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运用的历史考察

列宁曾在研究社会科学问题时指出：“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1]“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2]我们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运用的历史，就是要从广阔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视角去探索、总结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运用的经验和教训，从而指导今天更好地落实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运用成效。

一 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运用

我国的古代社会，一方面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另一方面又是一个长幼有序、贵贱有等的等级社会。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这种统治秩序，非常重视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民众的教化。这里的“方式”即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古代社会所运用到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以言传道

以言传道，即以语言作为承载道德教化的工具和媒介，语言是我们最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在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语言的运用显得尤为重要。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曾用“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3]，指出语言在道德教化中的作用。《战国策》的开篇也同样形象地描述过语言在教育中的神奇效力：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所以，我国古代统治者和教育者十分重视以言传道。《论语》就是以言传道的典范，《论语》为语录体，通篇出现最多的两个字就是“子曰”，《论语》反映了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运用语言，通过谈话来宣扬其思想的情形。

（二）以书载道

除了语言，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者还非常注重在书籍中注入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思想，从而运用书籍对民众进行社会教化。我国古代社会最受统治者推崇的莫过于儒家思想，一些儒学书籍，如《诗》《书》《易》《春秋》等著作被统治者奉为“经”，供世人传阅。同时，为了使反映儒家思想的经书内容得到普及，历代统治者还使用组织编写、普及蒙书（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手段，在民间进行大量的推广宣传，以便使儒家思想政治能够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从而达到运用儒家伦理道德对民众进行德行教化的目的。

（三）以行践道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里强调的是社会实践的重要性。在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教育者也非常注重践履笃行。统治阶级让民众敬读著作，其目的还是要付诸实施，要力行。我国春秋时期的教育家孔子也非常看重“行”的重要性。他认为：“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4]在这里，孔子通过个人经验告诉世人，判断一个人不能只听其言就信其行，而应该既听其言又观其行，只有言行一致，才能够判断一个行为的正误。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都比较重视“行”即实践活动的教化作用。譬如，我国封建社会的祭祀活动相当普遍，历朝历代的皇帝在一些重要节日都要进行祭祀典礼，以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崇敬并求得保佑。《周礼》中就有“以祀礼教敬礼则民不苟”的内容，也就是通过祭祀活动使民众树立起对封建礼教的信仰，从而做到唯礼是从，不敢苟且。[5]

（四）以管化道

我国古代社会，也非常重视社会管理对民众的教化与训导作用。古代的社会管理主要是通过乡规民约（即乡约）、族规家训（即族训）等规章制度来实现的。以管化道，在我国古代的清王朝最为突出。清顺治帝专门颁布圣谕规定臣民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同时在全国农村设立乡约，宣示“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这些乡约都成为民众必须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清圣祖康熙曾颁布《上谕十六条》，以此作为教化内容，同时还制定了相应的更为严格的奖惩制度，以便保证乡约的实行。秦汉时期也比较注重基层管理的教化功能，在地方十里设亭，亭有亭长；十亭设一乡，乡有“三老”（古代掌教化的乡官，类似乡长）。同时，“三老”的职责专职化，主要工作就是发现乡内的孝子、贞女、义妇、疏财仗义等符合封建道德伦常的人和事，一旦发现就立刻奏请朝廷，以门堂挂匾、树立牌坊、修建祠堂等方式大事表彰。

（五）以身明道

在我国古代社会，统治阶级非常重视模范人物即圣人的道德垂范作用。譬如，孔子就曾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6]在这里，孔子实际上要求统治者在治国的过程中，树立“圣人”的理想人格及榜样，以模范带头人物及其事迹为载体去教化民众，开启民智。孔子被历代王朝奉为“圣人”，实际上就是古代统治者通过树立榜样来教化民众的典型例证。从西汉起，历代王朝就不断给孔子加封追谥，汉平帝追封孔子为公爵，称“褒成宣尼公”。唐玄宗李隆基加给孔子谥号“文宣”，始称“文宣王”。元武宗年间加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后又称“至圣先师”“大成至圣先师”等等。同时，孟子被尊为亚圣，颜回被尊为复圣，子思被尊为述圣。

（六）文化载道

在我国古代社会，最受封建统治者推崇的便是儒学。儒学内容丰富，小到个人修养，大至治国安邦，但凡修身养性、为政治民、交友孝亲、为人处世等事，均可在儒家的经义中找到。在封建统治者眼里，很显然儒学具有“粉饰太平”的作用，即儒学有利于维护并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于是，在国家的推崇下，以儒学为主导的封建文化即儒家文化逐步贯彻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并对民众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尽管儒家文化是融政治于道德之中，但它毕竟是宣传封建统治阶级意志的重要手段，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政治教育，同时，儒学在对人的教化过程中特别强调人的思想的真正转变，这就使儒家文化具有了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功能。

除以上提到的几种载体之外，我国古代社会的统治者还比较注重发挥宗教对民众的教化作用。当然，与西方国家相比，宗教在道德教化中的地位并不特别突出，但我国古代的统治阶级也从未放弃过宗教这种道德教化和约束作用。

综上可见，我国古代社会虽然朝代更替，但历代封建统治者特别注重运用多样化的载体，把反映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渗透到人们生活之中，以达到对民众的社会教化。从上述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运用实践可以看出，其最显著的特点在于比较重视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作用，即把大量的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等教育内容和信息依附于各种民众喜闻乐见的事物或活动形式之中，潜移默化地实现对民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古代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运用的经验，成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许多合理的东西对我们今天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运用的创新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 民主革命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运用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总战略、总任务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从宏观上看也是服从服务于党的总战略和总任务的。“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7]从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出发，中国共产党及其早期共产主义者紧紧围绕“革命”这一中心任务，利用报刊、创办补习学校等途径宣传马克思主义。

（一）利用报刊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之前就比较重视运用报刊来宣传马克思主义。报刊无疑成为早期共产主义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也一样比较注重运用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1920年11月7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该刊物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共产党的知识，介绍了俄国革命经验及列宁的著作。同时，该刊还刊登了大量的文章以论证马克思主义理论适应俄国亦适应中国。1921年春，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将《广东群报》（原是谭平山等人于1920年10月在广州创办的一个宣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报纸）改为其机关报，开辟专栏宣传马克思主义。1922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创办《向导》周报，《向导》发刊词明确地阐明了它的办刊宗旨：“推倒为和平统一障碍的军阀”，“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号召国民为“统一、和平、自由、独立”而奋斗。[8]此后，我党还创办了众多的报刊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发动工作，影响、鼓动了大量的青年学生、工农群众投身到革命实践中来。

（二）利用各种补习学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并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在当时的环境下，举办各类补习学校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载体。在中共创建时期，补习学校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毛泽东创办的补习学校、京汉铁路沿线的补习学校等。在创办补习学校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灵活运用这一载体，丰富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经验，为党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在早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就比较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创办补习学校无疑是实现二者结合的良好途径。据一些资料显示，由共产主义者创办的较早的补习学校是毛泽东于1917年11月创办的工人夜校。

1917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时，就与一些进步同学创办了“学友会”，共同研究当时中国的现状及发展趋势。随后，他们便以“学友会”的名义，发起创办了工人夜校（或称工人夜学）。在工人夜校里，毛泽东结合工人当时的受教育状况，深入浅出地讲解了鸦片战争及以后的近代历史，在课堂上通过剖析阶级苦、民族恨来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

1920年，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后来到一师附小工作，随后创办了民众夜校和青年补习班，通过大量的宣传吸收附近的贫苦工人来夜校学习。夜校在最基本的教字识数的基础上，通俗地为工人群众讲解社会发展的历史常识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以启发工人觉悟起来建立自己的团体，从而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毛泽东在创办补习学校的过程中，体现了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工人群众的实际利益出发，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渗透于工人群众的日常生活学习之中，从而打造出了一个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局面。

（三）运用诉苦运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民主革命时期特别是解放战争阶段，中国共产党特别注重通过开展诉苦运动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时由诉苦运动中的教育性动员，向社会传输相关信息，以增强群众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认同。诉苦运动当时主要包括三步，即“引苦”、“诉苦”和“论苦”。“引苦”主要通过特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引导，启发农民回忆自己受什么苦，同时初步认识到自己为什么受苦；“诉苦”就是引导农民在各种诉苦会议上把自己受过的苦公开地诉说出来，让农民相互交流过去受地主剥削的经历，吐出心中的苦水；而“论苦”则是在诉苦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导农民认识到其受苦主要是由帝国主义及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造成的，在这一阶段中共发动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揭发反动社会制度的没落与黑暗，从反面来教育群众，使群众知道封建阶级的本质及没落的前途。[9]在诉苦运动中，农民的阶级意识逐步形成，同时，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意识形态也强有力地深入乡村社会及农民群众的心田。

（四）运用革命文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特别注重思想政治教育与文艺的结合，充分发挥革命文艺的教育作用。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采取绘画、歌曲、戏剧及文学作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对工农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在古田会议上讨论如何对红军开展宣传问题时，也充分强调了文艺的重要性。正如毛泽东在古田会议指出的：“军政治部宣传科的艺术股，应该充实起来……化装宣传是一种最具体最有效的宣传方法。”[10]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强调了革命文艺的育人作用，他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11]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号召要用文艺的形式宣传革命的思想，文艺工作要立足于人民大众及其接受程度，“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12]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的创作要立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立场，要深入群众及其生活，要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力争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13]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革命文艺加强党的理论宣传效果非常好，有很多同志正是观看了戏剧《白毛女》，阅读了《母亲》《毁灭》《铁流》等进步小说而得到革命思想的启迪，走上了革命道路。

可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要是与实际的革命斗争相结合，运用的载体形式多样，运用的过程中亦十分注意受教育者的愿望和要求，方法上也主要以潜移默化的引导为主，即在载体运用中多以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为主。

三 社会主义革命和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运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的主要工作任务一方面是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另一方面是积极地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奠定一定的基础。因此，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方面是适应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变开展党内的思想政治教育，另一方面是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化。这一阶段，党和国家运用到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主要包括整风运动、“三反”运动、说服教育（谈话载体）等。

（一）通过整风运动和“三反”运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1950年，针对部分党员不能保持谦虚谨慎的现象，我党开展了一次党内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主要着眼于解决部分党员进城后经不住考验而出现的享乐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问题，帮助部分党员克服官僚主义。1951年，针对贪污、浪费及官僚主义问题，我党又开展了一次“三反运动”，清除了以刘青山、张子善为代表的一批堕落分子，帮助党员抵制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敲响了共产党人先进性的警钟。通过这两次活动，部分党员的先进性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都得到了提高。

（二）通过“说服教育”的方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无论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都非常注重“说服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作用。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14]当时，说服教育的方式很多，可以通过参加土地改革等社会变革实践实现，可以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各类典型去示范。“说服教育”方式的使用可以让受教育者在政治活动中产生“当家做主”的感受，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三）通过榜样教育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十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全国各条战线涌现了一批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及时地发现并总结他们的先进事迹，在全国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教育，号召人们向他们学习，发扬共产主义精神，从而焕发出巨大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力量。这一时期的榜样教育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掀起宣传学习雷锋的热潮；二是宣传学习焦裕禄的模范事迹；三是大力宣传学习“铁人”王进喜精神等。

（四）通过革命文艺鼓舞人

在我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导引下，许多知识分子振奋精神，文艺创作取得了丰硕成果。1958年至1959年先后产生了《创业史》《红旗谱》《红日》《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岩》等长篇小说，以及一些优秀话剧和电影，如话剧《关汉卿》《红色风暴》，电影《林则徐》《林家铺子》等。

新编历史剧的创作在这一时期也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高潮，先后出现了京剧《谢瑶环》《海瑞罢官》，昆曲《李慧娘》等优秀历史剧作品；反映近代革命历史的作品则更为兴旺，如故事片《暴风骤雨》《甲午风云》，舞剧《小刀会》，歌剧《洪湖赤卫队》《江姐》等。

此外，现代戏曲方面，也涌现出了一批深受民众喜爱的优秀作品，如《红灯记》《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以及话剧《刘胡兰》，湖南花鼓戏《打铜锣》《补锅》，楚剧《双散子》、汉剧《借牛》等。

四 改革开放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运用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明确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要紧密结合党的中心工作，紧密结合业务工作，紧密结合教育对象的思想实际，“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这项工作，各级党委要做，各级领导干部要做，每个党员都要做。要做得有针对性、细致深入和为群众所乐于接受”。[15]1988年召开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中明确提出要把寓教于文、寓教于乐，寓教于种种健康有益的活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方法。[16]这一时期，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运用，一方面继承了历史上的优良传统，如紧密结合文学艺术、强调领导干部和教育者以身作则等方式；另一方面，又有了新发展、新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思想政治教育与经济工作、业务工作相结合

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重新转换为经济建设。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载体也是紧紧围绕经济建设并与具体的业务相结合。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融汇于各个部门的具体业务活动之中，在日常的经济工作和业务工作中，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培育良好的工作作风。邓小平同志经常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要落实到经济上、业务上和群众的利益上，政治工作不能搞运动，要插到经常工作主要是经济工作里面去做，一定要坚决执行“双百”“三不主义”。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为了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落实到具体的业务工作之中，我们还创造了一些好的做法，其中最值得一提的要数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1983年，《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中明确提出要把兴办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结合起来，使职工在生产劳动中受到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

（二）思想政治教育与制度、管理相结合

邓小平同志曾说，有了一个好的制度，好人可以充分做好事，坏人无法做坏事，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好人不仅无法做好事，有时还会变坏。这充分说明了制度和管理在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中的作用。运用制度载体和管理载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运用的一大突破。建立和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通过学习持之以恒的严格管理，把他律转化为自律，可以逐步提高人的道德水平。

（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渗透到各种社会活动之中

运用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让群众在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感染和教育，这也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和国家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途径之一。1983年，《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明确提出要把思想政治教育与业务文化体育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让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承载更为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同时，该纲要还指出要把思想政治教育与读书活动结合起来，以便使广大的职工在紧张的生产劳动之余得到高尚的精神享受。

（四）抓好“三观”教育这个根本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人们正确的思想和行动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我们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基础。改革开放是一场改变中国传统面貌的深刻社会变革，必然会引起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重大变化。

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表现为：人的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创新意识明显增强；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市场经济活动存在的弱点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反映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人与人关系上来，容易诱发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国外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乘虚而入和我国长期存在的封建主义残余思想沉渣泛起等，归根到底，就是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发生着重大变化。为了抓好“三观”教育这个根本，党组织了丰富多彩的“三观”教育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主要是：

第一，把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标来抓，从各个具体内容的教育入手，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着眼。第二，在宣传思想工作中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目标导向；大力宣传并认真抓好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五爱”为基本要求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第三，大力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第四，引导人们自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此外，这一时期，党和国家也比较重视在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中承载传递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信息，“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就是一个典型。这是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掀起的一场社会性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它最初是由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全国学联、全国伦理学会、中国语言学会、中华全国美学学会九个单位，联合向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发出倡议，开展“五讲四美”活动。其中“五讲”是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是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这一倡议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1981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和公安部发布《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通知》。该通知对“五讲四美”活动给予充分肯定和赞扬，指出：“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和具体形式”，要求各级宣传和教育、文化、卫生、公安等部门，积极支持各群众团体开展文明礼貌活动，并把它作为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件大事，认真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