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从表2 Panel A可以看出，在接受调研的企业中，员工规模小至100人以下、大至5万人以上，绝大多数属于大型或中型企业，小微企业较少。从产权性质看，88%的样本是国有企业，其中72%是地方国有企业。97%的样本企业的主要项目所在地位于国内，其余3%样本企业的主要项目所在地分布在东南亚、非洲、欧美、西亚等地。行业分布上，94%的企业属于建筑业中的建筑施工行业，勘察设计行业占6%。从Panel B可见，在地域分布上，问卷填写者主要集中于北京和上海，其中北京样本占比为62.1%，上海样本占比为6.1%，而其余地区样本较为分散。从Panel C可见，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经营整体产生负面影响。样本企业第一季度盈利水平较上年同期平均下降17.311%，这主要源于收入的下降[4]，第一季度收入和新签合同额同比分别平均下降19.867%和15.871%。从分位数和最值来看，少数企业有盈利和收入出现增长的情况。与同为疫情期间的中小微企业调查（朱武祥等，2020）结果相比，本文建筑业企业样本受疫情冲击情况相对较轻，可能源于行业性质和企业规模等方面的差异。

企业间信息化程度存在明显差异，费用报销软件与疫情期间远程办公使用相对广泛。从分位数和最值看，企业财务共享服务平台建设成熟度（FSSC）平均分布于各阶段，其中间水平位于“正准备启动财务共享系统建设”。管理会计软件使用（Software）上，企业平均得分低于0.5（总分为1），均值和中位数分别是0.464和0.458；有少数企业得分为1，表示其管理会计活动熟练使用各种软件。分析软件的各种细分类型发现，费用报销软件与资金预测和计划软件使用较为广泛，二者均值（中位数）分别为0.584（0.750）和0.486（0.500）；预算管理、管理会计报告、合同管理和成本管理与控制软件的使用分布明显右偏，说明大部分样本企业使用这些软件的程度偏低。企业疫情期间远程办公程度整体较高，至少75%的企业远程办公程度得分大于或等于0.5（满分为1）。

从控制变量看，疫情期间企业的管理会计工具应用能力（ManagTool）处于中等水平，对新基建政策利用（NewInfrastructure）好的企业数量超过利用不好的企业数量，疫情期间60.2%的企业遇到供应商供货困难（SupplierDiff），41.7%的企业遇到现金和融资约束（FinConstraint）和运输管制（TransDiff）的困难，而感到管理能力（ManagAbility）不足的企业占8.3%。

（二）相关性分析

表3列示了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代表组织韧性的三个业绩指标之间具有强相关性，第一季度盈利水平、收入、新签合同额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变动百分比两两之间相关系数均超过0.7。财务共享服务平台建设成熟度与管理会计软件使用、远程办公程度均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301和0.150，而远程办公程度与管理会计软件使用不相关。解释变量中，财务共享服务平台建设成熟度、远程办公程度与三个被解释变量均显著正相关，表明财务共享服务平台建设越成熟、疫情期间远程办公程度越高，企业盈利水平、收入、新签合同额下降越少；而管理会计软件使用与三个被解释变量均无显著相关关系。最后，员工规模与疫情冲击程度没有显著相关性，规模大的企业财务信息化水平更高。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三）单变量检验

我们按财务信息化三个变量的中位数分组，比较高（High）、低（Low）两组组织韧性的差异，表4报告了检验结果。与未建设或正在建设财务共享服务平台的企业相比，已经建成财务共享服务平台企业的第一季度盈利水平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减少10.582%，收入下降幅度减少9.519%，新签合同额下降幅度减少5.645%，上述结果均在至少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然而，按管理会计软件使用情况分组，两组在三个组织韧性指标上均无显著差异。远程办公程度分组结果表明，远程办公程度较高的企业，第一季度收入下降幅度显著更低，盈利水平和新签合同额更高但差异不显著。上述结果初步验证了假设1和假设3。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四）多元回归分析

表5列示了模型（1）的主要回归结果，第（1）列至第（3）列数据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企业第一季度盈利水平、收入和新签合同额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变动百分比，根据模型（1）进行OLS回归，我们主要关注的解释变量是FSSC、Software和RemoteWorking。第一，三个被解释变量对FSSC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相对于尚未建设也不打算建设财务共享服务平台的企业，财务共享服务平台建设成熟企业的第一季度盈利水平较上年的减少幅度平均缩小10.90%，收入减少幅度平均缩小11.34%，新签合同额减少幅度平均缩小7.876%，表明财务共享服务平台显著减弱了疫情对企业业绩的冲击。第二，管理会计软件使用对缓解疫情冲击没有显著作用，这与单变量检验结果一致。可能的原因是，企业中财务信息化软件的各功能模块独立零散，缺乏整体规划和统一的数据平台支撑体系（韩向东和屈涛，2020），各信息平台相互之间在功能上不关联互通，在信息上不共享互换（财政部会计司，2015），因此仅仅依靠软件并不能提升企业快速决策的效率，也就不能缓解企业在疫情中受到的冲击。但上述结论与以往文献发现的财务软件对企业业绩的改善并不冲突，因为日常经营效率与组织韧性是两个不同的维度，本文并没有否认软件使用对其他方面的积极效果。第三，远程办公显著改善了企业业绩，相对于远程办公程度极低的企业，远程办公程度非常高的企业第一季度盈利水平较上年同期的减少幅度平均缩小10.57%，收入减少幅度平均缩小12.96%，新签合同额减少幅度平均缩小14.43%。上述结果支持了假设1和假设3，而假设2没有得到支持。综合上述结果，企业对财务共享服务平台建设的投入和远程办公等临时性信息化策略增强了组织韧性，有助于企业更加平稳地度过逆境。

注：括号中为t值；***、**、*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从控制变量来看，盈利水平、收入变动对NewInfrastructure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对新基建政策利用更好的企业在疫情期间受到的冲击更小。此外，企业的管理能力能够缓解新签合同额的下降，而受运输管制限制严重企业的盈利和新签合同状况显著更差。

（五）稳健性检验

1.Ordered Logit回归

尽管OLS回归能够利用被解释变量的数值信息，方便量化财务信息化对缓解疫情冲击作用的大小，但被解释变量是离散变量，且按照区间中位数取值可能不准确，因此我们按0—9重新定义被解释变量，使用Ordered Logit模型进行回归。表6列示的结果与OLS回归结果基本一致，FSSC依然与三个被解释变量显著正相关，Software与三个被解释变量的关系不显著，而RemoteWorking与收入和新签合同额变动显著正相关，再次验证了假设1和假设3。

注：括号中为t值；***、**、*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控制变量中，NewInfrustructure、ManagAbility和TransDiff与OLS回归结果类似，现金和融资约束对企业新签合同额有负面影响，供应商不能供货降低了企业盈利水平，与理论预期相符。

2.主成分分析

上述检验对财务信息化的划分参照了《指导意见》，分为财务共享服务平台和管理会计软件使用，并增添了疫情期间远程办公，但这种划分依据可能存在主观性，而且将不同功能的软件直接取均值也有不合理之处。由于各信息化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我们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所有细分财务信息化指标进行降维，探究其对组织韧性的影响。

我们选取特征值大于1的前三个主成分（Comp1、Comp2和Comp3），它们的累计解释能力64.1%（见表7 Panel A）。根据Panel B,Comp1主要由五种软件构成，包括资金预测和计划软件、债权债务管理软件、管理会计报告软件、合同管理软件和成本管理与控制软件；Comp2主要由财务共享服务平台、费用报销软件和远程办公程度构成；Comp3则主要是预算管理软件。从Panel C回归结果可见，盈利水平、收入和新签合同额的变动对Comp2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财务共享服务平台、费用报销软件和远程办公程度越高，疫情对企业业绩的负面影响越小。新签合同额变动对Comp3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但由于Comp3软件构成有正有负，不能得出一致的结论。综合上述结果，假设1和假设3得到稳健的支持。

注：括号中为t值；***、**、*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