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昭公二十五年九月，在鲁国曲阜上演的这场国君攻打季氏失败逃亡齐国的事件发生时，孔子在曲阜兴办的私学正是蒸蒸日上的时候。那时的贵族子弟都进入官学，孔子兴办的私学主要是面向社会底层，拜孔子为师的人还不用交学费，只需向孔子交一束干肉做见面礼即可。有些学生原来品行不端、做过坏事，孔子也不拒绝，经过他的教导，这些人都走上了正途。有个学生名叫颜涿聚，曾经是梁父大盗，后来到卫国和齐国做了官；孔子的学生子路好勇力，原来也是一个歹徒，还曾经欺负过孔子，被孔子诱导收为弟子，后来还成为了孔子的铁杆弟子和知心朋友。
孔子的私学越办越兴旺，前来拜师求学的弟子也越来越多，一些其他诸侯国的青年子弟也都远道投奔到孔子门下。在孔子的知名弟子中，有许多来自其他国家，如端木赐（卫国，字子贡）、言偃（吴国，字子游）、卜商（晋国温邑，字子夏）、颛孙师（陈国，字子张）、公皙哀（齐国，字季次）、高柴（齐国，字子高）、巫马师（陈国，字子期）、梁鱣（齐国，字叔鱼）等不下数十人。鲁国三桓之一孟僖子在鲁昭公二十四年临终之前留下遗命，让他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拜孔子为师。
孔子的私学，在当时开启了豪门贵族之外的青年求学之路，打破了只有贵族子弟才能了解历史、学习礼仪和法度、音乐占卜、练习驾车、射箭的惯例，为社会青年打开了求学上进、走入仕途、经商办学的一扇新门，这在春秋时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举。
鲁昭公二十五年发生的这场内乱，对于孔子来说，并不感到惊讶。当孔子听说季氏“八佾舞于庭”时，就说过：“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八佾之舞是只有周天子才有权使用的乐舞，周王室因为鲁国开国之祖周公旦对周朝有大功，特别允许鲁国国君在宗庙祭祀周公时可以使用八佾之舞。而季孙氏作为鲁国大夫，并不是国君，竟然在自己的府中用“八佾”的规格来演奏乐舞，这让孔子感到忍无可忍。时隔不久，三桓在祭祀祖先时，竟然唱着《诗经·周颂》的《雍》这篇诗歌撤除祭品，《雍》也是只有周天子才能使用的礼节，孔子得知后气愤地说：“‘相维辟公，天子穆穆’（《雍》中诗句），奚取于三家之堂？”（《雍》诗中说：“四方诸侯前来助祭，主祭的天子庄重肃穆美好。”这样的诗句怎能在三桓祭祖祠堂上出现？）
面对鲁国内乱之后的险恶局势，孔子对鲁国的政治局面彻底失望了。他在鲁国兴办的私学虽然方兴未艾，但在内乱之后，由于季氏的高压统治，已经难以持续下去了。于是，孔子决定暂时离开混乱的鲁国，在鲁昭公二十六年初，到齐国去另寻发展，希望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孔子刚到齐国的时候，年龄三十五六岁。他到了齐国都城临淄，首先投奔了齐卿高昭子，并做了高氏的家臣，希望能够通过高昭子的引荐，拜见齐景公，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施展才能。然而，当时齐国的境况比鲁国也好不到哪里去，世卿专权的问题也非常突出。高氏、国氏、陈氏三大家族都是齐国累世执掌大权的巨卿，齐景公在政治上多亏了有贤相晏婴帮助支撑局面，在这种形势下，孔子要想在齐国施展才能，是很困难的。
果然，孔子到达临淄后没多长时间，齐景公听说了他学识渊博，连鲁国三桓之一的孟懿子都拜他为师，便召见了孔子，向他询问如何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孔子答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作国君要有君主的样子，作臣子要有臣子的样子，作父亲要有作父亲的样子，作儿子要有作儿子的样子。）孔子这是在强调，要想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需要建立一套完整严密的等级伦理关系。
齐景公听后大加赞赏，他仔细打量着孔子这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见他身穿白色布衣，身材高大，举止优雅，从心底生出了悠悠然的好感。他缓缓说道：“夫子不愧是宋国公室后人、鲁国将军陬邑大夫之子，风雅俊秀，见解深邃！如果一个国家，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即使国库的粟米再多，寡人又能吃得上吗？”
说完转头对陪坐在一旁的国相晏婴说：“寡人与上大夫都老了，像夫子这样的青年才俊，正是齐国需要的啊！上大夫可与夫子多多交流。”晏婴躬身领命，后来晏婴与孔子就治国理政、天文地理、《诗》、《书》、《易》、《礼》进行了多次的交谈，上大夫晏婴已经年逾七十，对齐国的社会政治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对孔子的学识、洞察力和才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几个月后，齐景公再次召见孔子，晏婴作陪。齐侯问孔子：“夫子来到齐国有些时日了，说到治国之道，还请夫子针对齐国的时弊以教寡人！”
孔子的回答极有针对性、又非常简洁，他回答道：“政在节财。”这个回答切中要害，齐国的达官贵族们穷奢极欲，普通百姓却日益穷困。齐景公本人就极端奢侈，宫中养马四千匹；宫室、苑囿、服饰等方面奢华无度。他为了修筑“路寝之台”和离宫，大兴土木数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百姓为此怨声载道。
齐景公听完孔子的精辟之语，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对孔子的才能更加佩服。在孔子拜别出宫后，齐景公征询国相晏婴的意见，他想将齐国的尼谿之田赐予孔子，留他在齐国做官，国相晏婴却提出了相反的看法。晏婴并不否认孔子的博学多识和治国才干，但他是讲求实际的政治人物，在与孔子交流多次后，他觉得孔子的政治主张力求变革齐国的奢靡风气，恢复周礼，将会受到国氏、高氏、陈氏等世卿大族的抵制，难以实现。
晏婴对齐景公说：“儒者奸诈狡猾，能说会道，不敢相信；他们高傲任性，自以为是，难以驾驭；他们对丧事特别看重，竭尽哀情，为了葬礼的隆重而不惜倾家荡产，齐国不可令这种风气蔓延开来。他们四处油嘴滑舌，跑官要官，抱着这样的目的，根本不可能为国家着想。周王室衰微，繁复的周礼已被淘汰多年，现在孔子又主张恢复这些仪容服饰，详定繁琐的上朝下朝礼节，刻意于繁文缛节，就是几代人也学不完，毕生都搞不清楚。国君用儒家这套办法改变齐国的风俗，恐怕不行。”
齐景公最听上大夫晏婴的话，听国相这么一说，也就不再提任用孔子在齐国做官的事了。孔子在齐国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也感到很失望。尤其是有一天，听说齐国各大家族要加害孔子，齐景公对孔子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寡人老了，不能任用夫子了。）这等于是对孔子下了逐客令，孔子只好又带领弟子们离开了齐国，返回鲁国。他们得知齐国大族要加害于孔子，走得很急，米都淘好了，还没来得及下锅，就匆匆赶路了。
孔子一行前前后后在齐国临淄逗留了一年左右，由于没有官职，也没能到郓城去拜见国君鲁昭公，只好回到了季氏当政的鲁国都城曲阜。
孔子一行还在齐国的时候，鲁昭公二十六年冬季，临淄的星空中划过了一颗彗星。齐景公马上命人去祭祀消灾，晏子劝谏道：“没用的，只能招来欺骗。天道不可怀疑，祭祀何用？而且天上有彗星，是用来扫除污秽的。国君您没有污秽的德行，又何必祭祀祈祷呢？如果德行确有污秽之处，祭祀祈祷又能减轻什么呢？《诗》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这位周文王，小心恭敬。隆重地事奉天帝，求取各种福禄。他德行不违天命，接受四方国家。）国君您没有恶德，四方的国家将会聚集到齐国的周围，还怕什么彗星？《诗》还说：‘我无所监，夏后及商。用乱之故，民卒流亡。’（我没有什么借鉴，要有就是夏朝和商朝。偶遇政事混乱，民众终于流亡。）如果德行违背天命而混乱，百姓终将流亡。即使再命太祝、太史祭祀祈祷也没有用。”齐景公又一次被晏子的话说动了，于是打消了祭祀消灾的念头。
此时的齐景公和晏婴都已年迈，就像当年的齐桓公和管仲一样。孔子离开临淄返鲁之后，齐景公在宫中路寝与晏婴闲聊，他对晏婴说：“这路寝宫殿多漂亮啊，谁还能拥有这样的宫室呢？”
晏子问道：“敢问国君，您的意思是？”
齐景公说：“寡人以为，有德之人才配享有此等宫殿。”
晏子答道：“照国君所言，那应该是陈氏吧。陈氏虽无大德，但是对百姓有施舍。豆、区、釜、钟这些量器，从公田征税就用小容量的，向民众施舍就用大容量的。国君征税重，陈氏施舍多，民心都向着他们了。《诗》曰：‘虽无德与汝，式歌且舞。’（虽然没有美德给你，至少让你唱歌跳舞。）陈氏施舍，百姓都为之唱歌跳舞了。您的后代如果稍稍怠惰，而陈氏又不灭亡，那么他们的封地就变成国家了。”
齐景公听晏婴这么一说，赶紧问道：“那怎么办呢？”
晏子说：“只有礼可以阻止。如果合于礼，家族的施舍不会扩大到全国，百姓不迁移，农夫不挪动，役工商人不改行，士不失职，官不怠慢，大夫不贪墨。”
齐景公感叹道：“是啊！寡人是做不到了，但寡人现在知道，礼是可以用来治理国家的。”
晏子接着说道：“礼可以治国由来已久，与天地同在。国君慈善、臣下恭敬、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婆婆慈爱、媳妇顺从，都是合于礼的。诸位先君从天地那里继承了礼以治理百姓，所以崇尚礼。”
齐景公听晏子讲了德与礼，也赞同应该以德和礼来治国，觉得并不一定要采用孔子儒家的那一套。然而现在来看晏子推崇的以德和礼治国的理念，又与孔子的儒家思想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