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再发现》：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思想史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一国际时期和第一国际解散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同工人运动中沾染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观念的思想体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最终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威信，在工人运动中取得了主导地位。与这一潮流相呼应，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在广大欧美国家相继成立。这些社会党或工人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恩格斯的指导下，通过与形形色色机会主义者的对抗建立了第二国际，而第二国际又成为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保障组织。第二国际成员党内部的激烈争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现在看来，第二国际无论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历史上，还是在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都起了关键的、承前启后的作用。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对第二国际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这样的忽视已经长达几十年，某些方面的研究陷入了停顿状态。今天，我们研究第二国际究竟有何重大意义？重新审视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演化和思想遗产，是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基石，为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提供了着眼点，也对科学地认识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包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何判定第二国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若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看成一个链条，第二国际就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它是全面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社会主义思想及运动史）的理论入口、逻辑节点。这种思想史的重要性其实是由第二国际的过渡性质决定的，它恰好处在两个时代（古典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两个世界（西方和东方）的交叉点，于是接下来，社会主义运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分化就不难理解了。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是第二国际中的重要理论派别，它的发生、发展、高潮和衰亡都与第二国际联系紧密，它不仅仅是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的一个特例，更是我们参透第二国际在欧洲各国普遍实践的范本。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史和政治史上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但是没有被认真对待过或者被不公正地对待。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这一标签最先透露的信息便是该团体的主流意识形态遵循马克思主义原则。一方面，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普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即在原则上肯定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辩证法、阶级斗争、劳动价值论、工人异化学说等。但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本身代表了对马克思的奥地利式解释，伦纳在《现代社会的变化》中认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完美诠释了他的信条：“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1]他们致力于解释和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念，比如：现代金融资本的角色，在多民族的哈布斯堡王朝调节民族关系，法的社会功能等。[2]柯尔在分析这一特征时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一般都从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点出发，“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应用到一些具体问题上去，而在他们看来，这些问题马克思未曾考虑到，或者是没有能解决——其中有一些是因为在马克思生前解决的时机还没有成熟，甚至还没有成其为问题”[3]。

另一方面，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从20世纪初开始，在考茨基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和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间保持中派路线，之后他们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对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理论上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是对政治的智力表达；实践上看，他们又试图用知识手段改变政治现实。他们反对伯恩施坦是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特征，并且捍卫马克思的历史方法论和对资本主义的解释；而批判考茨基的唯物主义，是想以新的认识论和科学哲学来审视经验研究中发现的现实社会问题。

我们得出结论，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摆脱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而走向一种自以为超越的路径——第三条道路。他们既反对修正主义者摒弃马克思主义，又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他们认为不应该盲目地接受马克思的结论，因为许多新情况在马克思逝世后发生了。因此，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不断评估变动着的资本主义系统运作。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主观愿望是将马克思主义建构为一个可吸纳新思维的开放系统，大量引介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19世纪晚期的知识成果。并且，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政治实践上，都不断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应用性，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批判性武器。于是，他们很少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支配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因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乐享不断的“新生”。这种解释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回归日常生活的实际应用。伦纳对此的表述是：“卡尔·马克思是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但是他的理论必须渗透到现实生活的实际层面，把他的思想功能运用到现今的社会，特别是具体到个人、国家、社会和人民才能证明它的有效性。”[4]

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种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讨论中，我们较为熟悉的是传统“苏联马克思主义解释范式”、红极一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解释范式”和这些年成为显学的“西方马克思学解释范式”。而“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解释范式”往往不被人们所重视，甚至基本没有被提起过，其实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重要资源的巨大忽视。所谓“苏联范式”、“西方马克思主义范式”甚至“西方马克思学范式”的胚芽都孕育于第二国际，研究第二国际是准确理解各种马克思主义解释范式渊源的基础步骤，进而才能界定其实质，最终从对这些范式的批判和反思中深入把握本真的马克思主义科学范式。

具体来看，学界的普遍观点是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等）是从第二国际的思想源流中生发出来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马克思资源的态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出一辙，他们都以马克思主义需要“拯救”为由，肢解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体系。我们不妨把这种思想史上的合流称作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同源性”。

另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特殊贡献是诱发了世界范围内“马克思研究”的兴起，其研究的旨趣和范式更是直接构成了西方“马克思学”的源头。这里有三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第一，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研究》丛刊把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本身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第二，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相关的两个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出版计划；第三，以格律恩堡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学研究范式（学术中立）与以梁赞诺夫为代表的东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党派政治）决裂。[5]上述马克思研究的谱系和西方马克思学的胚胎演化史向我们证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是后来以法国的吕贝尔和德国的费切尔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学”的先驱或者奠基人。[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