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特征

一、中国环境污染的现状

中国经济发展中对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加剧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并且与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淡化、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不高等现象并存，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经济模式与环境状况密不可分。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当前和未来一定时期内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与主旋律。其中，在高质量发展的框架下，人们的生产和发展活动必须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改善的多重红利。因此，加深对我国当前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状况的准确认识，实现对经济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正确判断是十分必要的。

当前，我国的环境状况不容乐观。环境污染方面，许多城市空气质量超标，海洋、土地污染问题也十分突出，遏制和化解环境污染已经刻不容缓。我国被认为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二氧化碳（CO2）是主要的温室气体，我国是年度瞬时二氧化碳排放量第一大国，减排压力很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报告称，2017年全球碳排放量开始由降转升，相对于2016年增长1%，2018年增长2%左右。美国和欧盟正在放缓减碳步伐，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充满了不确定性。

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对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即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的危害在初期往往不容易被察觉或被重视。随着污染物的累积，环境污染程度持续上升，当污染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时，环境变化对社会发展全方位、多层次和多尺度的影响开始显现，生态环境系统的稳定性受到明显破坏，人们的身体健康和日常生活受到较大影响，农业生产力降低和粮食产量下降。环境污染在一段时间内的不可逆性还使得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受到挑战，环境污染、气候变化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除了污染程度高，中国的环境污染还呈现污染范围广、地区差异大的典型特征。在过去的一段时间，“由东向西”的产业转移加剧了中西部地区的环境污染，同时东部地区的环境质量却没有出现明显改善。可得的数据显示，2013-2014年，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环境质量指数均值分别由82.91、82.76降至59.19、67.22，东部地区环境质量指数均值则由82.93降至62.71，全国范围内各省份的环境质量均显著下降。与环境质量指数大幅下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环境污染治理指数上升的幅度十分有限。中部地区环境污染治理指数由2013年的75.11升至2014年的80.25，而东部、西部地区环境污染治理指数分别由75.37、73.27升至78.41、77.54，环境治理程度明显低于环境污染扩散程度。其中，环境质量变动较大的代表性省份的数据如表1-1所示。[1]

在环境污染的趋势方面，由于中国工业生产模式有着惯性特征，经济增长形成路径依赖致使大面积环境污染状况在短期内无法迅速改善，进而使得一定时期内各地区环境污染的不可逆性十分明显，环境污染状况仍将持续。在气候变化方面，其影响范围本身就是一个全国性和世界性的问题，在气候变化面前任何地区和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对于气候变化的博弈甚至成了一个涉及各国家、各地区经济发展权的问题。

随着环境污染状况加剧，其所导致的经济和社会损失不断扩大。2009年环境退化成本和生态破坏损失成本合计为13916.2亿元，约占当年GDP的3.8%。[2]还有一些研究认为，中国每年的环境污染代价已经接近或超过1万亿元，环境污染损失增速超过GDP增速等。[3]为应对环境污染等问题，中国政府已经实施了渐进趋严的环境规制政策，但是政府的环境保护投入仍然过少，致使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相对薄弱。除应当保证环境保护投入的稳定增长，在中国环境治理的过程中，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充分发挥当前环境规制政策的效果，实现环境规制政策的改进与优化，尽可能地规避“先污染，后治理”的弊端。然而，国内外学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还存在一定不足。

二、环境质量改善的困难与挑战

经济增长无疑会增进居民的效用，但是经济增长导致的环境污染会对居民的效用产生负向影响，当环境污染引起的社会健康成本大幅增加，所导致的居民效用下降超过经济增长带来的居民效用改善时，就会降低社会福利水平，经济增长也由此失去了意义。当前，大规模资源能源投入对于中国经济结构、生态环境的负向效应开始显现，环境污染引发的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进入多发期。环境污染的不利影响已经引起政府、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现状使得缓解环境污染问题的要求十分紧迫，但真正实现存在一定的困难和挑战。

第一，如前所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经济增长形成惯性使得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较大，这决定了环境污染物排放量、温室气体排放量在一定时期内仍将继续增长。并且，中国工业化尚未完成，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依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大量消耗能源的状况还会持续。此外，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特点短期内难以实现转变。上述因素都使得中国污染物排放下降的难度很高，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这一点表现得更为突出。

第二，环境污染来源面广泛，本身就使得环境治理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尤其是当前中国生态环境问题进入叠加期，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三废”均呈现快速增长，农村环境污染包围城市、生态退化叠加环境污染等新问题层出不穷。污染源不能得到有效控制、污染排放物不能得到及时处理等对自然生态、生产活动、居民生活造成了负面影响；

第三，中国环境污染以及温室气体排放所造成的影响已经从“显现期”过渡到“上升期”，部分地区的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超过“环境阈值”，甚至达到环境容量的上限。随着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进一步累积，不但环境污染治理和自然环境恢复的难度逐渐加大，而且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不断下降。当环境污染达到一定程度时，或许还会引发重大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危机，从而失去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可能性。

中国环境治理存在诸多问题，但也存在重要的机遇。在经济下行、结构调整和产能化解的新阶段，我国也获得了一个治理环境污染的“窗口期”，使得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与环境质量提升的双重目标成为可能。规避或者解决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的矛盾性，实现两者的统一性，就要求合理地运用环境规制政策，在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可承受的范围内进行生产活动，增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因此，以环境政策有效性为焦点的研究十分必要。

从根本上而言，政府环境政策的协调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中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改善的首要途径。科学评价现有的环境规制政策，改革与优化环境规制政策体系，是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改善双重目标的重要参考。在高质量发展的框架下，我们将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等问题纳入经济增长的体系，建立体现经济、能源与环境关联特征的理论与实证模型，在社会福利等目标下研究政府环境政策的效应，服务于经济与环境、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