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社会脆弱性—适应性理论基础

第一节 社会脆弱性理论与评价方法

一 概念框架

脆弱性概念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的自然灾害研究领域^[1]，于20世纪80年代被蒂默曼引入地理学领域^[2]，其后逐渐发展为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新范式^[3][4][5][6]。传统脆弱性研究主要关注自然灾害或环境冲击的频率、强度等自然属性及灾害损失，忽视了社会结构和人类应对能力对脆弱性的影响。20世纪末，面对传统脆弱性研究难以解释众多灾害实践中不同的个人、群体或区域遭受相同水平的灾害却产生不同后果的现象，学者们逐渐认识到脆弱性从社会内部结构衍生而来，是人类社会的内在属性，它侧重识别社会中的最脆弱群体，集中探讨导致人类社会或群体受到损害的社会、经济、制度等因素以及重建系统恢复力和适应性的机制。社会脆弱性术语开始得到广泛应用，与自然灾害脆弱性、气候变化脆弱性等相比，由于其更为强调人和社会在环境变化中的主体关系，而成为理解环境变化风险和有效提高人类社会应对能力的关键，受到了地理学、灾害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领域学者的极大关注。

目前，社会脆弱性已成为可持续性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但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等影响因素的抽象性和复杂性，不同学科领域对社会脆弱性的概念尚未达成共识，众多学者基于不同研究视角和研究目的给出了不同的定义，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四种类型（表2-1）：（1）社会关系呈现论，强调社会脆弱性是灾害发生前就已经存在的状态，从人类社会系统内部固有特质衍生而来，是系统的内在属性和自身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反映；^[7]（2）抵御能力缺失论，这类研究大多从自然灾害的角度出发，将社会脆弱性理解为个人、群体、组织或社会没有能力抵御其所暴露的多重压力下的不利影响，包括灾前的防御、灾中的应对以及灾后的恢复等一系列能力；^[8]（3）暴露论，侧重将社会脆弱性定义为系统、次系统或系统成分由于暴露在环境变化中所受到的伤害程度及其损失，其严重性取决于系统对灾害、扰动或压力的暴露程度；^[9]（4）综合视角，部分学者将上述研究视角予以结合，将社会脆弱性定义为暴露在外部扰动下的社会系统由于缺乏抵御能力而遭受损害的状态以及程度。^[10]

表2-1 国内外学者对社会脆弱性的概念界定

续表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社会脆弱性的概念尚未统一，但学者们普遍认为社会脆弱性是人类社会在面临灾害、扰动或压力时所表现出的一种内在属性，受社会结构、社会资本、文化习俗、政治体制、管理体系等社会内部特质的影响，暴露度、敏感性、适应能力（应对能力、恢复能力）是其主要构成要素。借鉴上述研究成果，本书认为社会脆弱性是指暴露于内外部扰动下的人类社会（个人、群体、组织、国家等），由于自身的敏感性特征和缺乏对内外部扰动的适应能力而使系统受到的负面影响或损害状态，其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图2-1）：

（一）社会脆弱性扰动因素

“扰动”一词来源于生态学，最初指来自外部并造成生态系统波动的一种力量。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框架下，扰动是指施加在系统上并对系统产生不利影响的内部或外部作用。^[11]扰动使人类系统暴露于一系列压力和刺激中，是区域或群体面临冲击的来源，其结构历程面向自然环境因素与社会经济双重因素，是两者间共同作用与相互影响的结果。一旦扰动超过或改变了系统适应能力的阈值，就会导致系统脆弱性的发生，且不同的扰动对系统脆弱性的影响具有较大差异。对这种导致阈值改变的多重扰动及其脆弱路径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基于不同研究目标的人地系统动力机制研究，属于脆弱性研究的上游，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尤其是在研究社会脆弱性时，首先应该厘清主要的扰动因素是什么，因为不同的扰动因素会对系统的社会脆弱性特征、程度、过程及机理产生不同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关键扰动的识别是进行社会脆弱性研究的首要步骤和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并对社会脆弱性进行量化，探明其形成机理，以期为相应减缓、干预措施的制定提供依据。

图2-1 社会脆弱性概念框架

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社会脆弱性的扰动因素主要集中在自然生态环境变化和社会人文环境变化两个方面（表2-2）。在自然生态环境变化导致社会脆弱性方面，扰动因素主要表现为自然灾害、气候变化或环境污染，研究对象通常为受洪灾、干旱、高温、地震以及综合自然灾害影响严重的区域、城市、社区、群体、家庭；^{[12][13][14][15]}在社会人文环境变化导致社会脆弱性方面，扰动因素主要指资源型产业衰退或土地利用变化，研究对象多集中于资源型城市及土地利用变化剧烈的沿海社区。^[16][17]

表2-2 社会脆弱性的扰动因素

（二）社会脆弱性构成要素

根据IPCC对脆弱性的定义，脆弱性包括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三大构成要素。^[18]社会脆弱性作为脆弱性的一个分支，也多被理解为关于暴露度（Exposure）、敏感性（Sensitivity）和适应能力（Adaptive Capacity）的函数，即SoV=f{E，S，AC}，其中，暴露度反映了社会系统或社会群体遭受干扰的程度，取决于干扰的频率、强度等物理特性及其与人类社会的邻近程度，并受暴露人口数量的影响；^[19]敏感性反映了社会系统或群体容易受到干扰的正面或负面影响的程度，由系统面临扰动的强度、类型以及系统内部结构特征决定；^[20]适应能力是人类社会能够处理、应对和适应内外部干扰的能力，通常由社会保障、经济财富、基础设施、技术水平、管理能力等决定。^[21]一般而言，暴露度和敏感性与社会脆弱性呈正相关，其值越高，社会脆弱性越高；适应能力与社会脆弱性呈负相关，其值越高，社会脆弱性越低，反之亦然。

（三）社会脆弱性研究尺度

尺度历来是地理学关注的重点问题。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一个具有嵌套层次的开放性系统，系统在每个尺度上的结构构成和动态发展都由一组关键过程驱动，各尺度间通过相互联系的层级结构决定整个系统的行为。尺度也是社会脆弱性研究中所强调的关键术语，这是因为社会脆弱性具有一定的“尺度依赖性”特征，即在不同的尺度下，其扰动因素、表征要素、形成过程及时空分布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针对某一尺度的社会脆弱性研究结果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尺度，因此明确研究尺度是进行社会脆弱性研究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探明特定尺度下社会脆弱性的特征、规律以及机理并提出针对性规避措施，以增强研究成果的实践性和时效性。

社会脆弱性客体的多层次性决定了社会脆弱性研究的多尺度，包括全球、国家、区域、城市、社区、人群、家庭等。^[22]不同尺度下社会脆弱性产生的关键驱动力有所不同，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分布特征与作用路径。全球尺度的社会脆弱性影响因素包括全球性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经济波动等，而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国家、区域尺度的社会脆弱性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结构密切相关，贫困、民族冲突、地区差异、社会不平等是导致社会脆弱性的主要原因，并且与生态环境脆弱性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社区（乡村）尺度的社会脆弱性与社区组织管理水平、社区网络结构、集体行动效率等关系密切，这些因素能显著影响社区应对变化的能力；家庭尺度的社会脆弱性则由家庭结构、社会经济地位、生计资本、收入多样性等决定。因此，社会脆弱性评价研究的关键在于辨识不同尺度社会脆弱性的关键构成要素，并建立与之对应的评价指标体系（表2-3）。除此之外，不同尺度社会脆弱性之间还可能发生耦合作用和交互影响，以气候变化扰动为例，宏观尺度上将对区域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农业生产造成重大影响；微观尺度上将对农户可持续生计带来严重冲击，而这两者从来都不是单独发生的，通过复杂的嵌套关系和互馈作用紧密相连。与此同时，农户面临气候变化时的适应能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更大尺度上适应政策、计划的实施，因此在进行特定尺度社会脆弱性研究时，必须充分考虑其关联尺度过程的影响。

表2-3 社会脆弱性的构成要素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社会脆弱性具有一定的“尺度依赖性”特征，但具体研究中尺度的选择还应该落实到特定地域，这是因为社会脆弱性会受到地域差异性作用的显著影响，即使面临相同的扰动因素，不同地区在暴露度、敏感性以及适应能力上也可能表现出明显差异性，社会脆弱性研究必须强调当地尺度过程和结果。社会脆弱性研究的实践指导意义在于与“地方性”结合，即探讨“特定地区的特定人群的脆弱性原因”，并有针对性地采取减缓和适应措施，从而最终实现降低系统社会脆弱性的目的。^[23]

二 理论模型

为进一步整合脆弱性的产生原因、探明其形成机制、解构其影响要素及其相互作用关系，学者们基于不同研究视角构建了脆弱性的理论模型，如风险—灾害模型（Risk-Hazards Model，RH）^[24]、压力—释放模型（Pressure and Release Model，PAR）^[25]、三角模型^[26]、钻石模型^[27]、地方—灾害模型（Hazards of Place Model，HOP）^[28]、人—环境耦合系统脆弱性分析框架^[29]、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pproach，SL）^[30]等。相较于自然脆弱性，社会脆弱性研究进展较为缓慢，目前尚未形成专门的理论模型，但作为脆弱性的一个分支，上述模型为社会脆弱性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方法指导。

（一）风险—灾害模型

伯顿（Burton）等人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风险—灾害”模型通常应用于自然灾害、气候影响评估研究领域，指出灾害是致灾事件与人类相互作用的产物，源自于人类对致灾事件的暴露，并受到自身敏感性特征的影响，两者相互作用进而产生灾难后果（图2-2）。应用该模型对气候变化、环境冲击或灾害影响结果进行评价时，侧重承灾体对灾害事件的暴露和敏感性，但是忽略了社会结构、政治、经济、制度等因素在系统遭受灾害影响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具有一定片面性。^[31]

图2-2 风险—灾害模型

（二）压力—释放模型

在RH模型的基础上，布莱基等人于1994年建立了“压力—释放”模型，把自然灾害界定为扰动或压力与暴露单元脆弱性相互作用的产物（图2-3）。该模型强调社会地位低下、资源分配不均、政治权利缺乏等社会条件是脆弱性的根源，在社会过程中其不断变化形成了“动态压力”，导致了“不安全环境”，最终在致灾因子的扰动下形成了灾难。^[32]该模型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脆弱性形成的递进过程，其不足之处在于进行脆弱性分析时，对人地系统的耦合作用以及不同尺度下扰动的相互作用考虑不够，仍然为一种静态的、单向的模型框架。

图2-3 压力—释放模型

（三）三角模型

1993年，瓦斯等人基于对饥荒、饥饿以及贫困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创建了适用于粮食安全领域的“三角模型”（图2-4）。该模型试图将权利缺失、政治经济学、人类生态学等理论与脆弱性的发生联系在一起，涉及权利分配、权利集合、权利危机等过程，有利于通过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等结构性因素揭示脆弱性产生的根源和本质，但是忽略了环境本底条件及其变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图2-4 三角模型

（四）钻石模型

2001年，博勒（Bohle）在脆弱性研究中融入人类生态学、权利理论、行为理论方法、资源可达性理论等研究领域的概念，建立了脆弱性结构原因模型，即“钻石模型”。该模型将脆弱性分解为外部脆弱性和内部脆弱性两个部分，其中，外部脆弱性强调人类社会经受的扰动或胁迫，内部脆弱性则更为关注人类社会在扰动或胁迫下的应对能力，并对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及辩证关系进行了探讨，推动了脆弱性分析框架的深化和完善^[33]（图2-5）。

图2-5 钻石模型

（五）“地方—灾害”模型

1996年，卡特从人地关系视角出发提出了“地方—灾害”模型。该模型认为自然灾害风险与人类社会减缓措施的交互作用形成了潜在的危险，当其作用于地理环境要素和社会组织要素时，分别表现为生物物理脆弱性和社会脆弱性，两者综合作用最终形成特定地方的脆弱性（图2-6）。该模型致力于地方尺度脆弱性研究，将自然灾害物理属性和社会经济特征统筹考虑，融合“风险”“暴露”“应对能力”“恢复力”等概念，为人地耦合系统脆弱性研究奠定了基础。

图2-6 地方—灾害模型

（六）人—环境耦合系统脆弱性分析框架

2003年，特纳（Turner）等人基于可持续发展角度提出了“人—环境耦合系统脆弱性”分析框架。该框架在辨识人—环境耦合系统人文条件与环境条件及其面临扰动因素的基础上，将其脆弱性解构为暴露、敏感性、恢复力三个维度，关注扰动或压力因素的多重性（人文条件以及环境条件的变异与变化）及其交互作用，强调尺度的嵌套以及耦合系统的响应，形成了一个多要素、多流向、多尺度、多重循环的闭合回路，推动了脆弱性概念内涵的进一步拓展，可应用于不同尺度的人—环境耦合系统（地方、区域、全球），对于探讨人—环境相互作用机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图2-7）。

图2-7 人—环境耦合系统脆弱性分析框架

（七）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2000年，DFID在森等人有关贫困研究的基础上创建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图2-8）。该模型从生计方式和生计资本组合入手，分析现有生计的长处和应对风险冲击的限制因素和潜力，关注脆弱性群体的可持续发展，突出结构（政府管理、私人部门）和过程（法律、政策、文化、制度）转变对其生计策略以及生计结果的影响，将消除贫困、生计可持续与减缓脆弱性联系在一起，可应用于不同尺度（国家、区域、社区、农户等），并与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发展和扶贫工作目标契合，因而获得广泛认可。

总体而言，随着脆弱性研究的不断深入，脆弱性理论模型在研究内容、扰动因素、时空尺度等方面经历了从简单、单一、静态到复杂、多元、动态的发展历程，分析框架日臻完善，尤其是上述理论模型中有关脆弱性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其作用机制、脆弱性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阐释对于理解社会脆弱性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自然脆弱性和社会脆弱性在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研究视角方面的显著差异，运用上述理论模型对社会脆弱性进行分析时仍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急需构建专门的社会脆弱性分析框架对之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图2-8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三 评价方法

比克曼（Birkmann）指出“虽然我们不能准确定义脆弱性，但我们能够度量脆弱性”^[34]。社会脆弱性评价是在辨识人类社会面临内外部扰动因素（自然的或人为的）的基础上，分析扰动因素对人类社会可能造成的影响，评估社会应对能力、适应能力以及从不利影响中恢复的能力，其目的是明确人类社会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威胁，探究脆弱区域及人群分布、脆弱性程度、脆弱性表现以及脆弱性成因，识别阻碍社会有效响应的潜在因素，并由此制定降低社会脆弱性的对策，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一）评估框架

在脆弱性概念模型基础上，为组织数据和构建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相关学者提出了脆弱性的评估框架，如VSD（Vulnerability Scoping Diagram）评估框架^[35]、ADV（Agents' Differential Vulnerability）评估框架^[36]，为社会脆弱性评价与实证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1.VSD评估框架

波斯基（Polsky）等人建立的VSD评估框架将脆弱性解构为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三大构成要素，并对脆弱性评估流程进行了明确界定，共包括8个步骤，其中前3步为评价前期准备，包括明确研究区域和人群、区域背景资料的整理、明确脆弱性驱动因子和关系；第4步为建构评价模型，是应用VSD评估框架的关键；后4步为模型相关的评价、预测和实践过程，包括构建指标和参数、指标筛选和权重赋值、预测脆弱性发展趋势、评价结果的应用与交流等（图2-9）。该框架涵盖了从数据整理到结果应用的完整流程，为脆弱性分析和评价提供了清晰思路，其圈层式的数据组织框架具有较好的兼容性、延展性和操作性，因此成为脆弱性研究与评价的重要依据。

图2-9 VSD评估框架

2.ADV评估框架

阿科斯塔（Acosta-Michlik）等人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ADV评估框架（图2-10）。该框架关注全球变化（包括社会经济环境及生物物理环境变化）背景下脆弱性评价的动态特征，将受到环境变化影响的人类的发展需求纳入到脆弱性评价体系之中，包括建立在利益最大化、成本对比、重复、模仿等基础上的适应者认知过程、适应策略的选择等，推动了脆弱性评价理念从大多数研究中常见的指标评价方法到面向适应者的评价的完善，其不足之处在于心理感知因素难以度量，从而降低了该评估框架的实用性。

图2-10 ADV评估框架

（二）评价方法

1.定性分析

社会脆弱性评价方法分为定性分析与定量评价两大类，定性分析是定量评价的基础。定性分析法是在对系统的历史演变、当前状况进行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根据各方面的资料和经验对影响系统脆弱性的因素进行定性判断，解释脆弱性的成因，继而提出降低系统脆弱性的措施。例如，阿杰基于权利缺失理论，从个体和群体两个角度解释社会脆弱性产生的原因：个体的脆弱性与自身社会经济地位、资源获取途径以及收入来源的多样性有关；群体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包括收入、经济资产的不平等性以及正式或非正式的体制安排等。^[37]张倩以内蒙古荒漠草原的一个嘎查为例，定性分析了案例地牧民的社会脆弱性，研究表明草场划分到户和市场机制的引入增加了牧民的风险暴露程度，中央和地方政府实施的一系列草场保护项目又给牧民的灾害应对措施造成诸多限制，由此导致牧民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减弱，社会脆弱性增加。^[38]

2.定量评价

定量评价法则借助于数量分析方法客观判断扰动因素对人类社会可能造成的损害或影响。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社会脆弱性的定量评价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然灾害、气候变化、资源枯竭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从已有研究来看，社会脆弱性评价多以建立指标体系，通过不同的数理分析方法得出社会脆弱性指数为主，并以此作为社会脆弱性程度的衡量依据。较为常用的方法有综合指数法^[39]、函数模型法^[40]、BP人口神经网络模型法^[41]、集对分析法^[42]、面向对象分析法^[43]、空间多准则评估法^[44]、图层叠置法^[45]等，其中尤以综合指数法和函数模型法应用得最为广泛，前者主要是基于社会脆弱性表现特征、影响因素等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不同统计方法计算社会脆弱性指数，具有体系清晰、构建灵活、可操作性强、评价结果便于解释、可应用于不同尺度等优点；后者则从社会脆弱性内涵入手，将社会脆弱性解构为若干构成要素分别进行定量评价，然后依据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构建函数模型计算社会脆弱性指数，具有充分反映社会脆弱性的内涵及构成要素、物理机制明晰、易于在地区间进行比较等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