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史记》的记载，黄帝为共同始祖。司马迁构建的这套世系，在王国维运用现代考古学材料证明《世本》《史记》为实录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力作中得到了印证，可见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是比较可信或采用传说中之可稽者。尽管有些人对《史记》中记载的匈奴为夏后裔表示质疑，但需要认识到，任何史家著史都带有一定程度的时代印迹与主观倾向，而司马迁在“大一统”政治文化影响下，自然不能脱离时代的局限，亦是“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的维护者，所以说构建“华夷共祖”的民族大一统思想理论体系是他不能回避的任务。从世界民族史的发展来看，许多民族都有一种共同传统，即将神话人物变成历史人物，再把这些历史人物作为各自民族的祖先。古代中国的民族观念亦是如此。黄帝作为最早的神话人物之一，被司马迁塑造成中国各民族的共同始祖与“圣王”。这种将黄帝塑造为各民族共同始祖的传统，为各民族间的相互认同和西汉时期的族群整合提供了理论依据。司马迁《史记》中所提出的“华夷共祖”的民族思想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直接来源之一。“西汉王朝建国之初，以中原汉族为核心，其周边仍然存在着众多的少数民族……不少少数民族尚未臣服于西汉王朝。这是与大一统的愿望不相适应的。于是掌握封建国家权力的地主阶级及其思想家们，希望进一步突破地域和民族界限限制的大一统思想应运而生。”
有了理论依据后，汉武帝就以实际行动开始外事四夷了。匈奴作为对汉代威胁最大的少数民族而雄踞北方，使高帝有白登之围，在军事实力对比明显的状态下，西汉初期只能采取以和亲的方式与匈奴约为兄弟。文帝时郑重声明：“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这个声明明显是迫于匈奴军事压力的无奈之举。匈奴在西汉和亲的政策下也会造成汉匈之间的民族融合，但是匈奴在西汉初年时常仗着强大武力屡次背约骚扰西汉边境。经过汉初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武帝决定与匈奴正面开战，最终集全国之力造就了“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的强汉威名。“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有效减轻了西汉王朝北方边疆的匈奴压力。汉武帝对匈奴的征讨，为西汉后期汉与匈奴间的民族关系产生深远影响。汉元帝时，韩昌、张猛代表西汉王朝与匈奴呼韩邪单于双方盟誓：“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对此田继周先生指出，汉武帝时期与匈奴的战争，对古代中国“实现更大领域的政治一统”，对“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其后果和影响也是巨大的，可以说为后来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汉时期，出于抵抗匈奴的战略考虑，武帝对西域展开了大规模的开拓与经营。《汉书》中最早提及“西域”这一地理概念：“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
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增强了汉王朝对西域地区政治格局、民情风俗和自然地理等多方面的了解，为日后汉王朝对西域的经营奠定了基础，特别是汉王朝趁匈奴远遁之际在河西设立了酒泉、武威、敦煌、张掖四郡，使西域与中原王朝紧密相连。总之，汉武帝对西域的开拓和经营为日后宣帝神爵二年（前60）西域都护府的设置奠定了基础，最终将西域纳入了多民族一统的汉王朝的版图，从而促成了中原与西域的民族融合，史曰：“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朝鲜、夫余、高句丽、沃沮、秽貊、乌桓、鲜卑、挹娄等古代少数民族居于西汉王朝东北地区。汉武帝即位，在成功打退匈奴和经略西域后便对该地区实行了开拓与经略。元封三年（前108），西汉王朝在东北设置了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并在当地建立了西汉王朝的直接统治。汉武帝在破匈奴后又将乌桓迁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塞外五郡，置护乌桓校尉。由此，东北各少数民族与中原关系日益紧密。汉武帝即位初期面对南方诸越的相互攻伐采取了直接武力干预的措施。建元三年（前138）“闽越围东瓯，东瓯告急。遣中大夫严助持节发会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闽越走，兵还。”于是“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
建元四年（前137）“闽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将兵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击之，未至，越人杀郢降，兵还。”可见在南方诸越相互攻伐的时候，中原汉王朝成为了诸越之裁判和向心力，促进了南方诸越与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为解决南越国割据自守的问题，汉武帝即位后将经略西南夷的方针提上日程。“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士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这是《史记》中关于西南夷的记载，从中可见所谓西南夷实则包含了若干个少数民族。“地方可数千里”说明其分布之广，“君长以什数”说明其民族之众，“毋常处，毋君长”说明其互不统属。西南诸夷既没有一个能够一呼百应的部落联盟首领，也没有进入国家化的政治轨道，要对这样一个地域广布、民族众多的地区实行经略并促进民族融合，在当时而言非常困难。汉武帝派唐蒙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打通进入夜郎的道路，获得他们对西汉王朝名义上的臣服后，西汉王朝在夜郎地区设置犍为郡及附属县制机构。同时，汉武帝派司马相如从巴蜀向南开拓，所以“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
但是在此过程中遭到西南土著的强烈抵抗。西汉王朝在同时面对北方匈奴的情况下，以公孙弘为首的大臣们主张放弃对西南夷的经略，于是“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南越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冉駹皆振恐，请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巂郡，筰都为沈犁郡，冉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於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②至此，“及置郡县，万代推功”③，分散的西南夷正式被纳入西汉版图，成为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西汉族群整合过程中虽然少不了冲突与战争，但是这是在特殊环境与特殊时代下的特殊手段。汉武帝时期，对于四夷的整合几乎都实行了边地郡县化政策，为西汉族群的整合提供了和平融合的条件。《汉书·韦贤传》记曰：“及汉兴，冒顿始强，破东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广兵强，为中国害。南越尉佗总百粤，自称帝。故中国虽平，犹有四夷之患，且无宁岁。……孝武皇帝悯中国罢劳无安宁之时，乃遣大将军、骠骑、伏波、楼船之属，南灭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万之众，置五属国，起朔方，以夺其肥饶之地；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以断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隔婼羌……单于守藩，百蛮服从，万世之基也，中兴之功未有高焉者也。”
这则记载是对汉代以来构建大一统政权并外事四夷的一个总结，其中虽有夸大之嫌，但汉武帝时期开创了一个拥有多民族的封建大一统帝国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而为我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壮大、发展打下基础。有不少人质疑过汉武帝的边疆民族政策，称其是穷兵黩武式的对外扩张。对汉武帝最典型的批评莫过于司马光的“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特别是汉武帝晚年下《轮台诏》以罪己：“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这确实是汉武帝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的历史见证。但是汉武帝统治时期，西汉王朝“四守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⑦的边疆大一统，积极地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共同构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铸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了民族凝聚力与国家认同感，这些历史贡献是不容抹杀的，对中国以后的历史进程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多元一体格局发展的一块里程碑。在西汉“大一统”政治背景下的族群整合，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其影响深远，泽及后世，并成为此后中国历代王朝占主导地位的民族思想。《魏书》详细记载了拓跋鲜卑先祖的来源：“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积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讳毛立，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
其中如此清晰明了地将其归于黄帝后裔，明显是受了《史记》“华夷共祖”民族思想的影响，并以汉民族所认同的黄帝这位显赫人物来抬高拓跋鲜卑族的身价。匈奴人赫连勃勃以“大夏”为国号，其理由就是“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进而宣称：“我皇祖大禹”，体现了其以炎黄后裔自居的民族心态。这里虽有其缓和民族矛盾的政治目的，但是也可以看出当时以华夏为中心的民族观念的巨大影响。而这种民族思想的理论依据显然来源于《史记》关于黄帝“华夷共祖”观念。同样由匈奴人刘渊建立汉赵国，自认为是汉朝刘邦的后代，且致力于恢复汉朝正统的地位。再如氐人苻坚建立后秦，其并不满足于割据一方，而志于统一全国，进而言：“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餔，今欲起天下兵以讨之。”可见西汉“大一统”民族思想也深深影响着这些少数民族领袖的政治诉求。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以揭示历史的真实性，而为当前社会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尽管传统的“华夷之辨”并没有随着西汉时期大规模的民族融合而骤然消逝，但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在西汉“大一统”思想的强烈影响下，中华民族“华夷共祖”观与国家一统思想被深深植根于每个中国人的情怀中。自此以后，尽管中国历史上出现几次大的民族与国家的危机，都因为其内部强大的自我调节机制，而保持了朝着“大一统”的历史发展的轨迹。
自秦汉以后，华夏民族在国家、文化和民族认同意识上的一致性，对于中国社会中民族与国家形态的延续，起到重要作用。其后，在历经封建国家的政治一体化和“诸夏”向统一的华夏民族的不断一体化过程中，华夏民族与国家始终保持独自发展的一统历程。同时，它也使民族与国家，在政治、文化、民族意识上都表现出一种开放、兼容、内聚的形式与态度。这种历史格局，如果从根源上看，西汉时期对中华民族思想观念的塑造——中国是一个不可以被分裂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中华民族的共同体观念，起到了重要作用。正是通过中华历史上几千年的民族融合及其认同观念的发展，历史上的中华民族呈现出民族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格局和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费孝通曾将这种民族格局及其观念体系引申为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论，即“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因为这些加在一起的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民族、国家、文化的一致性认同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涵。而溯其根源，西汉时期形成的“大一统”的国家、民族、文化的意识使强汉威名植根于当今每位炎黄子孙的心中。所以当今中国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来重新审视西汉时期的政治一统与族群整合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西汉王朝‘大一统’的政治历史背景下，夷夏一体、华夷共祖的民族观念得到加强，标志着西汉时期‘大一统’民族观的初步形成。在同源共祖民族观念影响下，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通过分析可将西汉时期族群整合的历史意义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以司马迁为主的思想家们在构建“华夷共祖”的民族意识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在大一统帝国的首次多民族融合中逐步构建起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
三、汉武帝时期少数民族地区郡县化政策为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提供了有利的制度条件；
四、逐步奠定了中国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认同意识；
五、为中国各民族日后反对民族分裂与国家分裂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依据。
西汉以来随着国家与民族认同意识的加强，使国号“汉”成为当今中国人口最多的民族的族称。汉武帝时期的政治认同与族群整合虽然是构建其“大一统”国家政治文化的手段，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却实现了使“汉族”不断壮大的客观效果，从而为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奠定了基础，也为今后历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总之，西汉武帝时期的政治一统与族群整合对今天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构建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