱼鳞簿所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第89—95 页。

[19] 汪庆元：《清初徽州的“均图”鱼鳞册研究》，《清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58页。

[20] 赵冈：《地权分配之太湖模式再检讨》，《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第32—37页。

[21] 赵冈：《清代前期地权分配的南北比较》，《中国农史》2004年第3期，第46—51页。

[22] 赵冈：《永佃制的经济功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52—55页。

[23] 栾成显：《中国古代农村土地制度研究刍议》，《河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21页。

[24] 曹树基：《苏南地区“田面田”的性质》，《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第59—71页。

[25] 〔日〕鹤见尚弘：《关于苏州府长洲县鱼鳞册的土地统计考察——以康熙十五年丈量长洲县鱼鳞册为中心》，“中国明史学术讨论会”发言稿，第54—55页。

[26] （清）陶煦：《租核·别异》，光绪十年著，1928年铅印本，第1、11页。

[27] 〔日〕鹤见尚弘：《康煕十五年丈量、蘇州府長洲県魚鱗図冊の田土統計的考察》，《木村正雄先生退官記念東洋史論集》，第312—313页。

[28]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1952，第178页。

[29]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第196—197页。

[30] 〔日〕鹤见尚弘：《关于苏州府长洲县鱼鳞册的土地统计考察——以康熙十五年丈量长洲县鱼鳞册为中心》，“中国明史学术讨论会”发言稿，第52—53页。

[31]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第182页。

[32]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第231页。

[33]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第145页。

[34]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第229页。

[35] 〔日〕鹤见尚弘：《再び、康煕十五年丈量の蘇州府長洲県魚鱗図冊に関する田土統計的考察》，《中嶋敏先生古稀記念論集》，第425页。

[36] 范金民：《清前期苏州农业经济的特点》，《中国农史》1993年第1期，第50—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