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甲寅》杂志作者群的聚合和分流

从1914年5月到1915年10月，《甲寅》杂志总共发行1卷10期。之前章士钊已经积累相当丰富的刊物编辑的经验，对于杂志栏目的设置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成熟的经营策略。前4期杂志设有社论、时评、评论之评论、通信、文录、诗录、丛谈等栏目；后6期栏目稍有简约，计有社论、论坛、通讯、文苑等栏目。如果将发表在时评、论坛等栏目文章的作者亦计入政论作者，那么统计在《甲寅》杂志上发表政论文的作者共有44位，政论文总数是128篇。^[32]

《甲寅》杂志上“通讯”一栏是章士钊继承了其主编《独立周报》时的“投函”栏目，加以完善和经营，给读者提供一个自由讨论、相互沟通的对话空间，使杂志得以“公共舆论”的面貌展现于世人。《本志宣告》对此有一专条解释：“本志既为公共舆论机关，‘通讯’一门，最所置重，务使全国之意见，皆得如量以发表之。其文或指陈一事，或阐发一事，或与政治学术有所怀疑，不以同人为不肖，交相质证，俱一律欢待，尽先登录。若夫问题过大，持理过精，非同人之力所及，同人当设法代请于东西洋学者，以解答之。”^[33]据统计，《甲寅》杂志“通讯”栏共刊载了71位作者的92篇通信，平均每期达9篇之多。在这些通信中，讨论的问题非常广泛，牵涉到政治、思想、宗教、伦理、经济以及时事。^[34]

杂志第1号政论、时评部分的撰稿几乎是主编章士钊和发行人陆鸿逵二人包办。章士钊以“秋桐”和“无卯”的笔名发表了12篇论文和1篇译文，陆鸿逵以“渐生”的笔名发表了6篇论文。仅有一篇政论文《墨乱感言》署名“秉心”，暂无法考证出作者的真实身份。^[35]另有一长篇译文《列强与经济借款》，系译自日本报纸《朝日新闻》，署名KS生，亦难以稽考真名。而“通讯”栏已发挥了“集思广益”的作用，登载了来自日本、中国内地和英国的留学生数封信函。这些来函者或是章士钊的有一定交谊的朋友，如吴稚晖、桂念祖等；或是他们得到友人的提醒，或是从内地报刊上的广告，得知由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即将出刊，纷纷去函，发表对于时事的感想。

以下介绍主编章士钊和发行人陆鸿逵的基本情况。

章士钊（1881～1973）

字行严，号孤桐、秋桐、烂柯山人等，湖南长沙人。16岁在亲戚家为童子师。1901年离家赴武昌，寄读于武昌两湖书院，在此结识黄兴。1902年3月，入南京陆师学堂学军事。次年进上海爱国学社。5月，任上海《苏报》主笔，结识了章太炎、邹容。《苏报》案后与陈独秀、张继等办《国民日日报》。1904年冬协同黄兴筹建华兴会，从事反清活动。所编译《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最早宣传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迹，影响甚大。1905年流亡日本，入东京正则学校习英语。章回顾过去，认为自己：才短力脆，实行革命，非己所长；“救国须有策”，“党人不学，妄言革命，将来祸发不可收拾，功罪必不相偿”；因此决定“绝口不谈政治”，而“欲循文学以自见”，遂由“废学救国”而改行“苦学救国”。^[36]1905年8月，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章士钊坚不入盟，后来亦未入其他政党。1907年章从日转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逻辑和法律。留英五年，英伦自由主义思想对章士钊的政治思想影响极大。武昌首义后，章亦返回国内，受黄兴、于右任之邀主持《民立报》。1912年9月，他离开《民立报》，别创《独立周报》。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1914年，在黄兴的支持下，章士钊与陆鸿逵创办《甲寅》杂志，并加入欧事研究会，任书记。1915年洪宪帝制起，章士钊赴云南协助岑春煊参加讨袁战争。1917年创办《甲寅日刊》，李大钊、高一涵协助主编。稍后，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图书馆主任。

陆鸿逵（生卒年不详）

字咏霓，也作用仪，笔名渐生，湖南长沙人。1903～1904年，在湖南长沙明德学堂任历史教员，与黄兴、张继等为同事，一起宣传反清革命主张。1903年秋，华兴会成立时，参加了华兴会的筹建和成立大会，估计此时已与章士钊熟稔。1909年11月，陆鸿逵在北京创办《帝国日报》，并任主编。该报以“扶持宪政，指导舆论，扩张国权，发表政见”为宗旨，是清末北京地区重要的喉舌之一。时在英国留学的章士钊即为《帝国日报》的主笔。可见，陆鸿逵与章士钊既是同乡，又是革命同道，而且在《甲寅》杂志面世以前便有文字交往。《甲寅》杂志问世后，陆鸿逵担任了前4号的发行人，并用笔名“渐生”在《甲寅》杂志发表政论及时评21篇，是仅次于章士钊的撰稿人。1917年章士钊创办《甲寅日刊》，“渐生”仍为撰稿人之一，并兼任《甲寅日刊》的发行人。^[37]

杂志第2号起，直到第10号停刊，章士钊、陆鸿逵二人仍为政论文主撰，但撰稿人队伍已经扩展。新加入撰稿的有曹工丞（亚伯）、重民（张铮）、运甓（章勤士）、放鹤（金天翮）、易白沙、陈独秀、张尔田、郁嶷、李大钊、汪馥炎、李寅恭、高一涵、杨超（杨端六）、张东荪、张溥（张继）、杨昌济、胡适、陶履恭（陶孟和）、刘鼐和、诏云（文群）、潘力山、周鲠生、后声（赵正平）、白惺亚（白坚武）、蒋智由、叔雅（刘文典）、何震生、李剑农、王九龄、黄远庸、皮宗石（皮皓白）、劳勉、张效敏、陈嘉异、梁漱溟、易培基、孙毓坦等。

对这些有名号可考的作者，^[38]可从以下三个方面作进一步分析。

第一，认同欧事研究会的主张。吴稚晖、张继原属同盟会、国民党系统，张东荪、黄远庸、白坚武、郁嶷原属进步党系统，他们都集合在《甲寅》杂志上，与他们加入欧事研究会或者认同《甲寅》杂志的宗旨和思想主张颇有关系。吴稚晖、张继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并不认同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的革命主张，因而加入了欧事研究会，积极主张启迪民智、培养人才的缓进策略。张东荪、黄远庸等人同样主张政治和社会改良，作为探寻国家出路的办法。无疑，章士钊的《甲寅》杂志超越党争、“条陈时弊，朴实说理”的宗旨正为他们的观点提供了论坛。

第二，如许多研究者指出，后来大名鼎鼎的《新青年》的早期作者，多半已在《甲寅》杂志上聚合了。^[39]《甲寅》和《新青年》共同的作者共计14位，其中包括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高一涵、易白沙、杨昌济、吴虞、陶孟和、刘叔雅、吴稚晖等；另外，《甲寅》杂志的文苑栏的作者如谢无量、苏曼殊、程演生等亦是后来《新青年》的文艺作者。征诸后来的史实，正是这批共同作者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倡导力量。

第三，时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开始参预《甲寅》杂志。这些作者包括吴稚晖、李寅恭、张溥、杨端六、周鲠生、李剑农、皮宗石。留英学生在《甲寅》上聚合，应与章士钊本人也曾是留英学生有关，同时也可能跟吴稚晖的鼓动和联络颇有关系。吴稚晖在《甲寅》第1号上发表了一篇通讯，对日本留学生在民初论坛上的独占鳌头，而欧美留学生无所作为的现状颇有微词。他说：“政局与人心，两相遇合，产出最近之现象。固为正因。然为之媒介者，实一派东洋学生，粉饰其间，不幸而以地势相连，遂成今果。无善法以弥此憾。惟深望识时之彦，常往来欧美，勿过拘牵于语言文字之异趣、舟车睽隔之异势，看作大事，多有要人，门户出入于欧美之间，得有一种意外之佳果。”^[40]他希望欧美的中国留学生能够对于国内的思想界有所指导，改变晚清以来欧美留学生与国内思想界疏离的状况。或许是吴稚晖的动员起到了效果，从《甲寅》第4号以后，李寅恭、杨端六、张溥、周鲠生、李剑农、皮宗石等留英、法学生不断有政论文出现在杂志上。确实是章士钊的留英的因缘，已经回国的留英学生如曹亚伯、杨昌济、陶孟和等人亦聚拢在《甲寅》杂志上，加深了该杂志的留英学人的思想背景。

章士钊对这批来自英国的作者的稿子也特别眷顾，比如，他在编辑杨端六的稿子《欧美教育之进步及其趋向》，在文末特别增加了一条按语，向读者介绍杨端六说：“作者方留英，精研政学，是篇随意参考之作、亦大可为吾人进学益智之资，固不仅以远道寄来，为一杂志光宠已也。”^[41]又，他在编辑周鲠生《中俄交涉评》一文时，亦加按语介绍说：“此文草于伦敦，以寄东京本社展转稽滞，发布弥迟，对于作者读者皆深抱歉，然文中所含真理，则固历久不磨，虽稍后时，值仍不损也。”^[42]这两条按语，说明章士钊完全赞同吴稚晖的意见，即要求欧美留学生更多地加入国内思想界，输入新知。而《甲寅》杂志同样在留英学子圈中有相当不错的口碑，李寅恭曾经描述《甲寅》杂志传递到英国中国学生界的情景，他说：“记者足下，第二期大志已到，此间同学争读之，咸以为精言壮论，得未曾有也，甚盛甚盛。”^[43]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日后成为《新青年》撰稿人并发动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人物多为《甲寅》杂志的通讯作者；^[44]而这批留英学生则多以撰写长篇政论文著称，有时文章之长，甚至刊物不得不以连载的方式予以发表。比如，杨端六从《甲寅》第4号（1914年11月）起，每号必有一篇财经类的论文，如《英国战时财政经济概观》、《战争与财力》、《战时财政论》等6篇；皮皓白（皮宗石）投有《弱国之外交》、《欧洲战争与吾国财政经济上所受影响》2篇；周鲠生亦有《局外中立条规平议》、《共和政治论》、《中俄交涉评》3篇；李剑农则在《甲寅》最后一期上发表《猎官与政权》1篇论文。可以说，以上杨、周、皮、李四位留英学生的论说文，在《甲寅》后四号中的“论说文”栏中占有极大比例，他们是后期《甲寅》杂志上极重要的作者群。

《甲寅》杂志出刊第10号后即告停刊，原来的撰稿人分成了两个队伍，陈独秀任主编的《青年杂志》聚合了《甲寅》杂志通讯类作者及他所熟稔的人脉；而上述《甲寅》留英学生作者以湘籍为主，如李剑农、杨端六、周鲠生、皮宗石（笔名石公）等人主要在张东荪主持的《新中华》杂志上发表文章，这就有后来吴稚晖称赞李剑农等人的话：“年来足下数同志与章秋桐、张圣心诸贤哲，始能综学而言政术。大志所刊，不惟论断翔允，几有纯粹谈学之倾向，所以治政学者固甚表欢迎，即望治非政学者亦极满意。此则非足下之所料也，故驰书报之。”^[45]

同时，李剑农、杨端六、皮宗石也作为政学会的机关报《中华新报》的海外通讯员，专门为“专论”撰写关于国际、国内的政治法律经济类的时评文章。1916年夏，李剑农回国后，该报的社论版即由他来主持。^[46]直到1917年3月1日，以李剑农为国内联络人，这批留英学生终于在上海成立了自己的刊物——《太平洋》。这个过程就如报学专家戈公振指出的：《太平洋》“为《甲寅》分出之英法派人所编辑”。^[47]因此，从人事方面讲，1917年的《太平洋》杂志与1914～1915年的《甲寅》杂志、1915年的《新中华》及1916～1917年的《中华新报》有很强的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