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和”思想产生的基础

农耕的经济形式、宗法制的社会结构及伦理——政治型的文化形态是古代中国“和”思想产生的三大基础。

有学者认为，从考古材料推断，中国“和”文化意识与古远的农业聚居文化有关，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11]。

随着公元前8000年左右冰河期的结束，全球气候转暖。暖和的气候更适宜原始人类的生存，于是人类族群规模不断扩大。当中国大地上的古人类仅靠狩猎和采集经济难以维持庞大族群的需要时，农耕经济便产生了。农业的产生是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12]。位于中国腹地的黄河与长江的中下游地区气候温和，土壤肥沃，灌溉便利，适于人类生产生活，自然而然诞生了黄河与长江流域的早期农耕文明。考古工作者发掘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汇处距今7000到5000年的仰韶文化遗址，农具出土甚多，农业以种植粟为主[13]；发掘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浙江余姚一带距今7000到6000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发现了全世界最早的水稻栽培记录[14]，可见新石器时代中国农耕文明已颇具规模。

农耕经济的特点之一：人与自然是一体的。一方面，天地自然的节律变化决定着人们的生产生活，甚至是命运。天地风调雨顺，则人们丰衣足食；天地风雨不时，则人们困顿失所。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人们，长期习惯于顺天，特别是合规律性的四季气候、昼夜寒暑、风调雨顺对生产和生活的巨大作用在人们观念中留有深刻的印痕”[15]。在这些“印痕”和观念影响下，中国古人很早就开始研究天文，并根据天文来制定历法，利用历法指导农业生产。《史记·历书》记载：“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尚书·尧典》亦云：“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这种“顺天应时”的观念是古人自然层次上“和”意识的体现；另一方面，人们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自然生活中，内心很容易产生某种安适与谐和感，《诗经·小雅·鹤鸣》就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田园诗般的画卷[16]：“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萚。它山之石，可以为错；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谷。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碧野远山，紫檀落叶，鱼翔浅底，鹤鸣九天，诗人愉悦之情跃然纸上。这种安适与谐和感是古人审美层次上“和”意识的体现。修海林亦认为，从“龢”的文化含义上说，它是原始先民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融洽谐和关系的内心体验[17]。

农耕经济的另一特点：定居。定居而稳定的生活，使得家庭很容易繁衍成家族。随着家族的不断壮大和家族内部关系的复杂化，大家族便演化成了氏族部落。氏族部落从本质上说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长制结构，部落首领便是大家长。部落与部落间由于部落仇恨、争夺资源等主观因素导致的战争在客观上促进了部落的融合，使原来以血缘为纽带的家长制结构具有了地域的性质。血缘与地缘因素整合的结果，形成了中国家长制社会结构的雏形。经过尧舜禹的“禅让”与夏商“家天下”的社会政治实践，最晚在西周，这种社会结构便通过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制和宗庙祭祀等制度设计固定了下来，正式掀开了中国宗法制社会的历史。

“家天下”的宗法制社会结构基本特征是“家国同构”，即国是家的放大，君同于父，民同于子。这意味着：“用管理自己家族的方式来管理整个天下，便是很自然的事情。”[18]——《礼记·大学》即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于是亲让、和洽等这些处理家族内部事务与关系的有益经验便被扩大运用到了国家层面，从“家和”到“国和”是古人社会层次上“和”意识的体现。

农耕经济基础与宗法制“家国同构”上层建筑的结合，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伦理—政治型文化形态。这一文化形态将伦理政治化的同时，也将政治伦理化，在社会生活中强调君臣父子、长幼尊卑等政治伦理关系，强调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和妻柔、朋友有信等社会道德，强调社会在伦理—政治的多元因素互动中保持内在的协调以实现秩序与稳定。对多元统一、动态协调、变化适度的追求正是“和”的应有之义，于是先秦哲人不断总结前代认识，从《尚书·顾命》的“燮和天下”，到《国语·郑语》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再到《论语·学而》的“礼之用，和为贵”，再到《礼记·中庸》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逐步完成了“和”意识的理论升华，将“和”的思想彻底贯彻到了自然、社会、天人等各个领域。

（田永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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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2]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上海：大东书局，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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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清·郝懿行.尔雅义疏.北京：中国书店，1982.

[6]宋·陈彭年.钜宋广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7]李鲜.中国古代的“和”“同”观与当代文化多样性问题.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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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蒋明宏，袁坤.先秦“和”学辨.菏泽师专学报，1991（1）：7-11.

[10]杨俊英.论先秦和谐思想及其借鉴价值.学术论坛，2006（6）：70-73.

[11]郑涵.中国的和文化意识.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

[12]焦天龙.试论新石器时代的特征与开始的标志.东南文化，1990（3）：80-83.

[13]詹子庆.先秦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

[14]萧璠.中国通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

[15]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16]杨青芝.和谐与求和谐：从《诗经》到陶渊明和王维的田园诗.河北旅游职业学院学报，2010（2）：84-87.

[17]修海林.“龢”之初义及其文化学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0（4）：73-76.

[18]沈长云.中国历史——先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