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研究方法：早期文本經典化研究路徑的思考

我們的經典化研究，基於文本分析。文本研究，近於傳統的文獻研究，屬於舊領域内的問題，傳統版本、目録、校勘、音韻、文字、訓詁的方法，依然適用，下面所談的前兩點即是關於文本研究方面的一些新思考。經典化是一個走出經學時代之後才産生的問題，屬於新問題，對應的是新視角和新方法。

一、文本層次分析

相對於傳統文獻研究將文本視作一個整體，從生成到抄傳基本穩定的認識，文本層次研究更重視文本生成和流傳兩個過程本身的過程性對文本形態所産生的影響。就一本典籍而言，其文本層次不僅表現在經典各篇之間的層次性，亦表現在每篇當中的層次性。

西方很多漢學家利用Composite Texts (合成文)這一概念，來描述早期中國典籍。如鮑則岳( William G. Boltz)認爲古代文獻是由Building Blocks (組建模塊)構成Composite Texts，前者是較小的文本單元，被編入不同的語境¹。他們認爲大多數傳世早期中國文本，非一人撰作，亦非單一時代著成，文本中有很多層次，各個文本層次對應的是不同的創作時代和不同的撰者的信息。以諸子著作如《莊子》爲例，文本層次豐富，信息量大，不可能僅由一人寫成。西方漢學家不太重視“作者”這一概念，尤其是在中國早期文本的討論中，他們認爲“作者”這個概念是無效和無用的，且會製造很多麻煩。對於諸子文獻及《尚書》《禮記》《詩經》來説，用“作者”這一概念來分析就過於簡單化了，因爲這些文本當中的每篇文章可能是各自獨立的。

例如，柯馬丁教授即用Composite Texts這一概念分析了《小雅·楚茨》《大雅·江漢》和《大雅·緜》等篇，認爲《大雅》中有各種各樣的合成文，有時是補充一個評論；有時是補充一句回應；有的是把金文和《大雅》原文整合牽連起來；有的如《楚茨》，描寫的是一個祭祀的場面，但内有散文的解釋，用散文作爲上下文的框架，内放祭祀原來的内容。總之，我們現在看到的不是一首詩的原貌，而是其經過流傳接受，發生變化後的形態。“合成文”實際上反映出原文本在接受過程中發生變異後的面貌。²

除了這樣單綫演進所造成的文本層次外，我們還當注意流傳過程中並行古本的問題。就目前學界的研究來看，此一問題又可從傳世文獻背後之古本研究和傳注箋疏中涵藴的古本分析兩個方面來進行研究。

(一)傳世文獻背後之潛在古本研究

《尚書》作爲傳統六經之一，就其内容自指而言，是五帝至春秋，帝王賢臣的典、謨、訓、誥等政史原典，經編整而成的教本。 《尚書》之學，既爲歷代王朝治世所本，亦爲傳統士大夫修身之依。傳世《尚書》文本，肇源自東晉梅賾所獻僞古文，經過長期發展演變而成。

《尚書》文本播遷既久，傳世本《尚書》，實已非梅本《尚書》之舊觀。除開僞古文，存於梅本當中的今文《尚書》，亦非伏生所傳之原貌，而傳世本中之今文29篇文本，實已融進了更多的時間層次，故閻若璩言其“不今不古，非伏非孔”³。

《尚書》文本的性質，以及歷時變化造成的文本之多層次性，使得其書讀之不易，治其學者苦其難。然而，文本的層次性，恰爲研治《書》學之可鑿空處，順藤回溯，剥離層次，還其舊貌，則不唯漢魏之《尚書》文本，甚或周秦三代時《書》類文獻之存在形態，亦可追索。《書》類文獻之經典化過程也可究而探之。

六藝經典文本在流傳過程中始終存在着變異與還原的張力。變異是文本流傳的自然屬性之一，同時又受到人爲因素的作用。經典的特質及其對穩定性的要求，使得歷代學者對經典還原的努力隨着文本的變異而一直存在。

早期出土經典類文獻的發現，使得經典還原的時代大爲提前。學者們已不滿足於對漢魏隋唐諸儒所用書底本之考察，“古典重建”才成爲了一個新的學術議題。就《尚書》而言，清儒對孔鄭所本已多有輯佚考辨。⁴民國以後，亦見探析周秦《書》類文獻者。前賢所據多爲先秦兩漢典籍之引《書》，零字散句，鮮有完篇。清華簡中《書》類文獻諸篇公布後，我們方對《尚書》系統所對應的早期《書》類文獻篇章形態有了直觀的了解，也更加清楚文本層次不明而妄談版本差異的局限性。

五代雕版印書以來，校勘古籍，主要是釐析出因流傳和再刊刻過程中出現的文本變異，究其終極，也只能趨近宋元版之舊觀。欲求諸魏晉以前典籍之原貌，則非校諸出土材料、遺世鼎彝不可。否則，須别求他法，如清儒通過輯佚以追迹漢魏之學。今地不愛寶，戰國古書頻出，已可拓展校勘學之視域。段玉裁若復生，其“以賈還賈，以孔還孔，以陸還陸，以杜還杜，以鄭還鄭，各得其底本，而後判其義理之是非”的追索，⁵或當前推千載。

對“《尚書》古本”的探討，宋代學者已肇其端，如王柏《書疑》摘《論語》與《孟子》所録以補《堯典》。其在《堯典》“舜讓於德，弗嗣”後次以“帝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禄永終”。又於“敬敷五教在寬”後次以“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這樣處理的緣由，王柏曰：“昔堯之試舜也，如此之詳，而遜位之際，止一二語而已。此非小事也，以天下與人，而略無叮嚀告誡之意，何也？愚讀《論語》終篇，乃見‘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禄永終’。《書》中脱此二十有四字。而命契之下又有十二字，此所謂錯簡也。愚不揣僭，欲合二典之舊章，補以孔孟之逸語，黜錯簡、削僞妄，以全聖人之書。”⁶又曰：“舜之命契也，曰‘敬敷五教，在寬’，語意未盡，疑有缺文。幸《孟子》亦嘗舉此章，又有數語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孟子》既曰命契之詞，朱子《集註》亦曰命契之詞。乃於《尚書》命契之下舉《孟子》之言而繫之曰，亦此意也。”⁷傳統經典，尤其是《尚書》，自身篇闕簡殘，爲後世補經論與錯簡説創造了條件。補經論與錯簡説本身就是一種古本追尋行爲。清代輯佚與經注之學當中業已有清楚的認識，只是相對零碎。如朱彝尊《經義考》“逸經”按語：

《今文尚書》衹有《堯典》而無《舜典》，古文自“帝曰欽哉”下，析而爲二，後於“慎徽五典”之上，取姚方興大航頭所得奏上十二字，又“濬哲文明”等十六字冠於篇首。予友蕭山毛奇齡持論，宜自“四海遏密八音”以上斷爲《堯典》,“月正元日”以下斷爲《舜典》,其言是也。嘗讀《宋書·禮志》，魏明帝即位，思改正朔，朝議多異同，侍中高堂隆建議引《尚書》文首九字，與方興文同。方興二十八字，上於南齊時，不若隆一十五字近古，鄙意謂宜删去方興之文。自“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上斷爲《堯典》，冠高堂隆所引一十五字於前，至篇終爲《舜典》，則辭既相屬，義亦明暢。蓋百篇之《序》原有《舜典》，不必定復今文之舊也。⁸關於《堯典》《舜典》古文之樣態，朱彝尊認同毛奇齡之説，認爲當自“四海遏密八音”以上斷爲《堯典》,“月正元日”以下斷爲《舜典》，並據《宋書·禮志》所載高堂隆議禮所引《尚書》中有篇首九字，較姚方興之二十八字爲古，加之《書序》確有《舜典》之序，故而認爲宜删去方興之文，自“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上斷爲《堯典》，冠高堂隆所引一十五字於前，至篇終爲《舜典》。

此外，清人對於注疏合刻本的認識亦體現出“古本”意識。如陳鱣《宋本禮記注疏跋》言：“咸平二年三月己巳祭酒邢昺上新印《禮記疏》七十卷，是爲正義原書。南宋初與經注合併，尚從《正義》原分之卷。厥後附釋音本又改爲六十三卷，而原定卷次遂亂。”⁹再如，錢大昕言：“唐人五經正義，本與注别行，後儒欲省兩讀，並而爲一，雖便於初學，而卷弟多失其舊，不復見古書真面。”¹⁰可見，無論就其義理，還是就其版本而言，古人對傳世文獻背後之潛在古本的認識與研究早已有之。

近年來比較系統關注此問題的中外學者亦不少，如德國漢學家瓦格納教授的《王弼〈老子注〉研究》中對王弼注解所用本形態之討論，徐建委先生關於《史記》和《左傳》古本的討論，等等。¹¹另外，從古文字學角度討論典籍“字用”問題者皆屬此類。凡此種種，皆爲“古本”問題之有益探索。

(二)傳注箋疏中涵藴的古本信息

前節所及，宋人已注意到了注解所據本與其今本經文形態不同，如王柏對《堯典》“古本”形態的推定等。實則，經典流傳既久，由傳注到箋疏，其各自所據之本多已發生了更换，故傳注箋疏亦可反映出其對應古本之不同。傳注箋疏背後指向的古本形態問題，關涉亦頗繁，兹舉《毛詩·鳲鳩》首節爲例，通過探析毛傳鄭箋所本《詩經》文本的差異以明之。

《鳲鳩》在《毛詩》中屬《曹風》，四章，章六句。其首章爲：¹²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

淑人君子，其儀一兮。

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此章中“其儀一兮”，毛傳：“言執義一則用心周。”鄭箋：“儀，義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毛傳、鄭箋皆以“義”釋“儀”，依毛傳之體，當有“儀，義也”，似不需鄭箋贅筆。此處，毛傳本“儀”本爲“義”，而鄭箋所據本已作“儀” 。郭店楚墓竹書《緇衣》篇第39簡引此句作“其義弌也”,¹³《五行》第16簡引作“其義勬也” 。¹⁴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第22簡作“丌義一氏”,¹⁵《剎衣》第20簡作“丌義一也” 。¹⁶可知戰國楚地簡書中未見作“儀”者，而多作“義”。王四年相邦張儀戈、十三年相邦儀戈“儀”作“義”。¹⁷則秦系文字用“義”表“儀”。此外，“儀”的儀表之義，在先秦文字中對應的字形還有“堥” “堧” “堦”“宜”等。¹⁸出土先秦材料中並未見“儀”字，此字形至東漢簡牘材料中始見。¹⁹也即東漢時與“儀表、儀式”義相對應的字形才穩定成字形“儀”，而傳世先秦典籍中“儀”字實則是東漢人或其後文本整齊後的結果。前文所引《史記·孔子世家》述孔子删《詩》“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即用“義”表“儀”，亦可爲證。²⁰如此之類尚多，兹不繁舉。要之，毛傳所據本當爲“義”，故無須訓解，而鄭箋所見已爲“儀”字，才又增釋“儀，義也”。

“其儀一兮”中的“兮”字，毛傳和鄭箋無注解，三家詩有異文“也”。²¹上博簡《孔子詩論》作“氏”。 “兮”字和“乎”同源，形音義均有關聯，故《説文》云：“ (乎)从兮，象聲上越揚之形也”，言“兮，語所稽也，从丂、八，象氣越亏也”，但殷商甲骨卜辭中已經分化。²²“兮”字出現較“也”字早，就辭例來看，戰國時期，二字都可作句中或句尾的語氣詞。漢代依舊如此，我們不能確斷孰是毛傳時所據之本。 “氏”爲定母支部字，“也”爲以紐歌部字，可通。故“氏”當屬於“也”字系列，屬於文本流傳過程中出現的異文。而“兮”和“也”亦當爲口傳過程中的義近互用。

此句中的“其”字，戰國秦漢出土材料中多見寫作“亓(丌)”。侯馬盟書(49:2)載：“丌明亟之。”²³阜陽漢簡《詩經》 041號：“雨雪亓方(雱) 。”²⁴段玉裁注《説文》 “丌”字云：“字亦作亓，古多用爲今渠之切之其，《墨子》書其字多作亓。”²⁵故毛傳所本之此句當爲“亓(其)義一兮(也)”。

我們首先討論了可明確判斷毛傳和鄭箋所據本的區别的“其儀一兮”一句的早期形態，首章的其他部分，雖難以斷定毛鄭所據一定有别，但其文本原貌亦需考辨。

“鳲鳩在桑”，馬王堆漢墓帛書作“屍叴在桑”，漢石經作“屍□□□”。 “鳲鳩”，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第21簡作“峛縁”。²⁶“鳲”字不見於先秦兩漢出土文字資料，大約産生於漢代，《方言》云：“鳩，梁宋間謂之鷦。”²⁷鳲又作牽。 “鳩”字始見於春秋晚期的越王勾踐劍(11621)，爲鳥蟲書，字形隸定作“謤”。稍後戰國包山楚簡183號簡文亦見，就其字形言之，其本義當爲鳩類禽鳥。馬王堆帛書的字形當亦屬於此字形序列，故早期“鳩”字當含“口”部。

“淑人君子”中的“淑”郭店竹書《緇衣》第39簡作“樷”，馬王堆帛書作“叔”。 “淑”字形不見於先秦和西漢出土文字材料，東漢張遷碑見用此字表示“美好之品行”。其詞義早期所對應的字形有“盄”(井人楄鐘00109、史盄父鼎02196、大克鼎02836、卯簋04327、令狐君嗣子壺09719),“謪” (郭店《五行》簡16), “收” (王孫遺者鐘00261、沇兒鐘00203),“謨” (上博簡《平王問鄭壽》簡7),“弔” (上博簡《用曰》簡16) 。據周波先生研究，早期秦文字用“盄”來表示淑善之義(秦公鎛00270作盄和□)，馬王堆帛書《五行》中的“叔”，亦可能反映的是秦代文字的特點。結合出土材料的區域性，其將“淑”義對應的早期字形視作區域性用字習慣的不同(表0.2.1):²⁸

就“淑”字而言，秦系文字本身從“盄”到“叔”的變化(春秋早期到戰國)，後又在戰國文字到秦漢文字的變化中反映了出來。東方諸國從“弔”的字形逐漸被整合掉了。毛傳所見本或已爲“叔”。²⁹

“心如結兮”，上博《孔子詩論》第22簡，“如”作“女” 。 “女”屬泥母魚部，“如”屬日母魚部，二字聲韻俱可通，《釋名》云“女，如也”，即爲聲訓。³⁰“女”“如”相通，就“如”義而言，東方諸國，像楚、齊、三晉、燕基本上兩字形混用，而秦系文字已穩定的用“如”字(石鼓文、睡虎地秦簡等材料所示)。³¹毛傳所本當如秦系。

毛傳和鄭箋所本《詩經》文本中的差異，提醒我們經典文本的傳注箋疏所反映出的不僅是漢魏唐宋諸儒對經文理解上的差異，亦包含有很多文本層面的信息，而且文本的差異會直接導致解經的不同。由於傳統傳解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則，所以我們可以見到很多因不知文本已變而曲爲之説來維護舊注的現象。

目前學術界通用的《尚書》，實際上承繼了唐開成石經的文本格局，雖時有改移，但大貌未變。有清諸儒的校勘訓釋，使得我們對宋代經書之面貌已比較清楚。隨着先秦兩漢出土材料的越來越多，我們發現，唐儒(顔師古、孔穎達等)正定文字經義，宋代損益上板，最終刻定下來的經書面貌跟早期經書存在的實際情況差别頗大，則後代經書較之鄭箋時，又增入了更多的歷時和共時層面的信息。這就要求我們一方面要對傳世經學文本展開這種信息層的剥離分析工作，同時追問早期經典的實際存在狀態。

漢語中一直存在着一些穩定演進的字詞對應關係，亦即某一詞義在一個長的歷史時期(有的甚至從古至今如此)，在某一政治穩定的區域，總是對應着穩定的字形。口傳的過程，使得很多音近或音同的字形出現了互用現象，但同時我們又能發現明顯的字形使用(字用)傾向。漢語的這種特徵，使得我們可以嘗試從漢語史，尤其是文字學的角度來重新考察文本，從細節出發，儘可能地逐一剥離能够反映文本層次的信息，最終弄清楚早期文本的實際存在狀態。

毛傳鄭箋所本之《詩經》在字形和用字方面的差異，説明從傳注箋疏中來考察文本信息的方法是正確和可行的。藉僞古文《尚書》本而傳世的今文28篇( 《舜典》合於《堯典》 )中的文本層次則更爲複雜，亟待詳考。

二、異文層次分析：“共時文本”和“歷時文本”概念的提出

通過分析各本異文情形來判定早期文獻的存在面貌和流播過程是目前文獻研究的主要手段之一。論者在研究見諸於傳世文獻的出土材料時，便更加倚重異文比勘法。然而此類研究始終缺少了對“前提”的論證，即從邏輯上系統分析文本的存在形態及傳播過程，進而討論這些過程和異文的出現之間的關係。³²鑒於此，我們提出“共時文本”和“歷時文本”的概念，以求立體式地呈現對象文本在整個文本網路中所處的位置。文本間的異文分析需要以此爲基礎。

(一)共時文本

所謂共時文本，即某一時期存在的同一文本的多種形態。此類文本或屬於同一系統，或屬於不同系統，不包括當時流傳或出土的更早期文本。所謂的“共時”文本需要具備如下特點：其正處在從産生到下一代文本出現的過程之中。新一代文本出現後，就會出現新一代的“共時文本”。考慮到文本生成過程的緩急有别，則必然會有交叉重合的可能。如圖0.2.1所示，甲、乙、丙原爲共時文本，而當乙的新一代文本戊出現時，甲的新一代文本尚未出現，那麽甲、戊就是共時文本，而此時仍然存在的乙文本，已不屬於新的共時文本序列。丙文本的情況亦然。

如上所論，圖中共有三組“共時文本”，分别爲：“甲乙丙” “甲戊己”和“丁戊庚”。至於在“甲戊己”共時時依然存在的乙本和丙本，則不屬於這個共時序列，在“丁戊庚”共時中依舊存在的甲、乙、丙本也不屬於此時的序列，而只屬於前一個共時序列。

(二)歷時文本

歷時文本，即同一個流傳系統的文本所呈現出來的各自及整體的面貌。歷時文本，關鍵不在於文本内容上區别的大小。首先，它們必須屬於同一個流傳系統。如圖0.2.1中的“甲丁” “乙戊”和“丙己庚”，就分别是三個不同的歷時文本系統。值得注意的是，即便“甲”和“丙”比“丙”和“庚”的文本内容更爲接近，“甲”和“丙”仍非同一個歷時文本系統。

所謂“歷時”，亦没有一個具體時間上的限制，凡屬於同一個系統，即屬於此系統中的歷時文本。如此，則歷時文本系統中就必然存在頗多一源多支的情況，需要我們在主系統外，再分出次系統和再下一級的系統。圖示如下(圖0.2.2):

圖0.2.2中所示，“甲乙丙” “甲乙丁” “甲戊己”屬於同一個歷時文本系統，而“乙戊”“丙丁”則分别組成了一個共時文本系統。

共時文本系統往往屬於多個歷時文本發展過程中的某個截面狀態，若仔細考察共時文本系統中各個文本自身的歷時系統，它們基本上同出一源。

(三)共時、歷時文本和文本異文之間的關係

傳統的文獻研究，傾向於首先確定文本的起源(或來源)及其作者(或編者)。近來，有學者認爲，傳統關於很多文獻之起源和作者問題的假設是值得懷疑的。以《詩經》爲例，柯馬丁教授認爲“從一開始我們接觸詩歌，接觸的就已經是詩歌的接受、闡釋和重構。兩千多年來，從來就没有什麽‘原本’( original text)的‘本義’( original meaning)供人尋繹，新發現的出土文獻也没能讓我們回到本源( ad fontes) ” 。³³這種説法是有其口傳文化研究理論依據的。³⁴如簡·范西納( Jan Vansina)即認爲：“但是若考慮到一個合成文本曾經有過一個口傳階段，當其被流傳一代人之後，當前的信息可能仍然具有原始消息的要旨，但在大多數情況下，最終的故事已經融合了多個敘述，並形成了穩定的形式。情節和故事在這之後才開始逐漸改變。然而，即使在事件發生後不久也不可能發現這些口頭傳説的原始信息是什麽。所以，我們不需要重建任何原始的版本，甚至不需要假設有原始版本。”³⁵

我們認爲開放性的形成過程，³⁶跟中國學者一直以來追問的原本問題或許並不衝突。因爲最早生成的那個文本，或即我們所謂的原篇或原本。在“歷時文本”和“共時文本”理論的框架裏，《詩經》諸篇的形成是一個開放性的過程，還是本來已有一個確定的原本，皆可收入此分析系統中。

若確實存在一個已確定的原本，則其演進過程中的所有文本就可以構成一個分支頗多的《詩經》篇章的“歷時文本”系統。若《詩經》諸篇的形成是一個開放性的過程，則它的相關文本從一開始就在一個“共時文本”的框架内。此處非言《詩經》諸篇皆有絶對的同時性，而是説其文本的存在形態可用“共時文本”的系統去考察。

(四)共時文本和異文的關係

“共時文本”系統中非同一個“歷時文本”系統的文本之間，造成文本異文的因素主要是文本系統本身的差異，如圖0.2.1中的“甲” “乙”和“丙”。屬於同一個“共時文本”，又屬於同一個“歷時文本”者，它們之間文本異文的出現，其實屬於“歷時文本”問題，主要涉及整理者(傳承者)的思想傾向、語言本身的變化(如從西周到春秋戰國，用字條件的變化導致不同區域書寫方式上的差異等)、文本傳播途徑等方面的問題，如圖0.2.2中的“丙”和“丁” 。

文本的形成方式，以及與之相關的原本和作者等問題，與我們對共時文本的分析直接相關。從流傳的角度來看，共時文本又可分爲“源共時文本”和“流共時文本”。以《詩經》諸篇爲例，若其形成是一個開放性的過程，那麽，就存在一個“源共時文本”，它們之間的文本差異源自文本成形過程中對材料之選取和組合方面的不同。若下圖0.2.3中的“甲庚辛”爲三個最早文本，那麽它們就是一個“源共時文本組”。³⁷當然，此種情況，亦可能被認作根本不同的文本(雖爲同題作文，但實屬不同的文章)。³⁸若先秦文獻是一元多流式的，那麽所謂“源共時文本”就只是一個原本。此類系統，整體上爲一“歷時文本”系統，其中的“共時文本”只能是“流共時文本” 。這種情況下，“甲庚辛”就是一個“流共時文本”組，而它們之前還必然有一個原本。

(五)歷時文本和異文的關係

“歷時文本”因文本的歷時遞傳造成，故“歷時文本”群内諸文本之間的異文出現主要跟語言系統的時代性或區域性變化，以及文本的傳播途徑等因素相關。如漢語從商周到春秋戰國，再到秦漢的歷時性變化，文本的口傳和抄寫等。詳言之，它們涉及歷代官方的文化政策、文獻整理者個人的學術素養(比如説對古文字的辨識水準等)、各個學派的文獻創作和編纂實踐，以及文本的物質載體等因素。

(六)共時文本、歷時文本和異文分析

前文從邏輯層面將文本分作“共時文本”和“歷時文本”兩類，目的在於强調異文分析必須以釐清這兩個方面的情況爲前提。實際上，面對先秦兩漢文本時，我們要處理的問題更複雜。每一個文本，皆存在於“共時文本”和“歷時文本”交織而成的文本網絡中，必須予以全面考察，儘可能準確定位。

前人研究，鮮見詳細考慮文本的共時性和歷時性問題，其主要原因是可做分析的文本有限。若只有一種可以和傳世文獻對讀的文本，則根本無法判定該文本在文本系統中的位置，遑論共時和歷時文本群的研究了。再者，直接的對比異文，也的確能够説明一些問題，尤其是涉及一些傳布系統比較簡單明了的文本時。例如，因文獻整理者的古文字釋讀水準不够，而將“命”認作“令”，將“悳”認作“直”，將“肯”認作“屑”等，還有諸如對被整理文本中的類似重文、重句符號的判斷有誤，而使傳世文本中的文句不通順等，此類問題一經比勘便可確定，無須多論。但是涉及有着複雜傳布系統的文本時，簡單直接的比勘，往往將立體的問題平面化，使我們忽略掉很多信息，甚或作出錯誤的判斷。

現試以單綫狀態的“共時文本”和“歷時文本”爲例，來分析這一問題。所謂“單綫”，就是暫時忽略掉枝節的次生系統。圖示參圖0.2.3。

如圖0.2.3所示，同一横向的A、B、C、D、E行文本爲“共時文本”，同一縱向的1、2、3、4、5列文本爲“歷時文本” 。如上所及，此圖只呈現單綫系統的情況，忽略掉了“共時”和“歷時”文本中的枝節系統。圖中“甲丁”和“丙己乙”分别爲兩組歷時文本，“丁己”和“乙戊”分别爲兩組共時文本。假定我們目前只發現了“甲”和“乙”兩種本子，經過比較，文本存在異文。此種情況下，先前的研究往往直接認定這些異文均屬於兩個文本系統之間的區别特徵。這樣處理，就將所有的異文放在了同一個平面上來看，忽略了異文的層次性。

圖0.2.3中，如果把“甲”本换作“丁”本，將“乙”本换作“己”本，據前文分析，共時文本“丁”和“己”之間出現的異文，可以反映出當時兩個文本系統之間的區别。但是“甲”和“乙”比較，能否得到同樣的結論就很難説了。因爲“甲”到“丁” 、“己”到“乙”還存在着歷時性的變化。我們很容易想到，文本之間的部分異文，或許發生在文本的歷時性演變過程中，則此類異文就包括了更多層面的信息。異文的這種多層次性，我們稱之爲“異文層次”。只有儘可能地弄清楚異文的層次，我們才能通過異文來考察早期文本存在的真實面貌及其傳播方式，以及它們所涉及的更多古代文化層面的問題。

如果我們手中的兩個本子是“丙”和“乙”，那麽關注點就可以主要放在跟語言的歷史性變化和文本傳布過程相關的因素上。尚需注意的是，即便是單綫歷時演變的文本，其異文也存在着層次性，因爲文本是在不斷地被傳播、再傳播，流傳過程的時間因素必然直接給異文注入了“時間層次”的特質，此類因素皆需剥離分析。

(七)實例舉析：王弼本《老子》第64章異文層次分析

《老子》爲目前可校出土文本最多的典籍，我們以之爲例來説明此問題。

關於簡帛《老子》四種及傳世諸本的異文對比，目前以《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書中所附韓巍先生整理的《〈老子〉主要版本全文對照表》最爲全面。³⁹經過對諸本異文的分析，韓先生指出，北大簡《老子》跟郭店本、帛書甲乙本、嚴遵本、傳世王弼及河上公本、傅奕古本、想爾注本均互有異同，且又有自身的獨特之處。他認爲北大簡本的文本形態介於帛書甲乙及傳世本之間，而更接近於帛書本。雖然韓巍先生清楚地認識到，“我們不能簡單將漢簡本視爲任何一種傳世文本的直接前身”,“漢簡本中的很多實例，有力地證明古書文本演變不是一條簡單的直綫，而是多條綫索互相交錯形成的複雜網路，一種古書在同一個時代存在多個版本系統乃是常態，其中只有少數版本得以流傳至今或見於文獻記載”,“古書文本的演變，既有同一個版本系統的傳承、延續，也有不同系統之間的交互影響”,⁴⁰但其文中並没有就諸文本異文的層次性進行更爲深入的探討。

王弼本《老子》第64章，前一部分對應郭店甲本簡25到26和北大漢簡本的第27章，後一部分對應郭店甲本簡10到13及郭店丙本簡11到14和北大漢簡本的第28章。⁴¹其後一部分，是郭店本中唯一可見的甲本和丙本有重出内容的單元。現以王弼本第64章爲例，就其所反映出的異文層次展開討論。

漢語不同於其他字母文字，其音形義之間有着複雜的對應系統。從“字”和“詞”對應的角度來講，一個歷時文本系統，可能跨越了幾個不同的字詞對應系統。⁴²所以，我們所找到的文本“異文”中，有一部分其實屬於語言書寫系統本身的差異，這種差異能够在兩個系統中的多數重出文獻中反映出來，不宜按照一般的認識將其認定爲文本本身的異文。從文本層面言之，我們認爲這類異文近乎“假異文”(或言“廣義的異文”)。此類所謂的“假異文”，我們將其放在異文層次的第一層，稱之爲“漢語系統性變化所導致的異文”。

1．第一層異文：漢語系統性變化在異文上的體現

以《老子》諸本爲例，郭店本所反映的是戰國文本的一種(或幾種)存在形態，馬王堆、北大漢簡本所反映的是漢代文本的兩種存在形態。西周比較統一的漢字系統，到了春秋戰國，已出現了比較明顯的區域性特徵。戰國時期的語言表達和書寫系統到秦漢又有了很大的變化。其中最明顯的文字形態層面上，已經過了戰國文字、秦代隸書(篆書)和漢隸。我們既要考察戰國時期共時層面的差異，亦需關注此共時層面的差異如何延續到下一個階段，也即秦漢或者更晚時期。

第一個層面的異文中藴藏了很多共時和歷時層面的信息。比較郭店甲本和馬王堆甲本《老子》時，我們需要清楚地意識到，它們不在一個共時文本系統中。首先，應該找到一個跟馬王堆帛書本有聯繫，又跟郭店甲本進行共時比較的載體，此載體即漢代文本所傳自的戰國文本(圖0.2.4中的A) 。

當然，我們並未能見到帛書本的戰國傳本A(或許根本没機會見到)，但是我們可以尋繹出它的很多特徵。作爲漢代文本的帛書《老子》，其漢隸的書寫系統上承秦隸、篆，反映的基本上是戰國時候秦系文字的特徵。如圖0.2.4所示，我們假定中的A文本，其用字當屬於秦系文字。春秋戰國或更早期，秦系文字自身的特點，則可以通過秦系的青銅器銘、陶璽文、簡牘文字等材料來分析，爲我們從共時層面進行文本比較和異文分析提供相對堅實的基礎。

(1)共時層面的區域性用字形體差異在戰國文本上的反映

如上所析，我們試圖從共時層面來比較戰國文本之間的異文。比較的一方是郭店本，另一方則是帛書、漢簡、傳世諸本的戰國傳本。這些假定的戰國傳本的文字特徵，是通過其他材料得出來的。以王弼本《老子》第64章爲例，此類字至少包括13組：⁴³

第一句：“坶” “持”

戰國文字中的“持”，秦、楚、齊三地習慣寫法上有别：⁴⁴

第二句和第五句：“無” “无” “亡”

第五句：“古” “故”

第五句：“失” “竕”

第六、七句：“慎” “ ”

第六、七句：“女” “如”

第六、七句：“始” “謗” “謭”

“始”的諧聲字“治”的區域分布特徵：⁴⁵

第六、七句“矣”“壴”⁴⁶

第八句：“貨” “穠”

比較區域性的“化”系列差異：“化” “窸” “謐”⁴⁷

第八句：“過” “笸”

第九句：“輔” “尃” “榑”

第九句：“然” “肰”

第九句：“勿” “物”

如上所論，13組字試圖呈現的是郭店甲丙本和我們假定的帛書、漢簡、傳世諸本的戰國傳本，兩個共時文本之間的文字異文。就共時層面來講，郭店甲、丙本《老子》有着明顯的楚系文本特徵。但楚地出土的文本並非全然屬於楚系，如第六、七句所示的郭店《語叢二》和《語叢三》中的“岋”和“寗”，屬於齊系文本特徵，⁴⁸反映出戰國時候知識的傳布範圍已非常廣泛。

另外，以“寺”(持)字爲例，秦系和楚系早期應該都是以“寺”來表示持義。如果秦系文字自身没有發生歷時性的變化，那麽我們現在見到的漢代文本，應該寫作“寺”，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由此可以看出文字系統歷時性的變化在文本異文中的反映。

諸如“故”“無”“失”“慎”“矣”“過”“輔”“然”“物”等，秦楚兩系戰國時候所用字形已有差異，我們在之後的秦漢文本當中依然能够發現這種差異的存在。説明早期文本的歷時傳播有着一定的穩定性。

還有一點，共時性的文本比較更使我們看到，早期文本系統的複雜和流傳過程中文獻散佚的嚴重。以“故”字爲例，三晉“故”義的表達所用的字形爲“謮”，不同於秦楚的“故”和“古”，但這種區分，我們已難在後世異文中尋得。齊系所用的“腅”字亦是如此。

(2)漢語用字形體的時代性變化：構成古今字關係的本字和後起字

漢語作爲一個語言系統，自有其穩定和變動的内涵，而對漢字字形的選擇和使用具有歷時特徵。戰國文字區域性差異中，從整體上言之，是因爲西周文字在各個諸侯國的不同使用過程，或言經歷了不同的再標準化過程之後所出現的現象。上文中我們强調的是區域性用字的差異，這一部分則歸總出另一類文字，儘管這些文字的字形發生了變化，但屬於語言自身使用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並不具有明顯的區域性差别。如王弼本《老子》第64章第六、七句中的“冬”，即是當時“終”字字形的寫法。“冬”“終”的不同，亦屬於語言系統自身的調適變化，而非文本性異文。這類異文也應該屬於異文的第一個層面。第46章中，這類異文還有：第一句的“亓”和“其”；第三句的“臺”和“台”；第六、七句的“亘”和“恒”、“冬”和“終”；第八句的“穀”和“浴” 、“畣”和“得” 、“宷”和“學”等。

2．第二層異文：傳布方式致異及戰國文本的抄寫和口傳複合性特點

《老子》文本基本上是以不同的獨立小單元組合而成，我們所見到的本子屬於不斷的口傳和抄寫複合過程中的一種形態，其中藴藏了文本演進過程中的各種可能性，那些組成整體的獨立小單元亦是如此。就王弼本64章首句而言，其對應的郭店本隸定後内容爲“亓安也，易坶也；亓未笱也，易笳也；亓笲也，易畔也；亓幾也，易璨也”。這裏的八個“也”字，顯示出了極其濃厚的口傳色彩。

這種口傳痕迹，在帛書本和漢簡本中，尚不同程度地有所保留，而傳世諸本，因其書面語言意識更强，已見不出此類痕迹。有着明顯的口傳特徵的“異文”，不屬於文本自身的異文範疇，應該看作傳播過程中，非文本因素混入了文本當中。屬於歷時文本系統的問題，我們將其劃分爲異文的第二個層次。

除了上舉第一句之外，類似的異文還能在其他句中發現。第二句，傅奕本“爲之乎其未有，治之乎其未亂”中的“乎”；第四句，郭店甲、丙和帛書乙本中的“之”；第六、七句，郭店甲、帛書乙、漢簡本和傅奕本句尾的“矣”；第八句，帛書甲、乙和漢簡本句中的“而”以及傅奕本句中的“以”；第九句，傅奕本句尾的“也”等。

另外，文本的口傳方式直接導致了所謂的“通假字”和“異體字”的使用，⁴⁹記誦的達意性特徵又導致了詞義相近的詞相互替换現象的出現。這樣的現象，在64章的異文中亦有不少，我們將其放在一起舉出，不再細分。

第一句中的“兆”和“笱” 、“笳”和“謀” 、“笲”和“脆(脃) ” 、“幾”和“微”、“散”和“璨”，以及“畔” “泮” “破”和“判”；第三句中的“合”和“椾”以及“層” “成”和“重”；第三句中的“抱”和“袌”以及“乍” “作”“生”和“起”；第三句中的“累”“羸”“絫”“壘”和“虆”；第四句中的“遠”和“竕”；第五句中的“故”和“則”；第八句中的“槻”和“複”；第九句中的“能”和“敢” 、“萬”和“笹” 。

3．第三層異文：關涉文本系統的核心異文

剥離掉上面兩個層次的異文，我們終於走到了真正的系統性異文面前。就《老子》第64章這樣一個小的單元而言，第三個層次的異文數量不多。 50多處異文，經過我們上面的分析，屬於這個層面的異文只有兩處。

第一處在第三句：王弼本、河上公本、傅奕本的“千里之行”，帛書甲本、漢簡本、嚴遵本作“百仞之高”，帛書乙本作“百千之高” (圖0.2.5) 。

第二處在第六、七句：王弼本的“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兩句，帛書甲乙本、漢簡本、河上公本、嚴遵本、傅奕本基本同之；郭店丙本近似之，作“ 冬若謭，則無敗事壴。人之敗也，亘於亓摧成也敗之”；郭店甲本則自成系統，只有一句“臨事之紀，冬女謗，此亡敗事矣”。

第一處異文，將我們目前可見的文本群劃分爲涇渭分明的兩組，爲我們更進一步討論諸本内部之間親疏遠近提供了一個非常有效的標準。

第二處異文，則啓發我們思考《老子》文本在傳播過程中的重纂、輯選、編述等多種可能導致核心異文出現的情況。除了考慮文本的傳播過程外，這樣極具區别性特徵的異文還讓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老子》文本的形成過程。

(八)異文層次分析的啓發

漢語自身獨特的歷時發展過程，及其音形義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構成了文本異文的第一個層面。這一層面的異文是可以獨立於單一文本之外而存在的(存在於同等條件下的衆多其他漢語文本中)。

文本的流布過程，主要包括口耳授受和當面傳抄。前者造成了文本中假借字的普遍存在，又因爲記誦的原因，同義或近義字詞句的替换現象也時有發生；後者因爲抄手個人的性格、抄寫態度、知識水準、用字習慣等因素，造成了異體字、形近誤字、字句脱落或重複等問題。這些現象一起構成了異文的第二個層次。

剥離出前兩個層次的異文後，真正的系統性異文，也即第三個層次的異文也就清楚了。這類異文的存在，使得抄寫和口傳基本上失去了説服力。

關於異文問題的研究之所以一直如此平面化，是因爲出土文本太少的緣故。此處用《老子》文本爲例來討論這一問題，最根本的原因是《老子》是目前可校出土文本最多的文獻。但《老子》實際上是一個非常獨特的文獻：篇章短小、韻律較嚴，且其每一章基本獨立。很明顯，這樣的文獻不足以支撑我們對先秦兩漢整體文本現象的討論。但是，《老子》諸本異文所呈現出的層次性，應該引起早期文本研究者的關注。以《老子》文本的異文層次爲基礎，我們可以慢慢地梳理出先秦兩漢時期各類文獻的異文層次，以及其中藴含的語言文化諸方面的信息。

三、經典與傳統：古典學重建視野下《書》類文獻的經典化研究

古典學的提法較新，但具體工作，商周史官或已肇其端，孔子及儒門後學承其緒，漢儒對經書及諸子之學的整理研究亦當之，前漢末哀平間，向歆父子等全面整理前代典籍自然也在此範圍内。

從方法層面來看，經典化其實是在“承繼傳統，匯合諸法”的綜合性要求外，確定了一個更有利於明晰古書及古代學術特點、立體地突顯經典生成過程中諸多因素互動的思考和研究維度。此一維度，實際上是在對傳統和近代兩種主要研究路徑的反思基礎上確立的。

經學時代，即儒學與政治結合時代，在古典學研究中占據統治地位長達2000年。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結束了此局面。經學的神聖地位不復存在，以經書爲依託的“孔家店”在五四運動中成爲被打倒的對象。之後，對包括先秦典籍在内的傳統文化，知識界有不少人持否定態度。他們認爲這種文化對新文化的建設有害無益。當時及其後學術界對古書的認識的情況，如裘錫圭先生所言：

幾乎與五四運動同時，在西方學術思想的影響下，我國學術界興起了懷疑古史和古書的思潮。……在經書被還原爲一般典籍的同時，孔子跟經書的關係也被極力淡化。疑古派對古書真僞、年代等問題的很多看法，是從前代學者那裏承襲下來的，或是前人已引其緒的。不過那些看法有很大一部分在過去的學術界不占主流地位，由於疑古思潮的影響才變得深入人心。疑古派的古典學對傳統的古典學的衝擊是巨大的。疑古派有不少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他們的疑古顯然走過了頭。⁵⁰

戰國、西漢典籍的出土，使我們意識到經學時代對古籍信從和古史辨派對典籍懷疑均存在問題。經學時代對典籍和古史的信從是一種文化演進的自然過程，具有歷時性特點，是一個民族對待傳統態度的反映，實際上有其内在必然性和必要性；古史辨派的古籍辨僞邏輯，以刻本時代的典籍體例來範圍上古之書，論證前提尚不明晰，則其邏輯出現紕漏、結論或有不當就易解了。

認識到兩條路徑的問題，並不意味着超越。因爲就研究方法而言，我們繼承的依然是兩派的遺産。古史辨派的研究恰逢新文化運動，使得他們没有“神聖經典”的太大壓力，可以客觀地分析經典。但這種“客觀”却也造成了某種程度的疏離和與傳統之間的隔閡。究其原因，2000年來“經典”的存在屬性，畢竟不同於一般典籍，其中有太多的文化承載和傳統寄托。經學也絶非史學，以《書》類文獻爲例，孔子以之爲教，戰國晚期已列於六經之一，此後五經、七經、九經、十三經中，皆有是書，歷代皆以之爲經，而不以史書目之。

我們無意，當然也不能回到經學時代的思維中去重新研究經典。但經學文本中的“精華”，畢竟不是將其簡單地視作“堅實”的歷史記載而能發掘出來的。除了記史外，古人主要以之神道設教。故而，我們在還原經典文本面貌的同時，亦不能忽略了其承繼文化和維續傳統的功能。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經典化不僅是一個新的研究視角，更是一種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我們不僅關注文本的衍生、流傳，更關注經典與傳解之間的互動以及所對應的傳統之構建。

四、新語文學( New Philology) 、早期文明研究理論及文本校勘、分析方法的啓示

儒家經典的産生、演變和確立有其獨特性，但經典化作爲一種文化現象，却有着普遍性。前文討論經典的特點，曾提及經典的區域性和族群性。經典化是一個世界範圍的文化現象，不同文化中，其發生過程既有獨特性，亦有相同之處，是可以進行類型化研究的。在文明進程模式類型研究和構建方面，着力頗多的當推德國的揚·阿斯曼( Jam Ass-mann)教授。

阿斯曼教授1992年出版了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 一書，⁵¹從文化記憶理論入手，探析了文明演進和生成過程中的一般性與特殊性。其中關於經典在不同文明形成過程中所發揮的不同作用，不同文化通過對經典處理方式的不同而形成了各自獨特的傳統等方面的論述，頗具啓發。此書以Maurice Halbwachs(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理論爲基礎，⁵²闡述了記憶的文化維度。其通過探討記憶、身份認同、文化的連續性三個方面之間的關係來論證己説，記憶即關於過去的知識，身份認同關乎政治想象，文化連續性主要涉及傳統的確立和維繫。文化記憶這一維度，我們在研究儒家文本經典化過程時可資參考。除此之外，該書對於西方哲學、人類學、古典學和古文化研究領域代表學者的經典著作及主要觀點的利用和點評，亦有助於我們深入到更廣闊的西方古典研究及相關領域中去。

西方古典學的本質，是對希臘-羅馬文明的研究，根據 Wilamovitz (維拉莫威兹)的論述，其主要任務和相關方面包括：

利用科學的方法來復活那已逝的世界——把詩人的歌詞、哲學家的思想、立法者的觀念、廟宇的神聖、信仰者和非信仰者的情感、市場與港口熱鬧生活、海洋與陸地的面貌，以及工作和休閑中的人們注入的新活力。就像每一門知識所使用的方法一樣——或者可以用希臘的方式，用一種完全的哲學方式説——對現存事物并不理解的敬畏之感是研究的出發點，目標是對那些我們已經全面理解的真理和美麗事物的純潔的、幸福的沉思。由於我們要努力探詢的生活是渾然一體的，所以我們的科學方法也是渾然一體的。把古典學劃分爲語言學和文學、考古學、古代史、銘文學、錢幣學以及稍後出現的紙草學等等各自獨立的學科，這只能證明是人類對自身能力局限性的一種折中辦法，但無論如何要注意不要讓這種獨立的東西窒息了整體意識，即使專家也要注意這一點。⁵³

維拉莫威兹所言西方古典學的任務，較之前引裘錫圭先生所論，其相似之處在於，兩者都特别强調古典學的綜合性。不同於裘先生所言，除了關注典籍外，西方傳統的古典學亦多關注古典世界的精神文化層面，這似乎暗合了我們對經典化研究的要求，只是他并没有强調從典籍層面來探討古典世界的精神文化問題。此外，希臘 羅馬系統的古典學研究，肇端自希臘化時代(323 B.C.—30 B.C.)，迄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其中必然有很多可以取資的著作和可供參考的研究方法。西方古典學，近年來已頗受關注，新近又有關於西方古典學術史論著的譯作。⁵⁴

另外，與古典學相關的主要學術門類爲Philology (語文學)。其在西方，主要是相對於Linguistics (語言學)而言，是從文獻學和歷史語言學的角度，側重對古典文獻的考證、詮釋和評注，目的是爲了讀懂古代文獻，通過古代文獻來研究古代的書面語，及其所反映出的文化和文明信息。西方現代語言學的發展(尤其是法國的結構主義語言學)，即在擺脱舊的語文學在文本上的限制，特别强調口語與書面語的差别，雖然有時也通過文本，但主要研究的對象是口語語言的一般規律。因此在現代語言學中，語文學一度幾乎是被揚棄的陳舊之法。但是，近十年學術研究的發展，在認清語文學的一些缺陷與短見的同時，藉助現代語言學研究的新成果，在整個世界範圍内，語文學又有重新復活的趨勢。⁵⁵新語文學同西方19世紀以來傳統語文學(例如制造“精校本” [ critical edi-tion]典籍的“ Lachmann Method” )的差别，是兩種“範式” ( paradigm)的不同，來國龍先生析之如下：

(傳統語文學的校勘方法，)是建立在一個原始文本( original text或authorial text)的假設之上的。這個“原始文本”是由原始作者寫下或編者編寫而成；而文本的流傳通過人爲的傳抄。由於人不是機器，容易在傳抄過程中不斷産生訛誤，因此文本流傳就是一個對原來單純的“原始文本”不斷污染、干擾的過程。而版本校勘(或者説生産“精校本”)的過程，就是儘量收集在時空上接近“原始文本”的版本，通過對比，去粗取精，去僞存真，濾去雜質，儘量還原文本的“原始”面貌。

而新語文學對傳統語文學的主要批評是在很多情況下(尤其是在早期，如西方的中世紀時期)，這個“原始文本”的假設只是現代學者架構的空中樓閣，是一個根本不能成立的假象。純粹的“原始文本”不但在歷史上根本不存在，而且，即使存在過，這樣的文本也可能不可得、不可知。而在過分追求復原“原始文本”的過程中，研究者往往忽略了文本流傳過程中的抄手、讀者、改編者和寫本使用者(他們是所謂“雜質”的制造者)的歷史作用和歷史體驗。受到法國學者保羅·卒姆托( Paul Zumthor)和貝爾納·塞克利尼( Ber-nard Cerquiglini)的影響，新語文學的倡導者强調中世紀的文本本質上是不穩定的，是和當時的口傳文化緊密聯繫的。保羅·卒姆托在研究法國中世紀詩歌時發現，大量的無名氏作品有很多異文。他用Mouvance(流動)的概念來概括文本的不穩定性。他認爲這些無名氏的作品在當時并不被看作是個人的“知識産權”，因而在流傳過程中經常被改編、被重寫，因而産生大量的異文。 (原注：Paul Zumthor. Essai de poétique médiéval. Paris: Seuil, 1972; English transla-tion: Toward a Medieval Poe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apolis Press, 1992.)Bernard Cerquiglini更在1989年的《異文頌》 (Éloge de la variante: History critique du la philologie)中提出，異文是中世紀文本的本質特點；現代學者經常把異文當作“雜質”過濾篩掉，其實是没有很好地利用異文來研究中世紀寫本文化。 (原注：Bernard Cer-quiglini. Éloge de la variante: History critique du la philologie. Paris:Seuil, 1989; English translation: In Praise of the Variant: A Critical His-tory of Philolog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異文應該成爲學者的研究對象，通過這些異文來了解當時的社會文化和寫本文化。

新語文學也被稱爲“物質性的”語文學( Material或Artifactual philology)强調了對寫本( manuscript)，而不僅僅是抽象的文本( text)的研究，試圖通過寫本的全面具體的研究來了解當時的寫本文化及其社會歷史背景。⁵⁶

西方新語文學的興起，其所倡導的方法及所得出的新認識，對我們研究先秦兩漢典籍生成、流傳，以及文本異文所反映出的文本流傳同當時社會、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等方面皆有啓發意義。當然，新語文學所得出的相對於傳統語文學的新認識，如將注意力從“原始文本”移到文本流傳過程上來，更多關注抄手、讀者、改編者和寫本使用者的歷史作用和歷史體驗等。這些同樣是我們經典化研究的觀注點。某種意義上講，經典化本身即是文本流傳過程中最爲重要的一個互動環節。

具體到文獻研究方面，我們的目録、校勘、版本之學亦並非獨有。較之儒家經典的傳注箋疏，西方的解經注經傳統，亦是一個内藴極豐之領域。以校勘學爲例，前人已言及中西之優劣。民國十二年，胡適先生爲《元典章校補釋例》(陳垣著)撰序，言：

西洋印書術起於十五世紀，比中國晚了六七百年，所以西洋古書的古寫本保存的多，有古本可供校勘，是一長。歐洲名著往往譯成各國文字，古譯本也可供校勘，是二長。歐洲很早就有大學和圖書館，古本的保存比較容易，校書的人借用古本也比較容易，所以校勘之學比較普及，只算是治學的人一種不可少的工具，而不成爲一二傑出的人的專門事業，這是三長。在中國則刻印書流行以後，寫本多被拋棄了；四方鄰國偶有古本的流傳，而無古書的古譯本；大學與公家藏書又都不發達，私家學者收藏有限，故工具不够用，所以一千年來，够得上科學的校勘學者，不過兩三人而已。⁵⁷

胡適先生的論説就西方實際而言多有誤讀處，但已肇中西校勘學比較之端，然而之後因爲語言和研究對象上的差異，東西方古典學的交流一直不多，相互借鑒更無從談起。近年來，蘇傑先生編譯了6位西方古典學家的8部論著，分别是：A.E．豪斯曼的《〈馬尼利烏斯〉第一卷整理前言》和《用思考校勘》、保羅·馬斯《校勘學》、路德維希·比勒爾《文法學家的藝術：校勘學引論》 、W.W．格雷格《底本原理》 、G．托馬斯·坦瑟勒《校勘原理》、傑羅姆·卡茨《古典學家也古怪》，彙編成《西方校勘學論著選》,⁵⁸首次比較用心地呈現了西方校勘學的一角。稍後，其又翻譯了G．托馬斯·坦瑟勒的《分析書志學綱要》一書，⁵⁹首次系統地引進了西方的“版本學”論著。校勘學實例方面，西方學者校勘中國古文本的有英國學者雷敦蘇編《馬王堆黄帝四經》和《郭店〈老子〉甲、乙、丙組校箋》,⁶⁰用西方《聖經》諸本校勘方法來處理中國早期多文本文獻之間的校勘。

用西方傳統方法來研究中國古文本較具代表性的爲《王弼〈老子注〉研究》，是書通過對原有《老子》文本的注釋來分析王弼的思想。瓦格納教授通過研究王弼的注釋策略如何同文本互動，最終完成對王弼注中所反映出的哲學和政治意涵的探討。是書中文版的序言中，瓦格納教授發表了其對西方漢學家的意見：

在現代的海外中國學研究開始的時候，人們可以期待它們會從歐洲古希臘和羅馬的經典研究的那些給人深刻印象的文本批評或文字學的方法論中汲取方法論的指引。在相鄰的領域——梵語研究中，情況正是如此。然而，西方學者在中國發現了有衆多學者參與其中的清代考據學傳統，其中的許多領域(如音韻學)，達到了極爲精深的水準。這一中國學的傳統迅速吸收了某些西方文本批判的方法，尤其是與辨僞問題相關的那些。其中最爲突出的例子就是顧頡剛等人編輯的七卷本《古史辨》。而其他一些重要的西方文字學的要素，如批判性文本，則没有成爲中國學學術實踐的部分。除極少數例外，日本或西方的外國學者并没有進入這一在質、量和歷史等方面都擁有如此優勢的領域的意圖。這一可悲的結果，致使時至今日，甚至那些最爲基本的中國經典文本也没有值得信賴的批判性版本。連和Oxford、Teubner或Loeb的西方經典著作系列相匹敵的東西都没有，就更不用説有關《舊約》 、《新約》的研究了。⁶¹

瓦格納教授對西方漢學研究者的批評，實際上也暗示了中國學者對西方古典學傳統的忽視。其所言“批判性文本”，中國學者并非没有相關意識，傳統經學的傳注著作中，皆有此類批判性還原的努力，只是相對於西方“批判性文本”那樣大張旗鼓的做法，傳統中國的處理方法則略顯零散。但差别或許正是在處理方法上。系統性的實踐類研究，亦有如段玉裁所撰之《古文尚書撰異》《毛詩故訓傳定本小箋》,⁶²即爲批判性還原《古文尚書》 、毛傳及毛傳本《詩經》而作。雖然瓦格納教授的批判比較過激，但我們傳統校勘學中確實有可以取資西學的，前引胡適先生所論已頗清楚。

1Boltz, “ The Composite Nature of Early Chinese Texts”, Martin Kern (ed.),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 pp.50—78.

2按：柯馬丁教授的論説詳見《〈詩經·大雅〉中的合成文》 ( Composite Texts in the Shijing Daya)，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國際漢學系列講座2017年1月9日第八十三講。

3閻若璩撰，黄懷信、吕翊欣點校《尚書古文疏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46頁。

4按：如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陳壽祺《尚書大傳輯校》，陳喬樅《尚書歐陽夏侯遺説考》，以及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和王仁俊(民國)《玉函山房輯佚書補遺》、《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三種》中的《尚書》類等。詳參“研究綜述”中的“輯佚”部分。

5段玉裁撰、鍾敬華點校《與諸同志論校書之難》,《經韻樓集》卷一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36頁。

6王柏《書疑》,《續修四庫全書》第42册，影印通志堂經解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83頁。

7同上書，第382頁。

8朱彝尊撰，林慶彰、蔣秋華等主編《經義考新校》，第4677—4678頁。按：原句讀作“鄙意謂宜删去。方興之文”，今正之。

9陳鱣《經籍跋文》,《宋元版書目題跋輯刊》第三册，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影印，第193頁。

10錢大昕撰、吕友仁校點《潛研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63頁。

11瓦格納著、楊立華譯《王弼〈老子注〉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徐建委通過《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來討論司馬遷所據之《左傳》同劉歆所校本之異同(詳參徐建委《〈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與古本〈左傳〉考論》，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編《國學研究》第三十六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又通過釋證《春秋》“閽弑吴子餘祭”條來討論司馬遷所據之古本，不同於劉歆、尹咸所校之今本(詳參徐建委《〈春秋〉“閽弑吴子餘祭”條釋證——續論〈左傳〉的古本與今本》,《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5年第5期)。兩篇文章後收入徐建委《文獻考古——關於〈左傳〉〈史記〉關係的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第111—147頁、156—166頁。

12關於《鳲鳩》全詩毛傳鄭箋所見文本的差異分析，請參趙培《毛傳鄭箋所本之〈詩經〉面貌管窺——以〈曹風·鳲鳩〉爲例》,《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

13《郭店楚墓竹簡》，圖版第20頁，釋文第131頁。

14同上書，圖版第32頁，釋文第149頁。

15《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圖版第34頁，釋文第151頁。

16同上書，圖版第64頁，釋文第195頁。

17四年相邦張儀戈，1983年8月出土於廣州市越秀區象崗山南越王墓東耳室，收入鍾柏生、陳昭容等主編《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編號1412，臺北：藝文印書館2006年。十三年相邦儀戈，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編號11394。按：下文出現的銅器編號，均據《殷周金文集成》，不再一一注明出處，《集成》未收者，則出注説明。

18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545—548頁。

19臧克和主編《漢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1年，第119頁。

20《史記》卷四七《孔子世家》，第2345頁。

21王先謙撰、吴格點校《詩三家義集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500—501頁。

22李學勤主編《字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21—422頁。

23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50頁。

24胡平生、韓自强編著《阜陽漢簡詩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圖版三。

25許慎撰、段玉裁注《説文解字注》，經韻樓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印，第199頁下。

26程燕《詩經異文輯考》，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89頁。

27錢繹撰集《方言箋疏》，上海圖書館藏紅蝠山房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第474—475頁。

28周波《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北京：綫裝書局2012年，第219頁。按：表中“秦系”部分，原單列“叔”字形，蓋認爲春秋早期秦公鎛的字形到戰國時期已作“叔”。我們認爲不宜如此斷言，故兼存兩字形。

29按：戰國文字中“叔”亦具有區域性區别字“弔”，爲戰國文字隸變的過程中，用“叔”代“弔”提供了條件。從水的“淑”字形，則是“叔”字形穩定作其假借義“伯叔”之後，另造的區别字。另外，這種整合的痕迹，更能從先秦典籍對“弔”字形的保留上得到證明，如《左傳》哀公十二年“旻天不弔”,《周禮·春官·大祝》注弔作淑。

30程燕《詩經異文輯考》，第45頁。

31周波《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第186頁。

32按：系統性地對異文進行分類研究，清代學者已做了不少。王念孫《讀〈淮南子〉雜志書後》一文中臚列62種古書異文出現的情況，參見王念孫撰《讀書雜志》，道光十二年刻本，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影印，第962—976頁。清代學者的異文分類以傳世文獻爲根據，已基本上囊括了異文的種類。十餘年前，Martin Kern(柯馬丁)教授在其“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on the Analysis of Textual Vari-ants and the Modes of Manuscript Production in Early China”(《方法論反思：早期中國文本異文之分析和寫本文獻之産生模式》)一文中，結合出土材料，將異文分爲9個類型，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東亞考古學報》) 4.1—4(2002)，第155—156頁。同篇文章中，Kern教授通過異文分析，提出了他關於中國早期文本是經過不斷的口傳抄寫輪替複合生成的觀點。針對此觀點，夏含夷教授在《先秦時代“書”之傳授——以清華簡〈祭公之顧命〉爲例》一文中有討論，文中通過比對清華簡《祭公之顧命》和《逸周書·祭公》一篇，列舉出十餘個抄寫錯誤類的字，認爲“無論如何，我們現在有確切的證據説明中國古代書籍的傳授過程包括從底本到鈔本的書面上的抄寫。這不是説在古代知識社會上口述技能没有起傳授作用。但是，書面的抄寫好像是古書的主要的傳授方法”。此文收入氏著《興與象：中國古代文化史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78頁。趙培《簡帛〈老子〉編述與傳布問題宏微觀——兼談對於出土文獻文本研究的幾點認識》一文第四部分“略談關於出土文獻文本研究的幾點認識”對兩位教授的説法有所補充，認爲異文所反映出的問題不僅關涉文本傳播過程，同時亦和不同地區的用字習慣有關係，見謝維揚、趙争主編《新出土文獻與古書成書問題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第255—261頁。

33柯馬丁《詩經的形成》，傅剛主編《中國古典文獻的閲讀與理解——中美學者“黌門對話”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45頁。

34這種認識及其對應方法背後系統的理論依據請參下文關於新語文學(New Philolo-gy)方法的論述。

35簡·范西納(Jan Vansina)著，鄭曉霞、楊敬、王恪彦、李慧、張依華譯，張忠祥、鄭曉霞校譯《作爲歷史的口頭傳説》，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20年，第12—13頁。

36按：關於“開放性的文本形成過程”的具體論證，請參柯馬丁教授《詩經的形成》一文。

37按：有着開放性形成過程的“源共時文本組”，從其形成的時候開始，可能已受到語言系統的區域性差别的影響。

38李峰教授《清華簡〈耆夜〉初讀及其相關問題》一文，認爲清華簡《蟋蟀》和毛詩《蟋蟀》不是一首詩歌，而是同名而異題的兩首詩歌。但他仍將兩詩放入一個單綫流傳系統中，並未就“同名而異題”展開討論。原文請詳參臺北“中央研究院”第四届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出土材料與新視野》，第461—491頁。

39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73—205頁。

40韓巍《西漢竹書〈老子〉的文本特徵和學術價值》,《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第224—225頁。

41按：此處所謂的“前一部分”指從“其安易持”到“始於足下”，後一部分指從“爲者敗之”到“而不敢爲”。

42按：就這一系統來講，還要强調一點，那就是漢字中始終有一部分字是極其穩定的，這種穩定除了字形外，還指其字詞對應關係基本上是穩定的。這種穩定性，從某種程度上始終和音義關係造成的假借現象之間存在着一種張力，對後者有着一種天然的約束。

43按：此處所舉十數例，所及字形對應的詞義均合於《老子》第64章用義。表中只列字形和對應的簡號或器物名稱，省去辭例。金文編號，悉本《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其他參考文獻有：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王輝、楊宗兵等編《秦文字編》 (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孫剛編《齊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湯志彪編《三晉文字編》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施謝捷《吴越文字彙編》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字形表中不再一一注明出處。

44按：齊系及秦早期文字中，“持”字皆寫作“寺”。從諸本對校來看，馬王堆帛書甲本已直接用“持”字形來表示持義，説明秦後期持義所對應的字形已寫作“持”。楚系文字則習慣用“姁”來表示持義。

45按：此組所列字形，就其對應字義而言，龍崗和上博簡對應的爲“治”，而新蔡簡對應的則爲“始”。因“治”字義所對應字形的區域性習慣比較明顯，而“始”和“治”又屬於同一個諧聲系列，故而“治”“始”相較。 “始”字形的對應情況可借“治”字觀之。

46秦文字用“矣”表示語氣詞“矣”。上博《緇衣》、郭店《語叢二》《語叢三》等用岋、寗表示“矣”，屬於齊系文字特徵。詳參張富海《説“矣”》一文，《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輯，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502—504頁。

47按：“化”系列和“貨”系列字的關係同“治”和“始”一樣，故借“化”來觀“貨”。

48郭店及上博簡竹書中相關篇章的齊系文字特徵，見馮勝君《論郭店簡〈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語叢〉一~三以及上博〈緇衣〉爲具有齊系文字特點的抄本》,北京大學博士後研究工作報告，2004年。

49按：此處所謂的通假字和異體字，是就共時性的通假和異體而言，而非習慣的以今例古所云之“通假字”與“異體字”。另外，亦有學者將此類異文的出現歸結爲抄寫者的有意而爲，我們認爲首先抄寫者本人的態度無從考辨，再者從很多符合用字習慣的字形被改寫成音近通假字，我們看不出抄手爲何畫蛇添足。

50這種疑古思潮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發展到了頂峰。疑古派(或稱“古史辨派”)成爲商代之前古史研究和古典學研究的主力。在將傳統的上古史大大縮短的同時，他們在懷疑古書方面，以前代學者的辨僞工作爲基礎，大大擴展了懷疑的範圍。包括經書在内的很多先秦古書的年代被推遲(這裏説的“書”包括成部的書中的單篇，下同。有時，懷疑的對象還可以是一篇中的段落或文句)，很多一般認爲屬於先秦的古書被認爲是秦漢以後的僞作。參見裘錫圭《出土文獻與古典學重建》,《出土文獻》第四輯，第3頁。

51按：該書2011年出英譯本，爲阿斯曼教授自譯，Cultural Memory and Early Civiliza-tion: Writing, Remembrance, 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2015年出中譯本《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

52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ed. and trans. Lewis A. Coser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43.

53維拉莫威兹著、陳恒譯《古典學的歷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第1—2頁。

54魯道夫·普法伊費爾著、劉軍譯、張强校《古典學術史：自肇端諸源至希臘化時代末》(上、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按：下卷由張弢譯。

55來國龍《通假字、新語文學和出土戰國秦漢簡帛的研究》，賈晉華、陳偉、王小林、來國龍編《新語文學與早期中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00—101頁。按：關於新語文學的興起，來國龍先生有這樣的敘述：西方學界對於Phi-lology的新興趣，是從比較文學的研究開始的。 1982年解構主義文學理論家Paul De Man發表一篇題爲“ The Return to Philology”的文章，重新提出語文學的重要性。 (引注：Paul De Man,“The Return to Philology”,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De-cember 10, 1982.)在他的影響下，1988年在哈佛大學召開了一個叫“ What is Phol-ogy?”的討論會，會議論文後來發表在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27.1[1990])雜誌的專輯，同時以On Phology一書的形式出版(引注：Jan M. Ziolkowski ed. On Phology.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0) (其中有Stephen Owen寫的一篇“Philology's Discontents: Response”)。 1990年北美中世紀研究的學術雜誌 Speculum 出版一期“ The New Philology”的專輯( edited by Stephen Nichols)，之後在西方中世紀研究中引起廣泛的争論，出版了一系列新著，重新審視語文學在文本(尤其是中世紀俗文學)研究中的方法與作用。 (引注：例如Seth Lerer' Literary History and the Challenge of Philology[1996]; William Paden' The Fu-ture of the Middle Age[1994]; John van Engen' The Past and Future of Medieval Stud-ies[1994]。)詳參來文，第160頁。

56來國龍《通假字、新語文學和出土戰國秦漢簡帛的研究》，賈晉華、陳偉、王小林、來國龍編《新語文學與早期中國研究》，第101—102頁。

57胡適《校勘學方法論——序陳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補釋例〉》，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05》，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35頁。

58蘇傑編譯《西方校勘學論著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59G．托馬斯·坦瑟勒著、蘇傑譯《分析書志學綱要》，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

60雷敦蘇編《馬王堆黄帝四經》，臺北：利氏學院1997年。雷敦蘇校《郭店〈老子〉甲、乙、丙組校箋》，譯文收入艾蘭、魏克彬編，邢文譯《郭店老子：東西方學者的對話》，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年。

61瓦格納著、楊立華譯《王弼〈老子注〉研究》，第3頁。

62收入《段玉裁遺書》，臺北：大化書局1986年影印經韻樓本，第1—311、313—43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