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思考和建议

一 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与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进一步明确新时代国家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工作思路,是确保当前和今后继续按照十八大、十九大精神“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走正路、接地气、结硕果的根本保障。

新世纪文化体制改革十年来,我国文化领域最为显著、最为深刻的变化,是把长期以来适应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时期需要、对我国思想文化战线影响深远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化为经济服务的文化建设传统观念,适时转向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新世纪文化建设新思路,把“以人为本”作为党在新历史阶段宣传文化工作的根本目的,将党的宣传工作和国家文化建设目标,适时调整到“执政为民”的新运行轨道之上,这是文化领域十年改革的鲜明特点。

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的宣传文化工作、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起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聚焦于到“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聚焦于实现“中国梦”的总目标,这是改革开放新时代几届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在深刻反思历史、冷静观察世界、高瞻远瞩中国未来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领域总的指导方针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理论创新,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时俱进的丰富和发展。

这一转变,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崇高理想的最新文化实践,是适应世界信息传播进入新科技时代、全球思想文化领域相互激荡演变大势的必然选择,也是对毛泽东关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邓小平关于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江泽民关于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胡锦涛关于“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习近平关于中国梦、关于文艺要“以人民为中心”等党的几代领导人关于不同时期文化工作指导思想的逻辑继承和重大发展,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不忘初心顺应当今中国和全球文化新趋势,大力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抉择,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些指导思想的发展变化,直接引领了当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深刻变革,有效地促进了文化建设实践的全局性创新格局的形成。它一提出就为全党所接受,并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海内外华人同胞的赞誉,迅速对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建设的基本理论、政策产生重大影响,也将对21世纪中国文化建设、文化的改革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催生更多更大的成果。

二 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与政策难点思考

中国的改革开放,当代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本质上是一种没有先例的社会变革创新和社会发展探索。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化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在东、西方国家中,找不到可以参考的范例。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理论,不忘我们党建党初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勇于自我审视、自我纠错、自我完善,我们才可能克服困难、发现和躲过“盲区”,通往光辉的彼岸。

在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应该通过总结、反思、拓展、论证,深入研究:现行的国家文化体制有哪些长短利弊,改什么、怎样改?在现有的文化观念、理论与既有法规政策的范畴体系中,哪些需要继续坚持?哪些需要改革完善?在参考相关国际经验时,怎样分清哪些是误区、哪些是盲区?

在现实生活中,随着改革的深入,其实经常会遇到不少领域、行业都存在的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例如以下一些问题,就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文化机构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包括在新时期前20年中实际运行的体制机制,在进入市场经济环境后,是否都要全盘彻底否定其存在方式?

——在文化生产与服务领域,事业与产业的区分,是否都是非此即彼、泾渭分明,是否经营性文化单位的改革取向,只能在转企改制变成企业进市场听天由命、纯粹依靠财政供给只做免费公益服务中二选一?

——如何看待“民办非企业”文化单位这样的机构?有没有“文化非营利机构”这样介于公益与市场二者之间的经营实体客观存在的地位和可能?

——是否走市场就必然不顾及社会效益,只有退回到供给制“独木桥”才合理合法?

——原有的剧院剧团“以文补文”等运作模式还有没有使用价值?公共剧场在演艺市场中的地位作用如何发挥?有没有创新转换合理对接的可能?

——企业型集团化模式是不是国有艺术院团体制改革的唯一选择?

——怎么看待改革发展的不平衡?中央的政策如何与本地实际结合?等等。

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按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的要求和部署,按照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要求,紧密结合文化领域各行业的实际,进行深入广泛的调研、研讨,实事求是、周密细致提出和制定解决文化体制后改革时期的方案与措施,继续深化文化领域的改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历史没有终点,事物永续变迁。因此改革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改革总在路上。任何急功近利、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与做法,都无助于改革的深化和文化的繁荣发展。

文化体制改革,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伟大创新、创造与积极探索。我们已经取得了进展,我们正在走向更大的突破。“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中国文化体制改革成功之日,必定是中国文化重铸辉煌之日!

三 关于文化体制改革3.0升级版的思考

(一)文化体制改革各版本之实践内涵与效能比较

从1979年起至今,我国新时期文化领域的改革,伴随国家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的改革步伐,结合党和国家改革发展的大政方针与本领域的实际,先后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十余年的三大阶段性改革。按照不同时期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实质内涵与特点,它们可以称为文化体制改革1.0版、2.0版、3.0版,前三个版本已经成为过去式,最新一个版本应当是现在时的4.0版。以下,分别加以评述。

1.文化体制改革1.0版本。时间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关键词:改革启动,模仿,探索

改革开放伟大新时代的主旋律,奏响于1979年春天。当邓小平“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改革转型的号角嘹亮响起的时候,中国新时期的文化改革1.0版,也在南国的春天里萌动。这个阶段,实际上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响彻大地,中国改革开放揭开大幕后,中国文化领域改革受经济改革大潮波及,开始自发性改革萌动的序幕时期。

文化领域初始改革的对象,是曾经以前苏联文化体制为模板,以计划经济为基础,其资源配置一直捉襟见肘、功能效益极其有限的旧文化事业体制下文化运营服务单位。

1978年底闭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短期徘徊,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中国点燃了改革开放的火炬,也让中国的文化人燃起了新的希望。

1979年,广东、广西、湖北、安徽、河北等省市的政府文化管理部门,为解决农村文化生活因“文革”影响严重贫乏、基层文化馆站工作经费长期短缺的老大难问题,试验性地探索允许部分乡镇电影队、影剧院、体育场对一些服务大众的文化活动“酌量收费”,其收入纳入公有资金,以弥补国家财政拨款的文化经费的严重不足。

1979年末,中国大陆第一支“业余”轻音乐乐队,在广州市东方宾馆开始了中国首家“音乐茶座”的营业活动。一花引来万花开,一时间,沿海省市一些开放特区,以舞厅、音乐茶座、歌舞厅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消费经营活动,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热潮,文化市场业态就这样从沿海迅速向内地大中城市蔓延发展。

从1979年起,东南沿海省份少数几个省、市文化系统的剧团,陆续开始“小范围”尝试剧团承包、允许演职员结队外出演出(行话贬之为“走穴”)的改革。当年底,文化部结合实际,研究制定的《关于艺术表演团体调整事业、改革体制以及改进领导管理工作的意见》,在1980年初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获得通过,文化部根据国有剧团的情况,做出了允许部分地区艺术表演团体的开展改革试点工作的部署,文化系统国有艺术院团的改革就此拉开序幕。

1980年1月4日,各地的这些做法和有益经验,在中宣部、文化部、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布《关于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的几点意见》中得到肯定。中央三部门联合下发的这份文件要求:“国家文化事业单位和专业团体要更好地为八亿农民服务”,强调“不要认为搞文化都得赔钱。在可能的条件下,不断增强文化事业本身的收入来发展自己。”“要想方设法,加强专业文艺团体的经济核算,逐步做到自负盈亏。”文件肯定了“南方的茶馆,北方的书场”和“一些集体所有制的自负盈亏的文艺组织”开展的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在活跃农村文化生活方面的积极作用。文件下发后,受到各地文化部门和基层文化单位的广泛支持与积极响应。[20]

1980年7月,文化部所属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上书中央书记处,反映文革后恢复电影生产放映体制的问题,要求进行改革;8月,国务院批转文化部、财政部《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管理体制的请示报告》,恢复“文革”前的电影发行放映管理体制,同意增大电影发行收入留成比例,用于发展电影发行放映事业;11月,中宣部召开电影体制改革座谈会,批准出台了对北影、上影、长影、珠影、蛾影、西影等6家故事片厂实行“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独立核算,向国家纳税,自负盈亏”的管理办法,和对影片发行实行包销分成、按拷贝收取发行费的结算办法两大改革方案。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经济领域的体制改革大幕拉开。1985年,中央先后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关于卫生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的通知》,新闻出版署、广播影视部相继组建……我国大文化体制的改革揭开序幕,中文化领域各类文化事业单位的改革,也随之扩大范围。

综上所述,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在原文化部系统艺术表演团体、电影、影剧场和群文系统中发生、启动的局部性体制、机制改革,主要涉及到旧体制下文化艺术单位内部经营管理机制的变化,本质上属于行业自发的、以经济领域体制改革为蓝本的模仿、探索式前置改革,这可以称之为文化体制改革启动阶段的1.0版。它源于新时期社会文化生活需求的急剧增长与旧文化体制下文化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主要内涵是旧文化体制下的基层文化运营单位在后“文革”初期按照政策恢复运转后,面对日益增长的人民群众现实文化需求,对于文化事业单位的原有经营性政策限制所作的局部性内部调整。它们与经济领域改革初期的农村农业领域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类似。

2.文化体制改革2.0版本。时间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和世纪之交。关键词:经营,管理,内部机制改革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这五、六年的文化领域1.0版改革,是在旧的文化体制未能根本触及的背景形势下萌动和局部展开的小改革,它们主要表现为基层文化单位激发活力、重振旗鼓、发挥作用的初步探索。

文化体制改革的2.0版开始展开和实施,是在80年代中期即1985年之后,其内涵、特点主要表现在:转变政府文化行政部门管理方式,扩大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自主权,推进各类文化事业单位内部管理和经营机制的改革,拓展新形势下文化事业改革发展之路。

在国有艺术表演团体改革方面,1985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文化部《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中办、国办在转发《通知》中明确指出:“目前我国艺术表演团体的体制和领导管理工作存在许多弊端,很不适应艺术事业的发展和建设‘两个文明’的需要,必须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改革。”这是党中央、国务院首次明确要求艺术表演团体进行体制改革。《通知》还首次明确:“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充分调动艺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创作和演出好的作品,培养新的优秀人才,努力探索建设具有我国特色的艺术表演团体的新途径、新形式,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中办、国办批转的文化部《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要点如下:艺术表演团体的性质是“以精神产品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独立性较强的社会文化团体”;“合理调整艺术表演团体的布局”;“确定编制,精简人员”;“改革艺术表演团体的领导体制”;“扩大自主权,改革和完善管理制度”;“繁荣艺术创作”;“加速培养艺术人才”;“加强和改善对艺术表演团体的领导管理”,一共八个部分。[21]

1988年9月6日,国务院正式批转了《文化部关于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意见》,即国发〔1988〕62号文件。这个文件中的“通知”批示:“国务院同意《文化部关于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意见》,现转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这意味着,全国艺术表演团体的体制改革方案,已被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国务院下发“通知”的内容,有两点表述值得注意: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一是要“克服长期以来国家对大多数艺术表演团体实行统包统管体制的弊端”,二是“使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更好地履行间接管理艺术表演团体的职能”,对比三年前中办、国办就同一改革批转的文件内容,深化改革的思路更加明确。

国务院批准实施的《文化部关于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意见》,共包括“改革的目的和指导方针”,“改革的总体设想”,“改革的步骤和组织领导”三大部分,这里不详叙。其主要点是:以更大的力度和更具体的设想,推进原本作为国有文化事业单位的艺术表演团体体制,向“独立的社会主义艺术生产的经营实体”转换变革;逐步建立和健全“符合艺术劳动规律的劳动人事制度和劳动报酬制度”;在艺术表演团体的组织运行机制上,“逐步实行‘双轨制’”,即大多数艺术表演团体将实行多种所有制形式,由社会主办。[22]

历史显示,62号文件下发后不到半年,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在后来差不多三年半的调整时期,国内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步伐,明显放缓。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公开发表,党的十四大召开,改革开放重拾信心,再度扬帆。文化部于1993年9月正式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通知》,明确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目标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精神文明建设需要、符合艺术规律的社会主义文化实体;确立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运行机制;实行各类院团多轨并存、保住国家重点,放开社会办团,逐步建立艺术人员合理流动的新陈代谢机制。”前述文件所提的“双轨制”,由于受到诸多质疑,没有再提。备受瞩目的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再度起航。1994、1995、1996年三年里,在中宣部、文化部陆续发布的一系列补充文件的支持下,文化系统各级直属院团的体制改革,以何患、平稳的方式,继续推向前进。[23]

文化系统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结束,各级各类国有艺术表演团体在改革中曲折前行。在体制机制上,由国家统包统管模式为主、杂以小承包的模式,逐步向调整布局结构、经营管理责任制、与社会联合办团、业绩年度考核和全员考评聘任等内、外部管理经营的新机制的转变。与此同时,国务院批准相关主管部门关于鼓励民间演艺业发展,降低民间职业剧团政策准入门槛的局部试点探索。

在非经营性文化服务机构改革方面,改革向着公益文化服务方向加大改革力度,不断取得进展。1987年,文化部、财政部、国家工商局联合颁布了《文化事业单位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允许有条件的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公益文化单位适度开展“以文补文”“多业助文”的管理经营活动,增强活力,弥补经费不足。

1989年1月,财政部发布《关于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若干规定》,鼓励国有事业单位进行分类改革探索,允许文化事业单位利用其国有文化资源条件,在确保主业的前提下,开展一定范围的有偿文化服务,其收入可用于补充国拨经费不足增强服务能力方面,以调动大多数被经费短缺束缚住手足的文化事业单位的积极性,激发文化事业单位的工作与服务活力,缓解国家财政经费紧张供给不足的矛盾。

1991年6月,国务院批转了文化部《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报告的通知》,首次将国家“八五”计划中提出的“促进文化事业发展的经济政策”的提法,明确表述为“文化经济政策”。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紧接着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而深刻的进展,国民经济的发展开始进入高速轨道。199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事业单位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全民所有制各类事业单位的改革,要将“政事分开”放到首位,并逐步按照独立法人的定位,参与市场运行,我国国有事业单位的改革进入实质性阶段。

综上所述,文化体制改革2.0版,即80年代中后期至20世纪末的文化系统第二阶段的改革,其重心在微观领域各类文化事业单位,主要特点是继续推进与探索文化单位的内部管理和运行机制的改革,在系统内部先后进行了布局结构调整、以文补文、全员聘任、演出场次补贴等管理运营机制的改革探索,它们对激活、释放文化艺术生产力、激发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反思文化体制的2.0版改革,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领域的改革,虽然由于得到中央的支持得以延续推进,但本质上是处于一种被动“跟进”、内部管理运行机制优化的状态,而且因文化领域行业、类别、机构功能特点的不同,其改革势头与内涵探索,发展也很不平衡。这一阶段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定位,实质上主要是出于文化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服从、服务于国家改革发展大局、减轻财政支出压力的综合考虑。

3.文化体制改革3.0版本。关键词:转企改制,分类留置,全面改革

新世纪以来,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先后召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全面实施,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同时顺利进入了“十三五”规划大力推进的时期。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文化领域改革发展的宏观格局与微观实践基本实现体制性、战略性转变目标述求的重要时期。

进入新世纪,对向来铁板一块的事业单位进行性质与功能研制、进行“事业”“产业”的市场定位和属性划分,已经成为影响改革向纵深发展的瓶颈。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规划的建议》令人瞩目地提出,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这一重要概念从传统文化发展观半脱颖而出,在党中央关于“十五”规划政策建议中首次得到肯定,从传统文化发展观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化建设改革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2002年11月8日,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并辟出单章专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重大课题,国家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的“双轮驱动战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道路正式确立。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概念,制定并实施了国家“十一五”“十二五”时期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向着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目标持续发力,中国经济总规模大步迈上世界第二的新台阶。在这个总格局、大背景下,党的十七大下决心结束文化领域过去20多年来探索式局部改革的滞后局面,引领文化领域解放思想,破旧窠、开新路,制定了全面推进文化领域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掀起文化建设新高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持续推进并完成了我国文化体制、机制全面改革的预期目标,取得了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同步创新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文化市场和文化交流开创新局面的巨大成就。

2003年6月,中央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召开,明确提出了不同文化事业单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性质定位和深化改革的路径与目标,方法是先行试点,全面突破,逐步推广。主要包括:公益性文化单位的改革,以增加投入、转化机制、增强活力和改善服务为重点,深化内部改革,面向群众,面向市场,利用市场机制增强自身活力;经营性文化单位的改革,以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为重点,发展壮大文化产业。以此为目标,全面改革文化体制,建立既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又合乎精神生产规律,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中国特色文化管理体制。

从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展开,到2008年文化试点单位和试点地区的改革有益经验与模式在文化领域各类事业单位的全面推广,全领域、全方位的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按照中央确定的“时间表、路线图”全面铺开、推进、实施和督察,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十六大、十七大确定的文化体制全面改革的总体目标和要求,在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基本完成,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前,按照既定规划,完成了预定任务,合乎逻辑地结束了一个阶段性改革目标,取得了全面完成阶段性体制改革任务的重大成就。

这一阶段文化改革,可以称之为文化体制改革的3.0版。值得欣慰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对文化领域、文化体制长期囿于前苏联以及自身的传统僵化意识形态壁垒的障碍而认识模糊的误区与盲区,终于在新世纪开始逐步清晰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天地和广阔前景,也由此大大廓清,这也为十八大提出、十九大确立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的实现,为“两个一百年”辉煌时刻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文化体制改革4.0版本。时间段:十八大后改革时期,关键词:继续深化、攻坚克难、文化强国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伟大实践必将给文化创新创造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24]

2014年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文化体制改革4.0版),这是中央深改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第一个专项小组改革方案,其意义绝非一般。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就此进入4.0版的新阶段。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出台于十八大之后,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顶层设计与部署在文化领域的展开,也是文化体制改革的最新版。

最新版的核心要点,可以概括为“两大主题、两个层次、两个体系、一个目标”,即:新阶段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须“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两大主题,通过“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加快完善”文化生产经营机制两个层次的改革举措,重点“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现代文化市场两大体系,以实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目标[25]

最新版充分体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呈现出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的两大鲜明特点:首先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引领,做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同时,突出谋篇布局,搭建“四梁八柱”,做实做细,固本强基。

最新版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文化体制改革正在进入深水区,还需继续“深化”,攻坚克难;新一轮改革必须去啃文化领域“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这两大悬而未决的硬骨头,重点解决好“建立、健全”两大新体系的深层次课题。

最新版与过去的政策文件不同之处,是直截了当被称为“实施方案”,突出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工作的要求更加全面化、具体化、项目化、责任化。

四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遵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要求,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成功关键。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国在解放和发展物质生产力,取得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巨大进步的同时,客观上也对改革旧文化体制,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促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健康繁荣与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人财物力支撑与市场拓展的必要条件,为中国文化体制效能的健全与提升、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掘、文化创新力的激活与解放、文化艺术的多样化发展、文化人才的科学化培育、文化实力规模的增长与优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遇和条件。这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尚无先例可循,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也为止仅见。

(一)改革路上持续发力成果丰硕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和中央《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指引下,文化领域的体制改革很快摆脱一度短暂徘徊迷茫的局面,改革开始全面深化,不断推进,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新进展:

首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主持召开和出席重点领域全国文化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及时指明了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2014年10月15日,在1942年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主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72年后,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文化领域的改革发展现实把脉,高屋建瓴,拨云见日,语重心长,鼓劲扬帆。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引方向,拓展视野,开新中国新闻发展史之先河。

2016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紧密结合文化工作实际,亲切贴心,实事求是,全国文艺界反响热烈,深受鼓舞。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文化领域这些重要会议的系列重要讲话,有力地鼓舞了文化界深化改革的信心,指明了新阶段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发展道路,对于我国文化领域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全面改革和创新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其次,引领改革发展方向,狠抓薄弱环节,建立健全文化法规与政策支撑体系,取得了系列新成果。

十八大以来五年,文化管理体制与文化生产服务机制改革继续推进,国家层面的文化体制改革持续取得新进展。中央和省级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部门实现机构整合,重要传媒企业开展特殊管理股制度试点,增设了国家网络信息管理办公室;文化行政部门依法减少、废止和规范了行政审批事项,建立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部际协调机制,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等公益文化事业单位推进法人治理和组建理事会试点,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试点取得实质性推进成果;中央级宣传文化管理部门完成最新一轮整合,管理职能划分更加清晰,行政效能不断提高;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国宣传文化领域管理法规建设在弥补短板、攻坚克难,在文化法规体系建设方面成绩突出,一批具有文化法制“四梁八柱”性质的重要文化法规政策接踵出台,为文化改革发展发挥了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

文化法规建设方面取得的重要突破与进展成果,如表1-1所示。

表1-1 2013年以来我国政府发布的重要文化法规

表1-1 2013年以来我国政府发布的重要文化法规-续表1

(二)文化领域的改革与发展只有进行时,没有结束日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宏大历史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改革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改革必须与时俱进,经济领域如此,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领域亦如此。

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形态的变革,包括意识形态及其凝结而成的体制、机制的发展变革,往往滞后于经济基础的变化,同时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一本质规律与特征,使得文化领域从思想观念到体制机制的变革,总是表现得相对迟滞,而且即使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上层建筑的变革,也不可能迅即同步,企望它们在逻辑上、实践中实现同步变革,极其艰难甚至不切实际;又由于现有社会文化资源的总存量,本身就是既往文化建设实践的正经验、负教训的长期累积,而文化领域改革的阶段性任务作为短期目标,又往往集中于既往历史实践所累积的负面因素及其问题体现的探索性解决过程,因此,在文化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出现拖延、推诿、抵制甚至反复的意见或阻力,毫不奇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先进文明生态的发展过程与成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机制自主建设、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只能与国家改革发展的大格局、大背景相辅相成、相伴而行、共同发展,不会,也不能停滞不前甚至自动终止。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现在,文艺工作的对象、方式、手段、机制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文艺创作生产的格局、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发生了很大变化,文艺产品传播方式和群众接受欣赏习惯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传统文艺创作生产和传播,我们有一套相对成熟的体制机制和管理措施,而对新的文艺形态,我们还缺乏有效的管理方式方法。这方面,我们必须跟上节拍,下功夫研究解决。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健全体制,形成不断出精品、出人才的生动局面。”[26]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不仅实事求是地深刻指出了文艺工作的两大“变化”,是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包括供给侧改革的宏观思路在文化供给和文化消费这一重要领域的具体展开,揭示并指明了今后一个时期深化文化体制的重点和难点;而且讲话对于文化领域过去和现在的体制机制、管理措施的肯定与不足的精要分析,既客观又辩证。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表明,新世纪以来的阶段性文化体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从事物发展的规律来说,文化领域的改革与发展,只有进行时,没有结束日。

(三)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应该把握的几个要点

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认真总结新时期以来文化领域改革实践的成败得失,对新时期以来,尤其是上一轮改革中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进行实事求是的回顾总结和反思,重塑和强化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心和意志,既拾遗补阙,又除旧布新、完善升华,才能确保我国文化建设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健康发展。

必须以人民为中心,以社会效益居首、双效统一为准则,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作为“中心环节”。这是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也是下一阶段推进文化体制改革4.0升级版的总方向和总原则。

必须进一步突出和强化文化创新意识,走出模仿、照搬的旧思维惰性,对历史与现实,西方和东方的不同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模式,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全面剖析和全面创新,要在推进解决改革发展难题,在至今仍然存在不少误区和盲点的领域,拿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科学解决方案。

准确把握现实文化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重点、难点,分析其过往今来的经验教训,勇于探索、勇于实践,敢于啃硬骨头,敢于进行制度创新,为整体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制度体系,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容与形式和谐体系而不懈努力奋斗!

(四)实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4.0版,既要实事求是,也要图进谋远

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文自然条件差别很大的国家推进的文化变革,现实发展不平衡,理论与实践存在差异,这是客观事实与现实。3.0版改革,取得了构建双轮驱动、协调发展的新体制机制的重大突破,但并未做到全面验证、全面巩固,仍需要不断完善,需要持续健全;对有些方面、有的领域还存在的改革目标“夹生饭”,既要敢于正视,也要敢于攻坚克难。实事求是地正视当前文化领域改革发展的复杂现实,准确把握文化体制改革的难点,从既往成绩中发现不足,在实践中及时努力地解除新生事物成长发展的现实困境,是实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4.0升级版的必然要求。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于下阶段文化体制改革,指向要求明确,目标路径清楚,不仅关涉文化体制改革理论与政策的继续完善,而且点明改革实践现实之不足和短板,不仅文化管理体制、文化生产经营机制要“加快完善”,而且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要“建立健全”,这些需要“加快完善”和“建立健全”的目标任务,其实都是“硬骨头”,必须一个个攻坚克难。因此,实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4.0版,既要实事求是,也要图进谋远,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脚踏实地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将文化改革发展的势头和发展的趋势保持下去。

(五)实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4.0版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按照三中全会决定的总体设计要求,将2014至2020年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新阶段予以部署,并分别按2015年、2017年、2020年三个时段节点,作出全面缜密的安排。

中央文改办负责人指出,《实施方案》“着力抓好五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一是着眼激发文化创造活力,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推动政府部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由单一行政管理向依靠法律、科技、经济等综合管理转变,推动国有文化企业形成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体现文化特点的资产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推动文化事业单位形成责任明确、行为规范、富有效率、服务优良的运行机制。二是着眼保障和改善文化民生,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三是着眼提高文化产业发展效益,构建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就是要进一步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四是着眼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提高文化开放水平。五是着眼引导和支持文化改革发展,加强文化政策法规建设。”《实施方案》总计开列出25项、104条重要改革举措及工作项目,从而确保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和部署真正落实处、见实效。[27]

综合观之,下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最关键的是如何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进一步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解决好与之密切相关的理论建构、政策完善、法制与法治保障等实践课题。

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必须解决宏观管理顶层设计不足、管理框架不精、行政机构重叠、宏观权力交叉、职责分工不清、工作效率低下等历史积累、回避不了的现实难题,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框架中,建立健全科学高效精干的国家文化管理体制。

加快完善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必须紧密结合新时期以来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经验教训,全面审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把握对立统一规律,搞清楚建立现代文化市场的目标与建立健全国家统一文化市场管理体制的理论逻辑和现实框架的辩证关系,解决好现实存在的文化市场结构主体界限不清、双重属性认识模糊、政策界定与稳定性不强、管理执行实践中利益分割等实践课题,尤其是解决好涉及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三大领域的生产、经营、消费三大主体在体制、形式、机制与功能、效益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经营性文化单位与一般事业单位的联系和区别等等重要实践性课题。

总之,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总体要求和部署,按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要求,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理论与制度顶层设计,完善其实践更新过程,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大背景下我国文化建设领域“双效”统一、健康繁荣与可持续发展的伟大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