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科技创新与新基建
- 屈宏斌 宋陕珊
- 6426字
- 2025-02-28 16:32:39
激发创新的动力何在
在全球创新的崛起中,我国因发展速度快且规模巨大而不容忽视。从经济意义上讲,在一个本质上仍然是“追赶型”的中等收入国家身上,能够见到这样日新月异的发展状态,着实值得举世瞩目。本节中,笔者将探讨推动我国创新的主要因素、成功案例和改进空间,并提出一些政策建议和对前景的展望。
规模经济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展现出了超大规模经济的竞争优势,城市化进程让规模经济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城市经济中,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兴起与农村过剩劳动力之间的差距,推动了我国几十年的城市化进程,带动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助力大城市崛起。如今,我国有3个城市的人口超过2000万(与罗马尼亚人口相当),10个城市的人口在1000万(与瑞典人口相当)到2000万之间,74个城市的人口在500万到1000万之间,173个城市的人口在100万到500万之间(见图2-1)。
大城市有数以百万计的城市消费者,这意味着公司一旦创新成功,就可迅速获得丰厚的回报。不仅如此,我国还拥有全球最多的互联网用户基础。根据互联网世界统计(IWS)的数据,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印度、美国互联网用户数量分别排名全球前三(见图2-2)。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数据,截至2020年12月,中国互联网用户数达到9.89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到9.86亿(超过99%)。
最能体现这种竞争优势的要数BAT,即百度、阿里巴巴、腾讯3家互联网巨头的崛起。十几年前,这3家互联网公司还只是面向小众市场的小型公司。根据麦肯锡2017年8月发布的报告《中国数字经济:全球领先力量》,阿里巴巴旗下的购物平台淘宝网用了8年时间才获得1亿用户,支付平台支付宝用了5年时间,而直播平台只用了6个月;腾讯的即时通信软件QQ用了12年时间才获得1亿用户,而多功能社交媒体平台微信只用了18个月,支付平台财付通只用了不到1年,微信红包则仅仅花了几天时间。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利用中国市场这一独特的竞争优势走向商业化道路的步伐日益加快,大量互联网公司也随之受益。这里笔者以阿里巴巴和腾讯为例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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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目前中国不同城市人口规模的城市数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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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主要国家互联网用户数量对比
融资生态系统与供应商网络
我国的创新取得进展的另一个原因是其特有的生态系统。与规模经济一样,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我国市场规模庞大有关,但它推动创新的方式有所不同。这一生态系统主要包含两个方面:融资和供应商。
我国的融资生态系统源于BAT的股本投资,它们是创业企业的活跃投资者。BAT的资本和前任员工是许多成功创业企业的重要助力,并且这个非正式的圈子已发展为一个高度活跃的风险投资行业,在这里聚集了各种拥有专业知识和兴趣的投资者。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数年间,风险投资行业发展迅猛,特别是天使投资和早期投资以更快的速度实现了增长。根据投中研究院的数据,2018年VC/PE(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规模达到2465亿美元,2019年略下降至1832亿美元。
规模不断增长的风险投资行业是中国多元化金融体系的一大特色。传统的银行体系主要是为国有企业融资,而更具活力和生产率更高的私营部门则以其他各种方式获得融资。一些企业从信托公司等高利润贷款人那里借款,但越来越多的人则从上一代成功的私营企业手中获得股权融资。诚然,监管者在过去数年始终追赶着它们的步伐试图控制风险——这是一项不小的挑战,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出现小幅政策收紧时,该体系具有较强的适应性。从这个角度看,金融自由化的快速发展和复杂多样的金融体系的兴起,既有好处也有缺点。在未来的几年里,金融创新和风险资本的杠杆作用仍将存在,且融资将越来越多地扩展到其他行业。时至今日,从电子商务到硬件,再到卫生部门,风险资本的身影已随处可见。根据投中研究院的数据,2020年,“新基建”、医疗、IT信息化、互联网、新能源汽车等成为最热的投资赛道。以医疗健康领域为例,2020年1~11月中国VC/PE投资该领域规模达到241.2亿美元,较2019年全年增长60%。同期,新能源车领域获投超81亿美元,其中,小鹏汽车、威马汽车、理想、蔚来等企业最受青睐。
生态系统效应的另一个方面——供应商系统,也至关重要。根据2018年全国经济普查的数据,我国制造行业拥有327万家公司,从业人员总数超1亿,雇用了900万工人,仅通信设备行业从业人员就超1000万人。电气设备、通信、计算机和运输设备的零部件供应商数量之多,有助于形成一个完整且具有竞争力的供应商网络。事实上,美国和日本虽本身都是大型制造业经济体,但与中国制造业网络的庞大规模相比,则相形见绌。中国制造业企业数量远远高于美国和日本的总和。如图2-3所示,尽管中国的年薪增长速度更快(现在或已超过其他几个新兴市场国家),但仍然比大多数成熟的制造业经济体低廉。我国能有巨大而持久的劳动力优势,得益于城市化进程不断地从农村地区吸收剩余劳动力。这些“农民工”构成了一支庞大、灵活、流动性强的劳动力队伍,他们对工作具有一定的黏性,易于培训,甚至可以与自动化制造进行灵活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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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近年来美、日、中三国制造业平均年薪对比(2007年,2010年,2015年)
教育和基础设施
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资本也是重要的助力。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国的教育水平稳步提高,这部分归功于国家提高中学入学率的政策。Barro-Lee数据库显示,中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于2006-2015年已经翻了一番。根据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20年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91年,比2010年提高0.83年,其中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10.75年,比2010年提高了1.08年。劳动年龄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占比为43.79%,比2010年提高了12.8个百分点;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达到23.61%,比2010年提高了11.27个百分点。竞争激烈的教育体系和对教育的大量投资,推动了我国教育质量显著提高。预计2022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将再创新高,超过1000万人,其中大约40%的毕业生集中在科学、技术和工程相关学科(更多教育和人才的论证请参考第1章内容)。此外,根据全球高等教育研究机构QS(Quacquarelli Symonds)发布的2022年世界大学预测排名,我国高校再次取得了历史最佳成绩,清华、北大双双闯入世界前20,分列第17、18名,全国共有10所大学上榜前250名。
政府和民营企业不断增加的研发支出,证明了劳动力素质提高的重要性不容小觑。根据WIPO的数据,我国在研发支出方面排名前三的企业,总研发支出达到43亿美元,这使我国在企业驱动型研发支出国中位列第6。研发巨头,例如电信企业华为,进行了大手笔的招揽人才和研究创新工作。2019年,华为斥资1317亿元投入研发,其也是专利创造数量的佼佼者。
除了软技能,提高连通性也有助于创新,因其可使公司更接近客户和供应商,并降低一部分成本(如运输、物流等)。图2-4展示了我国和亚洲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状况与美国的比较。每一个指标都衡量一种特定的基础设施能力,笔者以美国为标准重新进行了调整,以便于国别比较。例如,以铁路密度的衡量为例,2015年我国每1000平方千米的土地有0.70千米的铁路,而美国有2.5千米,若以美国为1,则中国的相对值为0.28。在过去20年里,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例如在航空旅行(定义为每100人载客量)和能源(定义为人均千瓦时)方面,已经超过了“新兴亚洲”的平均水平,但仍然任重道远,尤其是在创新所需的数字基础设施方面。例如,在固定电话和固定宽带用户方面,我国仍然相对落后(第5章中将有更详细的阐述)。虽然有人认为,我国消费者和企业已经跃升到移动数字时代,但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仍然是必要的,这可以帮助普通企业提高效率,并刺激更广泛的创新。
政策扶持
最后一个因素来自政策扶持。有些观点认为,创新需要政府采取“不干预”的方式,但学术界对创新的讨论愈发强调国家政策支持的必要性。相关文献的研究结果显示,美国政府对许多行业的早期投资都推动了创新,而且政府支持力度在过去几十年中大幅增加;此外,政策扶持对新兴市场创新发展的影响很大。尽管发展后进国家曾经用来实现高收入地位的许多关键政策,现在已经不被世界贸易组织所允许,但是政府仍然具有推出积极政策的空间,特别是在支持培训、研发和能力建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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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中国和亚洲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状况与美国对比的相对值(2019年,2014年)
当然,政府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力量可以代替民营企业。事实上,由于民营企业对不断变化的市场动态具备高度敏感性,能快速识别新机遇,它们仍然是创新驱动型增长的最重要推动者。但是,二者并不冲突。政府通过产业政策的因势利导,可以帮助企业发展,这在当今这个竞争激烈、发展速度史无前例的经济全球化环境下尤为重要。近年来,许多学术研究认为,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更难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这就意味着明智的、具备高度战略意义的政策设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过去十几年里,我国政府通过大力投资教育、改善人力资本和物质性基础设施,不遗余力地支持创新发展。这些投资通过追赶式增长,提高了生产率。近几年,政策重点则放在了通过减少对人才自由的约束以鼓励创新。“十四五”规划中,科技自立自强成为政策重点,规划也提出了促进科技发展的具体措施,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鼓励基础研究的发展。“十四五”规划的目标是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研发经费支出的比重达到8%以上(2020年为6.2%)。假设总体研发支出每年增长7%(“十四五”规划设定的下限),基础研究支出每年需要增长12.8%,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当然,即使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研发经费支出的比重达到了8%的目标水平,中国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强度仍落后于发达经济体2019年15%的水平。
第二,通过建立国家实验室、设立基金提供补贴、增加政府采购计划以激励创新产品,提供更多基础设施,以促进协作等方式,加大政府对研发的支持。
第三,通过创新税收优惠激励民营企业研发技术发展,例如2021年对制造型企业研发活动的税收加计扣除比例由75%上升至100%。
第四,鼓励更多的创新融资渠道,如天使基金、创投基金等,引导投资更高效;简化科技企业IPO流程,完善科技股权融资市场(如科创板等)。
第五,继续加强对外开放,通过在更多领域取消投资限制,促进更多国际合作;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供更有利的商业环境。
第六,通过加强STEM领域的培训,完善创业生态系统,鼓励更多外国人才留在中国工作。
“十四五”规划重点关注的领域包括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半导体、神经科学、生物技术、医学、地球和太空探索、网络通信(5G及以上)和现代能源。现有产业的数字化应用也是一个重点,到2025年,数字经济的贡献将达到GDP的10%。在数字化领域,重点发展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IoT)、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区块链、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