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望长安

建炎四年（1130）四月，宋高宗赵构经明州（今浙江宁波）回到越州（今浙江绍兴），终于结束了四个多月的海上流亡生活。

三年前，金军攻陷汴京，掳走太上皇宋徽宗、皇帝宋钦宗以及宗亲大臣。作为皇九弟的赵构因在河北而侥幸逃脱，成为除徽宗年仅一岁的幼女外唯一没有北狩的皇室成员。江山残破，社稷无主，赵构被拥立登基，避难江南，是为宋高宗。金人既然与赵宋为敌，就要斩草除根，他们千里奔袭，势如排山倒海，要活捉宋高宗。宋高宗仓皇出逃，漂泊东海。金军主帅完颜宗弼追到海边，恰巧遇到飓风，只能望洋兴叹。听到金军撤退的消息，宋高宗长长地舒了口气，他有一种预感，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赵宋衣冠南渡，终将扎根江南。

宋高宗刚登陆越州，就收到前线捷报：金完颜宗弼率水军回师，三月初一到太湖时，宋统制官陈思恭埋伏在险要之地，袭击完颜宗弼后军，小胜而退；三月中旬，浙西制置使韩世忠率八千水师，将完颜宗弼十万大军围堵在江上湖泊黄天荡里，完颜宗弼苦挨四十多天，后在南人的指点下才侥幸逃脱。

这一战给宋高宗吃了一颗定心丸，也让金人意识到，短期内很难灭掉南宋。完颜宗弼最了解其中实情：“江南卑湿，我们连年征战，兵马困顿，粮草也不充沛，现在绝不是南下伐宋的时机。”(1)

大局初定，是该认真考虑复国的事了。

两宋与两汉不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虽是汉高祖刘邦九世孙，但若论血统根本轮不到他，他的江山是一刀一枪打下来的。而宋高宗的天下完全来自皇子、皇弟的身份，来自家族传承。从法理上讲，南宋还是徽、钦二宗那个“宋”，从没有亡过，只是丢失了北方的大片领土。所以，对于南宋君臣来说，重建国家不能叫“建国”，而叫“中兴”。法律上的都城还是汴京，现在皇帝安身的地方只能叫“行在”或者“行都”。

不管用什么名称，定都是当务之急，毕竟安身才能立命，“万乘所居，必择形胜以为驻跸之所，然后能制服中外，以图事业”(2)。

宋高宗与宰相吕颐浩商量：“越州不能久住，住时间长产生惰性，就不想走了，那可不行。”(3)当时南宋还拥有关中、四川、淮河以南大部，以及河北部分疆土，越州在两浙路东部，地理位置偏于一角，交通也不便利，不是“形胜”之地，并不适合作行都。

吕颐浩主张驻跸浙右。古人以西为右，浙右即两浙西路，包括杭州、平江、镇江、湖州、常州、严州（今浙江建德）、秀州（今浙江嘉兴）等地。

御史中丞赵鼎主张去荆襄一带，并精准地指出行都设于江陵府（今湖北荆州）。

对于应设都哪里，宋高宗举棋难定。建炎四年（1130）六月，专门下诏“侍从、台谏、诸将集议驻跸事宜”(4) 。

然而，群臣各有主张，一直难有定论。

宋高宗即位是在北宋的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定都当然首先会考虑应天府。应天府是宋太祖赵匡胤的龙兴之地，又在南北之中，大运河过境，漕运方便，这些都是定都的优势。这里距汴京仅二百五十里，在这里定都，最终瞄准的还是汴京。名将宗泽、李纲等都曾劝赵构驻跸中原，领导抗金斗争，当时任武翼郎的岳飞上书“臣愿陛下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5)。但定都汴京和应天府都不现实，这里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北宋八十万大军尚且抵御不了金军，何况此时各路大军已被打得落花流水！宋高宗对这些建议束之高阁，还斥责岳飞小臣越职言事，将其革去军职。

排除了中原，建都候选地集中在三个区域：关中、京湖、江南。

一年前，大臣张浚提出经营川陕，认为应把长安作为都城，监登闻检院汪若海也认为“天下若常山蛇势，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将图恢复，必在川陕。”(6)这里的“秦”即关中，犹如蛇之头部，最为重要。宋朝之前，西周、秦、西汉、隋、唐都是从关中得天下，在大多数人的认知中，关中是全国的要领，是汉人的“郡望”，抓住了关中，就可以撼动天下。

如果可能，谁不愿定都长安呢？宋高宗颇为心动，任命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为移跸关中做准备。

不过，定都关中只是追忆历史的幻想，并不适合当下的形势。整个宋朝，江南鱼米之乡，钱粮充沛，最为富裕，而关中战争频繁，农业生产滞后，经济相形见绌，特别是粮食供应不足。宋朝的物资输送主要靠水路漕运，从江南到关中，来回万里，运金钱、布帛这些轻物资尚可，运粮食、器械就太难了！即便从四川运粮到关中，要翻越秦岭，也殊非易事。况且盗匪横行，金军觊觎，风险极大。

吕颐浩为宋高宗算了这笔经济账，而张浚又传来消息，关中粮食只能供给一万人！宋高宗一下子泄了气：这些粮食怎么能养活庞大的军队？！行在如果设在关中，吃喝难题不好解决。

御史中丞张守想得更全面一些，他上书极言其不可：

五军将士，禁卫班直扈从，久劳人思息肩，一旦复为万里之行，跋涉险远，必生肘腋之变。……东南今为国家根本之地，陛下既已远适，则奸雄必生窥伺之意，则是举根本之地而弃之。(7)

张守说出了一个宋高宗不愿想、不敢想的问题：将士们长途跋涉，容易发生兵变！将士们从中原跟着圣驾到了江南，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因为金人在后面如豺狼虎豹似的追赶着。即便如此，建炎三年（1129）三月，侍卫军将领苗傅、刘正彦还是在杭州发动兵变，逼迫赵构退位，幸亏二人见识短浅，驻守长江防线的张浚、张俊、吕颐浩、韩世忠、刘光世驱兵救驾，时任宰相朱胜非在朝中斡旋，才平息了叛乱。现在好不容易江南有所安稳，如若又要远涉险阻，将士难免怨声载道，谁能保证不会再发生一次“苗刘之变”呢？！

宋高宗对“苗刘之变”心有余悸。军队不稳，是他最不愿看到的。

乱世生匪盗，君臣被金人搜山检海，自顾不暇，境内盗贼、匪寇蜂拥而起，趁机打家劫舍、奸杀抢掠，无恶不作。张守的第二层意思就是，朝廷这时候离开，江南的局势怕难以收拾。

没有了江南，就失去了税收和经济来源。所以江南为国家根本之地，绝不能丢。

上述这两条理由，击中了赵构和流亡朝廷的要害，看来移跸关中不可取。

正犹豫未定之际，形势突变，关中也被金军占领了。

秋冬之际，江南没有那么濡湿，水浅河窄，适合骑兵作战，北方游牧民族一般会选择在秋冬南下劫掠，所谓“沙场秋点兵”是也。事实上，自靖康元年金军围攻汴京，每年秋冬都要对南方进行一次扫荡。张浚在关中经营川陕，他担心建炎四年秋冬金军对江南再来一次搜山检海，为了减轻朝廷的压力，决定在陕西开展“秋季攻势”，牵制金军。

是年七月，张浚发布檄文，公开对金宣战。金主听到陕西战报，下令驻扎在南方的重兵向陕西进发，一路由完颜宗弼率领，一路由完颜娄室指挥。

九月，张浚将陕西所有军马，共永兴军路、环庆路、熙河路、秦凤路、泾原路五路大军号称四十万士卒、七万匹战马集结在耀州富平地区，由熙河路经略使刘锡协调指挥，迎战金军。吴玠等几位将领反对这种一战定乾坤的赌博式作战，张浚却以纾困江南为由，一意孤行。

九月二十四日，金军骑兵如山呼海啸般杀向宋营。宋军各路军马仓促应战，各自迎敌，统一指挥失灵。宋环庆路赵哲部行动缓慢，军容不整，赵哲又擅自离阵，士兵信心动摇，败象显露。众军见状，乱哄哄喊道：“赵经略跑了。”(8) 喊得人心惶惶，各路无心再战，宋军大溃，金军攻占了陕西大部。

宋军被迫全线扼守秦岭，防止金军一鼓作气进击四川。

陕西丢失，驻跸关中的议论自然偃旗息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