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时期我国文化体制的改革与发展

第一节 新时期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总体述评

一 新时期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总况概说

（一）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为壮美的时代主旋律

改革带来了开放，开放促进了改革。改革是指引当代中国伟大历史发展进程的动因、灵魂和动力，开放是推进当代中国社会全面改革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与必要条件。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目标的根本手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壮大完善的至尊法宝，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路径。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主要推动者。他的“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不是三年、五年、八年、十年，也不是二十年”等一系列重要思想，是当代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指路明灯。

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到党的十八大、十九大高扬新时代的风帆，这场自下而上萌生与激励，由上而下启动、推进并不断深化，全方位、深层次，意义极其重大、影响至为深远的伟大社会历史变革，不仅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经过百年抗争才最终建立的新中国的史无前例、举世叹羡的整体革故鼎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机制和社会发展模式的全面自我更新和自我完善，更是中国文明发展史上承前启后、前所未有的根本性、全局性的文化创新。

新时期以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的新旧体制变革情势和弃旧图新、升级完善与可持续蓬勃发展的基本格局，可以用唐人诗句“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1]和清人名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2]加以形象概括。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基本政策的指引下，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上，改革大潮洪波涌起，迎来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潮平两岸阔”的好时机。随着整个国家经济、政治宏观领域改革的持续推进、不断拓展与深化，文化领域各项事业的生存发展环境得到逐步改善与不断优化，为相对滞后的上层建筑领域体制改革，提供了适宜而有力的经济基础、政治推力和舆论环境，从而不断地激活、激发、激励着全社会亿万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于文化生活的量与质的改善型、发展型等多样化需求。

新时期中国40年改革开放，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一往无前的历史证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不动摇，坚持思想开放、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才能使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改革确保“风正一帆悬”的航向，朝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宏大目标不断前进。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果说，文化领域的旧体制已成为累赘冗陈、生命力日渐衰弱的“三秋树”，那么，新时期的文化体制改革，正是通过除旧布新、“删繁就简”的深层变革，重新注入并激发中国文化自我创新发展和更新繁荣的不竭活力。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领域的体制改革，总体上立足于中国文化发展实际，努力与党和国家关于中国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总目标、总部署相适应，与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发展需求相适应，不仅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物质基础的巩固和发展，也基本保证了全社会对于文化日益增长的多元、多样化需求，文化体制改革，尤如那丽日蓝天下日渐繁盛的二月春华，不但争奇斗艳，而且“领异标新”，实实在在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新进展与新成果。

（二）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我国文化领域各项事业繁荣发展的不竭动力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精神为指导，一个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目标相协调，以文化体制机制制度创新为手段、以振兴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指归的文化体制改革宏大创新工程，在中国文化领域广泛展开并稳步推进。

新世纪以来十多年，文化领域各行业的体制机制改革，按照党和国家推进改革开放的总体部署，结束了1979年至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前文化领域改革局部推进与徘徊、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区域与行业发展不平衡、整体滞后于经济领域体制改革的局面，进入了一个试点创新、稳步深化、全面推进并让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加快发展的决定性和全局性突破的关键阶段。

十六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领域体制改革和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取得的重大突破和举世瞩目的成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届中央对我国文化领域改革发展的高度重视积极推进与大力推进与大力支持的必然结果。

聚焦40年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我们发现，它其实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伟大改革蓝图中尚未抵达彼岸，正在展开持之以恒战略攻坚，并重塑文化自信，继续深化改革、全域创新，以夺取中华优秀文化全面振兴复苏、整体更新发展，攀登历史新高峰的辉煌篇章。

二 文化体制改革推进的背景与发展历程

（一）文化体制改革推进的背景

历史实践表明，当代中国文化体制是由宏观管理体制和微观运行体制上下协调、综合运作的社会系统，它的基础和活力，在于管理、运行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也在于管理、运行的体制机制。最根本的，是要解决文化为了谁、为谁服务、怎样服务的问题。

历史还显示，文化体制改革实践层面的变革，总是先于观念层面的变革；文化机制层面的变革，又先于体制层面的变革，这是30多年来文化改革发展实践中不容否认的事实，也是文化事业自身发展的规律。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我国文化领域的改革，伴随着不断深入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改革，在探索中不断奋进，在创新中不停跨越，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所取得进展和成就，远远超越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

在新时期国家改革开放的总体格局、总体环境中，文化领域的体制改革，首先从社会文化实践层面开始激荡，在管理策略、机制层面开始探索，之后向政策、体制内涵深化，以试点探索、以点带面、全面突破、整体创新的方式，向着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伟大目标进军，国家文化事业发展、繁荣的视角、视野，以及改革的目标、路径与事业、产业的领域和天地，前所未有地持续拓宽，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航船，乘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大潮，向着中国文化新的发展目标不断前行。

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第一年即1979年。

艺术表演团体首先举起了改革大旗，其后，电影事业、新闻出版事业，公共文化服务与对外文化交流事业，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以及文化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陆续拉开序幕，走向探索与创新的改革发展之路。

30多年来，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经历过探索成功的惊喜，也经历过暂时的徘徊曲折，但是，文化领域的改革，在党和国家改革开放的整体部署格局中，始终没有停下紧跟国家部署披荆斩棘、探索创新的脚步。随着国家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与政治、社会改革的日渐明晰与深入，中国文化体制新一轮改革大潮，在新世纪初洪波涌起，动力强劲。

2002年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首次从全局层面对文化领域的全面改革做出部署。十六大报告关于“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决策，关于“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战略取向与宏观布局，让新时期以来文化各个领域探索前行的局部改革，有了明确的方向和目标，文化体制改革的风帆高高扬起，中国文化在思想理论领域、文化艺术领域、新闻出版与广播影视等领域与行业的体制改革一路高歌猛进，中国文化大改革、大发展、大繁荣的新世纪航母起锚远航。

2003年6月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的召开，是我国宣传文化领域落实十六大精神的重大举措，也是文化体制改革走向新阶段的突出标志。在党中央的周密部署和直接领导下，文化领域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和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紧紧把握构建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通过总结经验，创新思路，以发展为纲，用改革铺路，先试点探索，后逐步推开，使我国文化事业发展与文化产业振兴，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新突破和令人瞩目的新进展，开始展现出中国文化全面推进加速发展的新面貌。无论是思想理论、文化艺术和文物、新闻出版、广播影视，还是旅游、体育行业，改革开放重新激发起来的中国文化的强大传承创新活力，从内到外，从理论到实践，在整体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勃发、云蒸霞蔚的景象。

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是当代中国文化自我更新、自我完善、自主发展的一项伟大创新工程，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型国家的一项具有深远和全局意义的基础性工程。

（二）文化体制改革的历程与特点

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改革，作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全面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表现在新战略、新观念和新道路全面创新的三个突出方面。

1.新战略

新世纪中国文化建设有自己的新战略，这就是改革开放与和谐发展。改革是动力，开放是路径，发展是目标，自主、和谐是追求。发展文化事业，壮大文化产业，促进文艺繁荣，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唯有坚定不移地推进和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才是革除旧体制痼疾，发挥新体制活力，适应新形势下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和谐发展、自主发展需要的有效途径。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体制改革，文化领域的改革开放，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文化领域的时代主旋律。

（1）改革。

改革是事物通过自我变革、自我更新以适应客观环境、激发主体活力并求得新的发展动力的根本途径

文化体制改革是国家上层建筑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上层建筑领域改革的重要战略，其目的是要进一步解放文化生产力、提高文化创新力，从制度层面上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体制在推动文化发展方面的优越性，促进中华优秀传统与现代文化更大的繁荣与发展。

①重温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远见卓识，会让我们深受启迪。

a.1977年9月1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新自由俱乐部访华团时，以一个卓越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睿智，讲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四人帮’说，宁要没有文化的社会主义，不要有文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它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应该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更先进，这才称得起社会主义，称得起先进的社会制度。”[3]

邓小平同志从不同社会制度优劣比较的国际视野高屋建瓴，不但驳斥了代表极“左”路线的“四人帮”反文化、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而且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在文化科技发展水平上体现出自已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这才是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应有的优越性。

b.1977年11月17日，邓小平在广州听取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韦国清、王首道工作汇报的谈话中，充分肯定了当时一位华侨提出的“中国把旅游事业搞好，随便就能挣二三十亿外汇”的意见。他明确指出：“从旅游角度可以解决广东许多问题”，指示“要用旅游养旅游”，指出旅游发展“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这也是个全国性的问题。”邓小平关于发展中国旅游的重要指示，成为中国旅游事业率先发展的强大政策支柱与前进动力，也是文化作为服务行业功能的社会经济价值的首次重大开掘。[4]

c.1978年8月19日，邓小平同志在与时任文化部负责人的一次重要谈话中，进一步表达了他对文化发展的深邃思考。他说：“文化领域必须解决读物问题，要有书给人看。现在文化生活太贫乏了，这怎么行呢？体育也应该活跃起来。文化部的任务是很重的。现在电影不多，读物很少。……文艺队伍要扩大，现在不是大了，是小了。”他强调说：“我们要开辟很多行业，开辟为工业、农业服务的行业，文化也是一门行业，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是为劳动者服务的行业。随着生产的发展，精神方面的需要就增大了。我赞成要使一亿拿工资人口的一半都能够拿到八十元以上的工资，相当于七八级工的工资。这样供求需要就不同了，这些人要看戏、看电影，要艺术品装潢他们的家，他们柜子里要有东西方，需要书、需要花。这样反过来就会刺激其他行业发展。”[5]

应该说，这是邓小平同志第三次主政初期，关于文化工作和国家文化发展问题的一次最重要、最具体、最全面系统的指示。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卓越见识和胆略，摆脱了苏联阵营旧的文化观念管理文化的传统旧思维定式的约束与极“左”僵化意识形态理论的桎梏，首次提出文化要为人民服务，首次着眼于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需求、“精神方面的需要”，提出“文化领域”“是为劳动者服务的行业”，首次从文化作为与民生相关的服务行业的角度，从发展第三产业的角度，从文化与其他行业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重新思考文化的作用与功能和文化发展这一重要战略问题，并科学地预见到文化产业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将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邓小平在新时期党的执政治国的宏观思路上，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历史上，在振兴发展中华文化这一大业的历史上，写下了最具深远意义的一笔。

d.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时任吉林省委书记的王恩茂汇报之后，又再一次深刻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他还说：“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6]

这表明，满足人们对精神文化的追求，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社会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应有的题中之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在国家体制目标上的比较优势，更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原初理想中不可缺少的基本内容。

e.1981年11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进一步阐述了他在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之后，关于国家宏观体制改革全局的深邃思考：“我们国内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最大的问题是上层建筑的改革问题。只要我们下决心把上层建筑的问题解决好，以后的步子会走得比较顺利。”[7]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以他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高瞻远瞩，着眼于“以后的步子”“走得比较顺畅”的长远考虑，紧紧把握当代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在不断改革完善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的同时，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国家上层建筑领域体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同志上述以及后来的一系列重要谈话，处处闪现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睿智光芒，为我国上层建筑的改革，为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②新世纪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与领域。

就文化领域体制改革的行业特性和改革发展要求而言，进入21世纪以来的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主要在国有文化的三大现实领域展开：一是文化艺术的生产与服务行业，它们包括国有文化经营性机构的转企改制，国有公益性文化单位的内部机制深化改革；二是新闻出版行业，它们包括出版机构的转企改制，新闻报刊的分类（主流时政报刊与一般报刊区别）改革；三是广播影视行业，它们包括广播电视媒体的宣传与经营“两分开”（事业与市场体制）改革，电影行业的市场化改革等。

与此同时，还推进和深化了政府文化管理部门的职能转变；构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修订和创新完善文化产业领域原有的限制或禁止非公有资本和外资进入的法规政策；促进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流通网络整合；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等等一系列优化文化发展外部环境生态的改革。

截至2012年6月20日，中国承担改革任务的2012家国有演艺院团，已完成改革任务的达1822家，完成率达86.7%，在已完成改革的院团中，转企改制的占63%，撤销了的占18%，划转的占19%；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取得全面进展，除新疆、西藏外，全国地级市（含副省级城市及直辖市的县区）已全部组建综合执法机构，全国2605个县区综合执法机构组建率已达94.2%。

与之相联系，文化领域中，符合文化产业政策的一些行业的市场机制的建立健全，国家文化市场的准入机制的建立健全，也为社会力量、民营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和文化公共服务领域发挥积极作用，拆解了门槛，拓宽了道路，使民营文化产业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补充力量和生力军。

（2）开放。

先进文化总是在开放状态下相互激励融汇升华的。中国文化是博大精深、兼容并包的文化。数千年中国历史证明，中华文化最好的发展繁荣时期，往往是本土文化摆脱封闭而实施对外交流和开放包容的时期。

中国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改革开放的引领。

①承认落后，急起直追。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明确提出：“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他还说，“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我们的水平狠低，好多年连统计数字都没有，这样的情况当然使认真的社会科学的研究遇到极大的困难。因此，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必须下定决心，急起直追，……知己知彼，力戒空谈。”

②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1979年，中国文学艺术界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久违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10月30日，邓小平同志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著名祝词。他首次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方针，为未来中国的文化发展与改革指明了方向。他要求“各级党委都要领导好文艺工作”，并史无前例地对之做出明确规范：“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他对于新时期的文艺发展，寄予了语重心长的改革厚望：“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从三十年来文艺发展的历史中，分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摆脱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要求文化领域“根据我国历史新时期的特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走改革开放的道路。

③我们的制度要“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着眼于国家文化体制的变革，始终是邓小平总体改革观的重要目标。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谈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时，满怀信心地说：“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1983年10月，他发表了《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重要讲话，首次明确了国家对外文化交流“要长期发展”的方针，他强调：“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正是这些思想以及据此形成的促进文化对外开放的一系列决策，刚刚从“文化大革命”严酷封闭状态下解放出来的新时期的文化领域，才能够逐步摆脱封闭、僵化、极“左”的旧文化环境的制约，在坚持对外开放、“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下，逐步迎来中国文化艺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新时代。

（3）发展。

“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同志这句名言，已深入人心并贯穿于整个文化体制改革进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成为中国经济文化和社会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思想理论原动力，也是身处于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和对外开放时代，面临西方文化“闯进来”和中国文化“走出去”双重考验的中国文化建设强基固本、抵御内外阻力的利器。

①党的十六大将新世纪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聚焦于“发展”，也让文化“发展”成为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

十六大将“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确定为国家在战略机遇期坚定不移的总方针。为了“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十六大报告首次权威明确：“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相对于新时期前20年文化领域仅仅局限于内部机制层面、效能视角的改革，党中央关于“文化产业”性质作用地位功能的理论认定和政策突破，实践意义非同一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仅是中国跨入历史新阶段的文化旗帜，也是国家文化建设与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紧接着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要求全党和各级政府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全局。对中国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国家统计资料显示：国家“十五”改革发展规划期间，国家文化事业经费投入（不含文物投入），从2000年的100.9亿元，到“十五”末即十七大召开的前一年2006年，已经增至216.5亿元，年均增长达到19.1%。同期，全国各地区人均文化事业费从2000年的5.11元，增至2006年的11.91元，年均增长22.17%。而同期文化事业费支出，从2000年的67.82亿元，增至2006年的158.03亿元，年均增长26.17%。总体高于同期GDP增长的比例。于是，在一手抓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立、一手抓文化产业的发展的建设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双轮驱动，改革创新，以点导面，整合社会资源，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文化领域全方位改革探索推进的五年，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

②党的十七大把“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摆在全党全国工作的突出位置。

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所作的十七大主题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对今后一个时期国家文化领域的改革发展任务，做出了全面周密的部署，“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指导思想在国家上层建筑领域和人民文化生活领域全面展开，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在当代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实践中进一步贯彻落实。

十七大报告特别强调：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十七大报告关于“十一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的新要求，强调要将重点放在“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良好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适应人民需要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之上。这是对“十五”时期文化领域改革实践做出的极具针对性的明确判断与指导，对于后五年的文化体制改革与健康发展，具有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③十七届六中全会是对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化领域改革发展的全面总结，也是迎接党的十八大的一个重要安排和准备。

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次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主题，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长期战略目标的独一无二的中央全会，不仅确立了当代中国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文化战略，而且吹响了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进军号，意义重大而深远。

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全党必须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关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系列重要论断，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升华，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关于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发展总体形势的分析认识和评价，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新世纪头十年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成效显著；二是十年文化体制改革要在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三是为了全面完成十七大提出的文化发展“两大一新”（大发展大繁荣，文化建设新高潮）的战略任务和目标，全会认为，“总结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研究部署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一步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对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④全面领会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精神，必须继续深化和完善文化体制改革。

十七届六中全会不仅仅是对新世纪10年文化体制改革的总结，更是为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文化体制机制的改革做出了新的部署。全会突出强调，要以创新精神进一步深化改革，要求“加快培养造就德才兼备、锐意创新、结构合理、规模宏大的文化人才队伍”，继续“深化国有文化单位改革，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创新文化管理体制，完善政策保障机制，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

这些措施和目标，十分具有现实针对性。全会决议首次提出并强调“推进文化改革发展”是各级党委政府的“政治责任”，明确要求“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把文化改革发展成效纳入科学发展考核评价体系。”这对于纠正一些地方和部门领导机关中仍然流行的文化工作“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经济是硬指标，文化是软指标”，“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民生就是吃穿用住，文化与民生无关”等等错误认识，从领导层面确保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决定的全面贯彻落实，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从我国文化领域近40年体制改革的历史与实践来看，无论其过程是前进还是曲折，取得的是经验还是教训，我们最需要坚持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指导。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自觉地遵从文化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文化事业、产业的改革与创新，自觉地沿着“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方向前进。中央关于加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决心，不但是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宏观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和继续深化的必然要求，更是中国文化增强自信，增强自身实力与免疫力，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发挥好两个效益，重塑并不断完善中国的国际形象的必然要求。

（4）和谐。

“和谐”是一个社会内部结构或一事物与它事物之间和睦协调共荣共存的良性状态，是一种符合人类本性的理想的文明生态。文化、文明意义上的和谐，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一种理想的对立统一辩证关系。

从《论语》、《道德经》、《墨子》，到康有为《大同书》，中国从古至今的圣贤先哲、仁人志士，都对《礼记·礼运》中描绘的中国人心目中的和谐理想社会孜孜以求：“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中华民族关于和谐社会的憧憬与企盼，真的是源远流长，孜孜不倦。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人类对安居乐业和谐共处的美好社会的无限向往。

面对严峻冷酷、纷争不已、战乱频仍的现实世界，提出并身体力行地创造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浴血奋斗、不懈追求的崇高原初梦想和理想。中共十六大报告把让“社会更加和谐”，作为我们党为之奋斗的一个重要政治目标明确提出来，十七大、十八大继续以之作为新世纪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人文伦理、公民道德与公共秩序的重要标准和发展目标，不仅意味深长，而且意义深远。

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又着重阐述了建设“和谐社会”这一重大执政目标。他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胡锦涛在视察云南时，更加明确地提出，要“促进和谐文化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思想道德力量。”

建设“和谐文化”这个重大现实目标，不仅是当前文化领域改革和建设的崭新课题，是加强党在思想文化战线的影响力、感召力的历史性任务，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

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文化、特别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个体而言，起着理想、精神、价值观、审美观、人文心态、人生指路标等等重要的影响作用。和谐文化的建设，对整个社会发展进程而言，承担着重要的宏观规范作用和文化传承的历史责任。

和谐文化是一种人类文明生态，是一种由世界观、自然观、人生观、价值观、文化心态及人与人关系构成的综合体系。植根于中国悠久、深厚、博大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当代文化土壤中的中华和谐文化观，是构建和谐相处、共同繁荣、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基因与思想道德利器。

和谐文化的建设，本质上是一个人心重塑、社会秩序重构的文化创新工程，只能在不断地革新中形成和完善。只有造就和谐文化，才能造就和发展“充满活力、安定有序”、可持续提升的社会和谐状态，而文化体制改革，正是关键的一环。

因此，在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现实进程中，必须大力提倡、营建一个全民参与建设、自觉崇尚和谐文化的氛围，才能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获得广阔的发展天地，才能有效展示中华和谐文化的感染力与影响力；在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现实进程中，必须通过对不适应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和改善其上层建筑需要的、旧的文化体制的深度改革，才能重塑、打造和彰扬和谐文化；在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现实进程中，只有通过长期有效、持之以恒的和谐文化建设，才可能消除一切非和谐文化的负面影响，才能使“和谐社会”的理想目标真正变成现实。

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和谐社会的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在新世纪的最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突破，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紧密结合，深刻把握当代世界发展现实与历史趋势的结果。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是和谐社会建设总目标在文化建设领域的体现。党的十八大将“和谐”正式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全党全国人民一致遵从的国家和国民共有法定价值观，意义重大而久远。

当前和今后的文化体制改革，正是要在这个意义上，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目标注入改革进程，为建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形成与我们的经济政治体制相适应相谐调的新的文化体制，让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并肩前行，让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文化市场消费体系共同繁荣、协调发展，持续保障人民大众的文化权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而让发展壮大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与综合国力保有可持续前进的精神动力。

2.新观念

（1）“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新概念的科学界定，为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体制改革奠定了现实基础。

所谓新概念，是相对于此前而言，官方文件只有文化事业的笼统表述，当党和国家权威发布、正式明确国家文化业态可以区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这两个词就成为新的概念，它们既相关联、又相区别，不仅是国家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发展的主要方面。

其实，“事业”和“产业”这两个外来词，早已是国际国内经济和文化理论研究领域的常用词和研究对象，但在文化现实中，它们在20世纪全球不同社会制度各国文化实践层面的内涵所指，却不很清晰，而且未得到广泛认同。20世纪三十年代，欧洲法兰克福学派依据欧美西方国家文化领域的现实趋势，批判性地提出了“文化工业（文化产业）”的著名概念。

而在中国，由于前苏联意识形态和东方阵营各国文化模式的强大影响，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官方对于文化领域的不同业态门类，一律以“文化事业”称谓，并将其定位为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事业的一部分。官方文化事业拥有主导地位，并一直是现实存在，可以有限地获得“合法”发展的社会资源。然而作为经营性、消费性文化的“文化产业”，从书面语词到物质产品生产实践，在长期的国内官方文化政策表述中，不得不长期“隐匿”，难以取得官方政策支持的“合法性”，这一切，直到党的十六大召开前后，才得以改变。

作为一个国家文化生态现实中的两大类别，作为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微观运行系统中各类机构在理论与政策性质上的符号性与实践性区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这两个既具有同一性又具有特殊性的重要概念，其在执政党的方针政策层面、国家行政管理层面和市场经济层面，真正获得官方认可，并在文化发展的实践特别是文化体制改革中产生巨大影响这一事实，却是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之后才正式出现的，因此，我们将其称为中国文化理论与实践中的“新概念”。

两大新概念的提出，为文化这一重要范畴的丰富内涵的科学区分与本质认定，为文化行业结构的合理划分，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为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和文化经济力的现实化、财富化，为文化市场的规范运行，为中国文化软实力在全球的彰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路径。

（2）十六大对于新世纪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应当给与充分肯定。

经过30年改革开放实践考验的中国，面对经济领域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面对新世纪的三大历史任务，文化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现状引人注目，文化发展城乡、区域严重不平衡的局面令人忧心，文化生产与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矛盾必须尽快得到解决，因此，加快实现文化宏观体制与微观机制上的整体突破与创新，不断推进国家文化建设，努力确保实现人民的基本文化权利，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使文化发展与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协调起来，与国家对外开放和全球竞争的大环境协调起来，这已成为新世纪伊始中国文化发展的当务之急。

值得庆幸的是，无论是在中国文化建设的历史上，还是在国际政治两大阵营与各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上，2002年底召开的党的十六大都是极具里程碑意义的。

十六大的主题从国家层面、中央高层的角度来关注文化领域的现实发展，关注文化领域各个行业本体的现状性质结构，并从中把握中国文化发展的规律、确定国家未来的文化政策法规取向，不但史无前例，而且意义非凡，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决策层的全党共识和全局视野，具有极为鲜明的时代特色。

十六大报告首次在党的中央全会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要求，首次提出了党和国家关于文化领域在发展问题上必须解决的影响深远的两个核心概念，即“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同时把“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并列作为党的六大任务之一[8]，表明执政党对于文化本质、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这一重大理论创新，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理论认识与实践操作的双向层面上，解决了长期困扰我们并且影响、制约国家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领域如何调结构、上水平、上台阶的关键问题。

“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区分，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影响与冲突的宏观环境与发展趋势下，对中国文化现实生态这一具有“复合整体”特征的社会现象与社会存在的本质属性进行深刻思考和科学把握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它不仅适应了新时期党在强化国家治理职能、提升执政水平、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现实需要，更适应了中国在国际大竞争格局中提升国家“软实力”、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战略需要。两大概念的提出，为文化这一重要范畴的丰富内涵的科学区分与本质认定，为文化行业结构的合理划分，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为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和文化经济力的现实化、财富化，为文化市场的规范运行，为中国文化软实力在全球的彰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路径。

从国家文化战略和文化运行实践的角度来看，确定并区分“文化事业”范畴，事关国家文艺事业的可持续繁荣与发展，有利于国家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落实、文化调控力的强化、文艺创新力的提升和人民群众文化基本权利的实现；确定并区分“文化产业”范畴，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文化体制的建立与健全，有利于壮大与提升国家综合实力与新经济时代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同时，也为拆除多年来阻碍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深化的某些陈腐意识形态壁垒，为优化主流文化体制力量、调动社会与民间资源共襄振兴中国文化创意产业、改变外来文化产品“入超”局面，扫除了“拦路虎”。

2007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的新要求。在总结推广前五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积极推进我国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增强国家综合实力，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中华文化自立于21世纪世界民族之林做出的战略决策，也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宣传文化战线的一项战略任务，它使中国文化建设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实践中，焕发新的光彩。

3.新道路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借鉴国内外东西方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寻找并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继承创新发展先进文化、振兴中华优秀文化，从而为世界文明发展做出新贡献的正确道路，是当代全球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与国际义务。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道路。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前行，中国共产党在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就是开始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历经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的不断摸索与推进，初步确立于21世纪初的党的十六大，进一步完善于十七大，以“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基本目标，以“建设”和“改革”为发展主题，以体制和机制的全面创新，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条新道路的核心内容、基本路径和方法策略，集中体现在新世纪前十年持续展开并不断推进的文化体制改革之中。

这条新道路，既是对中外文化发展的历史，特别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文化发展所经历的进步与挫折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也是对新时期以来我国30年文化建设与改革探索实践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党新的文化发展观。

它的要点，可以尝试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策略，文化“二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文艺繁荣“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总体要求，“团结、稳定、鼓劲”的文化工作基调，“重在建设”的基本原则，“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工作策略，“不搞运动、不横加干涉、确保文艺创作自由”的领导方式，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双轮驱动”的分类协调共同发展的战略策略，“点面结合、先行试点”的改革路径，自主创新与继承发展相结合的建设思路，等等。

这些基本内涵的凝聚与定型，既是坚持，也是创新；既离不开历史审视，也离不开现实观照；既是对教条主义、极“左”思潮的拨乱反正，也是新时期我们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治国理政新思路在文化工作领域的具体体现，它们对于推进新时期、新世纪我国文化建设迈上科学发展、振兴繁荣的可持续发展轨道，实现中华优秀文化的全面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和促进作用。

（2）新道路的鲜明特点，是勇于实践和大胆创新。

按照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的部署，依托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们取得的巨大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中国文化的发展变革进程正在加快。这一意志，集中体现在2003年6月中央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的召开与会议精神的落实之中：尊重基层单位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多种形式的探索和大胆试验，成为新世纪头十年中国文化体制改革不断向前推进的坚定信念和强大动力。

新道路凝聚了我们党30年来形成的新的文化发展理念。文化部原部长蔡武将它们概括为八个方面：①在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上，明确了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②在文化发展方向上，明确了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③在文化发展目的上，明确了要坚持以人为本，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④在文化发展动力上，明确要坚持改革创新和技术进步，破除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⑤在文化发展思路上，明确要公益性文化事业、经营性文化产业两手抓，推动文化全面协调健康发展；⑥在文化发展格局上，明确要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形成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对外开放格局；⑦在文化发展战略上，明确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⑧在文化发展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上，明确要始终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

2009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明确提出：“把文化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要求以更开阔的思路、更有效的政策、更得力的措施，加大力度，加快进度，推动文化体制改革不断取得新的实质性进展，为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提供良好的体制机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