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史学

1.史官和史学

中国古代对史学是非常重视的，自从有文字以来，我们就有史书的记载，三千多年的历史基本上有完整的记载，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这在世界上可能也是少有的。史学和史书的繁荣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史官的建置，传说轩辕黄帝时的仓颉、沮诵就是史官（事见《世本》），他们又是文字的始创者，这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古代的史官是掌握文字能力最强的人。中国古代之所以重视史官建置，重视记载历史，是因为从历史记载中可以辨别善恶，区分贤与不肖，所以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刘知幾在《史通·史官建置》中说：“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根据《周礼》的记载，古代的史官有很多，分别掌管国家各方面事务的记载。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他们各有自己管辖的事务，也负责各方面的史事记载。大史，即太史，是史官之长，掌管天文及国之六典，凡有关天道之事和国家的重大事件，皆由他来书写记载。他要“掌建邦之六典（治、教、礼、政、刑、事），以逆邦国之治”。虽以著述为宗，而兼掌历象、日月、阴阳、历数。小史“掌邦国之志”，郑玄注说：“郑司农云：志，谓记也。《春秋传》所谓周志，《国语》所谓郑书之属是也。”凡国家除上述以外的一般事情，均由小史来负责记载。内史掌书王命，皇帝诏告臣下万民之事，均由他来书写。“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一曰爵，二曰禄，三曰废，四曰置，五曰杀，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夺。”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凡国家对外的各种事务，均由他来记载。“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他们没有其他专门管辖的事务，只是负责记录言和事。由此可见，古代的史官各有严格的分工，掌管自己的职事。传说早期的著名史官，如“孔甲、尹逸，名重夏殷；史佚、倚相，誉高周楚；晋则伯黡司籍，鲁则丘明受经。此并历代史臣之可得言者”（刘知幾《史通·史官建置》）。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家也都有史官，如上述“晋则伯黡司籍，鲁则丘明受经”。古代史官一般都选很正派而又有才华的人来担任，所以如果国君不仁，政治坏乱，他们常常会携史书而出奔。“夏太史终古见桀惑乱，载其图法出奔商。商太史高势见纣迷乱，载其图法出奔周。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亦以其图法归周。”“秦有天下，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章。此则自夏迄秦，斯职无改者矣。”（同上）至汉武帝置太史令，据说位在丞相之上，由司马谈任职，谈死，由司马迁继任。司马迁死后，汉宣帝时职位逐渐低下，太史令不专为记言记事，“若褚先生、刘向、冯商、扬雄之徒，并以别职来知史务，于是太史之署，非复记言之司。故张衡、单扬、王立、高堂隆等，其当官见称，唯知占候而已”（同上）。职务虽有变化，但是修史则始终是受到重视的。东汉时明帝命班固为兰台令史，主修《汉书》。兰台为著作之所。历代都以很有才华的大臣来做这个工作。曹魏太和中，设置著作郎，职隶中书，其官即周之左史也。晋元康初，又职隶秘书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齐以来，称为著作佐郎。如曹魏西晋的华峤、陈寿、陆机、束晰，东晋的王隐、虞预、干宝、孙盛，刘宋的徐爰、苏宝生，梁代的沈约、裴子野，都是著名的史官。齐、梁二代又置修史学士。陈代因循，无所变革，若刘陟、谢昊、顾野王、许善心之类，也都是当时史官。北朝也都设有专门的史官，也有由他官兼任者。唐代专设史馆，以宰相为监修，他官兼任修史工作，亦有专任修史者，著名的政治家如房玄龄、令狐德棻、魏徵等均为重要史书编撰者。宋代以后均因唐制而有所变化，如欧阳修、司马光等亦为著名史书编撰者。宋、金、元均有国史院等，专门负责史书撰写。明清则以翰林院掌管史事。

中国古代的史学有十分优良的传统，这就是不惧权势而秉笔直书。早在春秋时期就有董狐、南史。董狐是晋国的史官，当时赵宣子赵盾为大夫，晋灵公无道，曾多次欲杀赵盾，后赵盾出奔不远，尚未离境，闻其昆弟赵穿弑灵公，随即回国，赵穿欲拥立其为国君，董狐直书：“赵盾弑其君。”赵盾不服，董狐说：“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于是赵宣子命赵穿从周迎公子黑臀回来，立为国君。黑臀，是晋文公小儿子，其母为周之女。孔子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左传·宣公二年》）赵盾如果越过国境，则君臣之义绝，可以不讨贼，也就不会有董狐说的罪名了。根据《左传》记载，襄公二十五年齐国的崔杼作乱弑其君齐庄公，齐国的史官“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南史是齐国的史官，当时在外，听说国内的史官因为直书而一再遭崔杼杀害，乃执简而还。这说明作为史官，在何种情况下都绝对不允许隐藏君臣的任何罪恶。因此，董狐、南史才受到历代的赞赏，而有良史之名。实际上，史学著作对当时的帝王起着一种监督作用，《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中国古代的史学从一开始就有一个良好的“秉笔直书”传统。这种传统在汉代司马迁写作《史记》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扬，成为“实录”的史学写作原则。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中国古代的史书原来有为一些自己尊重的人隐讳其某些缺点的做法，如《公羊传》说：“《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在当时的等级社会里，这是不算什么的。但是，司马迁的《史记》则非常鲜明地突破了这种做法，他为项羽立本纪，为陈涉写世家，为孔子写世家，非常严格地按“实录”的原则去写，对项羽并不因为他失败而贬斥他，而是在很多方面歌颂了他，让大家看到他的英雄本色。对汉高祖刘邦肯定他创下统一天下伟业，能知人善任、深谋远虑，但是也敢于揭露他的虚伪、狡诈、无赖等不良品质。他敢于在《史记》中对当时的皇帝汉武帝进行揭露，所以《魏书·王肃传》说：“汉武帝闻迁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所以现在《史记》中的《景帝本纪》和《武帝本纪》乃是后人所补撰的。或谓是汉元帝、成帝时的禇先生（少孙）所补写。

史书的体例从先秦、两汉来看，主要有两种：一是编年史，如《春秋》《左传》等，一为纪传体，即《史记》《汉书》等。两种写法各有优劣。刘知幾在《史通》中说：“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世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至于贤士、贞女、高才、隽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详说，如绛县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以对齐君而见录，其有贤如柳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异也。”“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序其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沬，与燕荆轲并编，此其所以为短也。”自汉以后，官方的正史基本上是以《史记》《汉书》的纪传体为主要形式的。编年体的史书后来也有发展，如《汉纪》《后汉纪》等也用“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方法，记载了一些历史人物。至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在历史人物的卒年下，也略述其生平事迹。

2.《史记》和《汉书》

中国古代每个朝代都有完整的史书，而最有代表性的史书是《史记》和《汉书》。《史记》是记载自上古至汉武帝太初元年的纪传体通史。《史记》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十二本纪是以编年体的方式记载最高统治者皇帝的事迹，同时带有概要叙述历史发展大事的意思。司马迁自己说是：“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太史公自序》）表是各历史时期的大事记，共十篇，有世表、年表、月表三类，如《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秦楚之际月表》等。书是关于天文、地理、历法、财政、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专史，共八篇。世家是先秦各诸侯和汉代著名功臣的传记，共三十篇。列传是记载历代有影响有贡献人物的专门的传记，共七十篇。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后来各朝代的官修史书，基本上都是按照《史记》的体例，当然也有一些小的变化。

班固的《汉书》是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亦称为《前汉书》，详细地记载了西汉皇朝的历史。《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汉书·叙传》）。从汉朝建国到太初元年的差不多一百年，班固的《汉书》基本上是沿用《史记》的内容，也有很多调整和补充。他的主要贡献是在太初以后的一百三十年左右的历史之记载。从体例上说，他取消了世家，把书改为志。《汉书》是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计一百篇。后来或把它的篇幅过长的分为上下，则有一百二十卷。后历代史书也仿照《汉书》取消世家，改书为志。《汉书》在撰写的指导思想上和《史记》不同，班固说司马迁写《史记》是“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大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而《汉书》的写作则是完全遵照儒家观点的。

3.二十四史的编撰

自从《史记》和《汉书》之后，历代都编有专门的史书，不只是有官修的正史，而且有各种各样民间的野史和专题史书。这个修史的传统，对于保存我国古代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极其重大的作用。这里我们给大家简要地介绍历代史书的编撰情况。

我们习惯称《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为前四史。这不仅是因为它们是非常优秀的史书，而且为后来史书的编撰奠定了基础，确立了基本体例和编写原则。班固的《汉书》只写到西汉末年，记载东汉历史的著作被称为《后汉书》，它的作者范晔（398—445）生于南朝刘宋时期，是顺阳（今河南淅川）人，其祖范宁为晋豫章太守，父范泰为宋侍中、国子祭酒，爱好文学。范晔少有文才，受家学影响，又善识音韵。他曾为尚书吏部郎，后被贬为宣城太守，开始撰写《后汉书》。其体例参考《汉书》，而观点则颇接近《史记》。他对东汉时盛行的谶纬学说委婉地表示了不满，所以特别记载了桓谭、郑兴等反对读谶的事迹。《后汉书》设立《党锢》《独行》《逸民》《列女》等传，并不把历史全部看成是帝王将相的家谱。这是对《汉书》的一个重要突破。在范晔写《后汉书》之前，关于东汉的历史，已经有很多史书出现，纪传体的，如晋代的薛莹《后汉纪》、司马彪《续汉书》、华峤《汉后书》、谢沈《后汉书》、袁山松《后汉书》等；编年体的，如晋袁宏《后汉纪》、张璠《后汉纪》等。这些自然对范晔《后汉书》的写作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现在流传下来的完整东汉史书只有范晔《后汉书》和袁宏的《后汉纪》，一为纪传体，一为编年体。

《三国志》的编撰比《后汉书》要早。作者陈寿（233—297），三国时人，字承祚，祖籍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陈寿曾为蜀汉的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因黄皓弄权，他屡遭贬斥，西晋时受张华赏识，为著作郎，编《诸葛亮集》。后收集大量三国资料，撰写成魏、蜀、吴三书，后人合为一书，即《三国志》。陈寿的《三国志》明显是尊魏而抑蜀、吴的，称魏君主为帝，有武帝、文帝、明帝和三少帝纪四卷，称蜀汉二主为先主、后主，对吴仅称孙权为吴主权。分三书来写，正确反映了当时三国鼎立的局面，还能够从全局的眼光来写各个不同部分。不过，《三国志》的叙述是比较简略的，后来东晋末年的裴松之（372—451）为之作注，收集了当时很多其他史书的资料，对陈寿的《三国志》从史料角度作了大量的补充，并且为史书注释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从一般音韵训诂的注释转向增补史料的注释，其意义是重大的。

晋代的史书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有二十多种，有纪传体也有编年体，都属于私家撰述。如谢灵运、臧荣绪、萧子云、沈约等皆有《晋书》，陆机、干宝等有《晋纪》，习凿齿有《汉晋春秋》，孙盛有《晋阳秋》等。至唐初尚存十八家，唐代重修《晋书》是以臧荣绪的《晋书》为基础的，但到宋代以后，臧书失传。唐初的重修是由房玄龄主持，而有禇遂良等人参加，全书共一百三十卷，比臧书增加二十卷。但是大部分是对臧书修订补充而成的。

南北朝的史书，当时不是很完整。南朝的史书有沈约的《宋书》和萧子显的《南齐书》。早在宋文帝元嘉时，就有何承天修的《宋书》一部分，后有山谦之、苏宝生等继续撰修，至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由著作郎徐爰续修成六十五卷的《宋书》，此后仅过十几年宋代就灭亡了。南齐永明五年（487），沈约奉命撰修《宋书》，沈约是在徐书基础上改编的，主要是补充了后十几年的内容，但是书的作者署名是沈约。其书共一百卷，内容偏重豪门世族。唐代刘知幾在《史通》中说：“其书既行，河东裴子野更删为《宋略》二十卷。沈约见而叹曰：‘吾所不逮也。’由是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为上，沈书次之。”但是，裴书为编年体著作。南齐只有二十多年，其间亦有修史书者，后萧子显据之而修成《南齐书》，共五十九卷。萧子显是齐高帝萧道成之孙，豫章王萧嶷之子，生活在齐梁两代，其书亦多为其家属隐讳。但是《宋书》和《南齐书》在史书编纂方法上有一个重要发展，这就是带叙法和类叙法的运用。有些人不必立传，而其事附见于某人传内，在叙说其事时附带说明其简要履历。同时，一传不必只一人，而可以类叙数人。这种方法后来为史书所广泛采用。北朝的历史相当复杂，永嘉之后，北方的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氏、羌等，先后入据中原建立政权。北魏统一北方后，史书有崔鸿撰写的《十六国春秋》一百二十卷，影响比较大。其书约在五代至北宋初年亡佚。《魏书》的编撰者是北齐的魏收。北齐建国后于天保二年（551）命魏收编写《魏书》，经数年之后撰成一百三十卷的《魏书》。但是由于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而魏收属于东魏北齐系统，所以遭到另一方的强烈反对，其书经二次修订后方成。《北齐书》是唐代的李百药修撰的，共五十卷，于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始成。《周书》是由唐代的令狐德棻主持编撰的，共五十卷，属于官修的史书。

《隋书》也是唐代的官修史书，是由魏徵主持的，有孔颖达、颜师古等帮助，其中的序论多出自魏徵之手。在唐初盛行的修史高潮中，《隋书》是比较好的一部，因为其主修和辅修者均为历史上著名的大臣和学者，内容丰富，文笔简练，评价也比较公正。唐初编修的史书比较重要的还有《梁书》《陈书》和《南史》《北史》。《梁书》和《陈书》是由姚察、姚思廉父子完成的。姚察原为陈时吏部尚书，曾受命修史，陈亡后入隋，更奉命撰修梁史与陈史，但未成而卒。其子继承父业，继续修二史。姚思廉唐初为著作郎、弘文馆学士，唐太宗有诏书命魏徵总领修史事宜，要求撰写好南朝梁、陈和北朝北齐、北周，以及隋代的历史，共为五朝史书。《梁书》《陈书》即由姚思廉撰写。梁代史书曾有沈约等的《梁书》一百卷，许亨的《梁史》五十三卷等当朝修的史书，陈史修得较少，但也有顾野王和傅縡撰写的《武帝》和《文帝》两本纪，陆琼的《陈书》四十二卷，而姚察的遗稿则是姚思廉编写的主要依据。这两部书都是只有本纪和列传，《梁书》五十六卷，《陈书》三十六卷。一般说。姚书比较客观，文笔简洁，应该说是比较好的史书。唐初还编写了南朝和北朝的通史，即《南史》和《北史》，是由李延寿撰写的。李延寿的父亲李大师，在唐初曾立意编写南史和北史，但未完成。李延寿继承父志修成《南史》和《北史》，这两部通史对原来各朝史书的相互重复之处做了删节，补充了很多史实，也纠正了某些原来的错误，文笔也简练了，因此是很有功绩的。

唐代很重视撰修本朝的史书，如长孙无忌、令狐德棻等撰写的《武德贞观两朝史》八十卷，吴兢、韦述等的《唐书》一百三十卷，编年体的唐史，如柳芳的《唐历》四十卷，吴兢的《唐春秋》三十卷，韦述的《唐春秋》三十卷，陆长源的《唐春秋》六十卷，陈岳的《唐统纪》一百卷等。唐末的动乱使唐朝的史书损失相当严重，也为后来唐史的编写带来了困难。正式的官修唐史是后晋的刘昫主持编写的《旧唐书》。但是实际上，刘昫并没有执笔写，书是在他之前由原宰相赵莹监修，史官张昭远、贾纬、郑受益、李为先等所撰写。开运二年（945）书成后，赵莹改任晋昌节度使，刘昫继任宰相，由他奏上，故以他的名字为作者，全书共二百卷。其书前密后略，大致代宗朝以前（779年前）比较有条理，内容也充实，德宗至武宗朝（780—846）叙事还算简明，而宣宗朝以后（860年以后）则甚为简略，总的说是比较粗糙的。唐末五代有《旧五代史》，是北宋初年宋太祖诏令编撰的，监修人为薛居正，同修有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等人。五代时期政治动荡，但是史官组织比较稳定，所以有很多史书，各朝都有实录，因此《旧五代史》完成得比较顺利，共有一百五十卷。不过，《旧五代史》常为各朝统治者回护，颇多不实。所以到了北宋仁宗年间（1023—1063），就有了重修的唐史和五代史，称为《新唐书》和《新五代史》。《新唐书》是由官方指定欧阳修和宋祁合编的，《新五代史》则是欧阳修私撰的。宋祁在仁宗天圣后期已经开始撰写《新唐书》，在庆历五年（1045）贾昌朝提议重修唐史，宋祁为刊修官，即出其撰写的列传一百五十卷。至和元年（1054）欧阳修为刊修官，撰成本纪和志、表等部分，并负责列传部分的刊定，参加撰写的还有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等人，但主要撰者为欧阳修和宋祁，故以他们作为作者。全书共二百二十五卷，分本纪、志、表、列传等部分。它恢复了史书原来的体例和传统，后来史书均依此例。其书以先王之道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比较注重经学的原则。《新唐书》重视文字表达，而于史实反有些不如《旧唐书》，故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较多取材于《旧唐书》。《新五代史》是一部私修的正史。欧阳修编撰此书得尹洙的帮助很大，他们原来一起编写过《十国志》。仁宗嘉祐五年（1060），范镇奏请把此书征取入史馆，欧阳修称尚未写完，不肯献出。在他死后，于神宗熙宁五年（1072）方征取入朝，并于熙宁十年正式颁行天下为正史。全书共七十四卷，分本纪、列传、世家、四夷等部分。此书完全出自欧阳修自己手笔，文笔流畅，且能直书而不回避，是比较优秀的史书。

宋、辽、金三史是元顺帝至正年间撰修的，均是在三个朝代的国史实录基础上编成的。《宋史》共四百九十六卷，《辽史》一百一十六卷，《金史》一百三十卷，三史均有本纪、志、表、列传四部分。三史由元顺帝时宰相脱脱为监修人和都总裁。《辽史》完成比较早，由脱脱领衔奏上，《金史》和《宋史》完成较晚，脱脱已罢相，由继任监修人阿鲁图领衔奏上，但是脱脱为都总裁，故三史均署名脱脱。这三史都有重量不重质的缺点，虽史料丰富，篇幅庞大，而质量不高，重复之处较多，文笔不够简练。

《元史》相比较说，是二十四史中最为粗率的一部。明朝洪武元年（1368），大将徐达率军攻入大都，得到从元太祖到宁宗的十三朝实录，运回应天府，明太祖朱元璋即命撰修元史，由李善长领衔奏进，共一百五十九卷。但是顺帝一朝无实录，无法撰写，于是再派人到北方收集资料，后又撰成五十三卷，两书合在一起，编成了二百一十卷（本应二百一十二卷，因列传有合并者，故少两卷），另有目录两卷。此书篇幅很大，而编撰时间很短，所以比较粗糙，而且按照朱元璋的要求，不写论赞，所以后人或谓其不够完整。

明史的编写比较复杂，因为满人入主中原后，欲以编写《明史》来拉拢汉族官吏、文人，而明遗臣在抗清无功后也想要编写《明史》，遂有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黄宗羲让他的学生万斯同以私人资格参加修史，从康熙十八年（1679）开始到康熙三十年写成初稿，共五百卷。但是一直未能定稿，万斯同死后，由史馆总裁王鸿绪对万斯同原稿略加删改，为三百一十卷，题为《明史稿》，以横云山人名义刊行。至雍正二年（1724）又命纂修《明史》一直到乾隆四年（1739）方最后奏上，时张廷玉为总裁，即署他的名字，共三百三十二卷。其书收集资料比较广泛，叙述也比较全面，应该说还算一部比较好的史书。

辛亥革命成功、清帝退位，清朝即结束了其统治。公元1914年，当时的北京政府设立清史馆以纂修清史，任命赵尔巽为馆长，缪荃孙为总纂。1919年缪荃孙死后，由柯劭忞继任总纂。但是编修工作因时局动荡和经费不足，不能顺利进行，未能定稿。至1926年，馆中主事为袁金铠和金梁，乃由袁氏提议以《清史稿》名义刊行初稿。袁任总理刊行事，金主持校刊。至1928年全部印成，共五百三十六卷。该书是以清代所修的国史为基础编成的，原国史于同治以前的本纪、列传已经完成，而志、表亦已初具规模，所以它实际上只是保存了清代官方历史记载的一部分，其观点仍是倾向于清代官方的。

这里我们还要提到的是在编年史方面的一部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书，就是宋代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生于光州（今河南固始县）。他出生于官宦家庭，在王安石实行变法时期，他是坚决反对新法的，是当时保守派的领袖。变法失败，神宗去世后，曾出任宰相。他是北宋前期的著名史学家，他认为大量史籍，浩若烟海，故“病其烦冗，常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进〈通志〉表》）。他在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编成一部历史大事年表《历年图》，其起讫与《资治通鉴》是相同的，上进于朝廷。又于治平三年撰成《通志》八卷，起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迄秦二世三年（前207），这就是后来《资治通鉴》的前八卷。英宗十分赞赏，后神宗即位，亲改《通志》为《资治通鉴》，并提供宫廷藏书，让司马光继续编撰下去。司马光历时十九年，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完成《资治通鉴》全书，起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终于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规模巨大的编年史。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他编撰此书，是因为“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为此，他要“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为可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使皇上得“时赐省览，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其所参考之史籍有二三百种之多，不仅史料丰富，而且选用精当，态度严谨，卷后有《考异》，还保留了很多珍贵史料。全书略古详今，并博采众长，纠正了故去史籍记载中的一些错误，文笔精美，确实是一部非常了不起的史学力作。继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之后，编年体史书得到极大的发展，南宋时期有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九百八十卷，专记北宋九朝一百六十八年之历史。李心传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接李焘之《长编》，记载高宗一朝之事。徐梦莘有《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记载宋徽宗、钦宗及高宗三朝，以及和金的和战之事。其体例都是仿照《资治通鉴》的。南宋的著名理学家朱熹编有《资治通鉴纲目》，取材于《资治通鉴》，以编年形式，每事均系以纲要和细目两部分，眉目非常清醒。其书成于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南宋初年的袁枢撰有《通鉴纪事本末》，将《资治通鉴》纪年之事，汇列为二百三十九个专题，每题之下依时间顺序，直录《资治通鉴》原文，共四十二卷，明末张溥于每条后附一论，重新析为二百三十九卷。

以上我们把以正史为中心的史学发展情况作一个十分简要的介绍，此亦可见我们史学之丰富和充实，实为世界各国所少见。

4.正史和野史

中国古代的史学著作是相当丰富的，一般说众多的史学著作可以分为官修史书和私家撰述史书两类。从性质上说，则有正史和野史之不同。正史全面地记载一个朝代的历史的整体面貌，《史记》《汉书》以后基本上都是官修的。但是，早在春秋战国时代私家撰述的史书是主要的，如《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司马迁虽是太史令，但是《史记》也是属于私家撰述的著作。班固写《汉书》，开始也是属于私家撰述性质，后来才纳入官方。一般把撰写皇朝史称为正史，而其他一些较为杂驳的史学著作称为野史，后来把文学上的小说也称为稗官野史。正史最重要的是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二十五史，这是为官方所肯定的。但是也有很多民间流传的正史，他们大多是可以为官方的正史写作提供很多材料的。刘知幾在《史通》中把那些非正史的史学著作列出了十类：“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什么是“偏记”呢？他说：“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详略难均。有权记当时，不终一代，若陆贾《楚汉春秋》、乐资《山阳公载记》、王韶《晋安陆纪》、姚（最）《梁后略》，此之谓偏记者也。”什么是“小录”呢？他说：“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则有独举所知，编为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汉末英雄》、萧世诚《怀旧志》、卢子行《知己传》，此之谓小录者也。”什么是“逸事”？他说：“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若何峤《汲冢记年》、葛洪《西京杂记》、顾协《璅语》、谢绰《拾遗》，此之谓逸事者也。”什么是“琐言”？他说：“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卮言，犹贤于己。故好事君子，无所弃诸。若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孔思尚《语录》、阳松玠《谈薮》，此之谓琐言者也。”什么是“郡书”？他说：“汝颍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若圈称《陈留耆旧》，周斐《汝南先贤》、陈寿《益部耆旧》、虞预《会稽典录》，此之谓郡书者也。”什么是“家史”？他说：“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恩显父母。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若扬雄《家牒》、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此之谓家史者也。”什么是“别传”？他说：“贤士贞女，类聚区分，虽百行殊途，而同归于善，则有取其所好，各为之录，若刘向《列女》、梁鸿《逸民》、赵采《忠臣》、徐广《孝子》，此之谓别传者也。”什么是“杂记”？他说：“阴阳为炭，造化为工，流形赋象，于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广异闻。若祖台《志怪》、干宝《搜神》、刘义庆《幽明》、刘敬叔《异苑》，此之谓杂记者也。”什么是“地理书”？他说：“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此之谓地理书者也。”什么是“都邑簿”？他说：“帝王桑梓，列圣遗尘，经始之制，不常厥所。苟能书其轨则，可以龟镜将来。若潘岳《关中》、陆机《洛阳》、《三辅黄图》《建康宫殿》，此之谓都邑簿者也。”这就说明，民间私家撰述的史学著作是非常之多的，并成为一种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