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书序 新媒体范式的历史演进及其社会构建——兼论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着眼点与着手处

喻国明

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科技大发展和社会大变革的时期，以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为代表的传播革命方兴未艾，技术迭代日渐加快。面对层出不穷的媒介形式和愈发复杂的传播生态，站在现实实践与未来发展的节点上，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一下面向未来传播的传播学学科发展的方向、逻辑与路径。而要回答这样一个顶层设计的战略问题，需要回到传播学学科体系中的“元概念”——媒介，即从理解媒介、理解新媒体出发，探寻答案。

一、新媒体之“新”：不仅仅是时间序列上的新与旧，而是为社会连接提供了新的方式、尺度和标准

传统的传播学主流观点把媒介看作物理级意义上的从经验上可感知的对象，将其理解为一种传递信息和发挥社会功能的工具。它是一种显现的实存，是机器、是渠道、是技术，是一个纯粹的客体。但在技术革命引发传播生态大变革的现在与未来，在基于社交链条、智能算法以及未来即将大规模登场的基于传感器资讯的机器写作的信息流之中，已很难区分出什么是媒介（客体）角色、什么是人（主体）角色。面对正在日益去客体化的媒介，在媒介和非媒介没有排他性限制的数字化时代，传统的媒介“工具”论正遭遇解释力的危机。

不同于人与媒介之间主客二元对立的传统媒介定义，麦克卢汉“媒介是人的延伸”的论断为重新理解媒介提供了新的思路。在麦克卢汉看来：“所谓媒介即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于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是要在我们的事务当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任何媒介或者技术的‘讯息’都是由它引入的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也就是说，媒介是人感知外部世界的“中介”，它不仅仅是器物本身，更重要的是由其邀约的一系列关系和意义的总和。“任何技术都逐渐创造出全新的人的环境，环境并非消极的包装用品，而是积极的作用进程。”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社会关系的发生、维系与发展必须依附于作为中介纽带的媒介。在这个意义上，媒介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隐喻，它构造了社会。

所以，正如麦克卢汉所言，“任何的新媒介都是一个进化的过程，一个生物裂变的过程，它为人类打开了通向感知和新型活动领域的大门”。任何媒介技术的升级换代，也就是人类社会的社会关系的再造和基于这种社会关系再造的资源再分配。从这个角度来说，“新媒体”（New Media）不是具体的特定的工具实体，而是由每一次传播技术改进带来的社会联结的拓展，即新媒体之“新”，在于为连接提供新的方式、尺度和标准。

历史地看，在口语传播阶段，人类除了身体外没有任何传播技术可以借用，需要亲身参与在场的交流，凭借语言进行跨空间的交流，凭借记忆进行跨时间的交流；壁画、雕刻等象征性活动的兴起使得人类超越了自身的生物边界，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字的出现，它从空间和时间上弥补了语言缺陷，更具保存性、统一性以及符号性；纸张的发明与使用为传播提供了更经济、更便携的载体，让传播成本更低廉，传播速度更快捷；印刷术在时空传递性及经济性方面进一步促进了文字传播，大量的文字典籍可以被更为准确、更为规模化的保存与复制，读报活动取代了上教堂的交流，印刷媒介催生了近代社会，全球化的传播也依赖印刷术逐步得以实现；作为文字传播和电子媒介的中介形式，电报第一次将传播与交通分离开来，极大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念；广播延伸了语言的传播效果，其亲近性与冲击力激发起听众的情感纽带，且因不受文化程度的限制打破了阶级界限，覆盖广大地区，具有即时性、同步性和广域性；与广播同样，电视媒介也深入家庭，进一步推动了资讯、知识与文化艺术的通俗化与普及性。可以看出，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媒介形态的变革是社会进化的关键部分，每一种新技术都给社会交往带来一个新的规模、速度、范围及传播模式的演进。技术的进步对边界与业态的改变总是不乏案例的。例如，在很长一段时间，乳肉家禽畜牧业和蔬菜花卉种植业需紧密分布在城市周边，而随着包装、运输等相关技术的改进，这些产业的市场版图逐渐拓展，业态结构也不断丰富。同样，传播技术的升级也在不断以新的连接方式拓展着传播时空，重塑着传媒业态，所谓社会的媒介化本质上就是以媒介的逻辑重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简而言之，传播技术的发展不断带来“新的媒体”，这些新媒体表征着新的社会连接方式、尺度与标准，使人们能够探索更多的实践空间，能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更多的领地，去展示和安放我们的价值、个性以及生活的样态。

二、新连接之“社会构造”：社会传播图景已发生根本性改变

新一轮科技革命所催生出的“新”的媒体——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媒介——连接起并改造着“旧”的媒介，它重新连接一切，不仅仅是架构社会生活的基础设施，而且已经成为重构社会生活的“设计师”。所以，作为一种“高维媒体”，互联网引发了从传播的连接层次到传播的社会结构一系列的前所未有的革命性改变。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厘清传播环境与传播现实发生的根本性转变，把握新的宏观社会传播图景。

从社会构造上来看，“微粒化社会”已到来。所谓“微粒化社会”就是指颗粒度很微小的社会。伴随着社会传播技术门槛的下降与传播工具的普及，个人作为传播的主体有机会直接成为社会资源的接触者和操控者。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多种数字化信息技术的浪潮下，万物互联进一步将人与人、人与世界的物理连接上升到生理级、心理级的多重互联互通，其疆界进一步拓展、要素进一步丰富、结构进一步生态化，原本散落在个人身上的闲置时间、闲置知识、闲置经验等各类闲置资源在新技术条件下得以被发现、被检索、被匹配。个体之间可以产生自由的连接，连接期间还会产生很多互动，这些连接和互动呈现出多样性很足的社会及其价值与功能。可以说，整个互联网将原有的以单位（机构）为基本运作主体的社会构造裂解为以个人为基本运作主体的“微粒化社会”，这种社会构造上的改变是一种核裂变式的能量释放。

从社会赋能来看，“连接”成为一种赋能赋权的力量源泉。连接与再连接是互联网改造世界的基本逻辑，而连接的基础性资源是关系资源，互联网世界的影响力与组织力直接取决于行动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激活、掌握、调动和整合关系资源，也就是说，关系赋权成为一种新的权力机制。所谓关系赋权，即在嵌套性关系网络中，个体力量在无限连接中聚合、放大、爆发，为社会中相对无权者赋予话语权和行动权。关系赋权不依赖外部权力的特定干预，而是依靠复杂网络中大量个体的自组织协同，从关系网络中内生涌现出权力。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权力不是自上而下地被赋予，而是自下而上地涌现。虽然褪去了武力、行政和资本的强制性和制裁性，但是“连接”以及其代表的关系赋权可以在最小的干预、最短的时间内发挥更大程度的功能，其效力和效能不逊色于甚至有时优于以往任何一种权力来源。

从信息结构来看，“泛众化”传播时代的社会信息结构向分布式（并联式）转型。4G和5G技术的崛起开创了泛众化传播的新时代，视频语言作为一种可以容纳多元要素、多样文化的“宽通道”表达方式，前所未有地降低了人们参与社会表达、成为传播供给者的门槛，使过去不常见到的亚文化形态得以完成其表达空间的释放和价值实现。这意味着，信息结构已经从过去的科层制社会的“串联式”模型转变为扁平化的分布式社会的“并联式”模型。因此，如何处理好圈层、群落之间的横向沟通与信任，便成为社会发展之于传播最为重要的责任与使命。而相比“摆事实，讲道理”，“关系认同”与“情感共振”成为传播机制中更为重要的影响性因素，我们需要通过非理性因素的有效作用将碎片化的人群重新组织起来，找到社会共识与最大公约数。

从传播格局来看，平台型媒体的崛起成为传播渠道的寡头独占者。互联网解构了传统的传播格局，尤其是通过“一站满足式”的平台型媒体构建，使其对于渠道、流量及用户的寡头化独占成为常态。传统媒体对传播渠道的完全掌控已不复存在，于是，传统媒体为打通传播信息的“最后一公里”，便借助多种手段向互联网平台拓展，在这个意义上，传统媒体成了新媒体的内容生产商之一，新媒体成了传统媒体依赖的触达用户的“中介”。“媒介融合”问题的提出，便源自传统主流媒介的渠道中断或渠道失灵；如何通过整（融）合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畅达传播，便是“媒介融合”战略的预设目标。而5G时代的到来将极大促进社会的“线下”生活向“线上”生活的转移，面对“线上”社会生活逐步“加宽”“变细”和“加厚”——即基于场景化服务的要求和任务，谁以科技的力量、人本的逻辑去建构自己的发展与服务，谁就是未来发展的主导者。

三、新范式之着眼点与着手处：传播学学科需要“积极重构”

马克思在一百多年以前讲过一个论断：“历史的逻辑从哪里开始，理论的逻辑就应该从哪里开始。”这句话告诉我们，历史（实践）逻辑是理论逻辑最为重要的对标物，社会科学的一切学术都应以实践的检验作为最高标准，而不是理论“卡拉OK”自说自话的产物。概言之，面对飞速发展的媒介与传播技术，以及大幅度扩展的实践边界，传播学学科需要“积极重构”，即新的传播现实需要我们用全新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范式与之相匹配。对传播学学科而言，我们需要重新定位我们学科的基础，重新划定我们学科的边界、要素、结构和相应的作用机制，这可能是传播学学科建设发展中特别关键的事情。面向未来传播，把握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着眼点和着手处需要立足于四个关键词。

1.格局为界

新的学科范式的建立，应回到“原点”，回到现场，站在全局和时代发展的高点上重新划定学科的边界与框架。回顾新闻传播学学科的成长史，媒介技术无疑成为促进整个学科成长的关键因素，传播学的学科发展实际上也必然要越来越多地包容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新的因素，没有这种制度性的包容、规则性的包容，我们的发展就会付出极大的代价。我们必须认识到技术逻辑对于传播学学科体系构建的基础性结构作用，必须认识到传播学的学科体系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面临着扩容、重构的革命性任务。格局大小决定可供性的丰富程度，我们需要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这两个维度来构造可供性。时间维度即对于未来发展的把握，空间维度即对“点”的把握与对“结构”的把握，互联网时代，后者为要。

2.战略为要

战略问题解决“在哪儿做”和“做什么”，战术问题解决“如何做”，做正确的事比把事情做正确更重要。“问题单”上的层次高低决定着学科建设成果的价值高下。随着5G时代的来临，传播学的学术构架正在发生革命性的改变。最基础的部分应该是“电信传播学”，研究通信技术如何影响着传播的样式、传播的种类等。其上一层是“符号传播学”，因为今天各种各样的符号都能成为传播的载体，也会形成各种各样的机制规律角色扮演的问题，需要研究。再上一层就是“人际传播学”，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狭义的人际传播，而且人与人、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等这样的人际社会的传播。更高一层是“人机传播学”，研究人和机器、人和物如何进行沟通。这些将会成为未来传播学体系的基本构造。

3.交叉为本

传播学未来发展的不二法门仍然是跨领域基础上的研究协同。尼葛洛庞帝在学科发展中的“反学科”主张造就了超一流的麻省理工学院（MIT）媒体实验室，这生动地说明问题导向是实现学科创新的基本逻辑。当下和未来传播过程所连接的要素、资源越来越多，所涉及的领域以及相应的规律机制就越来越多。面对一个生态级的研究对象，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区块链等一系列的新的技术和新的领域，靠累积和学习就搞清楚是不可能的，要求人们成为“全才”既不现实也不可能，这个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要让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即需要多学科之间的共同协同来完成问题的解读与解决。所以，学科的交叉、人员的协同是传播学学科发展的潮流所向。只有通过跨学科的协同与整合，我们才能够产生巨大的传播生产力、技术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

4.简明为金

研究逻辑和表达逻辑是完全不同的：研究逻辑是要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而表达逻辑则是要寻求传播的通达效能，以减少文化折扣及认知偏差。所以对传播学理论建设来说，理论的最高境界是透彻，简明是以深度把握其本质为前提的，当然，还需“将密室尘封的理论搬到广场”，好的理论成果应该如阳光照亮人们的生活，此为传播学研究者的责任担当。同样，还需关切的是，在传播学学科与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无限交融汇合的今天，传播学仍然要找到自己的特长和领域。我们认为，信息的“机器逻辑”与“人的逻辑”具有不同的导向，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是，人的介入，依托于人对信息的认知、使用、创造、治理等心理与行为，是区分信息与新闻、比特与符号、场景与意义、价值的关键要素，也是传播学学科的立命之本。

关于高等院校“十三五”网络与新媒体系列教材的组织编撰的缘起，要感谢人民邮电出版社财经分社武恩玉社长，是她最先提议我组织相关的专家资源，由“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建设”的9家国内新闻传播学科建设中新媒体研究的重镇院系成立“网络新媒体教育C9联盟”，并于2019年6月22日举行了论坛和启动仪式，这是新闻传播学科向着未来传播学殿堂迈进的重要一步。在这里尤其要感谢第一批C9联盟院校的掌门人或学科带头人的共襄盛举，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喻国明执行院长、中国传媒大学丁俊杰院长、清华大学彭兰主任、上海交通大学李本乾院长、复旦大学张涛甫执行院长、华中科技大学张明新院长、华南理工大学苏宏元院长、西安交通大学李明德院长、重庆大学董天策院长等。

这套教材虽然是以个人署名的方式呈现和出版的，但其中的不少思想和探索实际上是来自于整个中国学术界与实践界锐意创新的智慧，大而言之，是这个时代大格局中奋斗和探索中的人们的创新智慧的结晶。我们感谢这个时代，更感谢这个时代中志在潮头的所有探索者、创新者。谨以此系列教材向一切努力前行的人们致以敬礼！

喻国明

2021年6月6日于浩思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