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中晚唐个案

公与私的交叠——政治境遇与白居易的妓乐书写

描写女性和男女情爱的诗被称为“艳诗”。这类诗在中晚唐大量出现,从数量、类型和内容看,都比以前丰富得多。¹ 这个时期,由于商业和城市的发展,妓乐活动和对伶妓的需求空前发达,士妓交往频繁,士人创作了大量歌咏妓乐的诗歌。白居易保存下来的这类作品在中晚唐诗人中数量最多。对白居易的咏妓写情诗,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长恨歌》《琵琶行》的研究,一是通过其作品考察唐代的伎乐文化和士妓关系,以及白居易的女性观和白诗的情感内涵。² 本文把白居易的咏妓写情诗放在其人生境遇和政治生涯中考察,分析他为什么在人生的某些时期创作、保存这些作品,又如何通过它们传播诗名,彰显地位,确立身份认同。我们会看到,白居易的妓乐书写,和他的政治理想,他在境遇改变时寻找人生意义的努力,他对仕与隐、政治与文学关系的思考,都有密切的关联。随着境遇的改变,其咏妓写情的意义也在变化。初入仕途时,白居易以咏妓诗为游戏之作,并不重视;后来他和友人的处境因仕途升降发生变化,于是作诗追忆早年的科举成功与妓乐行乐,用这种方式强调自身群体的精英身份,维系多年前建立起来的社会人际关系;贬谪后,看到自己提倡的讽谕诗没有起到预期的政教效果,倒是咏妓写情诗受到读者欢迎,于是为后者辩护,提出抒写个人悲欢的诗也有价值;到了中晚年,专注于在做官余暇寻求自适生活,咏妓写情诗的意义就转变为在政治仕宦的“公共”领域中创造一个妓乐欢娱的“私人”空间。下面讨论白居易在不同时期咏妓写情的意义,他为这些作品确立价值的方式,以及这些诗中呈现出的士妓关系和感情模式。

一 追忆政治成功

比起很多同代人,白居易的仕途初始极为顺利。他贞元十六年二十九岁时进士及第,三年后以书判拔萃登第,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制科登第,授左拾遗、翰林学士,进入文官参政的最高层次。这段时间里,他和妓人有很多接触,比如同年聚会征召伶妓,在官员家宴欣赏家妓表演,平康里访妓,在酒席上作赠妓诗等。不过,这个时期创作的咏妓诗很少收在诗集中,说明他认为这些诗是游戏之作,不以为意。³

对白居易而言,妓乐成为值得保存的书写对象要到元和四年(809)。这以后的十年间,白居易和元稹仕途受挫,心生今昔之感,多次作诗回忆他们早年在长安的快乐日子。这些“怀旧”作品并不只是抒发感伤情绪,也有现实意义。在《何时怀旧》一文中,田安( Anna Shields)就分析了元、白如何通过回忆年轻时的科举成功和放荡不羁,彰显自己所属群体的清显地位和精英身份,安慰贬谪中的友人,并在逆境中维系以前在长安建立起来的社会人际关系。⁴ 追忆妓乐是他们“怀旧”书写的一部分。对于出身寒素的年轻士人,享受妓乐是科举成功带来的“资格”。白居易初入长安时见到别人车马笙歌,强烈感到一个外来者的寂寞。⁵ 进士及第使他进入京城的政治社交圈,有了接触妓乐的可能。在他和元稹的回忆性书写中,他们在妓乐和政治之间建立起多种关联,从而赋予妓乐回忆和书写的价值。

妓乐作为政治地位和精英身份的表征,可以在元、白作于元和四年的两首七律中清楚看到。当时,元稹遇到七年前一同及第的吕炅,夜话赠诗,白居易见到元诗后和诗。在这两首诗中,追忆长安旧游成为巩固友人情感的方式。元白诗结构相同,都先忆旧,继而述今,而过去的及第授官和狎妓是描述的主轴:

同年同拜校书郎,触处潜行烂熳狂。

共占花园争赵辟,竞添钱贯定秋娘。

七年浮世皆经眼,八月闲宵忽并床。

语到欲明欢又泣,傍人相笑两相伤。 (元稹《赠吕二校书》)⁶

见君新赠吕君诗,忆得同年行乐时。

争入杏园齐马首,潜过柳曲斗蛾眉。

八人云散俱游宦,七度花开尽别离。

闻道秋娘犹且在,至今时复问微之。 (白居易《和元九与吕二同宿话旧感赠》)⁷

元稹以“校书郎”对“烂熳狂”,白居易并置“同年”和“行乐”,都是在强调科举成功与享受艳色的关联。 “同年”指贞元十九年(803)书判拔萃登第者,元稹、吕炅、白居易都在其中;“校书郎”是登第后授予的官职,虽然是基层文官,但属于文辞清华之职,在中晚唐被视为文学官僚仕进的最佳途径。元诗把举办科举考试庆功宴的“杏园”和访妓的“柳曲”并置,是夸耀他们在仕途和情色两个领域获得成功。以前的诗人虽然也自叙年轻不羁,但主要着眼于雄心和才情。自夸狎妓自然也有先例,如李白在《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⁸中写在洛阳酒楼“买歌笑”,以展现“轻王侯”的反权威姿态。但和李白不同,元白写狎妓不是拒绝权威,而是夸耀权威赋予他们的地位和身份。此时,元稹离开长安已有三年,又因弹劾剑南东川节度使得罪当权者,对前途颇为忧虑。他用“七年浮世”形容登第以来仕宦浮沉,亲友聚散不定。对他来说,过去和现在之间是断裂的,他对这一断裂流露了“欢又泣”“两相伤”的感伤。白居易则处在他政治生涯的顶峰,他用“七度花开”形容这七年,显然是志得意满。在该诗尾联,白居易力图弥合元稹感到的“断裂” ,以略带调侃的语调安慰他:“闻道秋娘犹且在,至今时复问微之。”

次年,当元稹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白居易又一次追忆长安旧游,希望安慰逆境中的友人。在《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这首长诗中,白居易叙述了自己和元稹结识的经历,塑造了他们恃才不羁和正直朝官的形象。为突出不羁,他再次回忆前面七律中写到的狎妓。不过,篇幅短小的七律只勾勒了“烂熳狂”的士人群像,《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则用相当长的篇幅渲染士妓欢宴的场景,特别是伶妓与文士这两个群体相似的情态:伶妓“夸坠髻”“斗啼眉”,竞相夸示姿色,文士则在科举考试中“争”“战”,比赛文章技巧。白居易强调,在座的是京城最出色的伶妓(“绝艺”“名姬”)和最有政治前途的年轻文士,而文士在妓席酩酊大醉,是以狂的姿态展示自己才华横溢、自负不群。⁹

除了记述士人群体妓乐活动的“怀旧”书写,白居易还有一类追忆旧游的作品描写自己年轻时与一位妓人的交往。元和十年(815),两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写了两次这样的诗。一次是元稹在四川通州驿馆的墙壁上,看到一首白居易十五年前进士及第时赠长安妓阿软的诗,于是他为此作诗,并把自己的诗和墙上的白诗抄寄给白居易。白居易在答诗中回忆了自己当年赠诗阿软的情况。另一次是同僚张仲素来访,吟新作《燕子楼》三首,歌咏武宁军节度使张愔爱妓关盼盼在他去世后“念旧爱而不嫁”,住在张氏旧第燕子楼十余年。白居易也作《燕子楼》三首,在诗序中讲述张仲素来访吟诗,回忆自己十一年前游徐州时见到关盼盼并赠诗的事情。

两首诗中回忆的两位女子,阿软是长安的私妓,关盼盼是藩府节帅的家妓。白居易当年给她们的赠诗各存一联,都是赞美她们的娇美姿态。赠诗阿软发生在进士及第那年,他这样回忆结识阿软:“十五年前似梦游,曾将诗句结风流。”¹⁰“风流”有双重意思,既形容阿软装束入时,也炫耀自己因科举成功而被艳色青睐。遇关盼盼是在书判拔萃登第后授校书郎的那段时间。他回忆张愔宴请自己,出爱妓佐欢,自己席间赠诗,写出一个政治前途被看好的年轻人的风光。回忆这两件事的时候,白居易是太子左善赞大夫,虽然官品不低,但不属于最有前途的清职,和几年前任翰林学士相比,仕途并不如意。想起十几年前的自己,年轻、成功、对未来充满希望,他在诗题中表达了这样的感慨:“缅思往事,杳若梦中,怀旧感今,因酬长句。”¹¹

作为酬和友人同僚的作品,这两首诗的创作也有维系社会关系、彰显诗名等现实原因。张仲素进士出身,先被幕府聘任掌写奏表,后入朝做清职文官,是以文学仕进的典型履历。白居易在张愔宴席遇到关盼盼的时候,张仲素正在张愔幕府任职,他们可能那时候就认识了。十一年后作诗咏关盼盼时,张仲素任司勋员外郎,是颇有前途的中层文官。他次年官礼部郎中,充翰林学士,进入政治权力核心,并与同为翰林学士的令狐楚、王涯编制《元和三舍人集》。后来令狐楚和王涯都官至宰相,张仲素因去世早没有这样的机会。元和十年访白居易时,以张仲素的政治履历和文学名声,他应该被看作是准备进入统治层核心的成员。因此,白居易在诗序中赞美张仲素诗,详述张仲素来访、自己同题作诗的经过,有巩固社会关系、彰显文学声誉的现实意义。同样,白居易记述元稹在偏远的通州驿站看到自己的诗句,也有助于传播他的文学名声。

贬谪中的元稹和白居易就很少夸耀、详述早年的妓乐经历了。譬如,虽然白居易作于元和五年的百韵排律中渲染与妓行乐,而贬谪中的元稹却在答诗中淡化了这个主题,在《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中将妓乐的部分减少到两韵。在被贬的情况下,元稹已没有心情去处理曾经有过的、与仕途亨通联系在一起的妓乐活动,他表达的焦点转移到对贬谪这个人生重大变故的直接回应上。元稹用自己与众不同的“特异性”来解释被贬的原因,这“特异性”表现为“排拒他人或为他人所排拒”¹²:他“狂歌”“醉舞”而“遭朝士笑”;制科考试他铤而走险,以“词直见黜”的策文为榜样,使前辈“戒”,好友“哂”;他任官时不顾世情冒死进谏、弹劾权贵,结果被“黜”¹³。

同样,白居易在贬为江州司马后,也不再大肆渲染行乐,而是把长安妓乐处理为一个凝缩的意象,代表朝廷所在的政治中心,用远离妓乐象征失去政治地位。比如《琵琶行》 (一作《琵琶引》)把“京都声”比作“仙乐”,对比贬谪地江州的音乐匮乏,那里除了杜鹃啼叫,就是猿猴哀鸣,山歌和村笛也“呕哑嘲哳难为听”。¹⁴《寄微之》则以“帝城行乐”对比“天畔穷愁”,用“秦女笑歌”指帝京,用“巴猿啼哭”指贬谪地。¹⁵ 逐渐地,白居易越来越少回忆长安,更多关注贬谪当地的生活。他提出,远离帝京也可以生活很好,无论在哪里,“心安即是家”¹⁶。这里表现出了一种创造精神,即当自己的人生在主导价值观体系中失去位置,就要努力发掘另外的价值。白居易这种在政治理想不能实现时于边缘创造新价值的活动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中两点与妓乐书写有关,一是为自己流行的咏妓写情诗辩护,一是在政治仕宦的“公共”领域中创造一个妓乐欢娱的“私人”空间。下面分别讨论。

二 娱悦的文学观

对白居易的诗歌观念及写作,学界关注较多的是规讽的文学观和作为规讽文学观实践的新乐府以及闲适诗。但其实,白居易也在一个时期为咏妓写情诗确立地位,提升它们的诗歌价值。

对以男女之情为题材的诗,白居易的态度前后有变化。提倡讽谕诗的时候,他对文学中的艳丽文辞和男女之情持批评态度。入仕初期,他在左拾遗和翰林学士的位置上,职责是规谏朝政缺失和向皇帝直接进言。在启奏进谏之外,他歌咏时弊进闻于皇上,把诗歌当作一种参政方式。¹⁷ 基于这种文学观,他在《新乐府·采诗官》中批评愉悦君主的“乐府艳词”,认为那些作品会使规讽文字减少,导致国家乱亡。¹⁸ 他说的“乐府艳词”应当包括以女性和男女之情为题材的乐府诗,比如汉乐府中“娱君的游仙诗”,南朝乐府中的“艳词”,唐代乐府的“胡乐、燕乐等娱悦君主的歌辞”。¹⁹ 其中,至少南朝乐府的“吴歌”“西曲”就是歌咏男女之情的作品。

白居易对写情诗的态度在元和十年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和他的政治境遇有关。之前,他在朝廷参政,希望以讽谕诗辅助政教。贬谪后,他意识到讽谕诗并没有发挥他所期待的效果,同时看到自己的咏妓写情诗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欢迎,促使他的诗歌评价标准有了改变。他提出,社交诗和书写男女之情的诗,如果读者喜爱,诗人在创作中得到满足,也有难以忽略的价值。可以说,这是以娱人悦己为宗旨的“娱悦的文学观”,和他参政时提倡的规讽的文学观是不同的。

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观点同时出现在《与元九书》这封他在贬谪后不久写给元稹的信中²⁰。信的前半阐述规讽的文学观,先追溯这种文学观的源头(“六义”),然后描述它在文学史上的发展(“崩坏”),最后回顾自己实践这种文学观的失败(“得罪于文章”);信的后半则转向娱悦的诗,先谈自己的咏妓写情诗受到读者欢迎,再介绍自编诗集的分类,最后回忆与元稹吟唱艳诗的快乐。全篇书信表达了这样一个看法:虽然作诗应该以改变政治、社会为目标,但实践起来困难重重,反倒是歌咏个人悲欢的作品,包括咏妓写情诗,能娱悦读者,并给诗人的生活和情感带来满足。

在信中,白居易从三个方面为咏妓写情诗的地位辩护。第一个方面是诗歌的传播和读者的接受情况。他以自己的创作所产生的实际反响来说明这一点:

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娉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 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 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

提到的三种作品中,《秦中吟》感慨批评社会现实,《长恨歌》写唐玄宗、杨贵妃情事,元稹在通州见到的白诗是前面谈到的白居易赠长安妓阿软的诗作。读者对这些诗的喜爱,和信的前半所写的有权势者对白居易的讽谕诗的仇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朝廷,他的诗使“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 ,“执政柄者扼腕” ,“握军要者切齿” ;在朝廷外,从长安的宴席到四川的驿馆,他的咏妓写情诗被各种社会阶层(“士庶”)、宗教(“僧徒”)、性别(“孀妇”)、年龄(“处女”)的读者吟诵、歌唱和传抄。白居易对比了两种诗:一种是讽谕诗,以君主和朝官为读者,以政教为目的;一种是流行诗,以普通人为读者,以娱悦感怀为目的。²¹ 白居易用“雕虫之戏”描述自己的流行诗,是用规讽文学观的标准,把《长恨歌》和赠阿软诗那样的作品视为游戏之作。但同时,他又为游戏之作辩护,提出它们因为读者喜爱(“时俗所重”)而具有价值。

这种复杂的诗学观,也体现在白居易自编诗集的体例上。他在《与元九书》中强调,自己最有价值的作品是讽谕诗,但同时把娱悦读者的流行诗也收在集中。他把自己的诗分为四类,其中“讽谕诗”和“闲适诗”体现儒家“兼济”和“独善”的两个方面²²;另外两个类别“感伤诗”和“杂律诗”则包括了他的一些流行作品。 《长恨歌》就属于“感伤诗”。在评价这些作品时,白居易的态度呈现了矛盾的状况:他一方面申明自己的文学评价标准与时人相反,所谓“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说他看重讽谕诗和闲适诗,而一般读者喜欢他的“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但另一方面,他选入的感伤诗和杂律诗的数量却是讽谕诗和闲适诗的两倍。然后他又说,以后再编诗集的时候,杂律诗可以全部删去,来缓解选入这么多杂律诗产生的自我心理压力。

白居易为咏妓写情诗辩护的第二个方面涉及诗歌的功能。在信的末尾,他描写自己和元稹的友情,是通过诗歌相交相知,在不同处境中以诗“相戒”“相勉”“相慰”“相娱”。前面提到的复杂诗观也表现在这里的叙述中。他先说自己和元稹的知己关系基于他们共有的规讽的文学观:和别人看重他的咏妓写情诗不同,元稹看重他的讽谕诗。可接着,他描写二人友情的例子却不是共同创作讽谕诗,而是一起吟唱艳诗:

如今年春游城南时,与足下马上相戏,因各诵新艳小律,不杂他篇。自皇子陂归昭国里,迭吟递唱,不绝声者二十里余,樊李在傍,无所措口。

这里的“新艳小律”应该是指以闺情为题材的绝句。当时认为,短小的近体律诗特别适合写供歌妓演唱的闺情作品。元稹作于元和十年的《见人咏韩舍人新律诗因有戏赠》戏谑擅长“古调”的韩愈最近也作“近诗篇”,说的新律诗“闺情软似绵,轻新便妓唱”²³,就是把近体律诗的形式、闺情的主题、歌妓演唱的功能这几个方面联系了起来。元白吟唱艳诗“相戏”“相娱”,强调的是诗歌的娱乐功能。

白居易为咏妓写情诗辩护的第三个理由,是关于诗歌创作本身的意义。他用自己的创作经验来说明这一点:

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何则? 劳心灵,役声气,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 偶同人当美景,或花时宴罢,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知老之将至。虽骖鸾鹤游蓬瀛者之适,无以加于此焉。又非仙而何? 微之,微之,此吾所以与足下外形骸,脱踪迹,傲轩鼎,轻人寰者,又以此也。

唐诗经常把皇宫比作蓬瀛仙境,把亲近皇帝的清贵文官比作仙。八九世纪之交,文士提倡文才天赋的观念,把具备文才词章者比作天人或仙。白居易把作诗比作游仙境,将沉浸在诗中的自己和元稹比作“诗仙”,是把作诗提到一个崇高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被白居易赞美为如游仙境的两次诗歌活动,指的是吟咏那些他在前文中定义为缺乏社会意义的、不重要的诗。一次是和元稹吟唱“新艳小律”,另一次是在“花时宴罢”“月夜酒酣”时吟诗,所对应的是白居易诗歌分类中的“杂律诗”。在说明诗歌理论和自编诗集体例的时候,白居易把这两类作品放在边缘次要的位置,说咏妓写情诗是“雕虫之戏”,“杂律诗”也“非平生所尚”。但在这里,他把沉浸在这些诗中看作是超越生老病死(“不知老之将至”)、仕宦功名(“轩鼎”)的方式,用“外”“脱”“傲”“轻”四个动词形容诗的世界高于世俗人间。至此,与挚友吟唱艳诗或歌咏个人悲欢已不是消遣游戏,而是寄托人生意义的行为。这意义无关政治生涯,是在娱人悦己的文学创作中找到寄托。

三 营造“私人天地”

元和十四年贬谪结束回朝后,除了短暂任中书舍人、知制诰外,白居易没有再进入文官参政的最高层次。他在长庆、宝历年间出任苏州、杭州刺史,之后在洛阳担任闲职、退休,在苏杭和洛阳写了大量咏妓诗。

这些咏妓诗属于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闲适诗,它们在白居易后半生的创作中占据了中心位置。对白居易不再创作讽谕诗,学者评价各异。一种看法认为他丧失了早年的社会关怀,只关心个人享乐,是一种退步。也有学者联系政治环境和个人处境,认为这个转变有不得已之处。白居易在宪宗初年入仕,彼时君臣都有改革的理想;经历贬谪后,在他回朝时,穆宗朝权力斗争激烈,实现政治抱负的空间很少。他面临的其实是一个古老的命题:当士人因种种原因无法实现政治抱负,他可以做什么? 白居易的回答是“中隐”。其《中隐》诗云:“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²⁴他否定身在庙堂、心在山林的“大隐”和退居山林的“小隐”,因为前者不能摆脱官场的险恶忧患,后者使生活贫困;不如在洛阳任闲职,在官场拿俸禄的同时享受自在的生活——这是“在两种同样不舒服的选择中间为自己创造一个空间,其关键的确是个人的舒适”²⁵。白居易的同代人里,可能有不少会认同这个选择。中唐文人经常一边在公共事务中担任朝官、处理政事,一边在公务之余的闲暇时间享受属于自己的物品(鹤、石、池塘、花园、美食)、经验(恋爱)和活动(妓乐、出游)。这些闲暇时的享受构成一个“私人天地”,它既存在于仕宦的公共世界之中,又自足而不受公共世界的影响,是在由政府垄断的社会价值(仕宦生涯)之外创造出的个人价值(日常生活)²⁶。川合康三特别强调白居易在文学中表现日常生活的创新意义。他认为,白居易在理论上肯定“生活、吟咏现实中的欢愉”,是“在文学上的创造”,是中唐时“个体独立精神的张扬被发现,并得到广泛的认同”在文学中的显现。²⁷

白居易有意识地为歌咏日常生活确立价值的做法,其实从贬谪江州的时期就开始了。在给亲友的信中,他强调在逆境中知命自适。在“老来尤委命,安处即为乡”“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²⁸这样的诗句中,他重新定义“家”和“乡”,将其内涵从地域转变为个人意志。这是用自我塑造的方式拒绝被外界环境左右:虽然不能改变贬谪的处境,却可以拒绝逐臣不遇的怨叹,创造自足的生活。为了“心安”,为在贬谪地创造“家”和“乡”,白居易营造出一个“私人天地”。他修葺房屋庭院,种花草树木,挖小池塘,在这个惬意的私人空间里弹琴、吟诗、喝酒,享受愉快自适的生活。如果说贬谪导致士人社会价值减少是朝廷政府决定的大叙事,白居易拒绝这个叙事,宣称贬谪使他发现了自适的生活。

贬谪结束后,白居易营造私人天地的活动扩展到妓乐行乐。作为苏、杭刺史,他有官妓可以支配;在洛阳,他购置家妓。他描写携妓出游、观赏妓乐歌舞、与妓宴饮。一些最有名的咏妓诗,关于官妓商玲珑、杨琼,家妓樊素、小蛮,都写在这个时期。白居易此时书写妓乐的意义,与早年追忆长安旧游不同。简单地说,就是妓乐的位置从公共领域转移到了私人空间。追忆长安旧游时,他并置妓乐行乐与科举成功,以表现他们所属的群体是政治和情色两个领域的征服者。他在苏杭的诗则把政治和妓乐分开,在“公”与“私”、“公门”与“妓席”、“政事”与“风情”、“治吾民”与“乐吾身”之间划出界线,将妓乐、饮酒、吟诗和游山这些活动放在公务之余的私人空间。

享受妓乐欢娱甚至被看作是可以与追求仕宦相匹敌的人生选择。在《湖上醉中代诸妓寄严郎中》这首诗中,身为杭州刺史的白居易问在朝廷做官的严休复,是否对朝政感到倦怠,想念杭州的杯酒笙歌:

笙歌杯酒正欢娱,忽忆仙郎望帝都。

借问连宵直南省,何如尽日醉西湖?

蛾眉别久心知否? 鸡舌含多口厌无?

还有些些惆怅事,春来山路见蘼芜。²⁹

严休复是前杭州刺史,此时担任尚书省郎官。虽然郎官的官品普遍比刺史低,但由于唐人以入京任官为荣,加上郎官属于清要文官,严休复由杭州刺史入朝为郎官不是降职,而是正常的迁转,甚至升迁。³⁰ 白居易把严休复称为“帝都”的“仙郎”,就是赞美他的清贵身份。但是,对严休复在朝廷参政,白居易表示他并不羡慕。与唐诗中常见的以在尚书省值夜班、含鸡舌香在皇帝面前奏事为骄傲的态度不同,白居易问严休复,他是否厌倦了公务繁忙的政治生活? 是否想念杭州的妓乐游宴? 对比白居易和元稹在早年诗中写“同年”的“行乐”“校书郎”也是“烂熳狂”,强调政治生涯和妓乐行乐相得益彰,这首诗把妓乐和仕宦对立起来。通过对比“直南省”和“醉西湖”、“蛾眉”和“鸡舌”,诗作把在京城追求仕进和在地方享受酒色呈现为两种可选择的生活方式。对白居易来说,在公共领域为政治成功拼搏不如在私人天地做醉翁、伴蛾眉更有吸引力。

在生命中的最后十七年,白居易在洛阳担任闲职并退休,丰厚的薪水支持他拥有园林家妓的舒适生活。没有了做刺史时需要完成的公务,私人天地成为他生活的全部。贾晋华从《汝洛集》《洛中集》《洛下游赏宴集》这三个以洛阳为中心的诗集考察围绕在白居易周围、以老人和闲官为主体的闲适诗人群,把他们的生活情趣和创作倾向归纳为“好佛亲禅”“追步中隐”“耽玩园林”“诗酒放狂”“沉迷声色”五点。³¹ 其中“沉迷声色”的例子大多是歌咏家宴妓乐的作品。在白居易晚年的诗中,享受妓乐有时成为对抗衰老和死亡的一种姿态。很多学者注意到白居易喜欢记录年岁。如贾晋华指出的,对年岁增加的关切是对生死问题耿耿于怀,而白居易这种对生死的关切越到老年越强烈,因此他通过收藏文集追求文名流传后世,通过修佛法追求肉体的转世。³² 除了寄希望于来世和永生,白居易应对生死问题的另一种方式是在有限的人生尽量享受欢乐。他把与友人沉醉妓乐描写为人间欢乐的极致,赞美裴度的家宴是“南山宾客东山妓,此会人间曾有无”³³;描写自己和牛僧孺的家妓合奏歌舞是“人间欢乐无过此,上界西方即不知”³⁴。当邻人去世,他用妓乐消散、再也不能享受“欢娱”表达对生命完结的无奈伤感:“绿绮窗空分妓女,绛纱帐掩罢笙歌。欢娱未足身先去,争奈书生薄命何。”³⁵如此,享受妓乐被赋予超出一般消遣娱乐的意义,表征生命的存在。和中年时用创造自适生活的方式拒绝被纳入贬谪不遇的政治社会叙事一样,白居易在晚年用奋力追欢的方式拒绝被纳入衰老死亡的自然规律叙事。写给牛僧孺的《酬思黯戏赠(同用狂字)》就是一个例子:

钟乳三千两,金钗十二行。

妒他心似火,欺我鬓如霜。 (思黯自夸前后服钟乳三千两甚得力,而歌舞之妓颇多,来诗戏予羸老,故戏答之。)

慰老资歌笑,销愁仰酒浆。

眼看狂不得,狂得且须狂。³⁶

钟乳据说有延年益寿、益阳事的功效,在唐代盛行服食。白居易把牛僧孺自夸服食钟乳得力与歌舞之妓颇多联系在一起,诗的前半赞美牛僧孺虽然年老却精力旺盛,后半写自己虽然“羸老”却还可以欣赏妓乐,夸耀自己在有缺陷的人生中享受快乐的通达。尾联的三个“狂”字表现出诗人知道死亡迫近(“眼看狂不得”),但拒绝自怜伤感的自嘲姿态(“狂时且须狂”)。

四 一个缩影

政治境遇与白居易妓乐书写的关系,在《霓裳羽衣歌》³⁷这首长诗中可以清楚看到。诗中写到,《霓裳羽衣》乐舞在白居易的生命中先是政治成功的象征,然后变成闲暇生活中的享受。诗的前半描写得到和失去欣赏此舞的机会取决于仕宦沉浮。元和初,白居易任官清显,因此可以享受在宫中观赏歌舞的特权:“我昔元和侍宪皇,曾陪内宴宴昭阳。千歌百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然后,欣赏此曲的机会因他被贬谪而丧失,仿佛是从仙境跌落到人间,只能听到“山魈语”和“杜鹃哭”。在这个得与失的叙述中,白居易建立起欣赏这支乐舞与政治地位的关联。在诗的后半,妓乐的功能转变了。他叙述任苏、杭刺史时教官妓排演此曲,通过在地方复制宫廷乐舞,把《霓裳羽衣》从中央高层文官才有资格享受的特权,转变为地方官闲暇时的消遣。

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同意宫廷乐舞可以在地方复制。白居易在诗中转述元稹的看法,认为《霓裳羽衣》对表演者要求极高,“须是倾城可怜女”,地方上没有符合要求的伶妓,因此不能重现宫廷乐舞的光彩。对此,白居易承认地方上的官妓并非“国色”,但他主张,比起妓人的容貌,更重要的是有人提拔和培养她们:

妍媸优劣宁相远,大都只在人抬举。

李娟张态君莫嫌,亦拟随宜且教取。 (娟、态,苏妓之名)

白居易对妓人的客观条件轻描淡写,强调自己创造价值的意义。他在这首诗的其他部分也赞美创造者的角色,比如杨敬述“创”霓裳羽衣曲、元稹“造”霓裳羽衣谱。³⁸ 白居易也是创造者:他不仅将宫廷乐舞“翻传”到江南,而且提升地方官妓的价值。这里表现出的创造精神,与他贬谪时在异乡创造自适生活,为自己流行的咏妓写情诗确立价值是一致的。他对官妓的“抬举”不只体现在认为她们有资格表演宫廷乐舞,也体现在认为她们值得被记载。白居易留下近二百首跟伶妓有关的诗,即使在咏妓诗异常发达的九世纪,也相当引人瞩目。他诗中写到的有名字的妓人共有三十多人。单在《霓裳羽衣歌》这一首诗中,他提到的官妓就有商玲珑、谢好、陈宠、沈平、李娟和张态,还记下她们各自擅长的乐器。正因为白居易记下了这些妓人的名字、技艺和事迹,而不是认为她们微不足道,才使她们在历史记忆中有一席之地。作《霓裳羽衣歌》之后不久,白居易离开了苏州,晚年在洛阳训练家僮演奏《霓裳羽衣》。至此,这支乐舞经历了从公共领域到私人天地、从朝廷到地方政府到家庭的转换,其意义也从政治成功的象征转变为日常生活的欢娱——正好像是白居易一生中咏妓写情意义不断变化的缩影。

五 白诗中的两性关系

在唐代,无论官妓、家妓还是民妓,她们的社会地位都远远低于士人,是士人买卖、拥有、馈赠的对象,其主要功能是事宴佐欢。这种经济层面上的士妓关系,在白居易的咏妓诗中多有表现,如与同年征召伶妓侍宴,教导家妓努力工作(“莫辞辛苦供欢宴”),更换年轻美貌的家妓(“三嫌老丑换蛾眉”)³⁹。最能体现白居易把家妓作为可以买卖、交换的个人财产的例子,是他把妓和马放在一起描写,比如告诫士人“莫养瘦马驹,莫教小妓女”⁴⁰,理由是马养肥、妓女长大后就会更换新的主人。晚年病风后,白居易为节省开支处理财产,多次写诗说最舍不得自己的爱马和宠妓。例如,当裴度提出用良马交换白居易的一位歌妓,白居易说年老的自己需要她唱歌娱情,刘禹锡也作诗唱和。在这组唱和诗中,白居易把裴度比作携妓隐居东山的“风流”谢安,刘禹锡则称,如果白居易用歌妓交换名马,便是“奇才”,可见当时的士人认为爱妾换马是风流的行为。⁴¹

白居易的很多咏妓诗写到士妓之间的感情。关于中晚唐咏妓诗表现的感情类型,王凌靓华着重分析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士人对妓女的渴望,诗人通过在诗中表达对妓人的爱慕来赞美她的魅力和恭维宴会的主人。第二种是士人对妓人的同情,这种感情在叙述妓人生平的诗中最常见。第三种是爱情,很多诗叙写士妓之间的风流韵事,彼此深情,诗人借此既显示自己的文学才华,又塑造了自己的风流形象⁴²。这三种感情类型在白诗中都很常见。第一种如在张愔席上赠关盼盼诗,《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先以六韵寄之》寄诗沈述师说希望见到他那位擅长演唱阳关词的歌妓,《戏答思黯》对牛僧孺说希望见到他的弹筝妓。第二种如《琵琶行》。第三种感情在白居易笔下经常表现为不能忘情,有时妓人不能忘情于士人,有时士人不能忘情于妓人。

先说妓人不能忘情于士大夫。宇文所安在分析中唐浪漫传奇时谈到,由于风月场中的关系由金钱支撑,女性一方的情爱表达往往会因为两性关系中的经济因素而受到质疑,所以这些故事用女子在经济上不依赖男方的情节来表现她们的真情。⁴³ 同样,官妓的职责是为地方官服务,包括演唱地方官的诗,因此白居易用描写官妓对离任后的地方官的思念来表现她们的真情。在杭州刺史任上,白居易寄诗告诉前杭州刺史严休复,说他让官妓演唱自己的“新词”,却听到一名妓人唱严休复的诗,于是略带醋意地戏谑评论说:“但是人家有遗爱,就中苏小感恩多。”⁴⁴这是在恭维严休复的才情,说杭州歌妓记挂他,是出于对他的感情。

白居易也用同样的手法夸耀自己的魅力。离任苏州设宴告别时,他描写在座官妓对他依依不舍,“欲语离情翠黛低” ,并嘱咐她们“莫忘使君吟咏处”⁴⁵。离任后,白居易想象杭州和苏州的官妓没有忘记自己。在送姚和赴任杭州刺史的诗中,白居易想象姚和到杭州后,自己任期间的“故妓”向姚和询问自己的消息的情景,而他则托姚和带给她们两首“新诗”传唱⁴⁶。友人也参与塑造白居易被歌妓思念的形象。当白居易寄诗给苏州刺史刘禹锡,回忆自己任苏州刺史时度过的快乐时光,刘禹锡在答诗中恭维白居易,说苏州的歌妓仍然记得他这位寄情杯酒的白太守,仍在歌唱他的诗篇,甚至有官妓因思念白居易而流下泪水:

座中皆言白太守,不负风光向杯酒。

酒酣擘笺飞逸韵,至今传在人人口。

报白君,相思空望嵩丘云。

其奈钱塘苏小小,忆君泪点石榴裙。⁴⁷

家妓不能忘情于主人也是白诗中经常出现的主题。他和张仲素写的《燕子楼》诗,就赞美张愔爱妓关盼盼在主人死后“念旧爱而不嫁”。白居易作于晚年的《不能忘情吟》⁴⁸则描写家妓不忍离开自己的戏剧化场景。当时,白居易病风,于是决定减少家用开支,计划卖马放妓。诗中描写马不肯走,妓不肯去,家妓樊素致辞,说骆马和自己都有情于主人,希望主人留下他们。前面分析白居易通过描写官妓不能忘情于严休复称赞后者的魅力,这里写樊素不能忘情于主君,也是同样的用意。但和官妓只表达思念之情不同,樊素用情的告白对主人提出了要求,这在白居易,甚至中晚唐的咏妓诗中都很特别。《不能忘情吟》中樊素的致辞是这样的:

辞曰:主乘此骆五年,凡千有八百日。衔橛之下,不惊不逸。素事主十年,凡三千有六百日。巾栉之间,无违无失。今素貌虽陋,未至衰摧;骆力犹壮,又无虺。即骆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以送主一杯。一旦双去,有去无回。故素将去,其辞也苦;骆将去,其鸣也哀。此人之情也,马之情也。岂主君独无情哉!

致辞包括三个层次。前两个层次从骆马和家妓的实用价值着手,论证他们不应该被解职。首先,骆马和樊素事主多年,兢兢业业履行职责,从没有过失,证明了他们的价值。其次,骆马和樊素还在壮年,可以继续服侍主人。这两个理由都是在经济层面强调自己有价值。不过在这个层面上,白居易可以说,虽然骆马和家妓都有用,但自己目前实在需要削减开支。樊素致辞中最有力的是第三个理由,属于感情层面的考量。她说骆马和自己有情于主人,因此不忍离去,然后反问,难道只有主君“无情”? 樊素对白居易提出了感情的要求,说明她认为主人和妓/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双向的:如果妓/马忠心侍奉主人,主人也应该把妓/马留在家里,善待他们。樊素的话给主人两个选择,一个是卖马放妓,承担“无情”的名声;另一个是留下马与妓人,证明他有情。白居易说他选择了后者,说明他认同樊素所描述的主人和妓/马之间双向感情关系的逻辑。前面谈到,白居易在一些诗中把妓/马当作可以买卖和交换的个人财产,这首诗则显示,他不总是把他们作为“简单的东西”来对待⁴⁹。他这样解释自己留下骆马和樊素的原因:

噫! 予非圣达,不能忘情,又不至于不及情者。事来搅情,情动不可柅。因自哂,题其篇曰《不能忘情吟》。

冯友兰谈魏晋风流的时候说,晋人经常区别能忘情和不能忘情。能忘情不是无情,而是有超越自我的深情,因有玄心而能超越自我,因此虽有情而无我。超越自我的人从天或道的观点看人生事物,他的情与万物有共鸣和同情,却不因个人的祸福成败而发生哀乐。⁵⁰ 忘情不易达到,多数人更像《世说新语》“伤逝”篇记述的王戎,执着于自我的得失。王戎因丧子而悲伤,山简问:“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戎答:“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⁵¹这则轶事肯定执着自我得失的真情。白居易把自己对宠妓、爱马的感情放在魏晋的情的话语中,为其确立价值。不过,虽然白居易在《不能忘情吟》中写他留下了骆马和家妓,但在现实中他还是按原计划卖马放妓了。之所以写留下了他们,是因为不如此不能维系他的有情形象。

与妓人不忘情于士人这个感情模式相对应的,是士人不忘情于妓女。这个模式也出现在白居易和其他同时代诗人的作品中。悼念亡妓是中唐出现的新诗歌类型。虽然悼亡诗从潘岳就有,但基本上都是悼念妻子,到了中唐才有比较多人作诗悼念自己和友人亡故的家妓,这说明士人和家妓的感情关系在九世纪的社交生活中可以被接受了。思念以前的妓人也成为中唐诗的新主题。在《对酒有怀寄李十九郎中》里面,白居易说自己对以前的三位家妓不能忘情:

往年江外抛桃叶(结之也),去岁楼中别柳枝(樊、蛮也)。

寂寞春来一杯酒,此情唯有李君知。

吟君旧句情难忘,风月何时是尽时。 (李君尝有悼故妓诗云:“直应人世无风月,恰是心中忘却时。”今故云。)⁵²

结之是白居易从杭州带回洛阳的妓人,姓陈,二人有过十年“欢爱”⁵³。诗中说“抛桃叶”,似乎暗示是白居易离开了她。樊素、小蛮是白居易在洛阳的家妓,从十三四岁就在他家,后来在白居易病风后清理财产时让她们离开了。前面讨论《不能忘情吟》描写樊素有情于主人,这首诗写白居易不能忘情于樊素等家妓,表现了主人和家妓相互的感情。然而,情的话语也可以遮蔽主人决定家妓命运的权力关系。这些家妓被遣离后下落如何,是成为别人的家妓还是像杜牧描写的张好好那样去酒肆工作谋生,她们的生活有没有保障,诗中都没有交代。用情的语言遮蔽权力关系的修辞策略,在白居易对官妓的描写中也能看到。在《醉戏诸妓》这首诗中,他问在座的官妓,谁愿意在他退休后跟随他归隐: “不知明日休官后,逐我东山去是谁?”⁵⁴“逐”字暗示官妓有选择的自由,可以因为对他有情而在他离任后追随他。但实际上,作为刺史的白居易才有权决定是否为一名官妓脱籍,把她收为家妓。强调官妓有自由选择的权力,更多是为了渲染自己的魅力。这类表述说明,白居易想要彰显的风流情感需要以遮蔽现实中士妓之间的等级秩序和权力关系为前提。

有研究者注意到白居易的女性观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说他前期在乐府诗中积极为女性代言,后期则变成偎红倚翠的老人。一般认为这个转变跟白居易不同阶段人生理想的变化有关。他入仕初期希望通过讽谕诗改革社会,后半生则以享受人生为目标,这影响了他的女性观。舒芜提出,白居易的这种变化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因为人在少壮时往往有公心,明辨是非善恶,到暮年则趋于老朽,不再关心他人的苦乐。⁵⁵ 不过,白诗对女性态度的不一致,不完全是创作的前期和后期、人的青年和暮年的差别,也跟创作的场合、读者、文体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他在同一个阶段写的诗也会包含不同的观点。比如同样是在入仕初期,他一方面在《秦中吟》《新乐府》等讽谕诗中批评朝廷官员沉迷妓乐、不顾政事,另一方面在酒席宴会写的社交诗中赞美妓乐行乐。这里,对妓乐活动的批评和赞美,取决于不同创作场合、接受对象对诗的体式的要求。⁵⁶

白居易的诗对女性的态度,也跟作者与所写女性的距离有关。如果描写的女性是抽象的群体,如贫女或白头宫女,他可以从她们的角度同情其艰难处境。但如果描写的女性与白居易及其友人有直接的关系,比如是他任刺史时的官妓,或者他和朋友的家妓,则往往采取男性的视角。比如,白居易写宫人,会感慨她们在皇宫中虚度青春、年老色衰的悲凉,但是对他自己和别的士人购置的家妓,他倾向于站在士人的立场,伤感主人死后家妓散尽、欢娱不再,至于家妓在主人死后命运如何,他并不关注。⁵⁷ 被书写的女性与诗人距离越近,对她们的描写和诗人自我形象的塑造也就越交织在一起,不利于诗人自我形象的女性视角也就越需要被遮蔽和过滤。

《长恨歌》《琵琶行》这两首白居易流传最广的诗,都是不限于男性单一视角、描写男女间相互感情的作品。 《长恨歌》歌咏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感情。前半部分讲述唐玄宗宠爱和失去杨贵妃的故事,后半部分则描写杨贵妃对唐玄宗的深情,使他们之间相互的爱情得以成立。⁵⁸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长恨歌》表现的感情超越了等级秩序。在诗的结尾,杨贵妃回忆生前与玄宗立下爱情誓约:“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⁵⁹其中的“比翼鸟”和“连理枝”,是文学传统中常用的表达夫妇之爱的意象,比如《孔雀东南飞》和韩朋的故事都描写夫妇生前被迫分离,死后坟上的树根枝相连,象征他们生死不渝的深情。但唐玄宗和杨贵妃不是普通夫妇。皇帝需要众多嫔妃保证子嗣繁衍,以保障皇族的利益,专情于一个妃子与王朝利益有冲突。但唐玄宗和杨贵妃把王朝利益和皇帝妃子的尊卑秩序放在一边,立下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爱情誓言。虽说《长恨歌》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感情表现出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批评女色祸国,另一方面歌咏他们的真挚感情,也正是这种矛盾使诗的主题究竟是规讽帝王还是歌咏情事成为学者争论的热点,不过诗的结尾落实在爱情誓言不能实现的“恨”,也是《长恨歌》题目中的“恨”字,表达了因为杨贵妃的死,他们在此世同享欢乐的可能性也已经完全丧失、无法挽回的悲哀。⁶⁰ 这种对有情人不能成眷属的伤感,显然是对超越等级秩序的男女之情的歌颂。

《琵琶行》⁶¹描写了士与妓的相互同情。这首诗在白居易贬谪初期写成,背景是他在江州浦口送别客人,遇到一位弹琵琶的女子,她本来是长安倡女,年长后成为商人妇。白居易邀请琵琶女参加他们的酒席,于是她弹京城曲,讲述自己的身世,白居易感慨赠诗。学者早就注意到《琵琶行》受到杜甫《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行》和元稹《琵琶歌》的影响。但与杜甫和元稹关注舞蹈者、弹琵琶者的技艺不同,白居易被琵琶女的人生际遇感动。他对琵琶女的态度是同情和认同,他在琵琶女身上看到了自己:她年轻时在长安备受欢迎,年长后流落江湖为商人妇;自己曾在京城任官清显,现在贬谪到偏远外地,所以“同是天涯沦落人”。这种士人认同倡女命运的表述并不多见。虽然不少中唐士人描述对歌妓的同情,但很少把自己的命运和一个倡女类比。⁶² 白居易这种对一个具体的人的跨阶级、跨性别的认同,在王粲的《七哀诗》⁶³可以找到先例。诗中描写战乱中王粲告别亲友南下,路上看到一个饥饿的妇人把自己的孩子放在路边。王粲三次使用“弃”字,描写自己离开家乡(“复弃中国去”)、母亲抛下孩子(“抱子弃草间”)、自己抛下妇人(“驱马弃之去”),将自己离开家乡亲朋、离开路边的无助妇人,与妇人丢弃孩子,呈现为同样性质的行为。诗中最感人的部分是那个母亲向王粲解释她抛弃孩子的理由(“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然后王粲心中不忍、驱马弃之而去的场景。 《七哀诗》写两个抛弃者的不忍和无奈,《琵琶行》则写两个人生走下坡路的人的悲哀。

最特别的是,《琵琶行》不只写了白居易对琵琶女的同情,也写了琵琶女对白居易的同情。互相的同情形成对称的结构:诗的序言描写白居易听到琵琶女自述经历而有所感动(“感斯人言”),诗的末尾则描写琵琶女听到白居易自述贬谪经历而有所感动(“感我此言”)。两个感动的结果都是用自己擅长的文学艺术作品慰藉对方:白居易把琵琶女的故事、技艺以及他们的相遇写成长歌,琵琶女则把对白居易经历的感动和同情融入音乐,再弹一曲使满座掩泣。一般来说,同情会造成优越感;但这里,互相的同情促成了平等的关系。 《长恨歌》《琵琶行》描写的男女情,无论是爱情还是同情,都超越了阶级、性别的等级秩序,这也许是它们别具魅力且这魅力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消失的重要原因。

《长恨歌》《琵琶行》之所以能叙写男女之间相互的情感和平等的关系,作者和人物的距离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长恨歌》中的人物距离白居易的写作已有半个世纪。 《琵琶行》虽然写的是白居易的亲身经历,可是琵琶女和白居易没有直接的关系,琵琶女既不是他的家妓,也不是他辖区内的官妓。他们偶然相遇,随即各奔东西,因此作者不必顾忌因为描写她的思想感情而损害自己的形象,这给描写女性提供了更大的空间。相比较而言,在叙述自己的亲密关系时表现男女双方的视角就困难得多。在中晚唐作家中,元稹是进行这方面尝试的先锋。他用不同的文体写自己(或友人)的恋情,力图在表现女性视角的同时塑造男性的风流形象,引发出文本的矛盾和缝隙。这将是下一篇的内容。

1 关于“艳诗”概念的历史变迁与在唐代的使用,见严明、熊啸:《中国古代艳诗辨》 ,《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熊啸:《唐人所述“艳诗”概念论析》,《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17年第 1期。

2 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这里只列一些有代表性的论述。关于《长恨歌》《琵琶行》的研究状况,见杜晓勤:《隋唐五代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年,第 1037—1045页;张中宇:《白居易〈长恨歌〉研究》 ,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通过白居易的诗歌考察唐代伎乐文化与士妓关系的例子,见廖美云:《唐伎研究》,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5年;Ping Yao, “ The Status of Pleasure: Courtesan and Literati Connections in T'ang China ( 618-907) ,”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14. 2 (2002) : 26-53;王凌靓华:《歌唇一世衔雨看——九世纪诗歌与伎乐文化研究》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

3 贞元十六年赠阿软诗和贞元二十年赠关盼盼诗都不在白集中。川合康三认为,中国士大夫承担的正统文学受到儒家文学观的限制,所以缺少恋爱文学。 “对士大夫来说,允许歌咏男女情爱的文体非常有限”,主要包括乐府、艳诗、悼亡诗。艳诗是“在酒席上和妓女相互酬答,是逢场作戏,因此可以歌咏情爱,但也只是游戏而已,很多是仅限于这类场合、用后即弃的东西” 。〔日〕川合康三:《中国的恋歌:从〈诗经〉到李商隐》 ,郭晏如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1页。

4 Anna M. Shields, “ Remembering When: The Uses of Nostalgia in the Poetry of Bai Juyi and Yuan Zhe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6. 2 (2006) : 321-322.

5 关于白居易初入长安时的不适感的讨论,见〔日〕川合康三:《终南山的变容——中唐文学论集》 ,刘维治、张剑、蒋寅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26—230页。

6 元稹著,冀勤点校:《元稹集》 (修订本)卷一七,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第 228页。

7 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一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第843页。

8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一七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769页。

9 《白居易集笺校》卷一三,第704页。

10 《白居易集笺校》卷一五,第922页。

11 《白居易集笺校》卷一五,第922页。

12 宇文所安认为,标榜与众不同的“特异性” ( singularity)是中唐作品的重要主题,中唐作家追求特异的风格也是这种“特异性”的一种表现方式。〔美〕宇文所安:《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 ,陈引驰、陈磊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4页。

13 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 ,《元稹集》 (修订本)卷一〇,第133、134页。

14 《白居易集笺校》卷一二,第686页。

15 《白居易集笺校》卷一七,第1105页。

16 白居易:《种桃杏》 ,《白居易集笺校》卷一八,第1162页。

17 陈贻焮:《从元白和韩孟两大诗派略论中晚唐诗歌的发展》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丛》第一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2页。

18 《白居易集笺校》卷四,第263页。

19 葛晓音:《新乐府的缘起和界定》 ,《中国社会科学》 1995年第3期。

20 《与元九书》见《白居易集笺校》卷四五,第2789—2796页。下面引文不再出注。

21 《秦中吟》既是讽谕诗,也是流行诗。杜晓勤认为,《秦中吟》和“新乐府”那样的讽谕诗不同,前者“继承了汉魏以来杂诗”的“慷慨悲鸣的抒情艺术”,悲歌社会政治问题和亲朋人生遭际,质朴自然;后者“发抒《诗经》以来民间歌辞刺美见志的讽谕传统”,针对朝廷政策、社会问题讽谏君主(杜晓勤《〈秦中吟〉非“新乐府”考论——兼论白居易新乐府诗的体式特征及后人之误解》 ,《文学遗产》 2015年第1期) 。可能正是《秦中吟》的艺术特色所引发的感人力量使它在普通读者中流行。

22 川合康三提出,白居易的“闲适诗”并不符合孟子的“独善”理念,因为“独善”指个人修养,而“闲适诗”写个人生活悠闲适意。他认为白居易是借用孟子的“独善”理论为自己所写的新题材树立价值。〔日〕川合康三:《终南山的变容——中唐文学论集》 ,第247—248页。

23 《元稹集》 (修订本)卷一二,第154页。

24 《白居易集笺校》卷二二,第1493页。

25 〔美〕宇文所安:《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827—860)》,贾晋华、钱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49页。

26 关于中唐作家创造“私人天地”,见宇文所安《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中的《机智与私人生活》一文。

27 〔日〕川合康三:《终南山的变容——中唐文学论集》 ,第253、255页。

28 白居易:《四十五》 《种桃杏》 ,《白居易集笺校》卷一六、一八,第1010、1162页。

29 《白居易集笺校》卷二〇,第1390页。

30 关于郎官与刺史互相迁转和升降,见赖瑞和:《唐代中层文官》,台北:联经,2008年,第183—195页。

31 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2、133、135、137、138页。

32 同上注,第123页。

33 白居易:《夜宴醉后留献裴侍中》 ,《白居易集笺校》卷三二,第2198页。

34 白居易:《与牛家妓乐雨夜合宴》 ,《白居易集笺校》卷三四,第2361页。

35 白居易:《闻乐感邻》 ,《白居易集笺校》卷二六,第1867页。

36 《白居易集笺校》卷三四,第2327—2328页。

37 《霓裳羽衣歌》见《白居易集笺校》卷二一,第1410—1412页。

38 霓裳羽衣谱可能指元稹描摹霓裳羽衣舞的长歌,见秦太明:《元稹〈霓裳羽衣谱〉辨析》 ,《中国音乐学》 2007年第1期。

39 《府酒五绝·谕妓》 《追欢偶作》 ,《白居易集笺校》卷二八、三四,第1990、2379页。

40 《有感三首》 ,《白居易集笺校》卷二一,第 1440 页。丸山茂讨论了马在白居易一生中意义的变化,从坐骑逐渐变成可以和美妓媲美的良伴,见〔日〕丸山茂:《唐代文化与诗人之心》 ,张剑译,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93—197页。

41 白居易:《酬裴令公赠马相戏》 ,《白居易集笺校》卷三四,第2334 页。刘禹锡:《裴令公见示酬乐天寄奴买马绝句斐然仰和且戏乐天》,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264页。

42 王凌靓华:《歌唇一世衔雨看——九世纪诗歌与伎乐文化研究》 ,第118—149页。

43 〔美〕宇文所安:《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 ,第111页。

44 《闻歌妓唱严郎中诗因以绝句寄之》 ,《白居易集笺校》卷二三,第1556页。

45 《武丘寺路宴留别诸妓》 ,《白居易集笺校》卷二四,第1688页。

46 《送姚杭州赴任因思旧游二首》 ,《白居易集笺校》卷三二,第2205页。

47 刘禹锡:《乐天寄忆旧游因作报白君以答》,《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二,第1127—1128页。

48 《不能忘情吟》 ,《白居易集笺校》卷七一,第3810—3811页。下引不再出注。

49 丸山茂分析唐人对爱马和宠妓的态度,说虽然他们认为妓/马是个人财产,但并不是“简单的东西”,对他们倾注了爱惜之情。〔日〕丸山茂:《唐代文化与诗人之心》,第194页。

50 冯友兰:《论风流》 ,涂又光编选:《冯友兰选集》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311页。

51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 ,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49页。

52 《白居易集笺校》卷三五,第2446页。

53 白居易:《结之》 ,《白居易集笺校》卷二六,第1855页。

54 《白居易集笺校》卷二三,第1553页。

55 舒芜:《伟大诗人的不伟大一面》 ,《读书》 1997年第3期。

56 静永健讨论《长恨歌》和《新乐府》中不同的杨贵妃形象时也提出类似观点,认为杨贵妃在一个作品中很美好,在另一个作品中却是祸害天子的妖女形象,是作者的不同处境、创作意图和接受对象造成的。〔日〕静永健:《白居易写讽谕诗的前前后后》 ,刘维治译,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09—117页。

57 白居易:《感故张仆射诸妓》《闻乐感邻》,《白居易集笺校》卷一三、二六,第 761、1867页。

58 〔日〕川合康三:《终南山的变容——中唐文学论集》 ,第297—302页。

59 《白居易集笺校》卷一二,第661页。

60 〔日〕松浦友久:《作为诗语的“怨”与“恨”——以闺怨诗为中心》,蒋寅编译:《日本学者中国诗学论集》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260页。

61 《白居易集笺校》卷一二,第685—686页。

62 王凌靓华指出,杜牧《张好好诗》结尾通过张好好的话描写诗人自己的现状,把哀张好好的经历和哀自己的经历合二为一。见王凌靓华:《歌唇一世衔雨看——九世纪诗歌与伎乐文化研究》 ,第 139 页。不过,杜牧没有像白居易那样,直接感叹妓人和自己的相似性。

63 《七哀诗》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