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祁这么一分析，不禁感叹朱祁镇的政治手腕着实了得。
皇帝遣使报信一事看似简单，但选派何人报信、以何种方式报信却大有讲究。
特意派遣刘安这等人物回京，正是算准了郕王投鼠忌器，断不敢贸然加害。
这时在张祁的视角中，后世所描绘的关于朱祁镇“叫门天子”的形象算是彻底坐实了。
倘或皇帝当真是被瓦剌胁迫叫门索赏，又怎能在敌军的严密监视之下，如此精准地安排刘安回京报信？
可见先前在宣府和大同的两次“叩关叫门”，皆是皇帝心甘情愿所为。
想到这里，张祁对朱祁镇的观感更是跌至谷底。
原本只觉得皇帝懦弱无能，如今刘安这一出，倒叫他看清了本质，那朱祁镇哪里是什么落难君王，分明就是个厚颜无耻的流氓无赖。
体面人是斗不过流氓无赖的。
皇帝恐怕早已将社稷安危抛诸脑后了。
他派遣刘安时，心中肯定盘算的是，即便郕王心一横，跟他一样，也不当体面人，转头当了无赖，一刀杀了刘安，致使大同文武惊惧投敌，那又如何？
横竖都是郕王的罪过，与他何干？
至于大同陷落后瓦剌铁骑长驱直入、直逼京畿这等祸事……
呵！他朱祁镇身陷虏营，又岂需为此负责？
而如果郕王当不了无赖，只能当体面人，那就注定要输给他这个真正的无赖。
横竖算来，朱祁镇都立于不败之地，毕竟不要脸的人永远占尽先机。
这事难办就难办在，张祁这个穿越者还真叫朱祁镇那个无赖给算准了。
假郕王张祁确实是个比真郕王朱祁钰还讲究体面的体面人，若按朝堂规矩明刀明枪地斗，流氓无赖朱祁镇是怎么都不该输的。
“下官以为不该杀。”
于谦沉吟片刻，显然已是洞悉此乃皇帝阳谋，非阴谋可解，“蒙古人逐水草而居，随四时迁徙，夏则避暑高寒之地，冬则趋阳暖水草丰美之所，此乃游牧本性，自古皆然。”
“昔年契丹辽国全盛之时，疆域横跨大漠，独创‘捺钵’之制，春捺钵设于鸭子河灤，正月启程，两月方至；夏捺钵择吉地纳凉，五月末至，议政游猎五十日；秋捺钵驻伏虎林，七月中旬移帐；冬捺钵定于广平淀，沙暖宜冬，帝王贵胄随捺钵四时移徙，金元皆承此制而不改。”
“及至蒙元，此习犹存，元太宗虽灭金取中原，西征未服诸国，用耶律楚材行汉法，然四时移帐之制未尝稍改，春驻哈拉和林，夏徙月儿灭怯土，秋居古薛纳兀儿，冬移汪古之地。”
“故而也先虽挟持圣驾驻跸大同城外，然其部众岂能久驻一地？纵使其正在调兵遣将，亦须循游牧旧制不断迁徙，若困守一隅，他瓦剌大军粮秣从何而来？战马又何以蓄养？不待我军出击，则其部自溃矣。”
“如今时值八月末，塞外苦寒，九月便将飞雪连天，也先容陛下传信之期，满打满算不过一月之数，加之大同至京师往返耗时，纵使陛下接连遣使，最多也只能派出两三拨人马而已。”
张祁望向于谦的目光中更添了几分敬佩。
虽然这些内容在现代人看来只是初中地理常识，但是于谦一个封建士大夫，能仅凭史籍记载就推演出游牧民族的生存规律，真是非常了不起。
蒙古人将牧场划分为四季营地，严格遵循“春洼、夏岗、秋平、冬阳”的自然规律轮换放牧。
春季营地选址最为考究，需向阳开阔、水源充足，以照顾体弱的牲畜和新生幼崽；夏季则迁往高爽通风之地，既避蚊虫又利抓膘；秋季转场至开阔滩地；冬季则需背风向阳，确保牧草保存完好。
但即便在同一季营地内，蒙古人也会根据牧草状况和牲畜数量灵活调整迁徙范围，因为在现代掘井技术出现之前，牧民放牧完全依赖于天然水源，而饮水是放牧中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一般来说，拥有千畜的大牧主必须长途转场，而仅有二三十头牲畜的小牧户只需在营地周边数里范围内活动，为了保障牧草再生，牧民一年当中要更换十余处放牧点。
也先作为统御东西蒙古的权臣，其麾下畜群必定规模庞大，不可能长期滞留大同。
毕竟古代人没有“环境保护”这个观念，九边重镇经年战乱，周边草场早已退化，根本无力支持蒙古人大规模的骑兵行动。
即便也先能让皇帝在大同附近等候京城回信，其王帐也必然要随畜群不断迁徙，才能保证战马的喂养。
于谦预判的“一月之期”，正是基于对游牧规律与边境生态的深刻认知之上，一旦超过这个时限，也先必将因牧草匮乏而被迫远徙。
历史上大明在北京保卫战取胜之后，也无法派出大军营救明英宗的困难正在于此。
明军对瓦剌人每年季节性的迁徙路线一无所知，在缺乏可靠情报与后勤保障的情况下，贸然深入草原无异于自蹈死地，所以根本没办法制定有效的行军方略。
张輗皱眉道，“倘或这两三拨信使皆是如刘安这等伯爵，闹出的动静倒也不容小觑。”
于谦目光一凝，缓缓摇头道，“不对，不对，陛下即便遣使，所派皆为臣子，譬如刘安，其所能为者，不过上奏郕王殿下与皇太后殿下而已。”
“郕王殿下身为监国，批阅奏疏乃分内之事，然皇太后殿下深居后宫，如何得知刘安上疏？既不能垂帘听政，至多询问金英、兴安等人，或遣其心腹宦官咨问内阁。”
“而自毛贵、王长随伏诛后，宫中局势已然明朗，金英、兴安之流，虽曾侍奉陛下，却与王振素有嫌隙，如今王振既败，这些人自然是向着郕王殿下的。”
“只需他们稍作拖延，或是将奏本压在司礼监，或是在皇太后殿下问及时含糊其辞，皇太后殿下便无从知晓刘安报信一事。”
张祁暗自思忖，这“拖”字诀虽是对付官僚体系的妙招，但拖上整整一月未免太过冒险，倘或金英、兴安因此事触怒孙太后而遭不测，他良心实在难安。
“想想皇太后殿下前次追问京营整饬之事时的急切模样，拖延月余谈何容易？况且近来群臣所奏，无不是土木堡战后要务，本王批阅从不敢懈怠。”
“倘或独独将刘安这等紧要奏疏‘遗漏’在外，岂不惹人生疑？何况刘安此番携来陛下封侯的圣旨，倘或他按捺不住，径自去吏部闹将起来，又当如何收场？”
于谦目光如炬，反诘道，“殿下何以认定需拖延一月之久？”
张祁闻言愕然。
一旁的张䡇已然会意，抚掌笑道，“刘安此来，无非是想让朝廷不要拥立郕王殿下，可他来得晚了一步，马顺等奸佞已伏诛午门，王振满门亦遭惩处。”
“若依陛下之意，朝廷不当立殿下，那是否该追究午门殴毙朝臣之责？是否该当即释放王振余党？试问满朝文武，谁肯答应？谁人能允？”
“故而无需拖延月余，只需令金英、兴安把刘安的奏疏压上个两三天，在刘安抵京的消息传开前，先使百官联名上表劝进，请郕王殿下继统大位，一旦皇太后殿下准允群臣所请，纵使刘安手持圣旨，也难挽既成之局。”
张輗冷笑道，“何况，大冢宰（指吏部尚书王直）与王振亦有旧怨，正统十一年时，少司徒（户部侍郎别称）奈亨阿附王振，构陷文选郎中张琛，竟连累大冢宰与少冢宰（吏部侍郎别称）曹义、赵新一同下狱。”
“三法司会审，判奈亨斩刑，大冢宰等人赎罪流放，幸得陛下开恩，宽宥了大冢宰，仅罚没奈亨、赵新俸禄了事。”
张䡇冷冷应道，“是啊，当年奈亨任光寺卿时，就屡次请托吏部侍郎赵新和验封司郎中赵敏为其亲信谋职，待其迁少司徒后，更是变本加厉，其同乡徐源被任命为卫舍仓，奈亨竟要赵敏改注，赵敏拒绝后，奈亨恼羞成怒，唆使徐源诬告赵敏。”
“徐源被法司收押后，柰亨恐东窗事发，竟恶人先告状，上奏诬指赵敏刚任员外郎就图谋升迁郎中，更诬陷大冢宰徇私提拔同乡中书舍人龙文为员外郎，大冢宰自也不甘示弱，立即上疏揭露柰亨挟私报复、心怀怨望等种种不法。”
“陛下震怒，命三法司、六科廷审，最终奈亨论斩，大冢宰等人赎徒，陛下虽以‘历事年久’为由宽宥了大冢宰，但明眼人都看得出，这背后少不了王振的推波助澜。”
“大冢宰历经此劫，几陷囹圄之灾，此等切肤之痛，岂能轻易忘怀？故而只需稍加提点，大冢宰必定鼎力相助。”
张輗笑道，“依下官之见，此事连提点都属多余，殿下那日朝会后晕厥得太早，未曾得见退朝时的情形。”
“当日大司马与百官退出左掖门时，大冢宰特意执其手慨叹道，‘社稷存亡，全赖公耳，今日纵有百个王直，又何济于事！’”
“由此可见，在处置王振一事上，大冢宰与大司马、殿下实乃同心同德，再加上，陛下亲征之前，大冢宰曾率群臣伏阙苦谏，陛下不纳，方命其留守京师，试问，大冢宰又岂有不愿郕王殿下继统之理？”
张祁恍然大悟，这说白了就是“先上车后补票”。
只需速速将郕王扶上龙椅，待生米煮成了熟饭，纵使大同那位的“皇帝”再派来千百位使者，也再难撼动新君之位。
此计最妙之处，在于以无赖之道还治无赖之身。
对付无赖的最好方法，就是要当个比无赖还要无赖一万倍的大无赖。
他几乎能看见朱祁镇在大同城外接到急报时的铁青脸色，那般光景，光是想想忍不住要笑出声来。
但是张祁并没有得意忘形，毕竟孙太后非易与之辈，“纵使本王得登大宝，刘安报信一事终是难以瞒天过海，倘若皇太后殿下追查起来，本王又当如何应对？”
于谦正色回道，“殿下既已得百官联名劝进，那刘安此举，便是与满朝公卿为敌，六科十三道自当群起弹劾，擅离信地、径赴阙庭、不听朝命，条条皆是现成的大罪，届时只要殿下依法处置，纵使是皇太后殿下，亦是难施援手。”
张祁想了一想，道，“此事宜速不宜迟，群臣劝进拥立一事，须赶在刘安抵京的风声传出之前完成。”
“务必要让大同文武都以为，本王登基乃是群臣自发拥戴，而非得知刘安入京后才仓促继位，否则，反倒显得本王做贼心虚了。”
张祁暗自思忖，虽说历史上朱祁钰受群臣劝进也差不多是在这个时间点，但自己的处境比景泰帝更为艰难。
马顺临死前那句“郕王是假”的嘶吼，始终如芒在背，让他总觉得满朝文武其实对自己的真实身份心知肚明，只是为报王振之仇才暂且隐忍。
仇恨固然是强大的动力，能让一群利益迥异的人暂时团结，但再深的仇恨，也终究不足以让百官真心拥立一个假郕王。
这其中，于谦的运筹帷幄才是关键。
可如此一来，岂不正应了“夺门之变”时孙太后对于谦的那些指控？
这其中的因果轮回，令他不由悚然。
张䡇略一沉吟，进言道，“臣有一策，或可两全，殿下不妨先行擢升大同诸将，普升一级，此举既显殿下不知刘安入京之事，又可顺势将城防要务转交其余大同镇守官员。”
张祁闻言，将大同现任要员在脑中一一过目，颔首道，“好，既如此，本王便即刻下令，命镇守大同广宁伯刘安仍充总兵官，佩征西前将军印；擢都督佥事郭登为都督同知，充副总兵；都督佥事方善、张通分任左右参将；大同后卫指挥使姚贵署都指挥佥事，管行都司事；都指挥佥事张淮晋都指挥同知，仍旧管事，这般安排，可否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