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前言

1860年，英法联军从遥远的英法远渡重洋，在香港、澳门汇集并建立医院等后方基地后，沿着海岸线东进北上，先后夺占广州、舟山、上海、烟台、大连，偷袭天津塘沽守军，沿大运河向北京发动攻击。僧格林沁将军率清军精锐蒙古铁骑3万余人，一路抵抗，节节败退，在通州八里桥决战中，清军将士虽奋不顾身，英勇冲击，无奈刀枪剑戟、弓箭盾牌等冷兵器，难敌联军火炮轰击和来复枪齐射，几乎全军覆灭，清廷的心脏——紫禁城和圆明园成为了联军的攻击目标，咸丰皇帝仓皇撤离，从圆明园逃往承德避暑山庄避难。大清皇家御苑禁地——圆明园，先遭法军劫掠，再被英军火焚，延续了一个半世纪的辉煌胜景，欧洲人心目中的人间仙境，灰飞烟灭。这是英法联军制造的人类文明史上空前的大劫难。162年来，圆明园始终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伤痛，无法抹平，无法忘却。

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经过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六帝的精心营建，在350公顷土地上，建成了200多座精美的中国式宫殿和园林，楼塔宫阙，金碧辉煌。园中还有一座由法国传教士王致诚、蒋友仁和著名宫廷画师、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等设计、中国工匠建造的西洋楼。王致诚在乾隆八年（1743）写给法国教会的一封长信中，对圆明园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述与夸赞，称其为“万园之园”“绝美之园”。一时间，因其迥别于西方园林的样式和风格，直接引发了欧洲各国王室在各自皇家园林中模仿建设亭台楼阁和曲径通幽的中式园林，至今在欧洲多个国家的皇家园林中仍有留存。法国建筑学家邱治平和法国历史学家贝尔纳·布里赛，先后对圆明园的价值作出过明白晓畅的评价。邱治平在他的法文著作《圆明园》中说：“圆明园堪称世界奇迹之一，众多宫阙屋宇由大理石和贵重木材建成，金碧辉煌，是装饰稀世奇丽的艺术瑰宝。殿堂宅院宏伟幽深，理政御寝厅室典雅，各大书库藏卷浩繁，显示出天朝治国气派。由于能工巧匠大师们的才华，圆明园不只是离宫御苑，也是博物馆，是建筑博物馆、园林艺术博物馆；更因其收藏罕见的珍品和典籍，可称为文化艺术博物馆。”贝尔纳·布里赛则在他的名著《1860：圆明园大劫难》中，用更易为人们理解的比喻作出评价：“其价值远远超过现在法国的罗浮宫、凡尔赛宫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总和。”他对圆明园的这个价值评判，让无数欧洲人大吃一惊，也惊倒了大批国人。

远在万里之外的英吉利、法兰西，为何要派遣“远征军”征战中国，毁灭早已被欧洲人推崇为人间仙境、万园之园的圆明园？英法联军又是怎么组成的，由哪些军种构成，乘坐多少艘舰船，员额多少？携带着什么样的武器装备？联军官兵的饮食、弹药后勤保障以及伤病医疗如何保证？是否带有战地记者？英法两军如何沟通协调？他们与中国的军事进攻与外交谈判又是如何交替进行的？在英法军人眼中，清朝廷和清军官兵以及中国民众又是怎样的状态？英法联军为什么要抢劫、焚毁圆明园？……这些问题，中文的历史记载只有泛泛的语句、概述的言辞，一带而过，因而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也只告诉我们是英法联军在1860年劫掠和焚毁了圆明园这样一个粗线条的概括性结论，几乎没有什么具体一些的细节和过程。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无数的国人、非常有名望的专家学者甚至是文史学者都误认为劫掠与焚毁圆明园的是八国联军，这样的言论至今还在一些公开场合出现。可是世界历史上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文明大劫难，怎么会是突然发生，其中有怎么样的原因呢？2005年，法国《欧洲时报》和杨咏橘社长无偿捐赠中文版权，浙江古籍出版社翻译出版的法国历史学家贝尔纳·布里赛《1860：圆明园大劫难》以及2015年上海远东出版社的修订增补版；为纪念圆明园罹难150周年，获得北京圆明园管理处陈名杰、曹宇明两任主任的接续鼎力支持，上海中西书局和北京圆明园管理处合作翻译出版的《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2010年第一辑、2013年第二辑，共计28种30册），令这些模糊的历史细节和过程大都变得清晰了起来。比如首先是法军抢劫了圆明园，然后是英军有组织、成规模的抢劫；比如法军反对焚毁圆明园，但主张毁掉紫禁城，点火焚毁圆明园的是英军第一师。追寻历史真相，还原历史细节，分析圆明园悲剧发生的原因，追究历史责任，是历史学者的责任，也成为众多中法有识之士的共识，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希拉克和前总理拉法兰都曾各自作过清晰的表达，强调法国人必须对祖辈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承担记忆的责任。拉法兰在为《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撰写的序言中说：“我非常愿意加入这场盛大庄严的纪念活动，悼念遭受当年英法联军铁蹄践踏的那段岁月，谴责英法联军当年对中国人民和人类文明犯下的野蛮罪行。”“我们都清楚地明白这次卑劣的掠夺行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不可磨灭的惨痛记忆。”

2014年春访问巴黎，贝尔纳·布里赛赠送了一部法国普坦出版社刚刚出版的英法联军法军军官吕多维克·戴加莱的《中国书简：1859-1861》给我，并建议收入《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之中。我翻看了这部新书后，认为布里赛的提议很重要，立即着手相关准备，并请求他帮助联系版权所有人和整理者，看能否在巴黎访问期间登门拜访，商谈翻译出版中文版的版权授权等事宜。过了两天，在贝尔纳·布里赛的陪同下，我和时任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副主任刘志远、时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一等秘书王眉等一起访问了《中国书简：1859-1861》作者吕多维克·戴加莱的曾外孙女热纳维耶芙·德尚女士，在她家里，和她与银行家先生伯努瓦一起聚谈，听她讲述吕多维克的父亲收到这些信件后，不仅将其妥为保存，还亲手誊抄一份备存的历史往事，以及她在祖屋阁楼的一个皮箱中发现这批书信的经过。她将这些泛着淡黄色历史印记，但又保存完好的书信原件与誊抄件交给我们翻阅，还拿来了盛装这批书信的皮箱，告诉我们这是吕多维克从中国带回来的随身皮箱。她翻开皮箱盖，指着箱盖正中缝着的“安定门外箱包铺”七个汉字，让我们解读。看到这个商标，我们一致认为这应该就是当年吕多维克盛装中国战利品的皮箱。

作为西方世界最主要的圆明园劫难研究专家，贝尔纳·布里赛最早发现这批书信的史料价值，认为其中许多细节，尤其是抢劫圆明园珍宝部分的真实记录，可以为他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和已经翻译出版的《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提供重要补充。正是在他的建议下，热纳维耶芙·德尚女士与堂表兄弟将信件进行整理，2013年11月由法国普坦出版社出版。布里赛专门为本书法文版撰写序言，法国历史学家让-菲利浦·雷对这批书信进行了系统的解读，不仅对书信内容进行注释，还撰写了长篇导言，热纳维耶芙·德尚女士则撰写了吕多维克的人物履历以及家族历史。这些都成为读者全面了解吕多维克和法军与圆明园劫难关系的有益帮助。

本书作者吕多维克·德·加尼耶·戴加莱，出生于法国贵族家庭，毕业于圣西尔军校，全程参加这场“万里远征”的八千法军中的一个陆军徒步猎兵少尉，是率先攻入天津塘沽炮台的法军军官。战争结束返回法国后，曾获得“中国勋章”和天主教伊莎贝拉十字勋章。后在法国各地军营中辗转任职，逐级升迁，于1892年升为法军少将，先后任师长、集团军军长。1901年升任法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1903年退休，1927年3月19日去世，享年89岁，在巴黎荣军院圣路易教堂举行葬礼。

英法联军官兵回忆录、战场日记、战争报告，从他们回到英国、法国后的1860年、1861年就开始出版了，大约直到1875年7月联军统帅英国将军格兰特的《格兰特私人日记选》出版才告一段落。在这期间，劫掠《圆明园四十景》图的法军上校杜潘、外交官葛罗，英国外交官额尔金、巴夏礼等的战争记忆都先后出版。1932年，法军统帅蒙托邦的《蒙托邦征战中国回忆录》经他孙子整理后出版。吕多维克的这部《中国书简：1859-1861》是最新出版的一部，未来还应该会有新的战争记忆发现和出版。收入书中的45通书信，均为他1859年11月接到命令，准备行装、在布雷斯特登上“罗讷河”号军舰出发，跨越大西洋、印度洋、巽他海峡一直到中国参战，劫掠圆明园，转战交趾支那，到1861年7月返回法国的三年间，写给父母、兄弟姐妹的信件。这些信件，不只有对海上航行生活的描写，更有从1860年8月14日攻占塘沽炮台到11月1日登船撤离北京的战争现场记录，相当详细地记录了他参加战斗的情况以及杀戮清军官兵、洗劫圆明园的过程，其中有大量的细节描写。

法国历史学家让-菲利浦·雷对这批信件的解读，是我们了解研读这批重要史料的重要参考，我们也可以从中了解法国历史学界对圆明园劫难的基本认识。他认为这批书信记录了一场空前的军事行动，也是吕多维克自己对中国的观察，对战争、烧杀抢掠尤其是劫掠圆明园的罪行的忠实记录，指出吕多维克在信中“乐此不疲地描述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他多次提及英国人和法国人部署的实力、西方人在各个城市的存在状况、与原住民的接触交往”。“他毫无保留地说自己在清朝官员的尸体上偷了火药壶，也没有遮掩自己参加了对圆明园的抢劫。”让-菲利浦·雷还特别提醒读者：“他把许多战利品送给家人朋友，把一只玉玺送给冉曼将军，当然还包括进献给皇后的四个丝绸画轴。”这四幅尺幅巨大的缂丝织锦三世佛画，现在就存放在枫丹白露宫中国馆的顶棚上。

贝尔纳·布里赛在所撰序言中说：“关于这场远征，已有的各类记述大都出自军中高层，包括总司令蒙托邦将军、柯利诺将军、杜潘上校、巴吕海军上尉、特使葛罗男爵。他们下笔时就想着出版给人看，因而会小心地把握尺度，以免给自己带来麻烦，或者与官方说法相抵触。同时，他们也刻意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世人。”而在吕多维克笔下丝毫没有这些顾虑，这些信件写于中国战争现场，随即寄回法国，他是以一个“战胜者”的姿态和心理记录的，不必为了故事效果而美化或塑造自己的个性。我们在翻看这些书信原件时，也没有发现他回国后进行更改的痕迹。因此“应该说，在关于这场疯狂远征的文字当中，它属于最吸引人、最有价值的著作之列”。“前往北京一路上寄出的家信固然非常有价值，但讲述他于10月7日和8日在中国皇帝的夏宫圆明园的发现的信件（10月20日致父亲的信中提及）更加值得我们关注。”

吕多维克的书信记录的联军作战经过，尤其是抢劫圆明园的众多详尽细节，再一次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圆明园劫难史的第一手原始资料。需要说明的是，为了完整地向学界呈现戴加莱书信的原始状态，提供战争记忆的第一手研究资料，在翻译和编辑过程中，译者和出版社严格遵循存真原则，照实翻译，照实编辑，照实出版，希望专家和各界读者在使用本书资料时，对书信中作者站在侵略者立场美化侵略战争、丑化中国的言论，以及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些错误认知，带着一种清醒的批判的态度，予以鉴别。

将这部书归入《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范畴，予以翻译出版的设想首先得到了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孟华的鼓励与支持，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其间，曾参与《1860：圆明园大劫难》翻译并负责修订的李鸿飞先生完成了书稿的翻译。2020年是圆明园罹难160周年，有幸得到北京大学出版社领导和典籍与文化事业部主任马辛民的热情支持，慨允出版事宜。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原副主任刘志远帮助与本书的整理出版者——法国的热纳维耶芙·德尚女士、历史学家贝尔纳·布里赛及普坦出版社联系，帮助沟通相关版权与联络事宜；在翻译出版过程中，热纳维耶芙·德尚女士不仅接待我们到访，赠送法文版样书，还提供了多方面的便利，如帮助联系法国普坦出版社，免费提供书中相关图片资料等。值此本书付梓出版之际，谨向为本书的整理出版做出关键贡献的整理者——热纳维耶芙·德尚女士与丈夫伯努瓦，蒂埃里·戴加莱和夫人卡洛尔，奥迪勒·巴赫，菲利浦·戴加莱，历史学家贝尔纳·布里赛和夫人布吉丽特，让-菲利浦·雷，也向出版本书的北京大学出版社领导和马辛民主任，责任编辑翁雯婧、方哲君，译者李鸿飞与曾参与前期翻译工作的李声凤、李月敏女士，帮助与法国方面联系落实版权事宜的刘志远等表示诚挚的感谢。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可以使人们更好地面向未来。我们翻译出版这部战场书信集，倡言还原历史真相，追寻历史细节，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警醒世人，牢记圆明园劫难的惨痛教训，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勿忘历史，勿忘国耻，团结一心，强国强军，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坚决避免这样的历史悲剧重演，为共建美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翻译出版策划人　徐忠良
2022年4月9日于杭州·浙江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