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进展

一 社会脆弱性

（一）国内外研究进展

国外学者对脆弱性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由工程技术领域率先开展，脆弱性通常与房屋结构、桥体设计等物理结构特性紧密联系，随后被用于自然灾害领域，脆弱性概念也被用于评价人类、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在面对自然灾害时的敏感性，尤其强调致灾因子造成的损失及后果。1975年，社会视角下的脆弱性研究开始出现，怀特（Gilbert F.White）在研究洪水灾害时提出了“适应与调整”的观点，首次在理论上将灾害研究的重点从单纯的致灾因子和工程防御措施转向人类对灾害的行为反应，并强调人口特征、经济财产等社会经济属性对脆弱性的影响，这对社会脆弱性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26]1976年，怀特、哈斯（Haas）等人成立了NHRAC（Natural Hazards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Center，自然风险研究与应用中心），指出脆弱性研究不能局限于自然科学领域及工程技术领域，还应拓展至社会、经济和政治等社会科学领域。[27]20世纪80年代，佩兰达（Pelanda）阐述了自然灾害与社会脆弱性之间的联系，认为自然灾害的发生源自于致灾事件对人类社会构成危害的程度超出了其抵御、处理能力。20世纪90年代，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成立了HVRI（Hazards and Vulnerability Research Institute，风险与脆弱性研究所）。从2006年起，UNU-EHS（联合国大学环境和人类安全研究所）每年举行以“社会脆弱性”为主题的年度讲学，有效促进了社会脆弱性的理论研究及其推广。

目前，社会脆弱性研究范式受到了高度重视，众多国际学术组织、研究机构和学者以此为主题开展相关研究，在压力—释放模型（Pressure and Release Model，PAR）[28]、地方—灾害模型（Hazards of Place Model，HOP）[29]、三角模型[30]、钻石模型[31]、人—环境耦合系统分析框架[32]、可持续生计框架（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SL）[33]等理论模型指导下，研究内容不断深化，研究成果日渐丰富，研究领域涉及灾害学、人类学、地理学、社会学、可持续性科学等多个学科。阿杰较早地将脆弱性概念应用于人文社会研究领域，并将其理解为社会的内在属性[34]，其基本逻辑是暴露于风险或压力中的社会（社区），由于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属性差异，各社会群体应对风险或压力的能力不同，进而导致其遭受的损失以及从中恢复能力的差异，这在弱势群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卡特是开展社会脆弱性研究的代表人物，指出社会脆弱性是社会不平等的产物，由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多种压力所致，那些影响或形成不同社会群体的敏感性的社会因素同样限制了他们的响应能力。[35]部分学者对社会脆弱性的形成原因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阿杰等指出社会脆弱性是由不平等、贫困、获取食物的权利、社会资本、边缘化、房屋质量等因素决定的；[36]UNISDR（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认为人口的快速增长、不合理的土地利用、过度的城市化、生物多样性的减少、社会不公平及贫富差距是导致社会脆弱性的原因；[37]Bjarnadottir等在研究沿海地区台风灾害时，指出社会脆弱性的影响因素为年龄、种族、性别等；[38]布莱基认为社会脆弱性的影响因素除了被广泛认同的年龄、性别、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外，还包括资源获取途径（信息、知识和技术）、政治权利的接近程度、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和社会联结度）、居住质量（住房类型和结构）、建成环境、信仰和生活习惯、基础设施密度和类型等；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指出，饥荒并不是单纯地因为粮食短缺，而是由于制度、社会阶层、福利水平等社会经济要素导致穷人缺乏获取粮食的权利和途径，脆弱性被刻画为权利丧失和能力匮乏；[39]瓦斯（Watts）等人认为社会脆弱性的产生源于权利（entitlement）、赋予权力（empowerment）和政治经济（political economy）三个方面；[40]德怀尔（Dwyer）将社会脆弱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分为家庭、社区、社会公共服务的获取与组织制度四个层面。[41]此外，哈恩（Hahn）整合了气候变化脆弱性与可持续生计研究方法，从社会人口统计数据、生计策略、健康状况、社会网络、食物、水资源、自然灾害和环境变化七个方面构建生计脆弱性指数（LVI），对莫桑比克两个社区进行了比较研究，为评估社会脆弱性提供了方法借鉴。[42]

2000年以来，我国学者开始从事社会脆弱性的相关研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方面：（1）自然灾害、环境变化扰动下的社会脆弱性研究，如葛怡等人基于Hoovering评估模式，对洪水灾害扰动下长沙地区的社会脆弱性进行了分析；[43]张俊香等人基于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概念，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广东省台风暴潮灾害社会经济脆弱性进行了评价，并探讨了脆弱性的空间分布；[44]张倩基于气象数据和田野调查数据，从社会脆弱性的构成维度—风险暴露和应对能力出发，研究了气候变化影响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荒漠草原白音嘎查牧民的社会脆弱性；[45]黄云峰等人对土地利用变化干扰下厦门沿海社区的脆弱性进行了定量测度[46]；陈磊等人以上海市为例，运用投影寻踪聚类模型进行了自然灾害社会脆弱性评估研究；[47]谢盼等人提出了基于社会脆弱性的高温灾害风险评价框架；[48]徐选华等人以四川省21个地区为研究区域，基于突变级数法对地震灾害社会脆弱性进行了评价；[49]（2）资源型城市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研究，重点探讨了资源衰退等因素扰动下城市社会系统、就业与经济发展脆弱性特征及定量评价，如李鹤、张平宇基于矿业城市社会就业脆弱性内涵及特征，从敏感性和应对能力两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综合应用BP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和函数模型法对东北地区矿业城市社会就业脆弱性进行了评价；[50]苏飞等人在对社会系统脆弱性内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对资源枯竭扰动下典型煤炭城市——阜新市的社会系统脆弱性进行了评价；[51]刘继生等人以吉林省辽源市为研究对象，从敏感性和恢复力两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函数模型法对辽源市社会系统脆弱性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社会系统脆弱性的规避措施；[52]孙平军等人从压力、敏感、弹性三方面构建PSE模型，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矿业城市经济发展脆弱性进行了评价研究。[53]此外，发展经济学领域对社会贫困脆弱性开展了相关研究，将脆弱性看作贫困的主要特征，认为脆弱性是个人或家庭由于遭遇风险而导致财富损失或生活质量下降的可能，侧重从脆弱性的角度分析贫困的历史成因及其发展变化趋势，有助于动态考察贫困问题并做出前瞻性的政策建议。[54]

综观国内外研究成果，社会脆弱性评价因其能有效测量脆弱程度并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予以规避，成为社会脆弱性研究的重点和热点，是社会脆弱性由理论研究走向实践应用的有效途径。在国外，卡特提出了综合考虑自然脆弱性和社会脆弱性的HOP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对社会脆弱性的定量测度。他利用全美3141个县的社会经济数据与人口统计数据，首先对最初选取的250多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然后提取了42个变量，创建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社会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接着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将42个变量最终简化成11个指标计算社会脆弱性指数SoVI（Social Vulnerability Index），从而实现了对社会脆弱性的定量表征。[55]目前，社会脆弱性指数已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研究背景、不同空间尺度。科克斯（Koks）等人以荷兰鹿特丹为例，建立了面向城市尺度的社会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并据此得出社会脆弱性指数；[56]允（Yoon）评价了自然灾害扰动下墨西哥海湾和大西洋沿岸地区的社会脆弱性，并对归纳法和演绎法进行了比较研究；[57]文森特（Vincent）提出了用于评价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扰动下的家庭社会脆弱性指数，具体通过家庭可持续生计指标进行表达，如资源、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等；[58]弗拉纳根（Flanagan）基于社会经济状况、家庭结构、少数民族的地位和语言、交通、住房等指标评价了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对于Katrina飓风的社会脆弱性。[59]

在国内，葛怡等人借鉴卡特提出的社会脆弱性评价指标，从人口、经济、就业情况、土地利用和综合防灾状况5个方面选取了41个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长沙5区4县进行了社会脆弱性评价；[60]陈磊等人利用投影寻踪聚类模型，按照潜在破坏性与适应能力两个作用维度，筛选了11项评价指标，对上海市自然灾害社会脆弱性进行了评价；[61]束良勇等人从社会系统的敏感性和应对能力两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中部地区10个煤炭城市的社会脆弱性进行了评价；[62]张永领、游温娇[63][64]应用人口普查数据和统计年鉴数据对上海市自然灾害社会脆弱性进行了实证研究；李畅等人以2001—2012年荆州市的洪灾为研究对象，从敏感性和应对能力两个维度对洪灾社会脆弱性进行评价，并对洪灾社会脆弱性进行时间序列的探索与分析。[65]

（二）研究述评

从研究内容来看，国内外社会脆弱性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第一，对社会脆弱性概念及构成要素的探讨。由于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的不同，社会脆弱性概念尚未统一，但学者们普遍认为社会脆弱性是系统的内在属性[66]，暴露度、敏感性、适应能力（应对能力、恢复能力）是其构成要素。第二，社会脆弱性评价。社会脆弱性评价是当前社会脆弱性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在自然灾害社会脆弱性、气候变化社会脆弱性与生态环境社会脆弱性等领域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侧重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的构建，并能在系统属性特征和社会脆弱性评价结果之间建立起明确联系。目前，社会脆弱性评价的技术流程已初步形成，在揭示社会脆弱性特征、影响因素、时空分异格局、作用机制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第三，社会脆弱性规避机理。这类研究在对社会脆弱性成因、机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规避对策，旨在降低系统社会脆弱性、促进系统可持续发展。

从研究方法来看，社会脆弱性研究逐渐由传统的定性描述、理论探讨过渡到（半）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阶段。函数模型法、单一指数法、综合指数法、图层叠置法等一系列定量方法在社会脆弱性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目前社会脆弱性研究在尺度选择、指标体系构建、指标权重赋值、评价模型选择以及社会脆弱性指数的合成方法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

从研究尺度来看，社会脆弱性呈现出由宏观趋于中观和微观的趋势。早期的社会脆弱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全球、国家或者区域层面上，随着社会脆弱性研究的深入和推进，对于局域人地系统管理有重要意义的中、微观研究尺度越来越被学者们所重视。

总体而言，社会脆弱性在理论构建和实证研究层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由于社会脆弱性具有多变量、复杂性、抽象性等特征，仍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缺乏统一的社会脆弱性分析框架。由于不同研究领域对社会脆弱性的概念界定尚不统一，加之对社会脆弱性表现特征、影响因素、作用机制等方面的理论总结不够，因此难以形成适合各学科领域的社会脆弱性分析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各领域间的学术交流及合作。建立一个通用的、有归纳能力的社会脆弱性理论模型及评价框架，规范社会脆弱性研究范式，是当前社会脆弱性研究面临的重要任务。第二，多时空尺度下的社会脆弱性研究相对较少。现有的社会脆弱性研究多数仅从时间或者空间的单一尺度展开，不能全面反映社会脆弱性的动态变化趋势和空间分布特征，导致研究方法不便通用，评价结果难以比较，所提出的规避对策也不易相互借鉴。未来需对不同尺度的社会脆弱性研究进行整合，构建具有尺度效应的社会脆弱性评价指数，更客观、全面地揭示社会脆弱性，以满足当前对社会脆弱性研究应用价值的需求。第三，对社会人文环境变化所导致的社会脆弱性关注不够。以往社会脆弱性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等领域，属于自然环境要素发生变异引发的社会脆弱性，社会经济因素和人文因素变化下的社会脆弱性研究较为缺乏。第四，社会脆弱性研究和适应性管理之间的关联性研究薄弱。现有社会脆弱性研究大多止步于脆弱性程度的评价与空间分异，对社会脆弱性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理等深层次内容研究不足，致使社会脆弱性评价结果对决策制定的指导意义不强，相应的适应性管理对策只是泛泛提出，亟须构建出一套面向适应性管理决策的社会脆弱性指标体系和评价准则，基于社会脆弱性成因和驱动机制进行适应性管理方案的选择，为适应性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二 适应性

（一）国内外研究进展

适应性概念起源于进化生态学，此后被广泛应用到气候变化[67]、社会科学[68]、政治生态学[69]、权力理论[70]等学科领域。20世纪70年代以来，基于全球变化对社会—生态系统（Social and Ecological Systems，SESs）的影响，学术界对人类社会如何响应全球变化的研究方向经历了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预防和阻止（prevention）到80年代提出的减缓（mitigation），再到目前所普遍认同的适应（adaptation）三个阶段[71]。WCRP（世界气候研究计划）、IGBP（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HDP（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DIVERSITAS（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等国际性全球变化研究计划均强调适应的重要作用，适应成为人类应对全球环境变化的核心议题和有效途径。[72]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人类社会对环境变化的适应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科学适应全球环境变化成为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强调通过适应性调整提升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近年来，随着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完善，适应性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日渐凸显，呈现迅猛发展态势并逐渐演变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斯密特（Smit）等人对适应的理解较为全面，指出适应意味着面临环境变化及其带来的不利影响或潜在机会，人类社会（涵盖从国家到家庭的不同尺度）可以更好地处理与响应。[73]可见，人类社会适应性研究正成为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科学命题，从强调如何减缓全球变化转变到对环境变化的适应，以及提升国家、区域、群体、社区、家庭的适应能力研究上，体现了全球变化领域研究主题的升华，因此成为全球变化和可持续性科学领域关注的焦点。自然科学领域的适应性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问题上，研究内容包括适应性内涵[74]、适应性分析框架[75]、适应能力评价[76]、适应对策与措施[77]等方面；人文科学领域的适应性研究重点关注如何增强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适应能力，以及规避风险的制度建设方面[78]。

我国学术界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涉猎适应性研究领域，以全球变化背景下社会—生态系统的适应性研究居多，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1）对适应性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学者们普遍认为全球变化背景下适应性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强调对全球环境变化的适应是人类社会应对环境变化不利影响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包括适应措施的制定、适应能力的提升等，将适应性问题上升到更高层次。[79]（2）产业适应性研究。郭泉水[80]、蔡运龙[81]等人分别探讨了全球气候变化下我国林业、农业等部门的适应对策；张克让提出了甘肃省工业结构的适应性调整战略；[82]刘俊杰等人探讨了我国制造业创新发展和适应性调整的思路。[83]（3）区域适应性研究。不同学者分别针对环境变化背景下全国[84]、山东[85]、黄土高原[86]、青海半干旱农区[87]、黑龙江[88]等区域适应性展开研究，具体包括适应行为、适应状况、适应对策及适应机制等。（4）适应能力评价。适应能力评价是当前适应性研究的重要内容，对于提升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实践操作性具有重要意义。程怀文等人在研究水资源短缺问题时引入社会适应能力指标，以黑河流域为研究区域，运用网络层次分析法构建评价模型对社会适应能力进行了测度，并指出社会系统对水资源短缺的适应是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一种途径；[89]徐瑱等人以兰州市为例，定量评价区域社会—生态系统对水土流失的适应能力，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90]仇方道等人构建了应用于产业生态系统的适应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以东北地区矿业城市为例探讨了适应性的分异特征、类型划分及影响因素；[91]喻忠磊等人基于劳动力、经济资源、自然资本、物质资源、社会资本、认知因素和地理区位等要素构建适应能力指标体系，以陕西秦岭金丝峡景区为例，研究了旅游发展扰动下农户的适应模式、影响因素和适应机制。[92]（5）适应策略研究。花晓波等人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以青藏高原腹地那曲县为研究区域，研究了定居牧民对草地退化的适应策略；[93]王亚茹等人以甘南高原为研究区，分析了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及农户采取的适应策略，并通过数理统计方法研究了农户适应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94]（6）适应性管理研究。王文杰等人探讨了针对三峡库区小江流域的适应性管理方法与模式；[95]金帅等人认为，对我国流域复合系统的管理需尽快实现从传统模式到适应性管理模式的转型；[96]陈娅玲在对秦岭地区旅游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进行评价的基础上，基于对系统适应性循环过程的分析，提出了针对秦岭地区旅游社会—生态系统的适应性管理对策。[97]

（二）研究述评

从研究框架来看，适应性研究基本上是围绕适应对象（适应什么）、适应主体（什么去适应）和适应行为（如何适应）三个方面展开的。其中，适应对象包括最近的、当前的或预期的各种环境变化，这种变化可能产生不利影响，也可能创造潜在机会；适应主体是指自然生态系统和人文社会系统（人类社会）；适应行为是指适应主体针对适应对象进行适应方式以及适应策略的选择，即适应的过程。面对环境变化及其影响，自然生态系统主要依靠自我调节能力维持系统的相对稳定；人文社会系统则根据对环境变化的认识以及自身适应能力的判断选择合适的适应策略，在此过程中还需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状况对适应策略不断进行评估、考核、调整和优化。

从研究尺度来看，学者们开展了一系列不同尺度的全球变化适应性研究，具体来说，自然生态系统的适应性研究覆盖了从宏观生态系统到微观基因的不同尺度，人文社会系统的适应性研究则涉及国家、区域、城市、社区、家庭等不同组织层次，总体上呈现由宏观向微观过渡的趋势，但微观层次的案例研究相对薄弱，与此同时，由于跨尺度系统响应信息、数据模型融合技术的限制，涉及跨尺度的适应性研究仍然较少。

从研究对象来看，现有适应性研究中适应主体较为单一，涉及不同尺度、不同层次、不同机构、不同部门、不同利益相关方的综合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尤其对不同适应主体之间、公众适应与个人适应之间、计划性适应与自主性适应之间的协同互动缺乏关注。

从研究方法来看，适应能力评价研究尚有明显不足之处，这是因为适应能力通常与社会保障、经济财富、技术水平、管理能力等社会层面因素密切相关，影响因素的抽象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导致了适应能力在指标选取以及量化方面的困难。另外，目前尚缺乏统一的适应能力评价框架，因此不同研究结果之间差别很大，难以形成清晰明确的认识。在未来，需建立统一、通用的人地系统适应性评价框架，加强适应能力定量评价，包括指标体系的选择、相关因子的确定、不同时空尺度间的转换方法以及各种评价模型的结果验证等。

三 城市边缘区

（一）国内外研究进展

国外对城市边缘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在对城市外围土地利用情况的研究中开始出现城市边缘区的雏形，如杜能（Johan Heinrich von Thunnen）的农业区位论中基于区位地租理论对城市外缘土地的利用；霍华德（Ebenezer Howard）的田园城市理论建议在城市外围建设工厂、仓库和市场，在城市之间设置绿带，这类方式包含了城市边缘区的部分特征。虽然这个阶段没有出现专门以城市边缘区为主题的理论，但是为之后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进入20世纪30年代，继赫伯特·路易斯（H.Louis）提出城市边缘区的概念[98]之后，学者们也对之进行了深入探讨并逐渐将研究视角拓展到城市边缘区的特征总结上。[99]1975年，洛斯乌姆（L.H.Russwurm）指出区域城市结构包括城市核心区、城市边缘区、城市影响区和乡村腹地四个组成部分，这一划分方法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认同（图1-2）；卡特（H.Carter）[100]、山鹿城次[101]、萨特斯（Suttles）[102]等学者分别就城市边缘区空间结构的演变过程、演变机制、土地利用的演变阶段、社区结构的类型划分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外城市边缘区的研究方向逐渐从宏观的区域视角转变为微观的人文视角，研究重点也从城市边缘区的地域结构转变为人性化建设、环境景观、社会、生态等方面，同时，西方发达国家逐渐开始关注第三世界国家城市边缘区的形成机理。[103]

图1-2 洛斯乌姆的区域城市结构[104]

1988年，广州市规划管理局在国内首次提出城乡结合部的概念和划分原则，依此对广州市城乡结合部进行了范围界定并正式将其纳入规划管理。1989年，顾朝林、熊江波所著《简论城市边缘区研究》一文对城市边缘区的概念、研究背景及内容进行了详细论述，拉开了我国城市边缘区研究的序幕。[105]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以南京、北京、广州等大城市为例，对城市边缘区的概念、土地利用、空间结构、空间扩展阶段、扩展模式及扩展动力、范围划分方法、影响城市边缘区发展变化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106][107]20世纪90年代末进入综合研究阶段，众多学者从土地利用、产业发展、景观生态、社会问题、行政管理等多个角度对城市边缘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城市边缘区的理论框架基本形成。

在土地利用方面，学者们基于遥感影像、GIS空间分析技术及CA模型，分析了武汉等大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过程、时空格局及其动因机制；[108]在产业发展方面，宋金平等人探讨了北京城市边缘区产业结构的现状及其演变；[109]曹广忠等人研究了城市边缘区的非农产业结构与空间特征，揭示了二者之间的交互演进过程；[110]还有部分学者对城市边缘区农业观光休闲产业、工业结构的演变规律及动力机制进行了探讨；[111]就景观生态而言，陈浮等人指出城市边缘区的景观特征正由传统农业景观向城郊混合景观转变；[112]李灿等人以北京市顺义区为例，基于土地利用分类数据分析了城市边缘区景观破碎化格局及其空间异质性；[113]吕传廷等人以广州市为例，划定城市边缘生态隔离区；[114]在社会问题方面，魏立华等人从郊区化的典型特征和乡村转型角度探讨了城市边缘区社会空间“非均衡破碎化”的影响机制；[115]马学广认为土地征用引发的社会冲突是城市边缘区社会—空间转型不同步的产物，并从土地经济和利益分配、制度建设和程序完善两个层面提出治理策略；[116]从行政管理上看，学者们分析了城市边缘区二元发展的矛盾、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城市边缘区行政管理区域整合的合理模式及其实现途径。[117]

（二）研究评述

自20世纪30年代至今，国外学者对城市边缘区的研究内容从概念界定、特征总结拓展到将其作为一个独立实体进行多视角综合研究，研究方向从宏观的区域视角过渡到微观的人文视角，研究重点从城市边缘区的地域结构转变为城市边缘区的人性化建设、环境景观等。我国对城市边缘区的研究起步较晚，兴起于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对这一“四不管”地区的关注，其后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重视并得以迅速发展，研究内容涉及城市边缘区的范围界定、土地利用、产业发展、景观生态、社会问题、行政管理等诸多方面，理论探讨及实证分析等研究成果均呈现急剧增加之势，但仍存在以下不足：（1）从研究尺度来看，由于城市边缘区边界的动态性、模糊性，城市边缘区的相关研究大都基于遥感影像、土地利用等数据进行，对城市边缘区内部微观组成单元如街道办事处、居住区、乡村社区的关注不够。另外，现有研究强调经济、社会、政策、制度等宏观背景对城市边缘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微观主体的主观能动性。（2）从研究内容来看，以针对城市边缘区物质空间层面的研究成果居多，且主要集中在对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现象描述及其形成机制的实证分析，理论基础较为薄弱，对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市边缘区的社会转型及其引发社会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缺乏从更深层次探究城市边缘区问题的根源。（3）从研究区域来看，现有研究区域大多集中在北京、南京、广州、武汉等大城市边缘区，对一些快速扩张的二线城市、中小城市、中西部地区城市的关注明显不够。

四 失地农民

（一）国内外研究进展

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始于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在城市化初期曾产生了大量失地农民，但随着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城市化进程中所产生的失地农民迅速被工业化吸纳，加上西方国家普遍实行土地私有制，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征用土地的情况几乎不存在，因此并未出现严重的失地农民问题，对失地农民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献也相对较少。但是国外学者关于土地征用制度、失地农民利益和土地产权、土地利用管制等问题的研究对我国失地农民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土地征用制度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开展较早，目前已基本形成相对完善的土地征用制度。大多数国家以《土地征用法》为核心，对土地征用的前提条件、用途、补偿标准及征地程序进行了明确规定，如土地征用的前提条件是必须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在制定征地补偿标准时应按照土地的市场价格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严格执行法定征地程序以确保土地征收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等。部分学者阐述了土地产权与失地农民利益之间的关系：基隆德（Kironde）在研究失地农民补偿问题时指出，政府在征用土地时仅给予失地农民极低甚至零补偿，势必导致多数失地农民利益受损和生活贫困，进而成为社会弱势群体；[118]克劳斯（Klaus.D）认为土地产权的不明晰和利益分配的不公平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产生显著影响，加快资源和财富从穷人到富人的转移，进而加剧社会不公平和不稳定；马卜贡杰（Mabogunje）指出国有土地产权制约了私有经济的发展，且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法律条款不明晰、操作程序不透明等问题，极大增加了土地产权的不安全性，降低了土地投资的积极性，影响了国有土地的有效使用。在土地利用管制方面，拉维涅（Lavigne-Delville）认为土地冲突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必须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土地利用冲突以维护社会稳定；费恩塞德（Fearnside）指出拉丁美洲的土地改革不够彻底和完善，贫困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甚至导致土地分配不公平的态势进一步恶化，并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如土地无序开发、森林面积锐减、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等；[119]巴特勒（Butler）强调政府必须采取合法、有效、透明的途径对土地利用进行管制，明确自身职责，约束自身行为，以防对土地市场的独立性、公平性和公民的土地产权造成侵害。

我国学者对失地农民问题的研究始于1995年[120]。进入21世纪后，我国失地农民的数量急剧增加并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引起了政府及学者的高度重视，有关失地农民的研究成果数量呈快速增长趋势，主要集中在失地农民补偿安置、就业、社会保障、权益维护、可持续生计、城市适应等方面。

征地补偿安置问题一直是失地农民问题研究的焦点，学者们普遍认为政府在对失地农民的补偿安置过程中存在征地补偿标准偏低、安置方式单一、相关安置配套资金缺位、土地收益分配不公平等问题，并指出征地补偿标准低是造成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的主要原因。[121]失业问题是我国失地农民面临的最大问题，失业率高达20%—30%，这一比例远大于其他社会群体。[122]学者们将造成失地农民就业困境的原因归结为制度原因、经济原因、失地农民自身原因三方面，并从加强制度保障、发展经济促进就业、创新失地农民就业安置模式、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构建长效就业保障机制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123]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方面，严虹霞等人建议通过构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来代替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124]陈信勇等人指出应加快推进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构建包含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多元化的医疗保障制度、适当水平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就业培训和社会服务的保障制度在内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125]部分学者围绕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缺失的原因、政府在保障失地农民权益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失地农民权益的对策等方面展开研究，建议通过规范公共权力及政府行为、完善土地产权权能、增强失地农民应对地方政府的力量、在失地农民和地方政府之间实行相对封闭的链式管理、提高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管力度等途径切实保护失地农民的土地权益。[126]还有部分学者在借鉴DFID可持续生计研究框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构建了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成得礼基于成都、南宁的失地农民调查数据，研究了失地农民的生计资产状况及面临的制约条件；[127]胡初枝等人结合实地访谈调研并参考相关统计数据，构建了包含经济基础、生活水平、发展水平、生存环境在内的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评价指标体系；[128]黄建伟等人认为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目标具体表现为个人或家庭就业相对稳定、创业比较成功、补偿公平合理、社保得以落实，进而实现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均有所增长即家庭总收入可持续增长。[129]近年来，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逐渐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研究主题包括失地农民城市适应存在的问题、原因分析、解决措施等方面。学者们指出，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城市就业、社会交往、社会心理及心理认同等方面，乡土关系的终结、知识与技能的不足以及对失地农民的社会剥夺是制约失地农民城市适应的主要影响因素，应从政府层面、社会层面、社区层面、失地农民主体层面采取相应措施突破失地农民城市适应的困境。[130][131]

（二）研究评述

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开始较早且发展缓慢，拥有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可为我国失地农民问题的研究和解决起到一定指导作用。纵观我国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伴随着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大量出现及其引发的社会矛盾的日益凸显，失地农民问题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并在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出现的必然性、失地农民就业困境、生活及养老无保障等问题的严重性以及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急迫性和重要性等方面达成共识，但仍存在明显不足：（1）从研究内容来看，已有研究成果缺乏对失地农民自身权益诉求的应有关注，无论是对失地农民生存状况的调查研究、对失地农民问题进行的原因分析，还是针对建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失地农民顺利实现市民化而提出的政策建议，大都将其视为悲观消极的受害者，对失地农民的主动性关注不够，导致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片面性和局限性。（2）从对策措施来看，虽然学者们提出了多种对策措施致力于解决失地农民问题，但重点仍停留在对失地农民的经济补偿和社会保障上，忽视了城市边缘区自身及所处外部环境发展中的不确定性以及失地农民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失地农民问题依然严峻。（3）从研究视角来看，近年来，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后对新环境的适应和融入成为失地农民研究的新视角，但现有研究多从社会学视野出发，侧重于生活方面的调适，包括市民化、身份认同、角色转换、社会交往等，并未从社会行为主体导向出发关注失地农民主动适应压力或变化的能力和行为过程，基于地理学人地关系视角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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