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认为呈上的文章语焉不详，条理不清，结尾含糊，于是要求士大夫们对涉及的问题再具体、详细论述。董仲舒再次对策：
针对武帝提到的“善于从天命中找到启示，一定能在人事中得到验证；善于总结古人的经验，一定能在现实中找出对比。”董仲舒说：“我听说天是世上万物之主，包罗万象，不会有所偏爱；天设置日月风雨，调和万物，再通过阴阳寒暑，让万物经历磨练。圣人效法天，建立“道”，倡导仁爱无私，用仁德善待百姓，设置礼仪引导百姓。春天是生育的季节，仁要求君王爱护百姓；夏天是抚育的季节，德要求君王养育百姓；秋冬是肃杀的季节，君王用刑罚惩治罪犯。天与人的关系，从古至今道理相通。孔子编撰《春秋》，记录诸侯很多教训，附上灾异与教训间的联系，说明事在人为，美恶善丑，与上天有一定联系，再加以对比，阐释天人感应。
天发出的指示叫“天命”，圣人执行天命。崇尚质朴叫“天性”，通过教化养成天性。人有了欲望要用礼仪约束，欲望才不会膨胀。君王要奉承天意，顺应天命；向民众推行教化，引导民众淳朴向善；还要制定礼仪，区别上下尊卑，防止人们僭越。人不同于其他生物，在家，有父子兄弟亲属；在社会，有君臣上下尊卑；人们相聚，有耆老长幼。有粲然的文辞表示尊敬，有恩爱、关心表示尊重，这是人为什么会尊贵的原因。人具有灵性，是万物中最高贵的生物。孔子讲：“天地之间人为贵。”明白天赋与人的秉性，知道人在万物中为何高贵，就懂得仁义的重要，重视礼仪，遵循义理，成为君子。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是：知天命，懂礼仪，明是非。
这里面说的区别上下尊卑就是被后世所批判的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系统提出了三纲五常，三纲的原文是：君为臣纲，君不正，臣投他国；父为子纲，父不慈，子奔他乡；夫为妻纲，夫不正，妻可改嫁。纲原本是渔网的主绳，引申为表率与责任的意思，三纲要求上位者先正己身，下位者才有服从义务。这是双向责任，但后世在演变中，东汉《白虎通义》就将三纲的双向责任的条件句删掉了，而宋代理学家朱熹更将三纲绝对化，强化了等级服从，三纲也因此被批判为封建等级工具，这种曲解与董仲舒的本意截然不同。就如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的也是双向义务关系，君主若不行君道，臣子可不必愚忠；父亲若不尽责，儿子也不必盲从。却被后世的统治者利用曲解为“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
五常是由孟子“四端”（仁、义、礼、智）扩展而来，加入“信”以对应五行。仁是同情心与仁爱，如孟子恻隐之心；义是公正与正义，如羞耻之心；礼是礼让与规范，维护社会秩序；智是明辨是非的智慧；信是诚实守信，贯穿其他四德。而且不仅百姓要修五常之德，董仲舒认为君王也要修五常之德。五常是儒家提倡的五种基本道德准则，至今仍被普遍认可。尤其当今社会信息这么多，其中的智：明辨是非的智慧显得尤为重要。但由于三纲与五常被捆绑宣传，导致五常也被连带否定。“三纲五常”成了封建社会等级压迫的重要工具，成了思想糟粕，董仲舒也因此背了2000多年的黑锅，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千古罪人。
针对武帝策问中提出的“朕上羡慕唐尧、虞舜，下痛悼夏桀、殷纣，思考圣王享有昌盛，暴君走向灭亡的经验及教训，虚心汲取。”董仲舒回答：“我听说聚少成多，积小见大，圣人也是从微弱的荧光，最终变得光芒万丈。尧来自小国诸侯，舜生活在深山老林，都是由小到大逐渐发展。君王要谨慎对待言行，君子之所以感动天地，是因为善小而见大，慎微而知著。尧始终兢兢业业奉行道，舜始终兢兢业业奉行孝。善通过积累实现，最后彰显德，要让民众感受有一个积累过程。
积善在身，天长日久，自然会有益处，人不会马上感受到善的效应。积恶在身，犹如灯火燃烧膏油，人也不会很快感受到恶的结果。善恶相随，如影随形，犹如山谷回音。暴虐的昏君并非一天之内灭亡，同样要有一个过程。夏桀、商纣无道，仍然拥有国家十几年，不断衰微，最终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