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财经报刊的产生与发展
一 财经报刊的诞生
（一）海洋贸易刺激了大众对财经知识的渴求，也为财经报刊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16世纪初，西班牙和葡萄牙便开始了大西洋贸易，开发美洲大陆。英国真正加入海洋贸易、建立北美殖民地还是1600年前后的事。但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海洋贸易改变了英国和整个西欧。那时开始的海洋贸易不仅为报纸等大众传媒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而且为经济学的诞生播下了种子。
英国在16世纪末加入大西洋和印度洋贸易后，1665年伦敦便出现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份报纸《牛津公报》，后改名为《伦敦公报》（London Gazette），随后也出现了诸如Collection of the Improvement of Husbandry and Trade（1692年创刊）、The Course of Exchange（1697年创刊）和至今还存在的Lloyd's List（1734年创刊）等财经报刊，[1]当时这些报刊的出现完全是出于海外贸易和证券交易的需要，刊登的只是各海港离港航船的目的地、进出口商品的种类与价格、股票以及其他证券的价格信息等，仅提供纯粹的商业、证券信息和刊登广告，没有经济评论。当然，到1720年英国南海股票泡沫时期（The South Sea Bubble），英国已有大量财经报刊，许多人认为那些报纸的过度渲染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金融史上的第一次股市大泡沫。那次泡沫促使英国议会通过一项著名的《泡沫法案》（The Bubble Act），规定任何企业在没有得到议会的特许之前不能成为股份公司，其股份不能上市交易。该法案在相当程度上使英国股市的发展停顿了长达120年。
这次股市泡沫带来的间接结果是英国从此有了相当规模的财经报刊业，而且培养了相当大的读者群和报刊销售网。股市泡沫破灭之后，以股票信息为主的财经报刊日益萧条，但已经习惯于每天读财经报刊的读者群却仍然存在。成熟的报刊受众的存在，对此后经济理念的传播极其重要。
到18世纪中叶，英国的海外市场扩张已达到相当规模，除了在美国的13个殖民地外，它还拥有加拿大、中美洲众多岛国、印度为其殖民地。在16世纪时英国人还不知道有白糖、烟草、茶叶、咖啡这些东西，但到1700年英国人均年消费白糖2.6公斤、烟草1公斤。这些都是从美洲和亚洲进口的东西。从印度进口的棉布和印花布也改变了英国人的时装偏好，从羊毛制品慢慢转向棉织品。特别是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机械化棉纺与织布技术使英国依赖中美洲国家，从那里进口棉花到英国加工纺织，然后又将棉织品出口到欧洲大陆和其他国家。18世纪中叶英国的海外贸易规模已相当大，其国内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1700年，其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分别占总就业人数的56%、22%和22%，到1820年，这些产业的比例分别为37%、33%和30%。[2]这些海外贸易以及本国产业的发展也给英国相当规模中产阶级的产生创造了条件。那时，人们不仅已看到海外贸易对本国市场发展的好处，也看到了要为海洋贸易付出的代价。为了维护其海外贸易利益，在当时没有成形的世界秩序的情况下，英国不得不建立并维持世界最强大的海军，经常发动或加入战争。到18世纪末，英国已多次跟法国、西班牙、荷兰作战；18世纪七八十年代，为维护美国殖民地与美国作战长达数年。海外贸易给英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种种错综复杂的政治、社会、商业与经济问题，给英国社会的转型带来极大的冲击，人们渴望有更清楚的经济理论框架帮助他们厘清繁杂的经济现实，为他们未来的发展导航。这种对经济知识的渴望在中产阶级中最为突出。可是，到18世纪中叶并没有“经济学”这回事，更谈不上有什么成熟的经济理论。于是，海外贸易刺激出的对经济知识的渴求和“经济学”的不存在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二）社会思想的交锋不但推动了财经知识的普及，而且使经济学进入了专业研究领域
18世纪，财经报刊第一次成为经济理念的辩论平台。一方面那时英国的中产阶级已经较成熟，可担任经济思想辩论的“裁判”；另一方面通过阅读不同思想理念的交锋，报刊读者也可获得正规学堂里学不到的经济理论。第一次思想交锋发生在《重商者》和《英国商人报》之间。在1720年前后，《英国商人报》刊登了亨利·马丁的一系列专栏文章，大力宣扬自由贸易的好处，而《重商者》则登文反对自由贸易。在报刊上登出经济论争的作者一般是具有分析头脑的财经记者或评论员，比如公认的经济学祖师亚当·斯密和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的世界经典《国富论》首先起源于财经报刊的“大众化”经济论争。李嘉图的价值论也是先以“书信”形式刊登在当时的《晨报》上，随后于1817年出版了他的著名作品——《政治经济及赋税原理》。穆勒（Mill）以及麦考罗克（McCulloch，人们称他为第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等也是当时著名的由财经记者转变而成的“公众经济学家”。以大众媒体作为探究经济原理、传授经济知识的途径，最大的好处在于它的灵活性和新闻相关性。根据每天发生的事件和热点经济问题，报刊可以边报道、边评论，同时也讲解其背后的经济道理，或者请有造诣的专家做相关的剖析解释。另外，媒体间的竞争是公开的，这也可帮助改进这些评论报道的质量。
19世纪初创刊的《爱丁堡评论》是当时影响最大的刊物之一，它不仅成为向大众传播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经济学家的市场经济理论的主力，而且还倡导了以数据和事实为基础的经济分析方法，其基于数据的经济分析给人们耳目一新、清晰易懂的感觉，使依赖大众媒体的经济讨论又上升到新的高度。另一份最有影响的刊物是今天还发行的《经济学家》杂志，它创刊于1843年，其宗旨就是向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和商人以通俗易懂的形式传输深奥的经济理念与商业知识，“把那些看起来像迷宫的经济理论与理念变成社会大众的普通常识”。《经济学家》的定位是严肃的政经新闻加评论，半学术性和半常识性。公众报刊媒体和活跃于其中的大众经济学人一起改变了英国与美国社会的大众文化，它们的努力不仅促使经济学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而且从根本上培养了英美社会的商业文化，使自由市场以及相关理念成为英美大众文化的重要核心，使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能对自由市场有所了解。这种市场文化的培养对随后英美经济的发展贡献巨大，让社会更能支持建立与产权保护相关的市场制度架构，也为证券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土壤。
直到美国《华尔街日报》和英国《金融时报》创立，以大众媒体为平台的经济研究与理念传播的时代才正式告一段落，财经报刊转向以新闻与金融信息为主，经济学则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入象牙塔。转折的背景大致如下。第一，到19世纪末，英美社会已基本领会并普遍接受自由市场理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已深入人心。除了专业人士外，大众对经济理念的兴趣开始减少，远不如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于是大众报刊不再愿意投入太多的篇幅给理念论争性的文章。第二，由于铁路技术在1860年后越炒越热，大众对铁路股票的兴趣猛增，对炒股的热情远远超过对经济理念的热情，人们更感兴趣于“如何赚钱”“如何选好股票”，而不是“私有制好还是公有制好”“自由贸易好还是贸易保护好”的问题。第三，经过早年的努力，经济学体系到19世纪末已基本成形，专业化程度已很深，也慢慢建立了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正是这一时期，经济学院系开始成立，比如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伦敦经济学院相继创立，剑桥大学经济学系于1903年创办。与此同时，经济学专业学报也第一次出现，比如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季刊》于1886年创办，英国的《经济学学报》在1890年发刊。这些专业系科和学报的设立标志着经济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经济学不仅进一步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分析范式和专业话语，其研究主题和兴趣也不再完全受当时当地的热点新闻问题支配，而是更多地由专业经济学家的研究所推演出的问题决定。换言之，从此以后，经济学研究的不只是现实问题，还包括纯学术的问题，以此使经济学理论不断深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数理逻辑逐步由美国经济学界引入经济学，成为美国时代的核心经济分析方法，并开始出现“数理”和“计量”两类主要“证明”（或者“证伪”）经济理念的研究方法，使经济学向科学靠近。[3]其结果是经济学研究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外行经济学家”与“内行经济学家”的区分也越来越明显。以大家熟悉的经济学大师为例，亚当·斯密、李嘉图、凯恩斯等都是从财经记者转入经济学研究领域的
二 财经报刊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
（一）中国财经报刊的产生与财经知识的普及
财经报刊在中国的出现，则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最早是1857年面世的《香港船头货价纸》（《香港中外新报》的前身），内容以船期、货价、行情和广告等商业讯息为主，是中国第一家以商业新闻为中心的报纸，其内容和风格与17世纪的英国同类报刊相似。1861年在上海也出现了它的分报——《上海新报》（其英文名为The Chinese Shipping List & Advertiser，直译为《中文船期广告纸》）。这些报刊均为外商所办。
中国报刊业开始得很晚，初衷是为了传教等。1815年，外国传教士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现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后又有1833年在广州创刊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以及同年创刊的《澳门杂文编》。首批报刊的内容以宗教教义、伦理知识、科学文化为主。基于当时国人受教育面的限制，那时媒体的受众规模可想而知。1872年由英商美查在上海创办了《申报》，为了把《申报》办成适合中国人看的报纸，美查聘请华人主笔，让他们按照中国的文化习俗、兴趣爱好、语言文字表达习惯来办报，这大大扩展了《申报》的读者面和影响力，在中国培养了第一批财经读者。《申报》在传播经济学知识方面起着主导作用。特别是在1872年轮船招商局等华人公司的股票开始交易之后，《申报》每期刊载股民关心的股市与经济信息，而且不断刊登经济理念和公司经营类的文章，公司治理在1880年之后也成为《申报》《上海新报》等报刊的热门话题。
1902年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原版叫《原富》），把经济知识在中国的传播推向另一高潮。到中华民国时期，经济学教育与研究总体上进展很快，特别是像《东方杂志》（1904年创办）等报刊贡献非凡。1927年由耶鲁经济学博士何廉先生创建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一方面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经济学研究生，促进了经济知识的传播；另一方面开创了用计量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先例。同一时期，章宗元、陈岱孙、巫宝三、马寅初等先生在中国推广现代经济理论。但是，前辈的经济知识的传播与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基本停止，《申报》《东方杂志》等报刊均于1949年前后停刊。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能接触到的经济学知识基本不超出政治经济学的范畴。
改革开放之后，厉以宁、张培刚等教授努力启动经济学的恢复工作，编著出版了一系列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以及其他西方经济学教材，这些教材成为“文革”之后第一批“非政治经济学”著作。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也起到了突破性的市场经济启蒙作用。此后，陆续有翻译或编著的经济学书籍出版，专著类包括商务印书馆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对二战前特别是20世纪之前的古典经济学名著的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中的“当代经济学译库”，1989年汤敏与茅于轼主编的3册《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1993年田国强主编的、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4册“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等等。这些经济学名著的翻译和编著工作对国内学者的经济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教材的翻译出版包括20世纪90年代初期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范里安的《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以及列入“经济科学译丛”的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平狄克与鲁宾费尔德的《微观经济学》、多恩布什等的《宏观经济学》、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和《宏观经济学》等，这些西方大学流行的经济学教材也慢慢成为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的主流教材。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著作只是作为经济学专业的教材，而且在许多院校还只是在“西方经济学”名义下出现。虽然翻译的著作可以帮助经济学专业的人士学习与研究，但对于企业、政府决策层以及社会的众多人士来说，这些著作可能太抽象，也不一定对他们在现实经济中碰到的具体问题的解决有直接帮助。相比之下，大众报刊对于经济知识的普及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大众媒体根据今天的热点问题去查找相关的经济理论，采访“公众经济学家”，以非常具体的形式和内容边报道评论，边传授经济学理念，成了真正的传播与普及财经知识的重要途径。
（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财经报刊迅速发展起来，财经新闻概念的提出
1990年11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1990年12月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一大批国民经济支柱产业、重点企业、基础行业、企业和高新科技企业纷纷上市。中国股市推出后，在资本市场发展的同时，广大人民群众也非常急于了解这个新兴的市场以及学习有关股票方面的知识。基于这种需求，全国各地广播电台及时创办传递股市信息、讲解股票知识的栏目。随着中国股市的发展，几千万人有了对经济、管理、法律知识的需求，这为财经媒体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施展才华机会。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了第一批证券财经报刊，包括《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等。1993年11月，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公众对于“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是什么”“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各自的优劣”等关系中国改革方向的重大问题都十分关注，有着强烈的知识需求。在此背景下，一些部委创办的经济类报纸开始出现。1994年，当时的国家体改委创办《中国改革报》，国家计委创办《中国经济导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办《中国经济时报》，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创办《中国市场经济报》。这些报纸虽然因为重复而浪费一些资源，但在当时确实起到过重要作用。它们不是以新闻报道见长，而是以理论为主题，刊登了许多学者的激烈争论。到20世纪90年代末，社会和学界对中国要建立市场经济达成共识，大家的关注点基本转移到“如何建立”的题目上。
从1998年起，我国从经济短缺转为过剩，同时，为消除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我国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的财经报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地位开始凸显，老百姓开始关注财经新闻报道，特别是金融证券新闻的报道。这一年，《人民日报》开设了财税金融专版，首次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刊登股市K线图。此后，各家报纸开始在这一领域争夺读者，纷纷创办各种名目的金融证券专版或附属周报。同时，各广播电视台也纷纷开设金融证券的专题节目。
1998年推出的《财经》杂志是另一个里程碑，它不仅通过专栏和深度报道为读者传达令其耳目一新的市场理念，为“如何改革开放”出谋划策，而且以它的独立调查报道树立了一种全新的中国媒体人风格，由此带动财经媒体的发展更上一层楼。2001年启动的《新财富》则独创另一种风格，以公司案例和数据为基础的深度分析为特点，以务实精神剖析公司“如何创业致富”的策略。《新财富》的风格也影响了其他媒体。2001年创办的《经济观察报》以务实性和建设性定义风格，为读者提供深度政经新闻，把握新的财经理念潮流。还有《21世纪经济报道》和《中国企业家》等报刊，通过将经济理念与新闻、数据、案例相结合，让国人的经济与商业知识日益剧增。所有这些都为中国财经媒体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华工商时报》在1989年的创刊，标志着中国财经报纸的市场化开端，它一诞生即以日报形态示人，虽然经历了短暂的辉煌，享有盛极一时的声誉，但终究没能取得市场化经营和报纸影响扩大的双重成功，至今它唯一的美名便是被业界称誉的“财经媒体的黄埔军校”。从传播系统的变化规律来看，《中华工商时报》的日报经营没能成功的重要原因便是它的办报形态超前了。社会形态、大众传媒、社会公众价值的转变存在一个时间序列和互动影响过程，社会形态的转变先于大众传媒，大众传媒又先于社会公众，并且三者在转变的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2001年1月1日创办的《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4月创办的《经济观察报》和1985年创刊并转型成功的《中国经营报》为代表，再加上新近加入的两份日报类财经报纸《第一财经日报》和《每日经济新闻》，中国已经有了一批新兴财经类报纸。新兴财经类报纸指的是在充分细分受众和市场的基础上，以新闻和财经双重视角审视财经新闻，并且在新闻理念、市场观念、报道方式、运作模式等方面皆有别于传统经济类报纸，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型经济类报纸。
2003年，原上海电视台财经频道和上海东方电台财经频道统一对外呼号为“第一财经”，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成立。这家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全资控股的子公司谱写了中国传媒业的诸多纪录，它的挂牌成立普遍被业界人士看作是中国传媒业的重要事件之一。2004年，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北京青年报社和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联合打造的一份面向全国的财经类日报《第一财经日报》正式问世，标志着第一财经跨媒体平台主架的搭建基本完成。可以说“第一财经”是中国传媒业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跨媒体、跨地域的尝试，是第一次将电视、广播以及报纸捆绑在一起发展的成功尝试。2004年11月，《第一财经日报》创刊，并在上海、北京、广东三地区同步上市。作为中国第一张跨地区、跨媒体的全国性财经日报，它的出炉打破了广电与报业两大系统之间的界限，完成了第一财经跨媒体财经资讯传播平台的初步搭建。《第一财经日报》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三大城市沪、京、穗的最强势媒体第一次合作的产物，是真正的强强联手，此举在中国报业可谓是前无古人。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2009年更名为广海广播电视台）、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北京青年报社都是中国传媒业的执牛耳者。从2003年广告收入来看，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超过21亿元（仅次于央视），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超过15亿元，北京青年报社超过9亿元，三方的年广告收入总额超过40亿元，《第一财经日报》母体的实力之强大可见一斑。如果说《新京报》是中国报业开始突破区域壁垒、由区域竞争向跨区域竞争转折的一个标志性产物，那么《第一财经日报》的问世则同时突破了地域界线、媒体界限这两个壁垒，是中国传媒走向跨区域跨媒体发展的一个标志，为中国传媒业打破地域界线、媒体界限，整合资源，壮大实力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第一财经”的诞生和它身上诸多的第一，也代表了中国传媒业发展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中国股市大步走进牛市，到2007年底，沪深两市投资者开户数过亿，基金投资账户数超过9000万。特别令人振奋的是，党的十七大提出让“中等收入者占多数”，强调“发展各类金融市场”“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并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以此为标志，中国真正进入大众投资时代，服务于大众经济生活的广播电视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我国的新闻变革始于经济报道。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新闻报道更多地服务于政府、企业。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我们的新闻媒体开始关注受众，从为政府、企业服务开始转向为读者服务，特别是在确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这一特点表现得尤为明显。时代在变，社会背景在变，新闻报道的内容在变，处于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阶段的新闻媒体同样应当顺势而变。“财经新闻”的概念从1998年起快速被新闻业界接受，并在业界取得相对主导地位。此后国内经济新闻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以新闻文体、版式设计、版面分类、图片使用等各类新闻文本为表现形式的新闻样式发生了改变，财经新闻样式的改变并不仅是技术性改变，还包含着理念、意识形态等深层改变。传统经济新闻更倚重新闻所具有的社会动员价值，即“宣传价值”，而财经新闻力求还原新闻告知的“新闻价值”。财经新闻通常以上市公司为报道主体，提供直接面对普通消费者的产品或服务的大型企业在财经媒体上的能见度要远高于其他企业。以往经济新闻中很多是经验或典型报道，其消息源绝大多数是政府部门。而财经新闻的消息源包括政府部门，但从数量上说则主要是各类企业的营销部门以及服务于各类企业的公关公司。
财经媒体的迅猛发展，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国家的发展现实和其巨大的发展潜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广大受众的阅读需求在不断增长。然而，与经济发展和读者需求不相匹配的“供给瓶颈”使一些财经报道在满足需求方面还缺少鲜明的政策与理论坐标，报道泡沫现象比较突出。目前，在财经报纸功能日趋专业化、杂志化并且面对共同的报道资源的条件下，成功的财经传媒的竞争优势注定在于以财经报道的专业水准提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差别化产品，也就是能从理论与政策的高度发现、分析、梳理经济运行中的新闻事实，做到理论、政策与实践的完美结合，以理论和政策指导实践，以实践丰富和发展理论、调整政策。
第二节 财经报刊发展与财经教育
一 财经报刊的发展有赖于财经知识的普及
财经报刊的发展与经济学知识在大众中的普及程度是密切相关的。财经报刊的产生与经济发展、经济学知识的传播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经济学知识的普及为财经报刊培育广泛的受众群，而财经报刊的发展同样又为经济学的深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一）财经报刊的繁荣与经济知识普及密切相关
新中国成立前，经济相对发达的上海很早便涌现出了一批商业性报纸，像《上海新报》《申报》《字林沪报》《新闻报》等，这自然与上海的经济发展状况是密不可分的。这些媒体普遍重视财经报道，十分关注货币汇兑、股市行情、期货交易以及内外贸易等内容。1948年8月国统区进行“币制改革”，以《申报》《新闻报》等为代表的上海新闻舆论界纷纷秉笔直书，采写了一批颇有见地的报道，连一贯对国民政府“小骂大帮忙”的《大公报》也本着“不党、不私、不卖、不偏”的态度客观报道了这一金融动态。这些都显示出当时我国财经报道队伍的专业、职业水准。财经报刊的崛起，是和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步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线。财经报刊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整个报业的格局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当时比较早的财经类报纸有《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等。而在此之前，财经报刊非常少。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财经报刊很难发挥出它的作用，既没有市场环境，也没有这方面的读者需求。随着我国经济改革步伐的加快，人们的市场经济意识越来越浓，财经报刊也逐渐多起来。人们对经济的逐渐关注，决定了财经媒体的受众也在逐渐扩大。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为增强，人们的经济观念也随着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而改变，中产阶层的队伍正在不断扩大。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也带来了一系列国际经济规则的变化，越来越多人的利益受到牵动，越来越多人会参与到各类经济活动中。面对新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纷繁复杂的市场经济，人们不仅需要通过媒体更加及时准确地了解财经信息和产经动态，而且需要媒体能够从宏观、中观、微观多层次、多角度地解释新规则、分析市场变化、挖掘信息背后的内涵，充当起大众投资顾问的角色，帮助、引导大众正确有效地投资理财。有“新锐财经报纸”之称的《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第一财经日报》等首先出现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那里有着广泛的受众群，而且，这些地区财经知识的普及率也远远高于其他地方。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财经报刊理应繁荣发展。事实上，财经报刊是国民经济的一面镜子，是一个晴雨表，也是一个加速器。经济繁荣时期，财经报刊也同步发展。许多经济学家在普及经济学知识时，除了用学术化的语言与学者们进行交流外，还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叙述经济学的理论，对大众进行经济学启蒙。
（二）财经报刊进行财经知识普及，这不仅是发展的需要，也是生存的必需
财经报刊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的专业性术语与图表数据，如果没有一定的财经知识，就难以有很广泛的受众群体。在中国没有财经知识的广泛普及，财经报刊就没有生存与发展的土壤。而普及财经知识，财经媒体责无旁贷。财经媒体并不是专业的学术期刊，只为少数的专家学者服务。它是大众媒体，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财经报刊还需要承担起“经济学教育”的职责。如果过去英国的经历有任何借鉴意义的话，那么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媒体读者对经济理念的需求和耐心也会逐渐减少，人们对如何赚钱和商业信息的兴趣会逐步胜过对经济理论的兴趣。迫于生存的压力，财经媒体会慢慢减少其“经济学教育”的角色，像《华尔街日报》那样选择更侧重商业新闻与财经信息，而财经知识教育的这部分职责则需要留给大专院校和中学课堂。但是，从目前中国财经媒体的实际情况来看，财经媒体要想获得生存与发展，还需要承担财经知识普及的任务。这一点，至少在时下来说还是非常必要的。
在市场经济中，懂点儿经济学是每个公民必须具备的素质。经济学能从无到有，发展为今天的“显学”，这说明其是有用的。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经济学的普及程度还相当低。建立市场经济的改革是一场革命，需要广大民众的参与和支持。在改革中，所有人都要转变观念，而普及经济学知识有利于观念转变。现如今，财经报道在我国受关注的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年代。这为财经知识在受众中普及提供了绝佳的历史时机。当前我们正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各种资源配置最终都是要量化为资本的，形成资本市场。不懂资本市场，不了解财经的运作特点、方法和规律，便无法真正进入市场经济。此外，从国际上看，西方发达国家，金融、财税、贸易作为财经报道的三大支柱，早已经在媒体中占据了主流地位。国际发生重大事件时，与其相关的财经报道常常占据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新闻的头条位置。例如，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当时西方各大媒体的头版几乎天天都有其相关报道。在版面安排上，还常常压倒包括其国内领导人重要活动的其他新闻。1997年7月泰铢贬值，最初几天形势不太明朗，但西方媒体对这一动向非常敏感，反应迅速，比如路透社、《华尔街日报》等机构与媒体都将这一消息放在了突出的位置。重视财经报道是当今国际新闻媒体界的一大潮流。人们的关注，既给财经报刊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契机，同时又给财经知识的普及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三）财经知识的普及是院校的义务，也是媒体的职责
改革开放以来，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给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加快了我国经济向世界先进水平迈进的步伐。人们对财经新闻的期待和关注飞速上升。财经类报刊在市场上呈现兴旺的迹象。同时，在竞争激烈的报刊市场上还涌现了一支以财经内容为主要报道题材的新军，与传统报刊在低点切入市场后再稳步寻求发展机会不同的是，它们一开始就在大量资本和人力资源的支持下，以大版面、广宣传、高价位的强势形象轰轰烈烈地杀入报业市场。这类报刊现在被业界称为“新财经类报刊”，发展迅猛。但是时至今日，这些财经媒体大都出现了生存与发展问题。没有一个成熟的财经传媒受众市场，财经媒体很自然地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如果我们都在期待着高等院校为财经报刊培养大量的受众群，似乎有点“远水不解近渴”了。财经知识的普及是高等院校的义务，更是财经媒体的职责。财经的专业性与大众的普及性并不矛盾。
经济学理论深奥难懂，但一样可以用浅白生动的语言表述出来。而这些经济理论之所以深奥，是因为经济学家为了使理论表述得严谨和科学，在表达方式上，采取了一些比较复杂和规范的手段，如数学推导、统计计量、图表表述等，导致经济学理论抽象化、符号化、形式化。这种表面的“科学化”使得现代的经济学著作越来越让人不爱看，也看不懂。举例来说，如果跟一个没有多少经济学功底的老百姓讲“生产性行为和消费性行为具有完全的排他性”，大概没有多少人会懂，但是如果说“一个和尚挑水喝”，那就人人都能意会其中的奥妙。“一个和尚挑水喝”，是指在只有一个和尚的情况下，和尚除了自己去挑水喝以外，没有别的选择。最重要的是，他是全部劳动成果“水”的享有者和占有者，没有人来占他的便宜。用学术化的经济学语言来表述，就是和尚的生产性行为和消费性行为具有完全的排他性。要想让自己的理论能够被人了解和接受，就必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推介。其实，很多的经济学理论都可以用一些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俗语或成语来表达。比如，帕累托最优可以表述为“拔一毛而利天下”；外部性效应可以通俗地说成是“三个和尚没水喝”；信息不对称也就是“三人成虎”；博弈论可以通过“田忌赛马”来理解。
一个社会里，懂经济学知识的人越多，在发展经济的道路上走的弯路就会越少。而一个社会里人们的经济学素养如何，与经济学知识的普及程度息息相关。由于社会分工，不可能人人都像经济学家一样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经济学知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只需要懂得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在自己的经济生活中不要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就可以了。所以，大部分人需要学习和掌握的就是一些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为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去读经济学家用专业语言和圈内叙述风格写就的学术论文，绝大部分人都是没有这个决心的。即使有心去读，只怕也读不懂。要想读懂，能够花得起这时间的人恐怕没有几个。而一些通俗的经济学读物，却能够很好地满足这部分读者的胃口。经济学家的另一个任务是把经济学知识普及给大众。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如美国的弗里德曼、贝克尔、诺斯、克鲁格曼等，不仅是经济学大师，而且是普及经济学知识的高手。要把深奥的经济学道理讲给公众，让他们听得懂、愿意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首先要有深厚的经济学功底，其次还要有清新、生动、幽默的文风。普及经济学知识不是在课堂上讲课，而是让公众在轻松、活泼、有趣的阅读中了解经济学的真谛。说到对大众进行财经专业知识的普及，作为大众的财经媒体有着更大的优势，应当在这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二 当前财经传媒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经济学知识与现代市场经济理念不相符
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学教学中，经济学知识的供需是不平衡的。从需求方面来讲，学生迫切需要反映现代市场经济规律和经济全球化方面的经济学知识，并且由于信息通过多渠道传播，学生需要具备分析、鉴别和使用信息的能力。在供给方面，我国的经济学教学相对落后。经济学教学还在实行双轨制，尚存在西方经济学和非西方经济学的区分，一些计划经济的课程仍然在继续讲授，经济学教学落后于实际经济转轨的进程，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仍处于转轨的过程中。并且，中国目前尚没有一个发育完善的教材市场，出版的教材虽然数量很多，但质量却参差不齐。在师资方面，高水平的师资严重缺乏。政治经济学是目前大多数人受过的唯一正规经济学教育，而政治经济学课中的概念不外乎是“剥削”“劳动创造价值”等，有必要加一些精确定义并予以调整。过去二十几年的现实告诉我们，市场交易不是像我们以前所理解的“你赚我亏或我赚你亏”的零和博弈，而是一种双赢的价值交换；民营化和私人产权也并没那么可怕，而是一种增加整体社会福利的制度安排；行政管制不是救世主，反而会增加寻租机会，降低市场效率，政府越不管的行业往往是越兴旺的行业。这些市场经济观念也应当成为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这也要求调整政治经济学和专业经济学的内容，使未来社会人心里掌握的经济学尽量与现实经济逼近。过去，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经济学教育无法为国人分析、理解变革过程中的繁杂经济现象提供平台，这一局面给大众媒体提供了一次给社会补经济学课的机会，但EMBA和大众媒体的补课只能解决“近渴”，并不能从根本上代替正规教育平台。为了满足市场改革的需要，我们必须改变中学和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内容。经济学知识教育已经与当今的时代发展不相适应，陈旧的不是经济知识的传授，更多地表现为思想观念的落后。
（二）新闻教育者缺乏新闻实践工作经验，无法适应财经传媒教育的现实需要
在我国财经传媒教育中，太多并没有财经新闻实践经验的老师走进高等院校，许多授业者无法真正担起解惑的职责。据有关资料介绍，在国际新闻传播教育界，教员通常要有中长期的媒体从业经历。全美五大最佳新闻院校的教授，大多都有10年以上的媒体工作经历。考核与评定教授的条件，不单看论文的级别、数量，重要的是强调有多少年的媒体从业经历和过去发表过的报道所获的新闻奖项。美国的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只有17%的教授没有当过记者，5个教授中有4个坚决同意要把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记者聘为教授。大部分教授认为，新闻从业经验才是聘任一位新闻教育工作者的先决条件，而不是博士学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学院的教员，只有18%拥有博士学位；纽约州立大学新闻学院的骨干教师都是有经验的记者；老牌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录取博士生时，除了考查学业成绩以外，还要求申请人必须有两年以上的媒体工作经验，院方在这一条件上从未妥协过。我国的新闻院系也有重视教师从业经验的传统，20世纪30年代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就同上海新闻界联系十分密切。从上海新闻界来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的有黄天鹏、郭步陶、章先梅、樊仲云、夏奇峰等出色报业人。新闻系教师，也积极去报社兼职。系主任谢六逸，在1935年主编过《立报》的副刊《言林》，1937年主编了《国民月刊》。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各高校也非常重视培养新闻学教师的从业经验。但20世纪90年代末，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高校竞争的加剧，教员的学历日益成为衡量高校办学水平的一大硬件，高校对教员的学历要求越来越高，新闻传播学专业也不例外。财经传媒教育对从业者有着更高的素质要求。
第三节 财经基础知识：经济学并不难懂
每天翻阅报纸，打开电视，浏览手机自媒体，很难躲得开诸如“本月消费者物价指数较去年同期上涨0.3%”“央行宣布将调低贴现率”“宏观调控”等经济术语的轰炸。你或许可以选择视而不见，暂时避开这些术语。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很难选择不去面对这些问题。接触更多的通俗经济学知识，叩问更多的通俗经济学问题，不仅是专家和媒体的责任，也是中国社会的特殊需求。
一 经济学并不难懂——从供给与需求入门
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就为经济问题所困扰，经济失衡、贫富分化、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停滞、国际经济冲突等一直是各国面临的难题。人类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源的稀缺性。一方面，相对于人类无穷的欲望而言，自然赋予我们的资源太少了；另一方面，由于自然或社会的原因，这些有限的资源往往还得不到充分利用。因此，如何合理地配置和利用有限的资源，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永恒问题。经济学正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产生的。要了解经济学，先要了解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永恒问题——稀缺性。
（一）稀缺性：人类社会面临的永恒问题
生存与发展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基本问题。生存与发展就是不断地用物质产品以及劳务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需求来自欲望。欲望是一种缺乏的感受与求得满足的愿望。欲望的基本特点在于无限性，即人们的欲望永远没有完全得到满足的时候。一种欲望满足了，又会产生新的欲望，永无止境。人的欲望要用各种物质产品或劳务来满足。物质产品或劳务要用各种资源来生产。这些资源包括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谁都知道，一个社会无论有多少资源，总有一个有限的量。无限的欲望与有限的资源之间的关系就是经济学所说的稀缺性。所谓稀缺性，即相对于人类社会的无穷欲望而言，经济物品或者说生产这些物品所需要的资源总是不足的。这种资源的相对有限性就是稀缺性。这里所说的稀缺性不是指资源绝对数量的多少，而是指相对于无限的欲望而言，再多的资源也是稀缺的。这就是稀缺性的相对含义。稀缺性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永恒问题。稀缺性的存在是绝对的。它存在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各个时期。只要有人类社会，就会有稀缺性。经济学产生于稀缺性的存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正是由这种稀缺性所决定的。
（二）生产可能性曲线、机会成本和选择
稀缺性决定了每一个社会和个人必须做出选择。欲望有轻重缓急之分，同一种资源又可以满足不同的欲望。选择就是要做出用有限的资源去满足什么欲望的决策。做出选择有所得就要有所失，为了得到某种东西而放弃的另一种东西就是做出决策的机会成本。我们可以用生产可能性曲线来说明稀缺性、选择和机会成本。
生产可能性曲线是在资源既定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两种物品最大产量的组合。生产可能性曲线说明了稀缺性、选择和机会成本这三个重要概念。举个例子，人的欲望是无限的，用来满足这种欲望的粮食与棉花也应该是无限的。但由于资源是有限的，这个社会不能生产无限的粮食与棉花，即社会存在稀缺性。生产可能性曲线之外是无法实现的产量组合。在存在稀缺性的情况下，人们必须做出生产多少粮食和生产多少棉花的决策。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选择问题。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的所有的点都是人们所做出的选择。在资源既定时，多生产一吨棉花就要少生产若干吨粮食，或者说为了多得到一吨棉花就要放弃若干吨粮食。所放弃的若干吨粮食正是得到一吨棉花的机会成本。生产可能性曲线的斜率代表机会成本。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生产可能性曲线凹向原点，说明随着一种产品的增加，机会成本是递增的。也就是说，是机会成本的递增决定了生产可能性曲线凹向原点，即为了多生产棉花所放弃的粮食是递增的。这是因为，当我们把更多的资源用于生产棉花时，就把越来越不宜于生产棉花的资源用于种植棉花，这时效率就会下降，或者说不得不放弃的粮食越来越多。经济学家把选择概括为三个相关的问题。第一，生产什么物品与生产多少。用粮食与棉花的例子来说，就是生产粮食还是棉花，或者生产多少粮食、多少棉花，即在粮食与棉花的可能性组合中选择哪一种。第二，如何生产，即用什么方法来生产粮食与棉花。生产方法实际就是如何对各种生产要素进行组合，是多用资本、少用劳动，用资本密集型方法来生产呢，还是少用资本、多用劳动，用劳动密集型方法来生产。不同的方法可以达到相同的产量，但不同生产方法的经济效率并不相同。第三，生产出来的产品如何分配，即粮食与棉花按什么原则分配给社会各阶层与各个成员，这也就是为谁生产的问题。稀缺性是人类社会各个时期和各个社会所面临的永恒问题，所以，选择，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也就是人类社会所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这三个问题被称为资源配置问题。经济学是为解决稀缺性问题而产生的，因此，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就是由稀缺性而引起的选择问题，即资源配置问题。
（三）经济学与资源利用
在现实中，人类社会往往面临这样一种矛盾：一方面资源是稀缺的，另一方面稀缺的资源还得不到充分利用。这种情况就是产量没有达到生产可能性曲线，稀缺的资源被浪费了。而且，人类社会为了发展，也不能仅仅满足于达到生产可能性曲线的水平，还要用既定的资源生产出更大的产量。这样，资源的稀缺性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资源利用。
所谓资源利用就是人类社会如何更好地利用现有的稀缺资源生产出更多的物品。资源利用包括以下三个相关的问题。第一，为什么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即粮食与棉花的产量达不到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的各点。换句话来说，也就是如何能使稀缺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如何使粮食与棉花的产量达到最大。这就是一般所说的“充分就业”问题。第二，在资源既定的情况下，为什么产量有时高有时低，即尽管资源条件没有变，但粮食与棉花的产量为什么不能始终保持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上。这也就是经济中为什么会有周期性波动。与此相关的是，如何用既定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的粮食与棉花，即实现经济增长。这就是一般所说的“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问题。第三，现代社会是一个以货币为交换媒介的商品社会，货币购买力的变动对资源配置与利用所引起的各种问题的解决都影响甚大。这样，解决这些问题就必然涉及货币购买力的变动问题。这也就是一般所说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问题。由以上可以看出，稀缺性不仅引起了资源配置问题，还引起了资源利用问题。
（四）经济学与经济制度
尽管各个社会都存在稀缺性，但解决稀缺性的方法并不同。换句话说，在不同的社会中，资源配置问题与资源利用问题的解决方法是不同的。人类社会的各种经济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制度下进行的。当前世界上解决资源配置与资源利用问题的经济制度基本有两种：一种是市场经济制度，即通过市场上价格的调节来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与为谁生产；另一种是计划经济制度，即通过中央计划来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与为谁生产。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三个基本经济问题上。第一，决策机制不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策由参与经济的千千万万的个人和企业独立做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决策由至高无上的中央计划机构集中做出。第二，协调机制不同。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价格来协调千百万人的决策，使这些决策一致；计划经济是个金字塔式的等级体系，用自上而下的命令来贯彻决策，保证决策的协调。第三，激励机制不同。市场经济的激励以个人物质利益为中心，强调“小河有水大河满”；计划经济的激励以集体主义精神为中心，强调“大河没水小河干”。经济学家从经济效率、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方面来比较这两种经济体制。应该说，这两种经济制度各有利弊。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一定经济制度下资源配置与利用的科学。
二 了解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概念
经济学是一门覆盖广泛的学问，它有两个基本的概念，就是供给与需求。所有的经济学问题都来自基本的生活事实。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规律是供求规律，它强调的是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商品的价格。供求变动可以引起价格波动，进而调节资源配置。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所以，供给与需求就是最重要的概念。
（一）需求（Demand）的含义
需求是决定价格的关键因素之一，要了解什么是需求，首先要知道什么是需求量。需求量是指在某一时期内，在某种价格水平上，居民计划购买且能够购买的产品与劳务的数量。那么什么是需求呢？需求就是指在某一时期内，在每一价格水平上，居民计划购买且能够购买的产品与劳务的数量。在理解需求的概念时，应该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需求量与需求的区别。需求量是某一特定价格水平下计划购买且能够购买的量。需求是在一系列价格水平下一组计划购买且能够购买的量。例如，当磁带的价格为每盘1元时居民每周计划购买且能够购买的量为900万盘，这就是需求量。当磁带的价格分别为每盘1元、2元、3元时，居民每周计划购买且能够购买的量分别为900万盘、600万盘、400万盘，这就是需求。
第二，需求与欲望的区别。需求指的是有效需求，是购买欲望和支付能力的统一，缺少任何一个条件都不能成为需求。所以，需求也可以说是居民根据其欲望和购买能力所决定的计划的购买量。需求预测要同时考虑到这两个条件，否则就会做出错误的预测。例如，热门话题“豪华汽车进入家庭问题”。无疑，想拥有一辆豪华汽车是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对汽车的欲望是普遍而强烈的。但是，豪华汽车昂贵的价格和其他使用条件使绝大部分人不具备豪车的支付能力。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豪华汽车进入家庭仍然是一个梦。何时能圆这个梦，归根结底还取决于支付能力。在分析对汽车的需求时，支付能力是关键的因素。
第三，计划购买量与实际购买量的区别。计划购买量并不一定等于实际购买量。当产量不足时，实际购买量就会小于计划购买量。在经济中，当产量短期不足而价格又受到限制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当然，在正常情况下，计划购买量与实际购买量相同。所以，在以后的分析中，如果没有特别说明，我们就把需求量（计划购买量）等同于购买量或交易量（实际购买或成交量）。
1.影响需求的因素
影响需求的因素很多，有经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商品本身的价格。商品本身价格高，需求则少；价格低，需求则多。这是人所共知的。
（2）其他相关商品的价格。各种商品之间存在不同的关系，因此，其他商品价格的变动也会影响某种商品的需求。商品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替代关系与互补关系。与此对应，有替代品和互补品。替代品（Substitute）是可以用来代替另一种物品的物品。例如，汽车是火车的替代品、热狗是汉堡包的替代品等。每一种物品都有许多种替代品。如果某种物品的替代品价格上升，人们就要购买这种物品，这种物品的需求就会增加；相反，某种物品的替代品价格下降，人们也会减少这种物品的购买。因此，替代品价格的变动会影响一种物品的整个需求表，并使需求曲线移动。互补品（Complement）是与另一种物品结合起来使用的物品。例如，汉堡包与薯条等。如果一种物品的互补品价格上升，人们也会减少对这种物品的购买；相反，某种物品的互补品价格下降，人们也会增加对这种物品的购买。因此，一种物品互补品价格的变动也会影响该种物品的整个需求表，并使需求曲线移动。
（3）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对于大多数商品，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提高，就会增加对其的需求；相反，消费者的收入水平下降，就会减少对其的需求。
（4）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这包括对自己的收入水平、商品价格水平的预期。如果预期未来收入水平上升或未来商品价格要上升，就会增加现在的需求。反之，如果预期未来收入水平下降或未来商品价格水平下降，就会减少现在的需求。
（5）人口数量与结构的变动。人口结构的变动主要影响需求的构成，从而影响某些商品的需求。例如，人口的老龄化会减少人们对时髦服装、儿童用品的需求，但会增加对保健用品的需求。
（6）政府的消费政策。例如，政府提高利率的政策会减少消费，而实行消费信贷制度则会鼓励消费。
（7）消费者偏好。偏好是个人对物品与劳务的态度，即喜爱或厌恶的程度。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不仅要满足人们的基本生理需求，还要满足种种心理与社会需求。因此，消费者偏好，即社会消费风尚的变化对需求的影响也很大。消费者偏好要受种种因素的限制，但广告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这种偏好。这就是许多厂商不惜血本大做广告的原因。
总之，影响需求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有些主要影响需求欲望，如消费者偏好与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有些主要影响需求能力，如消费者收入水平。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决定了需求。
2.需求基本规律
在某段时间内，假设其他因素不变，需求量与商品价格呈负向关系，即商品价格越高，需求量越小；商品价格越低，需求量越大。在所有影响因素中，商品自身的价格无疑是最重要的。商品市场的需求与价格之间存在稳定的反向变动关系，即在影响商品需求的其他因素给定不变的条件下，一种商品的需求量与其价格之间的关系为：价格越高（或提高），需求量越小（或减少）；价格越低（或降低），需求量越大（或增加）。这种关系反映了需求的基本规律。
需要再三强调的是其他因素不变这一条件。事实上，在许多影响因素共同变动、共同作用的情况下，商品需求的变化可能呈现复杂的波动形态。只有在假定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才能总结出需求量与价格之间如此简单明了的关系。这种把单个因素提取出来进行单独分析的方法具有非常明显的优点，在经济分析中这是一种基本的分析方法。
需求的基本规律是从大量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它符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切身体验。在理论上，我们可以用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来加以解释。商品价格下降之所以会引起人们对商品需求的增加，是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如果丝绸的价格下降，而其他纺织品的价格没有变化，那么，消费者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其他纺织品的购买，转而增加对丝绸的购买。也就是说，丝绸价格的下降促使人们用丝绸来替代其他纺织品，从而引起对丝绸的需求增加，这就是所谓的替代效应。另外，在丝绸价格下降而其他商品的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同样的货币收入在不减少其他商品消费量的同时，可以购买更多的丝绸。这就是说，虽然消费者的货币收入（名义收入）没有变，但实际收入即实际购买力却增加了。这种因价格下降而带来实际收入增加并导致需求上升的情况，称为对商品需求的收入效应。对于商品价格上升而引起对商品需求下降的情况，可以做完全类似的解释。
（二）供给（Supply）的含义
供给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定市场上该商品的生产者愿意提供并有能力提供的该商品的数量。在传统体制下，生产往往与供给相脱离，生产只是为完成产值，而不考虑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否卖得掉。这就是为生产而生产，造成资源使用上的极大浪费。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生产是为了供给，即为了把产品拿到市场上去销售。生产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只有这样，企业才可能实现利润最大化，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这样也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1.影响供给的主要因素
（1）商品的价格。商品的价格越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销售收益就越大，企业的利润也就越高，从而愿意生产、销售更多的商品。
（2）生产要素的价格。劳动力的价格可以用雇员的平均工资水平来表示。劳动力价格越高，企业生产成本就越高，在产品销售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利润就会减少，从而减少其供给数量；反之，若劳动力价格下降，则会促使商品供给量增加。而资本的价格可以用银行标准利率来表示。资本与劳动力均是企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其他生产要素价格的影响与它们完全相似。
（3）生产技术水平。一般而言，技术水平的提高会导致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从而引起生产成本的降低和利润的增加，使得商品供给量增加。
（4）相关商品的价格。这里的相关商品是从供给角度来考察的，主要是指使用相同资源的商品，与前文需求分析中的相关商品不是一回事。例如，同一块土地既可以用来种棉花，也可以用来种小麦，那么，当棉花价格提高而小麦价格不变时，农民将会增加棉花的种植面积，减少小麦的种植面积。这就是说，棉花价格提高会使小麦的供给量减少。
（5）政府的税收政策。政府增加对某种商品的生产者的税收，会引起企业成本上升，从而减少该商品的供给；反之，若政府给某种商品的生产者以补贴，则会使该商品的供给增加。
（6）生产者对商品价格的预期。这一因素的影响效果较为复杂。如果预期价格上涨，生产者会增加商品的产量，但可能会减少当前的商品供给量，期待未来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反之，若预期价格下跌，则生产者会减少商品的产量，并尽量将库存商品销售出去，以减少损失。
2.供给基本规律
在某段时间内，假设其他因素不变，供给量与货品价格呈正向的关系。简单来说，即货品的价格越高，其供给量越大；价格越低，供给量越小。对商品供给来说，价格同样是所有影响因素中最重要的一种。假定其他所有因素作为给定的参数是不变的，单独考察价格变动对商品供给的影响，即可得到供给量与价格的简单关系，它反映了供给的基本规律。所谓供给的基本规律，即在影响供给的其他因素给定不变的条件下，一种商品的供给量与其价格之间存在正向变动的关系：价格越高（或提高），供给量越大（或增加）；价格越低（或降低），供给量越小（或减少）。
供给基本规律建立在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决策行为上。一般而言，对一个企业来说，当其产品在市场上可以按比原先更高的价格出售时，它就会增加该产品的供给，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反之，当产品价格降低时，企业会减少其供给，以使亏损减少。一个行业内的企业数量可以改变，也就是说在企业可以进入或退出该行业的情况下，商品价格上涨会吸引新的企业进入该行业，而价格下跌则会使一些企业退出该行业，从而导致整个行业的供给增加或减少。
三 炫耀性商品与吉芬商品
需求规律指的是一般商品的规律，但这一规律也有例外。最典型的例外是炫耀性商品与吉芬商品。
炫耀性商品是用来显示人的社会身份的商品，例如首饰、豪华型轿车。这种商品只有在高价时才有显示社会身份的作用，因此，价格下降，人们对这种商品的需求反而减少。
吉芬商品是指低档品。在某种特定条件下，这种商品具有价格上升需求反而增加的特点。英国经济学家吉芬发现，在1845年，爱尔兰大灾荒时，土豆的价格上升，人们对它的需求反而增加。这种价格上升需求增加的情况被称为“吉芬之谜”。具有这种特点的商品被称为吉芬商品。
吉芬商品是以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吉芬（Robert Giffen）的名字命名的。吉芬商品是不遵从需求法则的特殊商品。此外，在投机性强的市场上，例如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人们有一种“买涨不买落”的心理，即价格上涨时反而抢购，价格下跌时反而抛出。这与人们对未来价格的预期和投机的需要相关，也可以作为需求规律的一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