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意大利战争（1494～1559）是欧洲中世纪末期与近代早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是意大利历史的分水岭，在欧洲政治史、外交史和军事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对于近代欧洲国际关系模式的形成发挥了建构性作用。意大利战争史的研究具有广泛的学术意义，对于探讨欧洲近代主权国家的起源、欧洲近代国家关系格局，以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前的欧洲国际社会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为欧洲国际关系研究突破威斯特伐利亚情结的束缚提供了一把历史的钥匙。近年来有学者不断质疑《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历史地位和国际法价值，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固然重要，但是主权国家体系的建构是一个持续漫长的历史过程，1648年之前的历史发展也是我们研究欧洲国际关系史的应有组成部分，应当注意旧时代与新时代之间的连续性，因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延续性远比断裂性来得多，意大利战争研究正是这种认识的产物。

在通常的历史分期中，意大利战争时期属于中世纪末期与近代早期，是欧洲历史上一个充满矛盾的转折时期，也是欧洲近代国家体系的形成时期。种种迹象表明，这一时期依然留有中世纪的印记，中世纪的思想方法、形态及习尚还在延续着，宗教信诚依然高涨，贵族林立的“封建无政府状态”依旧存在，教权与王权的矛盾继续深化，整个政治的主旋律还是以家族政治为主，婚姻、世袭、出生和死亡往往决定着政治和外交的走向，地方主义阻碍着国家主义观念的发展与成熟。但是这一时期的欧洲还是开始出现了一些被视为近代特征的新的因素：中世纪基督教国际主义精神正在解体为分立的王权，基督教世界的宗教共同体正在转变为众多强调领土性的王朝国家，人们赖以生存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悄悄地发生着决定性的变化，商业再度繁荣，经济生活领域的范围在不断扩大，西欧逐渐壮大的王权开始遏制封建大贵族的独立性，贵族的身份与角色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强大的王朝出现在欧洲国际政治舞台的西部，教皇和帝国的权威已是今非昔比，宗教信诚与教会组织之间的分歧日渐加深，宗教意识逐渐被新的国家意识所取代。

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没有出现相对的中央集权倾向，意大利半岛在帝国和教皇的严重对立中出现了不可挽救的分裂，政治上呈现出四分五裂的局面，至15世纪演变为以五个强大的政治实体为主构成的微妙的权力均势：那不勒斯王国、教皇国及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三个北部城市国家，他们之间角逐抗衡，以1454年《洛迪和约》构筑的“意大利平衡”为标志，形成了一个合纵连横的复杂的军事外交网络和“微型的国际体系”，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政治背景。1494年查理八世借口对那不勒斯的所谓世袭领土要求，应米兰公国的邀请率领一支强大的法国军队跨越阿尔卑斯山侵入亚平宁半岛，意大利的均势宣告破产，此后几十年，意大利成为法国瓦洛亚王室和哈布斯堡王室（权势遍及西班牙、德意志、低地国家等地）对峙的战场和欧洲战争的中心。

意大利战争将文艺复兴以来的外交权术、外交思想和外交的制度化及维持“政治均势”的原则推广到阿尔卑斯山以北，从而开始将欧洲各国纳入一个多边国际政治结构之中，一种漠视传统道义约束和教会斡旋的近代潮流，即外交建立在力量均势基础之上的理念开始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而常驻使节制度的拓展使国家间的相互交往逐渐常态化、正规化，为形成一个稳定的国际交往体系奠定了基础。

意大利战争标志着欧洲军事史上战争艺术在本质上的转变，经过改进的火器（火枪和轮式炮架青铜火炮）首次在意大利战场上得到广泛使用，骑兵控制战场的格局受到打击，步兵在战场上逐渐取得主导地位，意大利式军事防御工事的构筑改变了战争的进程，战争形态从在空旷平原上进行的战役转向了对重要城市的包围作战，军队的规模、费用以及组织渐趋膨胀，战争的代价急剧增大。雇佣军虽然依旧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军事作用，但常备军的建设也成为国防发展的方向。军事技术的变革扩大了战争的规模与破坏性，结束了过去那种在城市国家之间小规模战争的状态，王朝之间的战争更具规模、更具破坏性。

意大利战争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它带来了欧洲外交与军事领域制度性与技术性的重大变革，而且在于它开启了近代欧洲国际争衡的序幕。随着意大利战争的持续、蔓延和展开，随着同时不断发展的新教运动、英格兰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以及奥斯曼帝国对基督教世界的重大威胁，意大利战争变得日益复杂化和国际化，新的政治秩序、政治形态以及国际关系模式开始逐渐形成。大国政治已初露端倪。哈布斯堡王室与瓦洛亚王室争夺意大利，进而主导欧洲的各种努力，使欧洲其他主要国家相继卷入这场欧洲范围的争夺，甚至开启了欧洲国际政治与奥斯曼土耳其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这些主要国家成为欧洲外交舞台的主角，决定了意大利战争进程及其后的欧洲政治平衡，产生了现代欧洲的政治框架，意大利战争成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大战。

本研究是以意大利战争如何最终导致《卡托—康布雷奇和约》及其对近代欧洲国际关系产生的重要意义作为核心内容，重视意大利战争（强调《卡托—康布雷奇和约》的重要性）作为近代欧洲国际关系重要节点的历史价值和历史地位，从一个更为广阔的纵向角度来认识和评价意大利战争，将欧洲国际关系研究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往前追溯至意大利战争与《卡托—康布雷奇和约》构筑的欧洲秩序，从而有助于更好地认识17世纪之前的欧洲国际关系，弥补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核心的欧洲国际关系研究的不足与缺憾，从而更好地理解欧洲近代主权国家体系的形成过程。

一 学术史：意大利战争研究动态综述

（一）国外研究动态综述

意大利战争的影响促使16世纪初的西方历史著述进入了一个新旧交替、“群星闪烁”的时代，涌现出众多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这场几乎影响整个西欧的持久战争促成了欧洲政治意识形态的嬗变，意大利战争所产生的影响和那个时代的“新政治”见解在其中均有体现，被称为“1494年一代人”的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可以说是意大利战争研究的先驱。

意大利战争研究属于欧洲文艺复兴史研究的范畴。就史观和方法而言，欧洲文艺复兴史研究的发展深刻影响着意大利战争研究。1860年，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发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拉开了近代文艺复兴史研究的序幕，拓宽了欧洲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围，赋予欧洲政治、军事和外交史更多的文化意涵。书中用相当篇幅去勾勒15、16世纪连绵不断的欧洲战争（其中包括意大利战争[1]）。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丁顿·西蒙兹（John Addington Symonds）的《意大利文艺复兴》（Renaissance in Italy）几乎与布克哈特的著作同时发表，两部著作的观点接近。布克哈特的研究方法和传统影响巨大。其间文艺复兴史研究经历了对若干学术问题的讨论过程，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通过学者的不懈努力，不断向纵深发展，并相继出现了外交史研究、军事史研究、马基雅维里利研究等重点研究领域。关于文艺复兴时期政治史、外交史和军事史的研究成果曾集中出现于19世纪下半叶与20世纪上半叶，这种情况与当时历史学研究热衷于反思欧洲政治、外交和军事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这一阶段的专题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关于意大利战争的评述则多散见于通史类和专门史类著作中，整体性的研究略显不足，而且关于意大利战争史实的梳理和史料的钩稽还需要做大量基础性工作。

20世纪中后期以来，历史学进入了一个迅速转变和反思的时期，文艺复兴史研究呈现出整体研究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的特点。随着史料来源的拓宽、档案文献典籍的再发现、新的史学方法的引入、专门研究机构和主题刊物的涌现，史学研究更注重对历史各方面、各层次的有机联系的综合研究，从而使研究的内容扩展到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新问题、新研究领域不断呈现和延伸，研究成果极为丰富，涌现出了以英国史学家约翰·里格比·黑尔（John Rigby Hale）为代表的新史家。黑尔的许多学术成果围绕文艺复兴时期的战争、外交、武器、城堡等问题展开。黑尔的《马基雅维利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Machiavelli and Renaissance Italy）、《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战争与社会（1450～1620）》（War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Europe，1450-1620）、《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1480～1520）》（Renaissance Europe，1480-1520）等著作享誉学界。14～16世纪是近代欧洲国际关系的萌动时期，当时通过战争与外交事务建立的一些国际关系准则影响至今。黑尔还为《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撰写了第一卷第9章“西方的国际关系：外交与战争”（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West：Diplomacy and War）、第二卷第16章“陆军、海军与战争艺术”（Armies，Navies and the Art of War）两部分内容。有些学术问题如意大利战争的历史背景与进程、马基雅维里等人的军事外交思想等有待学人的进一步探索。总之，黑尔为文艺复兴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英国学者丹尼斯·哈伊（Denys Hay）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The Italian Renaissance in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运用丰富的史料，从政治、经济、历史、科学以及地理环境等综合角度出发，为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提供了一幅完整的图景，立论新颖、见解独到。意大利学者欧金尼奥·加林（Eugenio Garin）主编、多位历史学家撰写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L’uomo del Rinascimento）以“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雇佣兵队长”“枢机主教”“廷臣”等社会群体为研究对象，涉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各种历史现象，深入考察不同类型人物所处时代的制度、结构和环境，从而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精神与价值取向及其对欧洲历史的深远影响。前辈学者的成果为意大利战争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不过西方史学界关于意大利战争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这不仅体现了西方史学研究传统的特点，也表明了意大利战争涉及问题之广泛与庞杂。

近年来，较为全面记述意大利战争和分析意大利战争影响的代表性著作有如下几种。一是2003年出版的由让-路易·富尔内尔（Jean-Louis Fournel）和让-克洛德·赞卡里尼（Jean-Claude Zancarini）合著的《意大利战争——争夺欧洲之战（1494～1559）》（Les guerres d’Italie：Des batailles pour l’Europe，1494-1559）（法文版）；二是2009年出版的由马尔科·佩莱格里尼（Marco Pellegrini）撰写的《意大利战争（1494～1530）》（Le guerre d’Italia，1494-1530）（意大利文版），这两本著作属于一般性普通读物，内容精简，但各具特色，不失学术性，且书后收录的书目对研究意大利战争颇有助益。此外，2012年著名学者迈克尔·马利特（Michael Mallett，2008年过世）和克里斯蒂娜·肖（Christine Shaw）合著的《意大利战争（1494～1559）——近代早期欧洲战争、国家与社会》（The Italian Wars，1494-1559：War，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得以出版。这部富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著作填补了西方学术界意大利战争研究的空白，两位权威文艺复兴史学家的研究著述全景式地呈现了意大利战争。该书这样评价意大利战争：“意大利战争是意大利历史、欧洲历史和战争史的分水岭。”[2]意大利战争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产生了重大影响，两位学者把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置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研究背景之下，通过对史料的钩稽，探索意大利战争发展过程、特点以及各种影响，以蠡测意大利战争中战争、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轨迹，其中强调和分析了意大利战争中军事技术和军事组织等方面的重要发展，审视了意大利战争对意大利社会各方面的重大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这部著作对于研究意大利战争和文艺复兴史具有很高的价值。

1.“1494年一代人”（Generation of 1494）：意大利战争研究之缘起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3]（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弗朗西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483-1540）、马里诺·萨努多（Marino Sanuto the Younger，1466-1536）、菲利普·德·科米纳（Philippe de Commines，1447-1511）、克洛德·德·塞瑟尔（Claude de Seyssel，c.1450-1520）等人都生活在1494年法国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的时代，他们的著作都是在意大利战争这样一个历史大背景之下完成的，历史著作的写作中呈现出古典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倾向，[4]以历史解读政治开创了一个史学研究的新范式，这些人被称为“1494年一代人”，[5]这种历史现象与意大利战争有密切联系，值得深思和研究。意大利战争的影响在他们的著作和观念中俯拾即是，而他们的著作也为意大利战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信息和充满时代色彩的历史见解。

1494年法国入侵意大利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这个观点是由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两位历史学家首次提出来的。米兰公国史官贝尔纳迪诺·科里奥（Bernardino Corio，1459-c.1519）在其著作《米兰史》（History of Milan）中指出，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点燃了一场无法熄灭的大火，这场大火不仅摧毁了斯福查家族，而且摧毁了整个意大利”。另一位历史学家乔瓦尼·鲁切拉伊（Giovanni Rucellai，1475-1525）则在其著作《法国入侵史》（History of the French Invasion）中把查理八世的入侵视为“这个时代最为重大的事件，它将对整个人类产生影响”[6]。到16世纪初，对于1494年法国入侵意大利的历史评价逐渐形成了一种普遍观点：这次事件对于意大利和整个欧洲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是一次历史的转折点，因为它结束了一个稳定与和平的时代，开启了一个战争与剧变的时代。[7]当代意大利著名作家兼记者路易吉·巴尔齐尼（Luigi Barzini）把1494年查理八世远征与19世纪英国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Opium Wars，1839-1842、1856-1860）相提并论，“它引起了不可预料的连锁反应，并且为长期的外国干涉、流血冲突、内战和起义开辟了道路。英国人（和查理八世时代的法国人一样）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伟大民族的无能，外国人可以毫无危险地在那里掳掠大批战利品；让全世界看到了这些创造出高度文明的个体消极无为的软弱性；他们不能紧密团结成一个有内聚力的集体，发挥集体的作用；他们甘心听任粗暴的、残忍的、铁石心肠的侵略者的摆布。”[8]

1494年法国入侵意大利之所以是意大利历史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次历史事件，不仅在于它打破了意大利历史发展的正常轨迹，而且在于这次事件的冲击对意大利历史写作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其精神与气质随之而改变了，治史方式和史学观念也在发生着转变，可以说“政治现实主义和道德上的悲观怀疑是1494年入侵及其灾难性后果产生的大量历史文献的副产品”[9]。意大利的整体命运第一次超越了对城市历史的关注而成为历史写作的焦点，历史写作的范围必须突破城市历史的区域界限，必须置意大利于欧洲的宏观历史背景下，考察更加广阔而复杂的欧洲政治事务，才能廓清意大利半岛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各种政治、外交、军事斗争的因果关系。意大利史和欧洲史的编撰渗透着“大历史”的思路，对1494年前后历史的反思与困惑是意大利乃至欧洲历史著述的整体特点。著名学者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在其《政治观念史稿（卷四）·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中形容法国入侵意大利事件为“1494年的创伤（The Trauma of 1494）”[10]。经历“创伤”的“1494年一代人”逐渐认识到旧秩序的日渐瓦解和权力政治的新现实。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The Prince）、《佛罗伦萨史》（The History of Florence）和四卷本的《马基雅维里历史、政治和外交论集》[11]（The Historical，Political，and Diplomatic Writings of Niccolò Machiavelli）、圭恰迪尼的《意大利史》[12]（Storia d’Italia）和《格言与反思》[13]（Maxims and Reflections）、萨努多的《日记》（Diarii）、科米纳的《回忆录》[14]（The Memoirs of Philip de Comines）、克洛德·德·塞瑟尔的《法国君主制度》（The Monarchy of France）等，都表现出这样的思想倾向。“我们常说的伟大作品往往是反时代逆流的战斗火花之意。……因为这种‘反逆流斗争’实际上就是前述15世纪的危机促成文化高涨的社会机制在16世纪的新形势下的特殊表现。”[15]

马基雅维里是一个颇具历史和学术争议的人物[16]，他的政治、军事思想和史学观念影响深远，但是他的外交思想却鲜为人知，其实马基雅维里的著作也可被视为重要的外交文献，闪烁着外交思想的光芒。英国著名学者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在其所著《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中，开篇将马基雅维里称为外交使者（The Diplomat），把个人经历、国家处境、时代状况、外交关系、国际政治诸因素贯穿起来，呈现出一个理论政治家与实践政治家错位交叠的立体的马基雅维里形象。[17]马基雅维里的前半生处在佛罗伦萨的黄金时代、文艺复兴的全盛时期，后半生则处在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在意大利角逐的战争时期。意大利战争早期，由于佛罗伦萨在意大利半岛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外交角逐空前激烈，处理复杂的外交关系成为佛罗伦萨政治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务。1498年马基雅维里担任佛罗伦萨共和国“自由与和平十人委员会”（简称“十人委员会”）的秘书，负责管理外交事务，就在那时即意大利战争爆发仅四年后，他开始涉足外交领域，而后受雇于外交使团先后出使罗马教廷、法国和德意志等国。“有时……或者出于节约开支，或者由于事务的特殊性，或是其他原因，当政府不希望派遣真正的大使（ambassadors）时，他们（秘书或国务大臣）就受外交代表团甚至使馆的委托。肩负这些使命而被派遣的国务委员，不是被称为大使或是演说家，而是被称为公使（envoys）。他们不是被派去参加和平条约或同盟协议的谈判工作，而只是观察和报告，或是就急迫但并非最重要的事务进行谈判，或是为正式选出大使做准备工作，或是为了陪伴、协助、监督大使或为大使出谋划策。”[18]虽然马基雅维里在外交事务中常以配角的身份出现，但诚如黑尔所言，与大使相比，只有公使才能“最清楚地看见国际关系中的阴暗面”[19]。多年的政治生活、外交经历和军事活动为他以后的学术创作拓展了广阔的思路，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例证。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的外交、军事阅历，他在外交实践和军事活动中感悟到了利益、人性、实力、环境等多种因素对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出使法国对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的形成及其对意大利政治处境的分析产生了极大影响。他仔细观察法国的风土人情，分析法国政治治理的过程，在认识法国的过程中领悟到了许多政治道理，从而对于正处在战争时期的意大利的政治形势以及当时的欧洲国际现状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以意大利为中心的国际政治斗争变幻莫测，每隔一段时期（短至几个月）就会有新的联盟出现，处理复杂、紧急、棘手的事物也成为马基雅维里外交生涯的经常性内容，例如1501年8月，马基雅维里受命出使锡耶纳，暗地调查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博尔贾的政治军事行动。1502年6月，他再次衔命出使切萨雷·博尔贾的驻地，目的是查明切萨雷·博尔贾是否在酝酿密谋反对佛罗伦萨，这次拜访对马基雅维里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极其重要。[20]

显而易见，马基雅维里担任外交使节和其他公职期间，撰写外交报告和政府公函，和同事探讨公务，书信往来，在潜移默化之中锤炼了他的文笔，拓展了他的思考维度，这对其日后的著述风格必然有影响。离开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谈论马基雅维里的创作与思想是不可能的。马基雅维里把自己对意大利乃至欧洲的政治观察写进了《君主论》等著作，《君主论》的写作风格简洁紧凑，不时穿插一些名言警句。马基雅维里没有使用轻快的节奏和华丽的词语来修饰他的文章，整部著作充满了大胆的陈述和令人惊讶的论断，气势凌人。他在《君主论》里对当时的法国、西班牙、罗马教廷等几种政治势力给予了充分关注，同时就上述力量在意大利造成的政治影响做出了详细分析，例如切萨雷·博尔贾如何利用法国和其他雇佣军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如何利用法国、西班牙、威尼斯等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来实施收复罗马涅以及驱逐法国的政治抱负。马基雅维里还潜心研究当时大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认为法国在意大利的失势，就是因为没有及时充分调整与西班牙和教廷之间的关系。

马基雅维里的另一部著作《佛罗伦萨史》既是一部反映意大利战争之前的意大利历史——尤其是佛罗伦萨历史的编年体史学著作，也不失为一份国际情势分析的外交观察报告，它同样也是研究意大利战争历史渊源的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意大利战争之前，城市国家的历史著述始终是意大利历史编纂学的主流，史学视野都限于城市国家的内政外交。意大利战争让意大利成为欧洲列强的角逐场，不断冲击着所谓的意大利微型国际体系，外交关系和外交事务日显重要，历史事件间的因果关系已经突破了城市国家和区域界限，各种势力的交织形成了意大利乃至欧洲的复杂的国际关系网络。马基雅维里笔下的佛罗伦萨和意大利的历史，斗争不断、动荡不止，他从意大利和欧洲国际关系史的角度分析了党派之争、家族之争、城邦之争以及王国之争。意大利战争的爆发可以说是意大利乃至欧洲历史长期发展和积累的结果，外交分析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对历史发展趋势做出综合判断，外交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生存，因此需对影响自己国家生存的相关国际形势进行综合判断。《佛罗伦萨史》第八卷的第五章至第八章详细叙述了罗马教会、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等政治势力之间的复杂外交关系。从中可以看出马基雅维里的大外交视野，分析中特别关注了法国、德意志、西班牙等意大利半岛以外的干涉势力。例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教皇为了获取各自的利益，利用意大利各城市国家间的矛盾，在意大利内部形成两个对立的派别，使意大利的政治斗争很早就具备了国际斗争的特点。在判断意大利半岛事务时时刻不能忘记外部势力如法国等国的动机和所作所为，由于意大利特殊的政治背景，外部干涉成为意大利历史的一个重要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的政治力量必须对外部势力有一个实际的考虑，因此法国与意大利各城市国家之间的关系发展为以后意大利战争的爆发奠定了历史基础。《佛罗伦萨史》第六卷第六章还记载了1454年《洛迪和约》的形成过程以及对意大利政治的影响，马基雅维里试图借此表明，外交关系中往往是多重利益纠葛在一起，外交事态的演变取决于各国对自己利益的考量，呈现的是外交关系中的利益驱动和相互利用的复杂关系。

马基雅维里著作中充满了那个时代的重大政治问题和他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和看法，如意大利的整体意识、教皇的历史和现实作用、教皇与皇帝的攻讦、党派之争、教俗矛盾、家族仇恨、雇佣军的积弊等，这些问题在意大利战争研究中都是无法回避的。例如雇佣军的历史教训是马基雅维里多次探讨的中心话题之一。马基雅维里认定雇佣军是意大利一切灾难的原因，“他们的勇武带来的结果，却是使意大利遭受查理（八世）的蹂躏、路易（十二）的掠夺、费迪南德的摧残和瑞士人的凌辱”。[21]他深切地感到雇佣军制度和外国援军的种种弊端，迫切要求用自己的武装力量取而代之。他在《君主论》中引证古今，反复谈论武力和雇佣军问题，通过对法国、瑞士、德意志各国军事制度的优劣以及意大利积弱原因的分析，表明建立本国武力的重要性，批判意大利城市国家那种依靠雇佣军维持稳定的传统做法，注意到法国等国开始由王室募捐和收税组织军事力量。其中，他特别提到了法国查理七世时代军事制度的变化，强调“依靠自己的军队武装自己的必要性”。马基雅维里认为，查理七世之后的法国国王并未继续深化查理七世的军事改革，转而开始招募瑞士士兵，这样的做法一方面成就了瑞士雇佣兵的盛名，降低了法国士兵的士气；另一方面又促使法国军队作战过分依赖瑞士雇佣兵，“这种错误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错误就是这个王国陷入危难的原因”。[22]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认为，马基雅维里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军事事态评判者”，是“一位对战争操作和战争性质的洞察具有恒久价值的著作家”。[23]马基雅维里的《兵法》（The Art of War，又译为《战争艺术》）是其军事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兵法》一书共七卷，作者以对话的形式，假借教皇副将法布里乔·科隆纳（Fabrizio Colonna，c.1460-1520）之口，实则表达的是作者的理念，依次纵论了国家的兵役制度，军队的训练、布阵、开战、行军、宿营、攻城、围困以及部队管理等涉及战争和军队建设各个方面的许多重大问题，意大利战争中的许多战役成为马基雅维里分析的案例。尽管马基雅维里对军人职业化以及对火器和骑兵作用估计不足，但《兵法》一书体现出当时军事变革中的时代精神，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社会进步思想在军事上的映照，对欧洲近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正如德裔美国历史学家菲利克斯·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断言：“马基雅维里在军事思想领域占据着一个独特的地位，因为他的思想建立在认识下述两者之间联系的基础上：一边是军事组织中出现的变化，另一边是社会和政治领域发生的革命性进步。”通过研读，吉尔伯特还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马基雅维里是“最早把握现代国际体系的竞争性质的人之一，是最早断定一国的生存依赖其战争能力的人之一”[24]。

马基雅维里对国家间的征服问题，或者说意大利面临的被征服问题也有敏感的意识，马基雅维里对驻外使节十分看重，甚至认为其是国家征服关系的重要环节。马基雅维里举例说，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在与意大利发生的国家关系中犯了许多错误，其中之一就是忽视了派驻使节问题。

马基雅维里作为外交使节撰写的呈文、报告和书信是后世观察意大利战争期间外交关系发展的第一手资料，研究者将这些文书整理成册，冠名为《驻外公使论集》[25]（Legations），又称《通信集》（Missions），其中《法兰西事务概述》（An Account of the Affairs of France）、《记述瓦伦蒂诺公爵在塞尼加利亚残杀维特洛佐·维特利、奥利韦罗托·达·费尔莫、帕戈罗大人以及格拉维纳公爵奥尔西尼的方式》（Description of the Manner in which Duke Valentino Proceeded to Kill Vitellozzo Vitelli，Oliverotto da Fermo，and the Signor Pagolo and the Duke Gravina Orsini）、《关于日耳曼国家状况的报告》（Report on the Affairs of Germany）、《关于日耳曼国家状况的第二份报告》（Second Report on the Affairs of Germany）和《给拉法埃洛·吉罗拉米大使出使帝国的建议》（Confidential Instructions To Raffaello Girolami，On His Departure，23 October，1522，As Ambassador to the Emperor Charles V，in Spain）[26]等体现了鲜明的马基雅维里式的外交理念。这些文书均有理论概括和实务分析的特征，体现出长期经历政治生活和外交事务的马基雅维里对那个时代佛罗伦萨和欧洲政治事件的熟知。文书向世人展现了马基雅维里关于外交事务和外交形势的判断力，以及处理外交事务的思路和手段。例如，马基雅维里相信外交必须是延续性而不是偶发性的活动，只有这样，外交才能成为君主可资利用的力量。君主应当至少在有利益涉及的相关宫廷各设一名常驻外交官，而且必须从本国臣民中挑选出最杰出的人才，作为派驻在重要宫廷的大使。马基雅维里还指出仅仅在外国设有代表处是不够的，君主必须给本国大使提供一切手段，使他们与国内保持经常、迅速、安全的交流。在《给拉法埃洛·吉罗拉米大使出使帝国的建议》中，结合外交官如何完成外交使命、如何以合适的内容和语气撰写外交呈报、如何陈述自己对事件及其可能走向的观点等问题，马基雅维里主要关注了常驻大使的问题，强调常驻使节在联系本国政府与常驻国家之间的重要性，认为外交官是治国术中非常重要的角色。[27]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在对“意大利体系”的外交进行描述时，特别强调了马基雅维里的著作，不仅是因为它们所揭示的内容，而且因为它们对外交产生的影响。[28]

外交是近代国际政治实践中的关键因素，在当时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只有具备强大实力的国家才能与其他势力抗衡，并在弱肉强食的国际政治斗争中占据一席之地，这是马基雅维里经过仔细分析后得出的结论。布克哈特对此评论说：“在所有那些认为有可能建设一个国家的人们当中，马基雅维里是一个最无与伦比的伟大人物。他把现存势力看作是有生命的和能动的，对于可能采取的方法，观察得广泛而精确，既不想自欺也不想欺人。……他的政治论断具有客观性，其坦率程度有时令人吃惊，但它是危急存亡之秋的时代标志，在那个时代里，人们是难于相信正义或者别人有正义的行为的。……尽管他与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言行放任，但国家的兴隆繁荣始终是他的期待。”[29]马基雅维里处在意大利战争的时代背景之下，“不仅仅是单纯的现场证人。……（马基雅维里）用他无与伦比的敏锐深刻的洞察力把握了那个时代。”[30]

从国家自身的存在理由和国际关系发展的角度来分析思考当时所有的问题，对国与国抗衡的实力和外交手段的使用给予了充分关注，解读马基雅维里的著作是从事意大利战争研究的重要环节。他的主要著作《君主论》、《李维史论》（Discourses on the First Decade of Titus Livius）、《兵法》等集中体现了有关对外关系的思想，专论对外关系和军事（军事实际是对外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的内容均占有相当大的比例。[31]马基雅维里的著作反映出其思想的基本倾向，意大利战争时期的意大利乃至欧洲的国家关系是马基雅维里的“目的证明手段的正当性”这一原则产生的土壤，也是其真正的归宿。在分析极其丰富的事实素材的基础之上，他提出了政治、政权、国家、法律、管理、军事和外交等各个方面的重大理论问题。尽管马基雅维里的著作包含着许多争论性的观点，引发了不同的理解，但在文本释读的过程中，还是要尽量避免不合时宜地将后人的理解带入著作本身中去。

马基雅维里早期的诗歌作品《十年纪》[32]充满了对那个时代的悲情记忆，作者深刻回忆了1494年法国入侵意大利以来发生的现实政治事件，充分表达了这场战争对包括佛罗伦萨在内的意大利带来的深刻变化和影响，以文学体裁的形式为后世留下了诸多历史信息。作为书信作者的马基雅维里也并非广为人知，透过其私人信件，从中亦可看到一个更具时代感和立体感的马基雅维里。这些书信提供了一套虽不系统、却极其珍贵的关于意大利和欧洲历史中一段战乱时期的第一手叙述。其中，弗朗西斯科·维托里（Francesco Vettori，1474-1539）和弗朗西斯科·圭恰迪尼与马基雅维里之间的书信往复不仅谱写了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而且为后世了解马基雅维里的历史写作、政治思想与史学思想及意大利战争期间的时局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信息。维托里是意大利战争时代的外交家、政治家和史学家。他曾和马基雅维里一起出使德意志，后又担任佛罗伦萨驻教廷的大使，著有被后世赞为“第一部欧洲外交史”的《意大利史摘要》（Summary of the History of Italy）。两人经常就佛罗伦萨国内和国际政治事务展开激烈的讨论，通信中蕴含着对那个时代的批判与思考。

圭恰迪尼与马基雅维里都生活在佛罗伦萨，经历也比较相似，两个人保持着长期稳定的书信往复，他们之间的友谊建立在对彼此才智的惺惺相惜的基础上，深厚笃定，两人经常通信交流对时事的意见。圭恰迪尼在《意大利史》中所展示的历史大视野绝不输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非常佩服圭恰迪尼，他临终前两个月在给维托里的最后通信中深情地写道：“我爱弗朗西斯科·圭恰迪尼先生……”（书信331）[33]威尔·杜兰（Will Durant）在《世界文明史·文艺复兴》中说到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下午，查理五世在博洛尼亚会见了圭恰迪尼，他竟不顾其他将军和朝臣的久等，而与圭恰迪尼长谈许久，他说：“我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造就出一百位贵族，但是，我在二十年之内，也没有办法培植出这样一位历史学家。”[34]詹姆斯·W.汤普逊（James Westfall Thompson）在《历史著作史》（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中也写道：“马基雅维里的伟大继承者和唯一可以与之匹敌的人是弗兰西斯科·圭恰迪尼。”[35]

1512年1月，年轻的圭恰迪尼被佛罗伦萨政府任命为驻西班牙大使，开始了他的政治和外交生涯。两年的西班牙之旅，给圭恰迪尼提供了很好的国际政治入门教育。在一个战争频仍的时代，他有机会观察西班牙的军事技术及其实力，还以旁观者的角度细心观察意大利混乱不堪的斗争状态。若说圭恰迪尼的历史观越过佛罗伦萨的城墙而将全世界囊括其中，也是由此次西班牙之行带来的。[36]如同马基雅维里著作中的切萨雷·博尔贾一样，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在圭恰迪尼的著作中被视为政治欺骗艺术的模本。教皇利奥十世的当选使佛罗伦萨的命运与罗马紧密联结起来，“佛罗伦萨新近依附于罗马的一个重要好处是佛罗伦萨人可以在教皇行政区划中担任职务”[37]。1516年圭恰迪尼开始为教皇服务，在其后的二十年，圭恰迪尼先后服务于三位教皇，以出色的行政才能获得迅速提拔，相继担任摩德纳、雷焦和帕尔玛的执政官，继而成为罗马涅总督，后又出任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的副将、教皇军队的总管，亲身参与了意大利战争期间的多次战役，获得了丰富的政治、外交和军事经验。

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圭恰迪尼最伟大的成就是根据第一手资料编写了《意大利史》。20卷本的《意大利史》叙述了始于1494年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止于1534年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去世和保罗三世继任的近四十年的意大利战争史。该书最突出的特点是将意大利的政治社会变动与当时神圣罗马帝国、法国等国际社会的变动结合起来叙述，因此几乎是一部以意大利为中心的国际关系史。《意大利史》是这部著作通常的名称，然而圭恰迪尼自己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标题。他把著作视为一部“关于意大利事务”的历史，认为意大利由于文化的优越性而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虽然他不认为意大利是一个政治单元，但字里行间对战争中意大利的命运和民众遭受的疾苦表达了揪心的伤痛和深切的关怀，并强烈谴责发起战争的各国君主（包括罗马教皇）。将外国入侵者逐出意大利是他一生的迫切愿望。因此，《意大利史》叙述的不是一个作为政治单元的意大利的历史。他认为，存在于意大利的不同力量不适合作为单独的历史题材，因为每个国家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国家相联结，同样的，所有发生在意大利的事件也要同欧洲其他地区所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38]他在记录1512年一次军事冲突时曾这样说：“如果我提及1512年发生在法国的事情，这或许看起来超出了我不涉及意大利之外事务的想法，但是因为发生在法国的事情业已影响到我们，因为某人的成败与其他人的成败和决定息息相关，所以我不能忽略法国的事务而保持沉默。”[39]这部著作的视野超越了意大利城市国家历史的地域局限，把意大利历史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行论述，并扩大到与意大利有关的整个欧洲，这是“第一部有系统地介绍整个欧洲政治事务的书”[40]。

圭恰迪尼非常重视历史档案文献资料的搜集和运用。《意大利史》这部著作为我们研究意大利战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历史资料，可以说是一部颇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库，对后世的历史著述和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圭恰迪尼对欧洲各国的政策和外交动向的分析有其独到之处，对于教皇和君主以及重大事件的历史描述有其深邃的观察。圭恰迪尼以历史学家特有的细腻和视野，以详尽的笔法分析了法国入侵背后复杂的外交准备、种种欺骗行为和手段，分析了西班牙、意大利各个城市国家的反应，分析了查理八世、阿拉贡的费迪南德、洛多维科·斯福查、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等主要人物的性格，还分析了权势人物之间复杂而残酷的权力斗争。这些分析以批判的方式呈现，表现出圭恰迪尼敏锐的心理洞察，从而使圭恰迪尼的著作在欧洲史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是一位勤奋的历史作家。从他的著作中可以了解到和从任何其他作家的书中了解到的他那个时代同样准确的事实真相，在这些事情中，他本人大多都亲自参加过。……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说明他曾由于爱憎或虚荣而隐瞒了真相，这一点可用下述事实证明：他对大人物的评价直言不讳，特别是在记述像教皇克莱门特七世那样曾经提拔过他、任用过他的人的时候则更坦率。……他从来都不曾把任何事情记在道德、宗教或良心的账上。在任何一项行为背后他总能发现有某种野心唆使或谋利的意图。”[41]

圭恰迪尼不仅在历史编纂学上有所超越，也拓宽了历史的视野，把历史人物的动机看作是一个偶然因素。圭恰迪尼把这种视角揉入他的分析框架之中，不仅不懈地对人物动因进行探究，而且将历史写作聚焦于针对重要历史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分析上，耐心地重新勾画复杂的因果关系，以期揭示出历史的本来面目。这种框架之内存在一种因果关系的分析，建立在对诸如洛多维科、亚历山大六世、查理八世、利奥十世、克莱门特七世以及其他主要人物心理动机分析的基础之上。[42]比如教皇尤里乌斯二世的果敢刚毅、教皇克莱门特七世的怯懦犹豫，幕僚们策划建议的功利性等，他们的行为构成和推动了历史的进程。对圭恰迪尼而言，大量历史事件的发生是由于皇帝、国王、教皇依据自我利益行事而导致的结果。在追溯15世纪晚期意大利政治的种种结盟、战争、外交行动的起因过程中，圭恰迪尼描绘出一幅城市国家体系的图景，这一体系通过某种军事机制和外交机制而实现自我调解。这幅图景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一笔遗产而流传后世，圭恰迪尼的贡献不可埋没。[43]

圭恰迪尼撰写的《格言与反思》又名《回忆录》或《札记》（Ricordi），是他18年国外公务生涯中考察随感的汇编，主题涉及广泛。此书有几种版本，前两种写于他出任驻西班牙大使期间，回到佛罗伦萨之后又撰写了另一种，但后来佚失。1528年他又重新撰写并对这些格言做了另一次汇集，共包含181条。1530年他又编纂了包括221条格言的最终版本，通常称为“C系列”（Series C）。[44]《格言与反思》以精辟的格言以及对形形色色事务的评价，向世人展现出了某种均势外交思想的光辉。[45]他在描述1494年之前的佛罗伦萨政治时写道：“如果任何大国试图扩张它的势力范围，都将成为佛罗伦萨共和国以及他个人（洛伦佐·德·美第奇）最大的威胁，他仔细地看护着意大利局势的平衡，不让它过分地向某一方面倾斜。”[46]圭恰迪尼的观点体现了均势的思想。洛伦佐·德·美第奇对意大利的政治影响固然很大，但问题是洛伦佐是否在自觉地运用均势理论？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很大程度上那个时代外交政策的运作是因势论事，并没有既定的模式，统治者热衷于短期的目标，而不是持久的国际关系。在文艺复兴时代的价值观里，耐心地培养信用和善意是不合时宜的，可以说这一时期政治的指导原则是机会主义而不是周密计划。对文艺复兴时代的统治者而言，国际关系是一场收益高、见效快的危险博弈。[47]圭恰迪尼所阐释的均势思想可能在更大程度上是他本人的创见，而不是论述对象的本来意图，他界定并分析了均势原则在欧洲的运用。他认为外交同权力平衡有关，关注外交在维持权力平衡上的特别意义，而外交之所以能维持均势，是通过同盟者在谈判中保持持续警惕和创造均势来达到的。[48]

在圭恰迪尼的《格言与反思》中，他关于外交论述的主题之一就是君主与其大使的关系。他带着明显的赞成语气评论道：“洛多维科·斯福查公爵曾说过考验君主和弓弩可以用相同的法则。弓弩是否优良取决于它射出的箭是否够远。同样，判断君主价值的根据是看他派出的人的素质。”[49]圭恰迪尼指出了这样一个现实，在那些年里，好的大使对于君主的威望有着超乎寻常的价值。在讨论“外交之箭”（Diplomatic Arrows）的素质的同时，圭恰迪尼也赞同广设外交代表和尽可能广泛地维持外交关系，强调连续性外交的重要性。真正的外交谈判所需要的策略以及谈判的最佳时机也是圭恰迪尼外交思想中的另一个主要话题，他认为“机会只敲一次门，并且在很多情况下你必须做出选择、快速行动”[50]，然而圭恰迪尼也指出：“当你陷入窘境或纠缠于麻烦时，耽搁一下，尽可能地多等等。因为通常时间会启发你或解放你。”[51]《格言与反思》充满了冷静的现实主义和对荣誉与自我利益的关切，在他的笔下，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是一场由“虚伪的、阴险的、撒谎的和狡诈的”人参与的疯狂而危险的游戏（C-157），君主必须时刻以自我利益为指南（C-218），必须假装和隐藏自己的意图（C-49、104），夸大自己的实力（C-86），掩盖自己的弱点（C-196），不要袒露个人隐私（C-184）。[52]《格言与反思》反映了意大利战争时期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外交家对意大利和欧洲国际政治的深刻反思与自我评判，揭示了意大利战争时期圭恰迪尼提出的一些关键的外交因素，而意大利战争时期是近代外交形成的关键时期。圭恰迪尼的史学思想、政治思想、外交思想及写作方式、修史原则、语言风格等在近代欧洲产生了重要影响。必须将圭恰迪尼的著述置于那个动荡的时代中予以解读和分析，这对于意大利战争研究也是至关重要的。

马里诺·萨努多又称小萨努多，他是威尼斯编年史学家，出身元老世家，多次担任政府要职，著有《查理八世远征意大利史》（La spedizione di Carlo VIII in Italia）和《日记》等。他的《日记》（共计58卷、4万页手稿）详细记述了1496年1月1日至1533年9月这段时期欧洲发生的历史事件，尤其是意大利战争和奥斯曼帝国对威尼斯及基督教世界的威胁。萨努多的这部用威尼斯方言写成的《日记》，其内容之翔实、涉猎之广泛让后人叹为观止。菲利克斯·吉尔伯特这样评论《日记》：“在我从事威尼斯历史研究之前，就多次听说过萨努多的《日记》。但是当我开始研究意大利历史并研读《日记》时，我深深地折服于《日记》内容的丰富。《日记》没有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内容相互连接的历史，而是提供了大量的日复一日的关于威尼斯的各种生活报告。当然，《日记》的内容与政治有关，记录了威尼斯元老院的各种会议，描述了那个时代的各个政治人物。但是《日记》也记载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宗教仪式、接待外国使节的隆重场面、婚姻与家族仇恨、洪水与火灾、神职人员的影响与北欧宗教运动的消息、当时意大利战争和地理大发现的报告。这58卷的《日记》为我们展现了威尼斯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生活的各个方面。”[53]《日记》是一部巨大的史料总汇，其中包含专家团和“特聘顾问”的讨论纪要、官员名单、官府函件摘要或原件全文副本、条约原文、威尼斯驻外大使记事、私人信件以及大量的地图等，《日记》中记载了威尼斯、罗马、米兰、曼图亚、费拉拉、那不勒斯、佛罗伦萨、比萨、热那亚和蒙费拉的政治发展，还保留了关于法国、西班牙、德意志和英格兰的外交资料，没有威尼斯人可以忽略地中海东部诸国的事务，萨努多清晰地记录了来自亚历山大和伊斯坦布尔的各种消息与传闻，因此《日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历史影响。[54]萨努多说：“我记载了很多的事情。不敢相信的是，我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注意在威尼斯的大街小巷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无论这些事情有多么的微不足道！”[55]

萨努多的《日记》至今尚无完整的外译本，2008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经过整理的选译本《萨努多日记选编》（Venice，Cità Excelentissima：Selections from the Renaissance Diaries of Marin Sanudo，以下简称《选编》），《选编》把萨努多的《日记》按照不同的领域分为九个方面，分别为萨努多的个人历史、威尼斯的政治治理、司法与犯罪、外交事务（战争与外交）、经济网络与经济制度、社会生活、宗教与迷信、人文与艺术、威尼斯生活的其他方面。笔者透过这个《选编》中关于外交事务的记载和散落在各个专著与文献中的引文摘要，将其中的部分史料用于意大利战争研究。

萨努多的《日记》作为历史著作具有先天的弱点，[56]由于威尼斯特殊的政治环境与地理位置，作为当时重要的政治与商业中心，威尼斯汇聚了众多的外国政客、使节与商人，在这里几乎每天都有来自不同渠道的各式各样的信息与传言，这是萨努多编写《日记》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但是萨努多不仅缺乏对于信息与史料的甄别与分析，而且对于部分历史的记述也缺乏史家应有的严谨，采用一些道听途说的谣言与无法证实的消息，这是《日记》的缺憾之处。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传记作家保罗·乔维奥（Paolo Giovio，1483-1552）生于科莫（Como），早年学医，但他对于研究当代史更有兴趣，他的长篇传记和短篇颂词享有盛誉，著有《名人颂》（Eulogies of Famous Man of Letters）、《名将颂》（Praise of Men Illustrious for Courage in War）、《他自己时代的历史》（Histories of His Own Times，以下简称《历史》）等，是意大利战争的重要历史见证人之一。乔维奥是教皇利奥十世的挚友（由他撰写的教皇利奥十世的传记久负盛名），与马里诺·萨努多等人交往甚密，并作为教皇的扈从之一亲历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如1515年教皇利奥十世与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博洛尼亚会晤、1529～1530年及1532年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与皇帝查理五世的博洛尼亚会晤、1533年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与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的马赛会晤、1536年教皇保罗三世与皇帝查理五世的罗马会晤以及1538年教皇保罗三世的尼斯调停。乔维奥通过肖像的收集与仿制，对统治者、神父、军人、学者和其他人进行整理、分类和评价，他的《历史》叙述了1484～1547年的意大利历史，其中涉及哈布斯堡王室与瓦洛亚王室之间的斗争、洗劫罗马、查理五世的战争、土耳其人在地中海的军事威胁等历史事件。与同时代圭恰迪尼的《意大利史》关注历史人物的动机、外交行动的目的有所不同的是，乔维奥的《历史》更多地关注历史事件的结果与影响、战役的诸多细节（例如1509年的阿尼亚德洛战役）。由于乔维奥与当时的许多政治和军事人物联系密切，后人从《历史》中可以窥见从康布雷同盟结成到《克雷皮和约》签订之间意大利战争的许多重要史实。

历史学者T.C.普莱斯·齐默尔曼（T.C.Price Zimmermann）于1995年出版了一部名为《保罗·乔维奥——一位历史学家与16世纪意大利危机》[57]（Paolo Giovio：the Historian and the Crisis of Sixteenth-Century Italy）的学术著作，他以乔维奥的《历史》一书为主轴，深入分析了在意大利面临深刻的政治、社会危机之际，乔维奥对于意大利社会中统治者、文人、军人以及神职人员等各阶层人物所做的观察与评论，但是齐默尔曼也认识到乔维奥作为历史传记作家的肤浅与不诚实，乔维奥的《历史》是一部偏见与主观并存的历史传记著作，缺少应有的客观性并带有一定程度的功利性，他本人与圭恰迪尼的史家品格也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因此乔维奥的历史著作长期遭到历史学界的忽视。[58]尽管如此，乔维奥作为意大利战争时期重要的历史见证人还是值得肯定的，其著述还是具备了一定的历史价值，布克哈特有言：“他的书中充满了那个时代的呼吸，他的（教皇）利奥（十世），他的（那不勒斯国王）阿尔方索……完全生动地活动在我们的眼前，似乎已经使得我们进入了他们的灵魂深处。”[59]

意大利战争实质上是关于欧洲主导权的斗争，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意大利半岛的地理范畴，它不仅给意大利的政治带来了无法衡量的损失和破坏，而且对法国、英格兰、西班牙等西欧国家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当时以菲利普·德·科米纳为代表的法国政治历史学家也把意大利战争作为其著述的重要组成部分。菲利普·德·科米纳“被比作修昔底德”[60]，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法国王权日益加强的路易十一时代，并经历了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与路易十一的斗争、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和路易十二早期统治的岁月，他在政治上和外交上都表现得十分活跃，经常参与重大外交事务。[61]1478年以后意大利事务逐渐成为科米纳外交生涯的主要领域，这不仅让他在政治上重获国王恩宠，而且让他见识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繁荣，深刻影响了他日后的历史著述。他曾经在不同的场合与佛罗伦萨的洛伦佐·德·美第奇打过多次交道，深谙意大利外交之术，被委任负责处理和意大利各国的关系。1491年科米纳在查理八世手下担任顾问，成为《森里斯条约》的谈判者之一。当查理八世远征意大利时，科米纳以他在意大利事务上的经验反对这次远征。查理八世征服那不勒斯王国时，他担任驻威尼斯使节，目睹了威尼斯同盟的成立，参加了福尔诺沃战役和《韦尔切利条约》谈判。

科米纳的《回忆录》原本没有分卷分章，近代以后被分为八卷，前六卷叙述的是路易十一统治时期的历史（1488～1494），后两卷则写查理八世远征意大利直至去世（1494～1498）。科米纳对事件和人物的描写表现出本人极高的历史叙述能力和问题分析能力。在讨论意大利远征时，科米纳认为这件事在策略上和战术上都犯了错误，严厉指责竭力主张侵犯意大利的贵族势力。他以路易十一和查理八世作为君王成功的范例和失败的教训，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认为获取忠告对政治成功而言甚为重要，没有经验、资金供给不足加上不听忠告便是年轻的查理八世冒进意大利失败的原因，这是一个重大且有深远影响的事件，它不仅是科米纳《回忆录》的主题，还是欧洲几代政治作家和历史作家好奇和反思的焦点。科米纳的《回忆录》针对不同国家的变迁沉浮，以就事论事、抒发感触的方式为历史留下了一系列卓越的人物刻画，把一段段政治军事历史写得栩栩如生，也不乏提供给君主们借鉴的忠告，成为当时欧洲最有影响的具有君王宝鉴性质的著作之一。出使威尼斯的那一次惊险遭遇，让他在15世纪与16世纪之交的欧洲外交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对福尔诺沃战役的记述也可以算是意大利战役历史记载的佳作。总之，在科米纳的《回忆录》中，“那些带普遍性和永久性的使人感兴趣的东西看上去比15世纪任何其他著作中包括的都多”，[62]科米纳在法国对抗英格兰、英格兰对抗苏格兰、西班牙对抗法国、勃艮第对抗法国、阿拉贡对抗安茹等国家或王室之间的对立中看见了一种神圣的平衡，君主诸侯能在这种平衡中左右逢源、进退自如，但是又永远不能控制这种平衡。科米纳的《回忆录》对于研究意大利战争早期的状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克洛德·德·塞瑟尔来自意大利萨伏依公国的贵族家庭（萨伏依公国是法国王室的附庸，因而塞瑟尔的父亲曾担任萨伏依公国的最高军事长官，塞瑟尔家族有义务服务法国王室），他与科米纳一样在为法兰西王国服务时获得了丰富的政治和外交经验。1499年塞瑟尔成为法王路易十二的宫廷顾问，协助其远征意大利，并多次衔命出使意大利和英格兰，代表法王及萨伏依公爵与瑞士各州商定雇用瑞士雇佣兵的事宜。[63]1512年塞瑟尔出使罗马教廷，达到了其外交生涯的顶峰。[64]塞瑟尔的外交生涯主要是在路易十二统治时期和弗朗索瓦一世统治前期，并经历了意大利战争的前期阶段，这个阶段曾是科米纳的政治分析，也是马基雅维里和圭恰迪尼思想和著作的形成时期。他们在外交和战争方面的经历作为一种历史观的基础也是类似的。这种历史观认为，统治者与其谋臣治国有方以及战争成功的关键所在是君主应该阅读历史，研究历史伟人的行动，审视他们在战争中的作为以反省他们胜利与失败的原因，以便效法成功的范例而避免失败。历史研究不仅仅是好古的行为，它还是通往政治、外交与战争胜利的钥匙，是制定合理慎重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关键。

塞瑟尔对法国的民族史学做出了直接贡献，他的《路易十二传记》（A Biography of Louis XII）从科米纳《回忆录》终止处开始写起，尽管充满了溢美之词，但是在塞瑟尔看来，路易十二的功绩足可与查理大帝比肩，[65]因为路易十二重新奠定了塞瑟尔为之服务并穷尽大半生精力为之歌功颂德的“伟大的君主国”，并被称为“平民之父”（Father of his People，1506年法兰西三级会议授予路易十二此项称号[66]）。塞瑟尔还翻译了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 Peloponnesian Wars）并呈送路易十二御览。[67]塞瑟尔的《法国君主制度》作为献给即位不久的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的一部政治作品，成书于1515年。此书描绘了法国之“强势”和“伟大”的来源，在许多方面与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一样，代表了对年轻的弗朗索瓦一世的政治观感。

塞瑟尔的政治见解与当时法国的历史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15世纪后期法国逐渐发展成为西欧最强大的新君主制国家，相对统一的法国能够在周围寻找征服的空间，在国际事务中法国瓦洛亚王室企图通过扩张来夺取欧洲的主导权，为此法王于1494年发动了旷日持久的意大利战争，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班牙和罗马教廷等争夺对意大利的控制权。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塞瑟尔以其丰富的政治、外交经历与深厚的古典文化和神学功底，从社会变动与国际形势出发，去探求法国君主制度巩固发展的途径，力图确保法国的繁荣、安全及其对欧洲国际社会的主导权。

在塞瑟尔的政治学说中，外交与战争艺术占有显著的位置，[68]在《法国君主制度》一书的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塞瑟尔分别讨论了法国与邻邦之间的关系以及征服战争与控制占领地的措施。这是当时大国冲突与争霸的形势使然。塞瑟尔认为，由于法兰西王国东临萨伏依、瑞士和意大利，西面与布拉班特、荷兰及英格兰为邻，南面和北面则分别与西班牙和德意志接壤，因此要与周边国家妥善相处，要与既不熟悉又无权支配的外国人交往，是法兰西王国面临的一个艰巨问题，所以处理外交事务远比王国内政更难于把握。[69]基于此，制定合理的外交策略对于君主是十分重要的，“每一个君主制国家的和平、安定、繁荣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这方面的知识。”[70]从灵活务实的外交理念出发，塞瑟尔为君主提出两条外交准则：一是“为了获得稳定的、真正的与完整的和平，所有善良的君主与其他统治者或领主应与所有邻国建立友爱、和睦的关系，除非它们是异教徒那样的天然宿敌。”[71]二是为了捍卫国土与臣民的利益，或为了协防邻邦、盟友与友邦免于不公正与邪恶的侵害，“在这些情况下，君主可以根据神法与人法宣战”，此举“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必须做的”。[72]

塞瑟尔还从人性的角度分析了战争的必然性，他认为，人类天性贪婪、易于堕落且私欲旺盛，大国的君主和统治者尤其如此，因此防人之心不可无，必须时刻对邻邦提高警惕，随时做好战争的准备。[73]塞瑟尔进一步强调维持法国强大海上力量的重要性，因为法国两面临海，所以强大的海上力量不仅可以拒敌于法国本土之外，而且还能有效地威慑邻国，以确保海上贸易航线的畅通，从而为王国创造更大的利润。[74]塞瑟尔还在《法国君主制度》中主张强化军事力量，鼓吹对外进行殖民地征服，并提出了巩固殖民地的诸多措施。[75]这一点对于法国国王而言更具实际意义，因为当时的法国面临着如何控制意大利战争中占领的意大利北方领土问题。[76]具有意大利血统，通晓法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三种语言，服务于法国王室的塞瑟尔，其外交策略是建立在多年观察与实践基础之上的，是在意大利战争的时代背景之下，从意大利与法国的政治传统中去挖掘思想资源，同时又立足于外交与战争的变动进行思考，把对历史的分析融入对政治、外交与军事的深刻反思之中，继而为适应新君主的咨询需要，提出自己的分析与见解。

历史学者丽贝卡·阿尔德·布恩（Rebecca Ard Boone）于2007年出版了名为《战争、统治与法国君主制度——克洛德·德·塞瑟尔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语言》（War，Domination，and the Monarchy of France：Claude de Seyssel and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in the Renaissance）的学术著作，布恩在书中以塞瑟尔扮演的不同社会角色为研究单元，以意大利战争作为时代背景，从外交、战争、政治与文化的不同角度深入解析了塞瑟尔的《法国君主制度》。书中的第二章与第四章详细分析了意大利战争对欧洲外交与军事带来的重大变化，特别强调了意大利与法国贵族政治文化传统对欧洲外交方式与内容的深刻影响，注意到外交制度的变化与王国政策制定过程的微妙关系（外交人员更加积极地介入政策制定的机制之中）。[77]布恩同时认为意大利战争中欧洲军事出现的诸多变化对于塞瑟尔如何看待战争以及战争与王朝统治秩序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非常现实的影响，[78]同时指出，从瑞士雇佣军长枪方阵的优劣到王国军队军纪的重要性等军事议题入手，该书在意大利战争的语境之下体现了塞瑟尔政治关怀的终极目标，即通过合理的外交与军事策略的制定，以提升王国的力量，巩固王国的优势，形成一种适合法兰西王国的统治秩序。

1494年法国入侵意大利的事件不仅造就了近代欧洲政治的新框架，而且对于欧洲政治思想及政治意识形态的嬗变产生了重大影响。政治危机和政治挫折驱使马基雅维里、圭恰迪尼等人去探索意大利困境的原因，甚至去寻求可能摆脱困境的方法。15世纪和16世纪意大利历史写作的精神和性质发生了改变，在这个混乱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多事之秋，马基雅维里和圭恰迪尼等人以他们在外交和战争方面的经历作为历史著述观的基础，从意大利人的立场出发，从重视古典和关注现世的角度来追问有关政治变迁的根本问题。在他们的笔下，历史成了生与死、善与恶、幸福与灾难、显赫与式微的轮替，充满了务实睿智与历史经验主义。在对政治形势做判断时、在对各种具体事务进行处理时，他们始终以人性为中轴点，紧紧贴近现实的需要。菲利克斯·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在其著作《马基雅维里与圭恰迪尼——16世纪佛罗伦萨的政治与历史》（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Politics and History in Sixteenth Century Florence）中这样评论1494年法国入侵意大利的事件：和许多意大利人一样，马基雅维里和圭恰迪尼把入侵意大利视为蛮族人的入侵。马基雅维里将意大利的不幸归结为意大利政治中的宗派斗争与雇佣军制度的毒害。而圭恰迪尼则将入侵视为命运对于意大利城市国家相互竞争的惩罚。他们没有意识到入侵事件的真正本质所在。1494年法国入侵意大利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入侵事件，意大利战争是处于中世纪末期的欧洲与处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之间的一次正面交锋，具有政治、文化与经济的丰富内涵。[79]

意大利政治的陡然变化让意大利人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与挫折感，但是1494年事件的影响力显然已经超出了意大利半岛的范围，巨大的冲击波甚至触动了包括法国、英格兰、西班牙等王国在内的整个基督教世界，对这场战争的叙述、描写与评论充斥着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1494年一代人”通过历史实践，记录下战争、征服、毁灭，从而形成对政治、外交与军事的新思维。西方史学家在分析这些变化时，自然会将之与“意大利战争”联系起来，认为正是这场漫长的战争促成了西方历史的一次重大变化与转折。

2.历史学家的洞察力：专题研究综述

“1494年一代人”的思想与理念深刻影响着后世学者对意大利战争的研究与认识，对于分析和认识意大利战争前后的意大利乃至欧洲社会都有着重要的学术影响。从14世纪到16世纪，欧洲处于由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近代欧洲国家体系的转型时期，而意大利战争是这个转型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在那个时期，各种历史现象交错呈现，头绪繁多，所发生的一切尽在变与不变之间，如何透过变与不变的历史薄雾，透过各种表象去发现变的一面，有些看似不起眼的语言、符号和形式的变化，其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和制度变化。欧洲转型时期有各种显著的特征：第一，政治、法律、社会运行方式正在发生一系列变化；第二，世俗权力及其运作也在发生重要变化，国家权力机构以征税、外交、战争等形式在不断强化和完善自己的功能；其三，与转型相伴随的还有宗教改革问题，或者是教会势力与世俗势力的权力调整问题。[80]基于前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通过介绍、评点意大利战争研究各个领域的学术成果，把学者们如何思考、分析和解答问题的线索展示出来，从而进一步提出一些核心观点和重要学术问题。就具体研究而言，以下将分为六个专题进行学术性的梳理与评价，从中窥见意大利战争研究具体涉及的问题和思路。

（1）国家体系研究

国际关系学界普遍认为，以国家主权原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发端于17世纪中叶的欧洲，其形成的标志是1648年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意味着欧洲国际关系历史的真正开始。但是近年来也有学者指出，欧洲国际关系的历史传统可以上溯至古希腊时代的城邦体系，中世纪固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但是国际关系的实践却是真实存在的。国际关系是一个模糊且具有丰富内涵的语汇，关于国际关系的讨论充满了分歧，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这些讨论经常将实践与理论、历史传统与分析传统混为一谈。实践通常是先于理论存在的，关于战争的起源、均势和遏制的实践、权力与道德的关系、君主和国王的结盟政策等的讨论都是建筑于政治实践的基础之上的，是对政治互动和历史发展的自然反应。国际关系的历史传统是国际关系历史实践本身形成的模式，它可以追溯至古典时期，并沿着历史的发展轨迹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与分析传统的形成提供前提。中世纪欧洲国际关系历史的发展与进程已经触及国际事务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如战争与和平问题、外交与军事问题，这些为欧洲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出现积淀了深厚的历史土壤，意大利战争是其中非常重要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环节。

《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1494～1514）》（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 von 1494 bis 1514）是德国19世纪史学大师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的成名作。从意大利战争的角度来看这部著作，兰克以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远征意大利为核心内容，详细论述了这二十年欧洲国际关系的发展，反映了这一时期法国、西班牙、英格兰、神圣罗马帝国和意大利的政治、军事和外交以及各国围绕意大利问题而展开的外交博弈，内容非常丰富。作者旁征博引，引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个人传记与专著，包括马基雅维里、乔维奥、萨诺多和科米纳的著作，对于了解欧洲中世纪的政治史和意大利战争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精彩的论述。这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西方近代史学方法的开端。在柏林大学讲学期间，兰克在柏林档案馆发现了16世纪和17世纪威尼斯大使的报告四十七册，这些报告为他以后的研究道路指明了方向，即重视原始资料的利用与考辨。作为西方近代史学思想的主流学派，兰克学派倡导历史研究的基础是史料，史料的准确无误可以保障历史研究的真实性，主张以不偏不倚、公正客观和超然事外的态度据实直书。兰克学派的历史编纂偏重于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等，重视对其所获得史料（政府文件、军事和外交档案及政治家的日记和回忆录等）进行谨慎的考订与客观的批判，将其视为历史学家科学研究的基础。兰克学派的影响在欧美各国促成了整理编辑历史档案的热潮，这股热潮将欧美各国浩如烟海的史料呈现在读者与研究者面前，为国际关系学的兴起和国际关系历史的系统性研究奠定了史料基础。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近代西方历史学深受兰克学派的影响。戴维·J.希尔（David Jayne Hill）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一位非常活跃的外交家和历史学家，著有多部关于外交历史与外交政策的著作，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欧洲国际进程中的外交史》（A History of Diplomacy in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Europe）。三卷本《欧洲国际进程中的外交史》的撰写是建立在丰富的历史资料和外交档案基础之上的，作者对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欧洲外交历史的进程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叙述，书中的注释和各章附录的参考资料数量惊人，从而使这部著作呈现出严肃的学术性。希尔在第一卷序言中写道：“传统上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现代外交的起点，但是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对于早期的欧洲外交活动知之甚少。事实上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欧洲长时期外交活动的自然产物。……因此要想充分地理解现代外交，就需要追溯现代外交构成因素的真正起源，这些因素共同形成了现代国际公法与欧洲国际关系，不仅如此，还需要逐步地按照历史发展的足迹追溯至欧洲国际体系最初形成的时期。……现代国际关系的整体结构深深植根于过去的历史，受到过去种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尤其是在欧洲，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制于对其自身的追忆。”[81]

希尔站在历史空间的高度，把欧洲外交历史的进程作为一个宏大的整体过程加以叙述与研究。《欧洲国际进程中的外交史》第一卷的副标题为“争夺普世帝国的斗争”（The Struggle for Universal Empire），这一卷具体涵盖了公元前30年到公元1313年的欧洲外交历史。第一卷以“欧洲的同一性”（the Unity of Europe）作为历史叙述的开端，强调“从整个人类的角度来衡量，欧洲尽管存在着种族、语言和利益的多样性，但似乎还是具有其自身的同一性，这是因为欧洲不同民族文明都来自同一个源头，而且基本上是通过同样的渠道而予以接受”。这个源头就是罗马帝国，而其渠道就是罗马军团的推进和罗马法的实施。希尔说：“古代的利益共同体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许多观念和影响在欧洲陷入分崩离析之时依然得以延续并被共同继承下来，这些观念和影响在随后的欧洲外交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82]由此可知，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欧洲历史的主题之一，便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追求欧洲的重新统一。这样的追求，先是体现为法兰克人逐步建立加洛林帝国的努力，随后表现为日耳曼人重建神圣罗马帝国的历程，接着又转化为罗马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对欧洲控制权的长期争斗，这些不断追求构成了第一卷“追求普世帝国的斗争”的主要内容。

《欧洲国际进程中的外交史》第二卷以“领土主权的建立”（The Establishment of Territorial Sovereignty）为副标题，叙述了1313年到1648年欧洲外交的历史进程。英国外交官欧内斯特·萨道义（Sir Ernest Satow）[83]在其著作《外交实践指南》（A Guide to Diplomatic Practice）中给出了现代外交的一个经典定义，即“外交是运用智力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一种不通过暴力，而通过协商和条约实践国际关系的方式……或者更简单地说，是指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事务”。[84]希尔在本卷序言中写道：“如果以现代外交的含义来界定外交，那么在欧洲早期，现代意义的外交是不存在的。因为正如国际体系一样，现代外交是欧洲历史发展的产物。”[85]他认为“如同实现帝国理念是中世纪的特征一样，民族君主的动机和政策锻造了近代欧洲”[86]。在中世纪欧洲向近代演进的过程中，日益兴起的新君主制国家运用外交与战争的手段，围绕着王朝利益的争夺拉开了欧洲近代历史的序幕，而意大利战争在其中的地位更显突出，其也成为希尔历史考察的重点之一。

对于意大利战争期间的欧洲外交，希尔给予了大量的笔墨，占去了第二卷一半以上的篇幅。“这段时期之所以占如此大的篇幅，一是因为其间夹杂着哈布斯堡帝国的兴盛以及中世纪式的帝国梦想的再现，二是因为宗教改革运动与欧洲外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这段宗教战争时期的欧洲外交极其丰富多彩，并呈现出新旧交替的景象。”[87]希尔把15世纪的最后几年时间界定为欧洲国际政治的起点，正是由于意大利战争中各种新旧因素在欧洲政治舞台上的反复较量，近代欧洲国际体系才得以萌芽。他认为：“查理八世的远征恰恰可以被视为欧洲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中世纪式的冒险行动，也可以被视为现代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同样，这次远征也标志着国际政治的开始。”[88]希尔以大量的篇幅全景式地展现了意大利战争的主要过程，以各君主的利益诉求作为主线，把各国围绕不同利益诉求而展开的外交谈判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种协议、条约作为重点，说明意大利战争对于近代欧洲国际关系的决定性意义，尤其强调了《卡托—康布雷奇和约》的历史地位，认为这个和约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前欧洲的宪章”[89]，是近代欧洲国际关系的重要基础与关键节点。

德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富埃特（Eduard Fueter）的《欧洲国家体系的历史（1494～1559）》（Geschichtedes Europäischen Staatensystems von 1494 bis 1559）一书是研究意大利战争政治史与外交史的佳作，也是迄今为止少见的一部较为全面地反映意大利战争的学术专著。本书以欧洲各国争夺意大利主导权的斗争导致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建立短期霸权为中心论题，突破欧洲传统的历史叙事方式，以历史观点的解释和分析作为全书的开始，然后再对历史史实进行追述。书中第一部分阐述了政治斗争手段（political Kampfmittel，例如外交组织、政治宣传等）、军事斗争手段（military Kampfmittel，例如步兵战术、军队招募、骑兵、炮兵、海上军事力量等）、经济斗争手段（economic Kampfmittel，例如商业冲突、军队粮草补给等）以及诸多的思想因素（例如均势思想、基督教世界团结的思想、宗教教义的变革等），并且以此作为论述的角度，系统性地剖析了欧洲各国在政治、外交与军事等各方面的优势与劣势。[90]书中第二部分翔实地论述了欧洲国家体系在意大利战争期间的演变历程，而且给予了一定的评论与分析。富埃特认为，在对米兰公国的争夺战中，各国都非常重视控制和利用热那亚的海上力量，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控制热那亚是控制整个意大利的关键。[91]富埃特还认为，意大利南方之所以对西班牙如此重要，是因为西西里是西班牙的主要粮仓之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92]富埃特还指出，威尼斯在意大利北方的扩张行为，是因为威尼斯迫切需要足够的粮食供给。同样，瑞士各州不断地输出雇佣兵，其原因也是以此作为财政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继而可以购买更多的粮食。[93]书中多有诸如此类的史实分析与精彩评论。书中还提供了1919年之前关于意大利战争历史著述的书目，为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与希尔、富埃特的体系观点相类似的，还有罗伯特·B.莫瓦特（Robert B.Mowat）的《欧洲外交史（1451～1789）》（A History of European Diplomacy，1451-1789）、詹姆斯·S.安德森（M.S.Anderson）的《欧洲现代国家体系的起源（1494～1618）》（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EuropeanState System，1494-1618）等著作。

莫瓦特的《欧洲外交史（1451～1789）》在第一部分分别以职业外交的兴起、东方问题的复杂性、法王路易十一与勃艮第查理的斗争以及意大利战争的推进为具体史实，对于近代欧洲国际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分析与论述。莫瓦特认为，均势体系在意大利城市国家间的应用已经存在，目的就是防止出现任何一个强国。入侵意大利的战争和多次反法同盟的形成证实，欧洲国家开始从整个国家体系来看待各自独立的但又相互依赖的利益关系。[94]安德森的《欧洲现代国家体系的起源（1494～1618）》一书考察了形成欧洲现代国家体系的各种因素及其发展与变化，继而以意大利战争作为欧洲近代国家体系形成的开端，进一步阐述了各种因素的历史作用。这些因素包括军事技术与军事战略的发展、贸易财政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外交制度与均势观念的演变。上述诸多因素在意大利战争这样一个历史平台上得以展现，不仅促进了战争与外交方式的改变，而且令欧洲国家之间形成了更为紧密的、相互制约的政治关系，由此构成了欧洲现代国家体系。安德森认为，欧洲近代国家体系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均势实践与均势理念发展成熟的历史产物。均势理念之所以受到如此关注，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历史实践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意大利城市国家之间的政治平衡为欧洲近代早期的均势理念与实践提供了一个经典模型。[95]

理解现代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起源的钥匙是对中世纪欧洲政治秩序的考察，这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的共识。成立于1959年“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British Committee o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英国委员会”）集合了以马丁·怀特（Martin Wight）、巴里·布赞（Barry Buzan）、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为代表的英国国际关系学者，这些学者奉行的理论尽管各有差异，但是采用的研究途径和核心思想却近乎相同，这些人形成了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英国学派。在研究途径上，他们都崇尚历史、法律、哲学等传统方法；在核心思想上，他们主张摆脱威斯特伐利亚情结的束缚，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研究国际关系的形成与发展。英国学派重视历史分析法，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国际现象，更多强调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在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研究之间建立起联系的纽带。英国学派研究国际关系的历史性思维为中世纪欧洲秩序研究的展开奠定了理论基础，聚焦于中世纪欧洲模式及其向近代转型，把握欧洲国际关系的历史变迁有助于理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形成，其中关于意大利战争的研究也成为他们关注的重要内容。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和思想家马丁·怀特在其著作《国家体系》（Systems of States）中总结了中世纪欧洲的六大基本特征：第一，存在着单一的、不可分割的基督教社会，倡导统一而非分裂，强调等级而非平等，重视权利而非利益，这是一切关系与冲突的基础。第二，权力分散于各种各样的统治单位之中。它们之间的互动，促使其内部组织结构与外部权利要求同步成长，从而产生了“主权”与“国家”观念。第三，帝国声称对世俗界拥有普遍管辖权，尽管愿望与事实相去甚远。第四，教会声称对宗教界拥有普遍管辖权，并通过教会的国际官僚机构得以实施，从而成为制约世俗主权成长的主要力量。第五，帝国与教会为争夺最高权威而发生的冲突，限于基督教社会内部。第六，无论是皇帝还是教皇，均声称是全人类的主人。[96]怀特把中世纪欧洲放到了一个更大的历史舞台上，认为中世纪欧洲参与建构了更大的国际体系，近代欧洲国家体系至少在15世纪后期就已经出现了。[97]怀特把1494年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视为一次具有标志性的国际事件，把意大利战争视为欧洲国际体系形成中的一个里程碑，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订立表明欧洲国际体系已经步入成年。[98]

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合著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Rethin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是近年以来英国学派的代表著作。两位学者提出，“欧洲中世纪末期发生了从封建主义向主权国家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复杂转换，而这一转换是如何发生的和为什么会发生，还远没有为人们所完全理解。……中世纪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从理论上看，它对国际关系理论有关政治结构的诸概念提出了挑战；从历史视角上看，它是形成全球范围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的前身。……现代国家本质上是一种欧洲现象，所以只有依据欧洲的历史才能对此做出解释。……现代国家的特征在于，它是军事、征税、行政、再分配性和生产性组织的结合。……这一发展的最初表现是1494年法国人侵占意大利的城市国家。”[99]

荷兰蒂尔堡大学法律史教授兰德尔·勒萨弗尔（Randall Lesaffer）主编的《欧洲历史中的和约与国际法——从中世纪晚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Peace Treaties and International Law：From the Late Middle Ages to World War One）是一部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研究和约文本和国际法历史实践的论文集。学者们撷取从欧洲中世纪末期及近代早期到一战之前的重要国际条约作为国际法历史的研究对象与研究途径，考察国际法律秩序的发展变动，寻找国际法历史演进中的规律。兰德尔·勒萨弗尔的论文《从洛迪和约到威斯特法利亚和约》（Peace treaties from Lodi to Westphalia）针对“威斯特伐利亚神话”（The myth of Westphalia）明确指出，传统观点认为的主权、平等、宗教中立和均势等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并没有出现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文本中，和约没有确立这些基本原则，而是为欧洲各国重建国际法律秩序奠定了政治和宗教基础。在前威斯特伐利亚时代，诸多近代国际关系要素已初显端倪，关涉国际法主体要素，包括承认制度、邦君权与国家主权问题、领土权利问题；国际法运行机制要素，包括国家均势理念和集体安全机制。和约中仍然留有中世纪封建性概念和规则的印迹。支离破碎的基督教世界逐步被和约予以现实化和法律化，加快了世俗实体摆脱神圣秩序的步伐。[100]和约塑造了近代国际关系的演进路径，追溯意大利战争及《卡托—康布雷奇和约》生成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及其在近代国际关系法则形成过程中的地位与意义，有助于客观认识欧洲近代国家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研究意大利城市国家体系对于弄清意大利战争的起因具有重要作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国家体系的实践与整个欧洲政治秩序的新旧交替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它对于近代欧洲国家体系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为正在兴起的新君主制国家寻求摆脱中世纪模式并构建新型国际秩序提供了最初的具有先验性的历史模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些国际关系史学者（如马丁·怀特等人）认为近代欧洲国际体系的兴起创造出了更加紧密的政治环境，在这个方面没有比意大利城市国家体系更为典型的了。意大利城市国家体系的形成、发展与衰落从一个方面印证了意大利战争的历史影响，折射出意大利政治生活转变的历史过程。

学者温弗里德·弗兰克（Winfried Franke）的论文《作为一种国际体系的意大利城市国家体系》（The Italian City-State System as an International System）以均势概念作为切入点和中心论题，论述了意大利城市国家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弗兰克认为，尽管这些城市国家拥有不同的历史经验和政治制度，但在它们之间发生的互动关系却很快显现出现代国际关系的某些特性（权力平衡与常驻使节制度的建立）。论文把意大利城市国家体系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1300年至1425年是城市国家体系的形成时期，这个时期的意大利半岛经过多次的战争与内乱，逐渐形成了由若干个城市国家互相制衡的一种区域性国际格局；1425年至1474年是城市国家体系的发展和巩固时期，这个时期以1454年《洛迪和约》和意大利联盟为标志，随着常驻使节制度的广泛确立，意大利城市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日益常态化与功能化；1474年至1494年是城市国家体系的危机时期，意大利城市国家之间的政治平衡由于各方的利益冲突而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时刻面临着外来的威胁；1494年至1559年是城市国家体系的瓦解与转型时期，意大利战争的风暴把意大利各城市国家卷进了大国政治的旋涡，城市国家体系逐渐瓦解并融入一个更广泛的欧洲国际体系之中。论文最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法国入侵与意大利城市国家体系的解体是意大利内部不平衡（米兰公国的孤立）与外部不平衡（围绕查理八世意大利政策的争论）共同作用的产物。[101]

意大利外交史专家里卡尔多·富比尼（Riccardo Fubini）的论文《意大利联盟与洛伦佐·德·美第奇执政以来的均势政策》（The Italian League and the Policy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at the Accession of Lorenzo de’Medici）论述了意大利同盟成立前后意大利城市国家之间的政治互动关系，对圭恰迪尼关于洛伦佐·德·美第奇作为意大利平衡的设计者和仲裁者的双重角色的政治论断做出了深入分析。论文认为洛迪和平的达成与意大利同盟的成立与在此期间历任教皇的政治外交努力是分不开的。因为掌握意大利政治与外交平衡的主动权是罗马教廷政治生存与安全保障的基本要素，这其中罗马教廷内部的家族斗争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佛罗伦萨地处意大利南北的交汇之处，战略地位决定了佛罗伦萨在意大利政治生活中的历史地位。无论是威尼斯和米兰在意大利北部的主导权之争，还是教皇国与那不勒斯在意大利南方的争夺，均对佛罗伦萨的生存构成严重的威胁（让佛罗伦萨更为担心的是，米兰、那不勒斯和教皇可能形成的政治联盟有可能切断佛罗伦萨与罗马涅地区的传统政治联系），这也是佛罗伦萨内部一直都有浓厚的亲法传统的原因之一。事实上对于实现意大利和平的方式在佛罗伦萨内部是有很大的争论，《洛迪和约》的签署是科西莫·德·美第奇（洛伦佐·德·美第奇的父亲）力排众议而促成的外交成果。洛伦佐·德·美第奇执政以来，继承和维护其祖父与父亲的政治遗产成为其毕生追求的目标，但是这个过程充满了艰辛与必要的妥协，意大利联盟内部自始至终存在的矛盾与不和谐让意大利付出了沉重代价。富比尼认为神圣罗马帝国再一次介入意大利政治（马克西米连一世授予洛多维科米兰公爵爵位）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意大利成为欧洲大国政治的中心舞台，而佛罗伦萨重新回到了亲法国的传统政治轨道上来。由此富比尼认为，圭恰迪尼的政治论断过于简单化与情绪化，忽视了历史过程的复杂性。[102]

文艺复兴史研究专家文森特·伊拉尔迪（Vincent Ilardi）的论文《意大利联盟、弗朗切斯科·斯福查与法王查理七世（1454～1461）》（The Italian League，Francesco Sforza，and Charles VII 1454-1461）详细阐述了意大利联盟与法王查理七世之间的政治冲突与斗争，他认为对于这种关系的历史考察，有助于了解和把握法王路易十一在15世纪下半叶干涉意大利事务的利益之所在，以及最终导致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的深刻历史原因。论文认为，意大利联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反对法国干涉的政治和军事联盟。论文以大量的历史事实充分展现了查理七世与意大利联盟在意大利事务中的合作与冲突，说明以法国为代表的外部势力始终是意大利政治事务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法国力量一直是意大利城市国家无法摆脱的政治阴影。米兰爵位继承问题的产生为查理七世干涉意大利事务提供了一次重要机会，意大利城市国家则利用萨伏依公国与勃艮第问题回击法国的干涉。1459年法国安茹家族入侵那不勒斯王国实际上是对意大利联盟有效性的一次政治考验，是1494年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的预演，是长期以来法国干涉意大利事务的历史产物。[103]

挪威学者托布约尔·克努成（Torbjrn L.Knutsen）在其著作《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An Introduction）中对国际关系无理论传统的看法提出了挑战，并展示了七百多年以来学者、士兵和政治家们在这一领域的思想成果，围绕战争、财富、和平与权力这四个恒久不变的主题追述了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的过程，认为新君主制国家的兴起改变了欧洲的社会进程[104]，十字军运动的刺激让商业网络延伸到欧洲各地，意大利北部地区尤其受益匪浅。大量的过境贸易极大地刺激了意大利城市的发展与繁荣，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也逐渐意识到订立跨国协议对于商品流通的重要性。这些跨国条约逐渐扫除了笨拙的封建法律体系，为外交关系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外交关系的发展在意大利半岛形成了一个微型的国际体系（显然具有某些近代国际体系的重要特征），随着常驻使节制度和势力均衡观念的发展，开启了意大利城市国家通往权力政治的大门。文艺复兴时代论述战争和外交的手册十分普遍，意味着欧洲国家对待外交和国际政治的目的及手段的态度更加具有自觉性，[105]所有这些变化均离不开意大利战争这样一个时代的大背景。

关于意大利战争与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1618-1648）之间的历史联系，学者萨瑟兰（N.M.Sutherland）的论文《三十年战争的起源与欧洲政治结构》（The Origins of the Thirty Years War and the Structure of European Politics）有所阐述。论文以三十年战争的历史起源为中心论题，对传统的观点——三十年战争主要是一场以德意志为中心战场的宗教战争——提出了挑战。萨瑟兰认为，传统的宗教视角遮盖了问题研究的视野，法国与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矛盾冲突才是欧洲政治中最重要的因素，三十年战争与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应将三十年战争的起源研究置于更广泛的欧洲政治背景之下。虽然早在1938年历史学家韦奇伍德（C.V.Wedgwood）便提出宗教问题并不是三十年战争的主要原因，但是萨瑟兰以对历史事件的深入思考，形成了对传统观点的重要修正。

三十年战争是过去历史冲突的延续，是“16世纪未竟事业（the unfinished busines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的继续，几乎所有的战争与冲突都汇聚在一个问题上，即延续了至少三百余年的反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萨瑟兰继续写道，从这个角度来说三十年战争事实上是欧洲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系列斗争中的一个主要阶段。萨瑟兰把这一系列的斗争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494年至1559年的意大利战争，战争的焦点在意大利、勃艮第与德意志之间不断移动；第二阶段是1559年至1598年，这一时期的斗争焦点主要是在尼德兰、英格兰以及法国，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去世标志着这一阶段的结束；第三阶段是1598年至1659年，其中包含了三十年战争以及1635年至1659年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第四阶段是1659年至1715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1701-1714）结束了西班牙在欧洲的霸权地位，“查理五世的局面（Charles Vsituation）”不再是法国的梦魇，奥地利成为哈布斯堡王朝事业的旗手。尽管每个阶段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是反对哈布斯堡家族主导欧洲事务是这四个阶段的共同特点。

意大利战争中已经蕴含了以后战争的基本因素，1494年法国入侵意大利揭开了其与哈布斯堡王朝斗争的序幕，争夺意大利的主导权成为这一时期的战争主题。围绕那不勒斯问题、米兰问题、勃艮第问题、纳瓦尔问题、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选举问题和德意志的宗教问题等，法国与哈布斯堡家族之间的斗争与冲突越来越具有王朝政治与大国政治的特点。1555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做出了分割帝国的政治安排，1559年《卡托—康布雷奇和约》结束了意大利战争，但是这种政治安排与国际安排并没有根本消除欧洲对于哈布斯堡家族强盛的担忧。[106]

萨瑟兰的论文对于考察意大利战争与三十年战争之间的历史联系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是还应该看到，这种历史分析的视角虽然强调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但是对于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却考虑不足，意大利战争可以说是欧洲近代国际争端的初起，如果需要研究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历史起源，那么研究意大利战争是关键，但是意大利战争的历史起因较为复杂，法国与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矛盾冲突仅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

（2）外交制度研究

从外交风格、机制和技术等方面而言，强调意大利战争对推进外交方式的转变与发展以及现代外交的兴起是恰如其分的。意大利战争构成了意大利城市国家体系向近代欧洲国家体系扩展的联结点，这种观点在20世纪初以后的西方史学界是比较普遍的。

詹姆斯·M.汤普森（James M.Thompson）的《外交历史讲义（1494～1789）》（Lectures on Foreign History，1494-1789）分析并概述了意大利战争的历史起源及历史过程，强调意大利战争推动了意大利外交实践和常驻使节机制的向外延伸。相继卷入战争的阿尔卑斯山以北各国都很快采用了常驻使节制度这种便捷有效的国际交流手段，并在彼此之间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常驻使节网络。正是这个网络的作用，使意大利战争中各国结盟关系的变化多端和迅捷成为可能，尤其是奥斯曼帝国加入常驻使节网络（1526年法国向奥斯曼帝国派去了第一位常驻使节）在欧洲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汤普森称法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结盟“改变了欧洲国际外交的基调……让法国垄断利凡特贸易长达一百余年，并在近东确立了持久的影响力。这个联盟或许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成果之一，标志着中世纪秩序的结束”。[107]

汤普森将意大利战争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494年到1498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远征意大利；第二阶段从1499年到1504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第一次远征意大利；第三阶段从1508年到151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第二次远征意大利；第四阶段从1515年到1546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之间的意大利战争；第五阶段从1552年到1559年，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继续战争，直至签署《卡托—康布雷奇和约》。汤普森指出，意大利战争的进程使欧洲各主要国家自然而然地接触到了意大利城市国家体系的外交实践，并通过战争以及经常性、多样性的外交往来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战争不仅形成了欧洲政治利益版图的重新调整，而且凭借常驻使节制度的确立，促成了欧洲国际秩序和国际理念的演变，基督教世界在基督教旗帜下的团结统一和基督徒联合对抗异教徒的传统被纯粹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所取代，宗教不再是政治与贸易决策的主要动因，不再是维系欧洲国际秩序的唯一纽带，王朝利益成为外交决策最根本的指导原则。[108]

意大利战争是欧洲历史上最为复杂的战争之一，这不仅表现在参战方的数量之多、利益之复杂，而且表现在混战之中角逐各方立场的不确定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历史学家对意大利战争的分期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学者斯蒂芬·J.李（Stephen J.Lee）认为可以将意大利战争简单宽泛地分为两个主要阶段：第一个主要阶段从1494年到1516年，战争主要限于意大利半岛，目的是获取领土及领土的继承权和保护权；第二个主要阶段从1516年到1559年，一系列的王朝事变使早先的混战转变为哈布斯堡王朝和瓦洛亚王朝之间长期而又残酷的斗争，意大利战争的战火也从最初的意大利延烧至莱茵河中下游、多瑙河、英吉利海峡、地中海东部和北非沿岸等广大区域。[109]

安德森（M.S.Anderson）的《现代外交的兴起（1450～1919）》（The Rise of Modern Diplomacy，1450-1919）将现代外交描述成“这个时代制度上的伟大发明之一”。它产生于15世纪的意大利，并在16世纪广泛地传入欧洲其他地区。1494年法国入侵意大利半岛的事件在欧洲外交史上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里程碑，随后六十余年的意大利战争逐渐演变成为欧洲大国之间的争霸战争。战争中各国及各种力量轮番地不断组成各种联盟，然后又破坏联盟，另结新的联盟。尽管联盟的有效性让人怀疑，但是真实存在的联盟表明欧洲国际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联盟的成立与瓦解是通过一系列由新的外交机制和外交技术构成的外交网络实现的。安德森认为，这种外交网络的现代性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派遣和接受外交代表逐渐被公认为君主的特权（中世纪时一个领地内的封臣或更下级封臣都可以派出使节，两个领地的诸侯之间或君主与其封臣之间也可以派出使节），成为主权国家的一个特征，尽管这个过程相对缓慢；其二，新一代外交官最显著的特征是常驻性，以便保持与驻在国君主的经常性联系；其三，这种经常性的外交方式在意大利一经确立，便随着战争和外交的需要开始向阿尔卑斯山以北扩展；其四，这种欧洲的现代外交体系以国家间的平等关系为基础，这种平等性使得外交体系在封建时代及大多数古典时期的政治架构下都不可能存在。安德森从外交常驻使节的职责变化、使节的豁免权、外交仪式与外交优先权的变化，以及外交使节的招募与待遇等方面，进一步阐述了“新式外交”（New Diplomacy）的历史作用与影响。常驻外交在15世纪和16世纪获得了显著发展，但是常驻外交的发展在欧洲国家之间也形成了一种反复无常、变幻莫测、互相警惕和互不信任的国际外交环境。[110]

自欧洲外交在15世纪末呈现出其现代特性以来，虽然外交理论的发展相对迟缓而且薄弱，但是关于外交的讨论已经出现了。为了服从于君主政治的主流，这一时期关于外交的讨论主要围绕“完美大使”及其在国外的法律地位之类的话题而展开。欧洲中世纪末期的学者伯纳德·杜·罗西耶（Bernard du Rosier）于1436年完成了一篇题为《关于使节的短论文》（Short Treatise About Ambassadors）的文章，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篇关于外交使节的正式论文。论文对于了解当时欧洲外交使节及使节的外交行动所依据的政治与法律基础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并且通过对于“使节”（Ambassador）称谓及职责的历史考察与分析，可以清楚地知道称谓变化背后隐含的欧洲外交史的变迁。[111]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埃尔莫劳·巴尔巴罗（Ermolao Barbaro，1454-1493）是第一位在外交著作中提及常驻外交使节的学者。巴尔巴罗说：“由于宣战、缔结和约与联盟并非是几天就能完成的事情，因此我将谈到那样一类使节，他们手持简单的国书，目的是获取或者维持君主间的友谊。”巴尔巴罗所说的“那样一类使节”实际上就是当时出现的常驻使节。巴尔巴罗打破了中世纪欧洲关于使节职责问题的写作传统，他所讨论的不是“一个使节是一个公职人员”，也不是“使节的辛勤工作是为了共同的福祉”，也不是“使节的职责是为了和平”等这些传统的论题，巴尔巴罗想要说的是——“一个大使的天职与政府其他公仆完全相同，那就是以为自己国家的生存与扩展提供最大的便利为目的去行事，去谈话，去提出建议，去进行思考。”[112]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声音，它明确无误地表达了欧洲外交实践的世俗化倾向。

现代学者贝伦斯（B.Behrens）的论文《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关于使节的若干论文》（Treatises on the Ambassador Written in the Fifteenth and Early Sixteenth Centuries）[113]和加勒特·马丁利（Garrett Mattingly）的论文《第一批意大利常驻使节——现代外交的中世纪起源》（The First Resident Embassies：Mediaveal Italian Origins of Modern Diplomacy）[114]在讨论使节制度由临时向常驻转变的历史过程中，在分析15世纪末16世纪初外交官的历史地位及其在订立条约时的历史作用时，都反复强调了以下几个问题：什么是大使？派往谒见不同等级君主的不同使团中，人员等级和随员方式该怎样安排？外交官官衔等级是否恰当？如果恰当，又该采取什么形式？外交官特权与豁免的基础是什么？使馆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大使规范自我行为的原则是什么？大使必须保持诚信吗？最重要的是，新近出现的常驻使馆是好事还是坏事？常驻制度对外交的道德贬值负责吗？虽然这些问题极少得到全面的思考与回答，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外交制度的变化对于国际政治事务变动的深刻影响，对于维持欧洲国际关系的重要价值。马丁利在论文中指出，由常驻使节构成的欧洲外交网络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前的一百多年已经得到了充分发展，它起源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发展于意大利战争时期，在宗教战争期间遭到严重挫折，但最终成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基本特征之一。另外，唐纳德·E·奎莱尔的《中世纪使节》（The Office of Ambassador in the Middle Ag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7）和查理·卡特（Charles Carter）的《西欧国家（1500～1700）》（The Western European Power，1500-1700，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1）也是了解中世纪及近代早期外交理论和外交实践的重要著述。

16世纪欧洲外交和国际关系是美国历史学家加勒特·马丁利的研究专长，其代表作《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Renaissance Diplomacy）是一部关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外交发展的经典学术著作。主要讨论了中世纪末期以来欧洲国际规范的演变而带来的国际秩序的变化，尤其是意大利战争对欧洲外交制度和环境产生的影响，以理论和历史相结合的方式叙述了基督教世界观念的演变、常驻使节制度的国际影响，以及常驻外交的发展对于战争的影响等。马丁利认为，外交上的变化与国家统治、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15世纪国际冲突的严峻局势，在国家之间形成了一个互相交流、互相施加压力的正规体系，对各个国家内政的稳定性、权威性和外交的策略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国家政策的制定者除了注重外交的对策性外，还使机构、措施更具常设性，如设置常驻使节、国与国之间互设定点大使馆、建立常设外事机构等。意大利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政治历史现状使其成为所有上述因素的聚焦点。意大利作为当时“外交政策的舞台”[115]，特别是随着15世纪西班牙、法国等的入侵，无论是其南部地区还是中部、北部地区，都必须从国际争端的复杂关系中来考虑各自的政策，包括成立有实质性约束力的国家联盟等。

马丁利通过对15世纪伯纳德·杜·罗西耶和埃尔莫劳·巴尔巴罗等外交理论家的著作分析，强调外交制度的变迁背后隐藏着观念的变化。马丁利在书中第一部分以较多的篇幅介绍了中世纪传统政治和法律理念对于中世纪欧洲外交及国际秩序所产生的影响。[116]他认为，文艺复兴时期标志着外交历史的一个新起点，具有现代意义的经常性外交开始在意大利出现，其中常驻使节的出现是主要的变化之一。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统治者希望借助于外交活动达到各方对于其政权合法性的承认。正是这种不断持续的外交和政治压力，才促使常驻使节的现实作用日益得到提升，因此马丁利在书中第二部分特别强调了1454年《洛迪和约》的重要性以及意大利协调机制（Concert of Italy）对于现代外交的兴起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从那时起常驻使节制度成为意大利半岛上的一个普遍现象，意大利城市国家之间在不稳定的平衡之中维持着彼此脆弱的均势。15世纪的意大利人倾向于认为，成功的外交家相当于甚至超过了成功的雇佣兵将领的作用，“外交为统治者服务，战争为雇佣兵谋利”。[117]1494年法国以入侵意大利的行动戏剧性地结束了意大利外交相对封闭的状态，欧洲大国为争夺意大利半岛的主导权而展开了长期的争斗，同时长期的战争也迅速将意大利的外交制度传遍欧洲。

马丁利在书中第三部分以意大利战争作为时代背景，描述了16世纪上半叶常驻使节制度在西班牙、英格兰和法国的发展与演变，强调经常性外交在战争中为推动王朝利益所发挥的积极作用。[118]然而马丁利也指出，由于文艺复兴时期国家主权的观念还不明确，16世纪的国际政治斗争具有王朝而非民族的倾向。各国是否接受和派出大使有时取决于形势是否需要、条件是否便利和习惯做法如何。常驻使节也没有完全取代特使，重要的外交谈判仍然由特使出席。特使归国前，常驻使节受其节制，而且由于经费的原因，最初常驻使节的待遇是比较低的，有时处境相当尴尬，这种情况也说明常驻使节制度的发展在这个时期仍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119]

马丁利还注意到，随着新教运动进一步向北方扩展和土耳其人的势力在东方扩张，基督教世界的裂痕不断加深，《卡托—康布雷奇和约》之后欧洲人渐渐失去了对于西方基督教世界国际大家庭的归属感，以常驻使节构成的欧洲外交网络由于宗教矛盾的激化而遭到破坏。但是马丁利仍然强调欧洲秩序的继承性与延续性，其中意大利城市国家体系在其中发挥的历史作用与随之逐渐建立的近代欧洲国家体系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一套以主权国家为基本要素的国际法体系正在逐渐取代传统基督教世界的公共权力观念。[120]《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一书从学术的角度充分展示了文艺复兴时期外交这样一个复杂而又充满时代特征的学术命题的诸多方面，书中引用了丰富的史料文献与学术著作，是研究意大利战争前后欧洲外交变化的重要学术著作。

和平与战争的理念在欧洲有着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因此有关和平与战争理念的演变同样也是意大利战争研究关注的问题之一。当代学者乔伊丝妮·G.拉塞尔（Joycelyne G.Russel）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和平缔造》（Peacemaking in the Renaissance）从具体条约的谈判过程入手，深入探讨了意大利战争期间和平与战争的复杂关系。和平（Peace）是本书的中心词汇，缔造和平（Peacemaking）是本书讨论的中心话题。中世纪的传统认为，生活在基督教世界的基督徒之间应该维持一种和平状态，追求和平是中世纪思想的重要元素，而实现和平是上帝事业的组成部分之一。关于和平的观念也深深影响了中世纪乃至以后欧洲关于战争观念的发展与变化。缔造和平的手段可以是和平的，也可以是武力的，因此战争在某种条件下可被视为缔造和平的合法手段。[121]

书中第一部分以“理念、态度与程序”（Ideals，attitudes and procedures）为题，认为15世纪末期基督徒国家依然继承了中世纪关于和平与战争的道德传统、法律传统与实践传统，这些传统为教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及各王国君主等统治阶层提供了一个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外交实践的基础，透过一定的外交机制与外交协定，从而达到缔造和平的政治目的。[122]书中第二部分分别以1521年加来—布鲁日和平会议与1558年到1559年《卡托—康布雷奇和约》谈判为分析个案，以丰富的历史史料作为叙事的坚实基础，从而对1519年查理五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后的欧洲国际政治环境，以及英格兰在托马斯·沃尔西主导下在欧洲大陆扮演的外交角色进行了深入分析，对于结束意大利战争的《卡托—康布雷奇和约》前后的欧洲政治局势以及英格兰、法国与西班牙三方为了各自的王朝利益而进行的外交努力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特别是书后附录的《卡托—康布雷奇和约》主要条款富有史料价值。[123]通过上述个案的叙述与分析，拉塞尔试图说明文艺复兴时期的和平谈判无论是方式或是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既保留了某些中世纪的政治和外交遗风（比如条约缔结伴随着宗教仪式，向神宣誓和祈祷等），又形成了一种变幻莫测、互相猜疑的诡诈外交。

另一篇讨论意大利战争期间所缔结条约的论文是加勒特·马丁利的《一份早期的互不侵犯条约》（An Early Nonaggression Pact）。1518年《伦敦条约》由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与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共同签署，这是一个旨在结束战争并试图在基督徒国家之间建立永久和平的非战条约。但是史学界很少对这份条约给予关注，只是把它作为众多英法条约中的一份普通协定。不过，以威廉·布施（Wilhelm Busch）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在研读了相关史料之后，强调签署《伦敦条约》是维持欧洲和平的一次真诚努力，说明16世纪初期那种属于西方基督教世界国际大家庭的归属感依然是比较强烈的。马丁利认为，经过意大利战争最初25年的流血冲突，1518年前后欧洲各国的人们对于同属基督教世界的那种归属感以及对和平的渴望胜过以往。1516年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出版了《论基督徒君主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a Christian Prince），积极倡导通过外交努力实现基督教世界的永久和平，以便让基督教的欧洲能够统合各方力量，共同对抗东方非基督教的势力集团（尤其是奥斯曼帝国）。同一年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的《乌托邦》（Utopia）问世，其中写道：“乌托邦人憎恨战争。乌托邦人一反几乎所有国家的惯例，把在战争中所追求的光荣看成极不光荣。”[124]

马丁利进一步认为，16世纪初欧洲外交努力的失败是导致马基雅维里愤世嫉俗的写作基调的主要原因，也促成了其他人文主义学者思想与写作风格的转变。从1506年康布雷同盟战争到1516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入侵米兰公国的失败，基督教世界内部为意大利战争付出了沉重代价，而基督教世界对外又面临着土耳其人的极大威胁，为了响应教皇利奥十世休战五年的敕谕，托马斯·沃尔西在亨利八世的支持下试图把教皇的号召转变为具体的行动计划，敦促各方签署一份多边的和平条约，以实现基督教世界的永久和平。英格兰与法国签署《伦敦条约》，并呼吁帝国皇帝、西班牙国王等加入条约。马丁利指出，沃尔西的和平思想显然是受到历史传统（《洛迪和约》与意大利联盟等外交实践）与现实政治（土耳其人的威胁与教皇的号召）的双重影响，但是由于传统观点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道德严重缺失，因此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史学界大都否认沃尔西外交努力的真实性。然而从当时对于《伦敦条约》的反应可以看出，基督教世界的团结与和平依然具有很强的号召力。《伦敦条约》缔造的基督教世界和平由于协调机制的不成熟、解释侵略概念时的随意性、亨利八世的冒进与王室之间的政治斗争而经受了极大考验，显然现实政治的发展偏离了沃尔西的和平轨道，1521年加来—布鲁日和平会议及相应协议从根本上否认了《伦敦条约》的有效性。马丁利在具体分析了沃尔西失败的原因后，认为没有切实的制度与物质保障，加之沃尔西的和平主张背后仍然离不开英格兰利益的作用，这些都是导致《伦敦条约》缔造的基督教世界和平破灭的主要原因。[125]

现代外交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研究意大利城市国家的外交制度，有助于了解常驻使节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意大利体系的嬗变及均势思想的外交实践。意大利学者达尼埃拉·弗里戈（Daniela Frigo）主编的《意大利近代早期的政治与外交——1450～1800年的外交体系》（Politics and Diplomacy in Early Modern Italy：The Structure of Diplomatic Practice，1450-1800）收录了几位意大利外交史学者的论文，通过个案分析充分探讨了近代早期意大利城市国家外交制度对意大利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及欧洲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影响。例如：里卡尔多·富比尼的《15世纪意大利城市国家的外交与治理——以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为例》［Diplomacy and Government in the Italian City-State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Florence and Venice）］、亚历山德拉·孔蒂尼（Alessandra Contini）的《16世纪美第奇家族外交面面观》（Aspects of Medicean Diplomac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卢卡·里卡尔迪（Luca Riccardi）的《近代早期教廷外交概述》（An Outline of Vatican Diplomacy in the Early Modern Age）、达尼埃拉·弗里戈的《“小国”与外交——曼图亚与摩德纳》（“Small States” and Diplomacy：Mantua and Modena）等。[126]

随着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和许多长期被忽视的外交历史文献、使节报告和使节私人书信的再发现，关注“底层历史”（from below）的研究方法也逐渐渗入外交史研究领域，西方学界出现了关于“新外交史”（new diplomatic history）的讨论。“新外交史”研究聚焦于身处外交一线的使节们的具体日常外交活动（信息收集、信息传递、使团管理等），表面看起来烦琐、实际上具有丰富内涵的外交仪轨（国礼赠送、使团接待、外交优先权）与社会文化时代背景下的外交官等。[127]英国学者凯瑟琳·弗莱彻（Catherine Fletcher）的《我们在罗马的人——亨利八世与他的意大利籍大使》[128]（Our Man in Rome：Henry VIII and his Italian Ambassador）一书是对出任亨利八世时期英格兰驻罗马大使的意大利人格雷戈里奥·卡萨利（Gregorio Casali）的外交经历所做的个案研究。通过官方的史料记载和卡萨利的家族档案，弗莱彻生动地勾勒出了一个出身于意大利贵族家庭但效命于英王亨利八世的外交官形象，描述了16世纪上半叶欧洲外交制度演变过程中的某些奇特现象。1527年不满二十岁的格雷戈里奥·卡萨利衔命出任英格兰驻罗马大使，主要负责说服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接受亨利八世解除婚姻的请求。历时六年的外交斡旋，经历了惨痛的罗马之劫，为实现自己的外交使命，卡萨利运用了劝诱、贿赂甚至威胁等各种手段。驻外使节的外交生涯和忠诚甚至生命时刻经受着时间、利益和君主的各种考验。弗莱彻的这部专著透过个案研究，反映了意大利战争期间欧洲外交制度转折过程中的重要变化，凸显了新式外交出现前后欧洲外交的经常性和复杂性。弗莱彻的另一部专著《外交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常驻使节制度的兴起》（Diplomacy in Renaissance Rome：The Rise of the Resident Ambassador）是“新外交史”研究的一次新的尝试。外交本质上是一种国际现象。作为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和意大利战争背景下的外交中心舞台，罗马成为作者研究常驻使节制度的切入点，透过历史维度的认识与外交实践各领域的研究，弗莱彻强调，这一时期的外交制度尤其是常驻使节制度虽有充分的发展，但是依然显示出不稳定性与流动性。[129]

（3）军事制度研究

意大利战争在西方现代军事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一直是备受军事史专家关注且争论性很强的热点话题。意大利战争中的每一场战役，“似乎都提供了一则有待吸取的新教益，都展示出一项变更式的新创举，它改变了军队应当依以得到武装、部署、领导和使用的方式”[130]。20世纪50年代西方史学界提出了“军事革命”的概念。“军事革命”（Military Revolution）的概念出自英国学者迈克尔·罗伯茨（Michael Roberts）于1955年所做的题为《军事革命（1560～1660）》（The Military Revolution，1560-1660）的学术报告，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军事革命”也随即成为近代早期历史和军事史研究中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罗伯茨在报告中认为，由于1560年至1660年欧洲在军事战术、军队规模、军事战略以及军事与社会的关系四个方面发生了巨大变革，带来了西方军事向职业化、常态化方向的发展，导致了新君主制国家权力的集中，对欧洲政治制度和社会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因而堪称是一场军事革命。[131]

1976年美国学者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的论文《“军事革命”（1560～1660）——一个神话？》（The“Military Revolution，1560-1660”——A Myth？）修正了罗伯茨关于军事革命发生时间的界定，把军事革命的起源上推至15世纪中叶，将军事革命发生的时间界定在1530年至1710年这段时期，而意大利战争正处于军事革命的前期。帕克承认近代早期军队规模的急剧膨胀及其重要性，但是指出军队规模扩大的第一次高潮应早于罗伯茨所说的军事战术变革时期，因此不能把军队规模扩大归因于战术变革。帕克认为，意大利战争时期火炮的威力与带有棱堡的“意大利式防御工事”（star fort/bastion fort Trace Italienne）的推广才是军队规模膨胀的关键因素，这些军事领域的变革与近代国家的形成、政府官僚化及军队专业化之间存在着一定联系。[132]1988年帕克的《军事革命——军事改革与西方的兴起（1500～1800）》（The Military Revolution：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1500-1800）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军事革命问题研究达到了一个高潮。帕克把军事革命与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两个学术热点问题联系在一起，着重强调了军事革命的重要历史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后，从军事角度研究社会发展成为一股史学热潮，以“战争与社会”为标题的著作和文章纷纷出现，几乎成为一种模式。杰里米·布莱克（Jeremy Black）的《军事革命？军事变革与欧洲社会（1550～1800）》（A Military Revolution？Military Change and European Society，1550-1800）、《欧洲战争（1494～1660）》（European Warfare，1494-1660）、伯特·霍尔（Bert Hall）的《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武器与战争——火药技术与战术》（Weapons and Warfare in Renaissance Europe：Gunpowder Technology and Tactics）和托马斯·阿诺尔德（Thomas Arnold）的《战争中的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 at War）等著作针对帕克的军事革命理论提出了学术性批评，他们认为，罗伯茨和帕克的理论过多地关注于军事技术的发展与演变，而忽视了战争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新的观点强调现代军事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近代早期欧洲战争的主要特征是连续性的变化，对于把任何一种延续上百年的持续变化描写成为一场革命的研究模式提出了质疑。[133]杰里米·布莱克在其著作中，从军事发展的角度肯定了意大利战争作为现代战争开端的历史地位，依循历史的轨迹，以一个章节的篇幅，从1512年拉文纳战役到1525年帕维亚战役分析了意大利战争中军事技术、军事组织、军事防御和武器装备等多方面的变化，并且认为观察这些变化应在当时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范畴之下，以“军事调整”（Military Adaptation）来定义这一时期的军事发展特点应更为妥当。[134]军事史专家阿诺尔德以火药革命（A Gunpowder Revolution）形容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意大利战争中的军事技术革新。火药的发明和应用使欧洲的战争形态开始从冷兵器时代向冷热兵器混用时代过渡。火枪和大炮的使用，推动攻城术和筑城术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发展，促进军队规模与军队组成的不断优化。[135]“军事革命”虽然不是本文的讨论重点，但是“军事革命”概念的出现及以后的争论也为研究意大利战争中的军事问题提供了重要视角。[136]

军事领域的发展与变化是意大利战争研究的重要方面，它反映了近代早期欧洲军事的历史变迁及意大利战争在欧洲军事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布莱兹·德·蒙吕克（Blaise de Monluc）的《哈布斯堡—瓦洛亚战争与法国宗教战争》（The Habsburg-Valois Wars and the French Wars of Religion）是一部战争回忆录。布莱兹·德·蒙吕克（1502～1577）是法国名将，意大利战争中屡建战功，由一名普通弓箭手逐步晋升，1574年被授予法国元帅的头衔。这部战争回忆录记载了他50余年的军旅生涯，是许多同类题材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部回忆录，曾被法国国王亨利四世（Henry IV of France，1589～1610年在位）誉为“士兵的圣经”（Soldier’s Bible）。《哈布斯堡—瓦洛亚战争与法国宗教战争》是由学者伊恩·罗伊（Ian Roy）选取原著中四分之一的内容编辑而成的版本。[137]尽管蒙吕克的这部回忆录多少带有某些文学性质的夸张成分，但是仍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蒙吕克在回忆录中记述了16世纪战争中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变革，包括火绳枪（Arquebus）的发展、大炮的运用、防御性军事工事的修筑以及重骑兵为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而做出的变革。除了记录战争中的军事变革之外，蒙吕克在回忆录中也清楚地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性，他承认意大利战争带来了难以言表的苦难，也为战争中平民的伤亡与士兵的牺牲深感惋惜。不过，蒙吕克作为16世纪的军事将领还是表达了为国王事业而从军带来的自豪感，认为服务于军队为他这个“穷苦劳作的普通百姓的儿子”带来了财富、荣耀与声誉。[138]布莱兹·德·蒙吕克的军事回忆录为研究意大利战争期间的军事变革和军人如何看待战争等问题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著名学者弗雷德里克·L.泰勒（Frederick L.Taylor）的《意大利的战争艺术（1494～1529）》（The Art of War in Italy，1494-1529）是研究意大利战争前期军事发展的一部学术专著，泰勒从战略、步兵、骑兵、火炮、战术、防御工事与围攻战、军事作家七个方面，详细论述了自1494年法国入侵意大利以来，在意大利战场上战争艺术所发生的各种变化。

战略在中世纪是以一种最基本的状态存在的，战场上的统军将领认为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找到敌人，然后毫不迟疑地与其交战。传统的中世纪骑士精神蔑视军事上的精心调遣与部署，贬低战争中的欺诈行为，力求以骑士的方式速战速决。然而随着职业士兵取代了封建兵役，军事调遣与部署越来越受到重视，雇佣军及其首领在这方面做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139]泰勒指出，从战略的角度分析1529年之前的意大利战争，那不勒斯王国与米兰公国相继成为欧洲主要势力争夺的焦点地区，这不仅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同时也是由于这两个地方的战略地位所决定的。[140]战争中各方的力量部署、兵力调配、后勤补给与军队自身实力都对战役成败与战争走向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

14世纪以来，相对于重装骑兵地位的下降，步兵在战争中的作用不断得到提升。在泰勒看来，步兵的军事重要性在意大利战争中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改变了中世纪歧视步兵的传统观点。步兵与骑兵地位的转换，一方面是由于英格兰步兵与瑞士长枪兵的示范作用，导致法国、西班牙、德意志及意大利各城市国家相继采用英格兰或瑞士的战术；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许多雇佣军是由瑞士人、德意志人、法国的加斯科尼人（Gascon）和意大利人等军团单位混编而成的，彼此之间难免会有竞争和交流，从而促进了步兵作战能力的提升。除此之外，步兵作战武器的不断改进加强了步兵的机动性与适应性（西班牙步兵团特别擅长机动灵活的作战方式，能迅速适应作战环境）。[141]

意大利战争期间骑兵与步兵之间的比例不断朝着有利于步兵的方向调整，1525年帕维亚战役中这个比例更是达到了1∶12的程度。尽管如此，泰勒认为重装骑兵在突袭（Shock Tactics）中的作用依然不可小觑，骑兵作为先锋力量仍然是军队构成的基本要素，意大利战争期间的每次战役中骑兵都是不可或缺的，甚至在某些战役中发挥奇效，决定战役的胜负。不仅如此，重装骑兵身上保留有中世纪的遗风，高贵的出身与骑兵之间的互助精神使他们在政治上获得尊崇的地位，继而在军队中逐渐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团体。随着意大利战争的推进，轻骑兵成为军队中的特殊团体，他们通常在战争中被委以特殊使命，例如保护军队的残余力量、确保粮食供给、传送军情，或给敌人制造假象形成疑兵。骑兵在意大利战争中依然保持了自己的尊严，而且适应了战争中新的需要，因此骑兵地位的下降也是相对而言的。[142]意大利战争的经验表明，战役胜利的天平极易倒向能够让各兵种协同作战的一方（帕维亚战役即是如此）。意大利战争不仅证实了火炮的强大威力，圭恰迪尼形容其为“瘟疫”，而且见证了火炮的进一步细化（攻城炮与野战炮之间有明确分工），以及运载工具的更新换代（火炮的机动性得到了提升）。[143]

战术是一门在具体的战斗指挥中如何应敌的艺术，一般由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的考虑组成，即如何分配军队的作战力量和如何协调不同作战力量之间的关系。意大利战争是中世纪战争与近代战争的重要分水岭，由于军队构成、军事装备与军事分工的复杂性对意大利战争中军事作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导致意大利战争中的战术问题及困难也随之增多。武器发展的过程与破坏均衡的进化概念极为相似，一段长时期的稳定状态被一个非常快速的变革所打断，这种变革通常是围绕一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而发生的。枪械在意大利战争中出现了非常重要的变化，手持式和肩扛式火枪的发展演变导致军队战术安排的变化，步兵阵型根据枪械的要求来布置，并且与其他手持剑、盾、长枪及弓箭的方阵建立了一种共生关系。组织一场战役、安排各兵种在战斗行列中的位置与角色，是军事将领极为关注的烦琐工作。意大利战争早期一般是这样安排军队作战位置的：人数众多的步兵军团居中，骑兵军团位居两翼，火炮力量占据前锋的位置，轻骑兵与轻装步兵作为接应游弋其间。

泰勒注意到，从1495年福尔诺沃战役到1525年帕维亚战役，意大利战争中三方面的变化让这一时期的战术明显不同于中世纪传统：第一个变化是强调作战稳健保守（Military Prudence），其表现是作战时保存部分有生力量，以及在阵地上修筑防御工事；第二个变化是军队在军事行动中破除成规、随机应变（Adaptability of Armies in Action）的现象增多，这与中世纪战争中墨守成规的做法有所不同；第三个变化是求胜心理（the desire to win）逐渐超越求战心理（the desire to fight），大多数中世纪战争是在骑士冒险精神的鼓舞下进行的，不是单纯为了取得某种政治上的结果，这种精神状态也是推动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的原因之一。但是随着意大利战争的持续进行和王朝之间不断的争斗，逐渐形成了这样的观点，即战争是政治斗争的一个手段，战争不是为了荣誉而是为了夺取意大利的主导权。[144]意大利战争后期的情况最能体现这种变化。

在修筑防御工事与展开围攻战方面，泰勒认为，1494年前后意大利人落后于欧洲其他地区，可是30年之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军事工程技术人员却纷至沓来，学习意大利人在防御工事与围攻战方面取得的最新成就。为了应对攻城炮威力的增长，设计出新的防御工事成为意大利各城市国家的紧迫问题。从查理八世远征到1509年康布雷同盟战争，意大利人尝试了诸如筑壕防卫（the Trench）、修筑防御土墙（the Rampart）、在侧翼用泥土筑防御工事（the Flanking Earthwork）以及装配进攻性火炮等各种办法，经过无数次反复试验，到16世纪早期，在意大利逐渐形成了一种完全有别于传统垂直式设计的新型防御工事，其最重要的特点是采用棱堡体系，这样既可以起到牵制敌人兵力的作用，还能够扩大防守者对于周围乡村地区的控制。

泰勒指出，中世纪战争的主要特点是，大多数情况下防御与进攻之间的天平总是向前者倾斜，火炮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倾向，但是随着新防御工事在欧洲的推广，战场上防御与进攻的天平再一次向前者倾斜。从1521年到1528年，意大利战争中围攻战的成功战例非常少见，这一方面证明了新防御工事的军事价值，而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意大利战争逐渐变成一场持久的包围战，而包围战术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与财力。[145]无论是新防御工事的修筑还是旷日持久的围攻，这两方面的资金需求无疑对任何作战国家的财政都是相当沉重的负担，军费的急剧增长最终导致意大利战争在国家财政破产的窘境中草草收场。

泰勒在《意大利的战争艺术（1494～1529）》一书最后一章谈及军事作家时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是军事思想新时代的开始时期。”意大利战争不但为军人提供了丰富的军事实践，还为军事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在文艺复兴精神的熏染之下，随着火药的应用与推广，一种进步的观念融入军事理论的研究与实践中。战争与外交一样成为一门艺术，军事研究更加细化与专业化，火炮与防御工事的设计、雇佣军的历史地位、武器的变化与新兵种的出现都成为专门的军事课题。“这个时期最伟大的军事思想家”马基雅维里所著的《君主论》、《李维史论》、《兵法》中均涉及有军事话题。《兵法七论》集中体现了马基雅维里的军事思想，此书以对话的形式，在关注国家本质与职能的过程中，不再把战争视为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将战争与政治联系在一起，阐述军事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分析战争本质与战争艺术。泰勒在其著作的附录中以1512年拉文纳战役为经典战例和历史佐证，从上述七个方面具体分析了这场战役，以阐述意大利战争早期军事领域发生的诸多变化。[146]尽管泰勒的这部著作初版于20世纪初叶，但是其中许多关于意大利战争早期的军事观点依然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英国著名军事史专家查尔斯·奥曼爵士（Sir Charles Oman）所著《16世纪欧洲战争艺术史》（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初版于1937年，是其《中世纪欧洲战争艺术史》（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Middle Ages）的续篇。奥曼爵士从16世纪的军事战略、战术、军队组织和军事心理（the Military Psychology，奥曼特别强调这一点）等角度出发，以1494年至1600年战争艺术的发展变革作为研究对象，最终对这一时期的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做出了学术概括与总结。奥曼爵士强调，研究者在论述16世纪军事史时，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了马基雅维里等人的著作上，而忽视了当时的许多关于军事训练的教科书、关于大炮的论文以及个人军事历险的回忆录[147]，低估了人物心理与时代心理的军事意义。本书选择了在军事史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战役，进行了详细解析。他认为，1495年福尔诺沃战役标志着在现代意义的战争面前意大利传统军事部署调遣理论的失败与终结；1512年拉文纳战役是由占绝对优势的炮兵力量所取得的第一次大胜；1515年马里尼亚诺战役的胜利表明，传统的步兵军团作战是无法抵御多兵种协同作战的。

奥曼爵士在书中形容意大利战争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泛欧洲军事冲突”（the First Pan-European Conflict），虽然查理八世的意大利远征带有典型的中世纪特点，但是随着15世纪的结束，意大利战争的战火已经蔓延到了低地国家和比利牛斯山脚下，战争的方式与性质迅速地发生了改变，甚至可以称为一场革命。16世纪初叶手持火器的士兵逐渐取代弓箭手，火炮口径的扩大和数量的增加催生了新型防御工事的发展。军事装备的改善与提升如何促进军事战略与战术的发展，这是贯穿和联系这部著作各个章节的一条主线。奥曼爵士的《16世纪欧洲战争艺术史》以近400页的篇幅详细但有选择性地叙述了意大利战争中的军事地理、战略战术、参战各方的军队实力以及构成，从战术的角度分析了福尔诺沃等战役个案在军事史上的历史地位。奥曼爵士在本书的前言中提到，为了尽可能地在书中重现各个战役的历史原貌，他不辞辛劳地拜访了许多战役发生的旧址。有些遗憾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很多战役遗址的地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战役的描述，[148]但是这无损于奥曼爵士在欧洲军事史研究上的贡献，他的这本著作是研究意大利战争不可缺少的一部学术专著。

威廉·麦尼尔（William H.McNeill）的《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原名《竞逐富强——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武装力量和社会》（The Pursuit of Power：Technology，Armed Force，and Society Since A.D.1000），其在讨论15、16世纪的军事发展时认为，意大利战争的持续进行为欧洲各国的战争业务带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关于火药的应用以及大炮的构思与设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因火药用于战争而带来的军事革命对于欧洲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大炮的出现及其发展变化证明了这一点。1494年法国军队的火炮展示出了新型大炮的威力，这种大炮能够很快地在行进位置和发射位置中间互相转换，而且凡是大型运货马车能够通过的地方，这种大炮都能通行。新式大炮的出现，促使意大利的军事工程技术人员寻求办法改造旧的防御工事以更有效地经受炮火攻击，到了16世纪20年代，新的意大利式防御工事已能有效地阻止军队的进攻，迅速地遏制攻城火炮压倒一切的威力。麦尼尔指出，这种新工事的发展与推广在查理五世实现帝国的道路上设置了十分有效的障碍，能够长期抵挡优势兵力的防御工事对制止帝国的建立可以起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建造这种工事的活动迅速在意大利及欧洲其他地区开展起来，导致“1525年以后，大规模的战役（是意大利战争前25年的特点）停止了，开始了围城时期”。

在意大利遍地布满防御工事的同时，意大利战场为发展有效的步兵火器提供了温床，继而促进了滑膛枪（Musket）和火绳枪（Arquebus）等火力的战术运用及野战工事的修筑。“事实上，法国人在意大利的失败主要归因于过分依赖瑞士长矛兵、重骑兵和攻城炮。西班牙人则比法国人更善于试验用滑膛枪作为长矛兵的补充，而且特别擅长利用野外工事保护步兵免受骑兵袭击。……结果，从意大利战争中脱颖而出的所谓西班牙步兵团（Tercio）成了欧洲最强劲的野战部队。”西班牙步兵团的战术使步兵在战场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防御和进攻两方面都是如此，意大利战争将步兵再次推到了战场上的主要位置。在论述陆地战争变化的同时，麦尼尔也注意到，正在使陆战发生巨大变化的大炮在海上也能够发挥同样的作用，载有大炮的帆船开始在海战中成为主流。[149]从以上评论可以看出，麦尼尔的著作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帕克等人对军事革命问题讨论的影响。

针对著名战役的个案分析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意大利战争期间西方军事制度在战略、战术和武器装备等方面的变化，而且有助于分析意大利战争中军事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变化。学者安东尼奥·圣苏奥索（Antonio Santosuosso）的论文《解析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失败——1495年福尔诺沃战役》（Anatomy of Defeat in Renaissance Italy：The Battle of Fornovo in 1495）深入分析了福尔诺沃战役的详细过程。福尔诺沃战役是意大利战争期间发生在意大利半岛上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会战，其结果对欧洲政治和军事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于福尔诺沃战役的胜负，交战双方各执一词，都声称获得了战役的胜利。不过大多数历史学者都认为法国是这次战役的胜利者，威尼斯同盟军队的失败对于意大利人而言更具军事象征意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传记作家保罗·乔维奥认为，福尔诺沃战役的失利毁坏了意大利士兵的声誉，让外国人鄙视他们，导致后来发生了一连串事件，使意大利成为其他人奴役的对象。西蒙兹形容福尔诺沃战役是“意大利的耻辱”（the Shame of Italy）。圣苏奥索认为，意大利人不仅输掉了福尔诺沃战役，而且这次战役还成为意大利军事能力的晴雨表。1509年威尼斯在康布雷同盟战争中失败，进一步证实了人们从福尔诺沃战役中得出的结论，意大利人的军队左右不了意大利人的命运。虽然意大利是一个艺术天才辈出的地方，但唯独缺少的是军事上的勇气与魄力。

福尔诺战役为历史学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案例，从解析的过程中探究意大利人军事失败的战略、战术等军事技术和制度原因，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上的崩溃提供一个解释的途径。圣苏奥索的论文以详尽的史料，从交战双方的战役准备、军队部署、战役发生地的地形地貌、战术应用到战役具体过程等方面论述了福尔诺沃战役的历史过程。在解释为何威尼斯同盟军队被规模仅是其三分之一的法国军队击败的原因时，圣苏奥索指出，一部分原因是法国军队舍弃的辎重物品引起物资缺乏且军纪不明的意大利人的哄抢，阻碍了军事行动；连日以来的雨天又制造了不小的麻烦；法军火炮的威力给法国人以强大的心理优势；同盟军队多名高级将领阵亡，造成同盟军队的部署失去了效力。圣苏奥索进一步指出，同盟军队失利的主要原因还是军队主帅指挥不利，战术有误，其表现不像是一位指挥战役的将领，更像是一位英勇的士兵，这种情况从根本上来说是意大利雇佣军制度的缺陷造成的。论文最后总结说，战役失利的最终原因要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政治文化中去寻找，总体来说，福尔诺沃战役的失败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的一个象征。[150]

戴维·尼科尔（David Nicolle）的《1495年福尔诺沃战役——法国军队的血腥撤退》（Fornovo 1495：France’s Bloody Fighting Retreat）和安格斯·康斯塔姆（Angus Konstam）的《1525年帕维亚战役——意大利战争的高潮》（Pavia 1525：The Climax of the Italian Wars）是由专门出版军事书籍的英国鱼鹰出版社（Osprey Publishing）出版的两本军事读物。虽然这两本书设定的读者群主要是社会大众，但是书中也不乏专业性的分析与点评，图文并茂的形式以及大量的政治、地理和军事信息也有助于读者加深对16世纪欧洲战争的细节了解。站在学术的角度，这两本军事读物立体地分析了1495年福尔诺沃战役与1525年帕维亚战役。两本读物采用相同的体例并配以精彩的图示，分析了战役起因、对阵双方的军事将领、军队构成，对阵双方的军事策略与部署、战役的过程与影响，十分生动地讲述了两次战役中军事领域的各方面发展与变化，把战役分析放在意大利战争与西方军事史发展的历史视野中，既具有可读性又不失学术性。从两本读物的标题中可以看出，两位作者对意大利战争期间这两次重要战役有着自己的理解与判断。

尼科尔在《1495年福尔诺沃战役——法国军队的血腥撤退》中认为，1495年福尔诺沃战役是意大利战争开始之后的第一次重要战役，它不仅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在军事上的无能与软弱，而且沉重打击了意大利的传统雇佣军制度，迫使以威尼斯为代表的意大利各城市国家逐渐放弃单纯依靠雇佣军作战的军事传统，转而向以雇佣军为主、各种军事力量相结合的军事组织制度转变。[151]康斯塔姆在《1525年帕维亚战役——意大利战争的高潮》中认为，1525年帕维亚战役是意大利战争期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次战役，可以说是意大利战争的高潮。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在战役中被俘，经历了一生中最大的耻辱，而这次战役也标志着瑞士雇佣军全盛时代的结束和西班牙步兵团近一个世纪军事优势的开始，它打破了1525年之前欧洲势力均衡的政治局面，形成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在意大利的主导地位。[152]

雇佣军研究是了解意大利战争时期军事制度的重要内容。使用雇佣兵是欧洲中世纪乃至近代早期的通常做法，统治者通过军事合同与那些愿意效忠的军事组织或团体达成协作与雇佣关系，从而依靠他们丰富的从战经验形成了一套可以适应战争需要的雇佣军制度。“雇佣军的巨大优势在于他们已经懂得如何运用武器，如何布阵作战。正如一位法国军事作家在16世纪40年代观察的那样，外国雇佣军是‘那些最可信任的人，没有他们，我们将没有勇气去做任何事。’但在紧急关头，他们也可能是不可靠的。如果他们太远离家园，如果他们发现军队中的同胞站在他们的反面，或者如果他们的报酬被延误了，他们就可能拒绝作战。此外，当战争持续下去时，他们的经验优势很快就会消失，因为不仅他们的人数由于伤亡在不断减少，而且本国征募士兵的能力也会随着时间而增长。”[153]雇佣军的商业性、投机性和不稳定性也一直为马基雅维里等人诟病。著名学者迈克尔·马利特（Michael Mallett）的《雇佣军与他们的雇主：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战争》（Mercenaries and Their Masters：Warfare in Renaissance Italy）是研究文艺复兴时期雇佣军的代表性著作。

意大利学者毛里齐奥·阿尔法约利（Maurizio Arfaioli）的学术专著《乔凡尼的黑带军团：意大利战争时期的步兵与外交（1526～1528）》［The Black Bands of Giovanni：Infantry and Diplomacy During the Italian Wars（1526-1528）］是雇佣军个案研究的经典之作。学者把研究焦点集中于意大利著名的雇佣军首领乔凡尼·美第奇[154]及其统领的黑带军团。这支意大利军团是意大利战争时期的一支著名的雇佣步兵团，先后效力于教皇利奥十世、皇帝查理五世以及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参加过意大利战争中的几次著名战役，在意大利享有盛名。学者根据一些没有公开出版的史料，追溯了军团从诞生之日直到1526年军团首领乔凡尼因战而亡，再到1528年向帝国军队投降并被迫解散的历史过程，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向学界呈现出了意大利战争时期雇佣军团的一段历史。乔凡尼和黑带军团的历史形象代表了一个时代，学者形容乔凡尼的早亡预示着雇佣兵时代的终结，他们的战斗方式也随着机动野战炮的出现而逐渐为时代所抛弃。雇佣军逐渐衰落下去，军队职业化成为各王朝军队发展的主要方向。[155]雇佣军制度在意大利战争早期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各国维护自身利益和取得战争胜利不可或缺的一种军事选择，但是随着战事的增多、战争伤亡程度的提升和战争范围的不断扩大，雇佣军制度的劣势也日渐凸显，欧洲各国军事制度开始逐渐向以职业化军人为主的常备军建设发展。

（4）家族（王朝）政治研究

家族政治是影响意大利战争进程的一个重要变量，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生的一系列家族政治变化直接影响到15世纪和16世纪欧洲的政治社会变化。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们的家族归属感和家族荣誉感依然强烈，家族变化究竟对当时及以后欧洲历史产生了何种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催生了学者们对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维斯孔蒂家族、斯福查家族、西班牙的特拉斯塔马拉家族、博尔贾家族、法国的瓦洛亚家族、勃艮第家族以及著名的哈布斯堡家族等进行持续性的研究。家族政治不仅对当时佛罗伦萨、米兰等意大利城市国家的历史有着独特的作用，而且对意大利战争的爆发和推进产生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影响，甚至对当时罗马教廷的政治角色转换亦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就具体研究而言，将整个家族的演变史与各个家族成员的历史进行整体性的梳理、评价，这始终是基本的方法。运用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阐述意大利战争时期家族政治如何利用各种权力进行国家权力建构的过程，分析家族政治在国家交往和近代国际关系形成中的主导作用，例如，哈布斯堡家族势力向伊比利亚半岛、向西欧、向教廷的扩张渗透；意大利美第奇家族银行对西欧重要王室经济、封建领主经济的渗透；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王室的联姻问题及西班牙家族势力的向外扩张问题；西班牙、英国、法国、神圣罗马帝国、教廷在各家族势力既联合又斗争的复杂局面下发生了不以国家王权意志为转移的政治事实；家族政治的复杂性直接影响西欧国际政治结构的重组和走向，等等。

对美第奇家族的研究始终是意大利战争研究的重点之一，可谓成果丰硕。20世纪30年代乔治·弗里德里克·扬（George Frederick Young）的《美第奇家族》（The Medici，Modern Library，1930）一书开创了系统论述家族历史的先河。70年代克里斯托弗·希尔伯特（Christopher Hibbert）撰写的《美第奇家族兴衰史》（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ouse of Medici，Penguin Books，1979）成为该领域研究的经典著作。另外，著名学者黑尔的学术专著《佛罗伦萨与美第奇家族》（Florence and the Medici，Phoenix，2001）内容简洁但不失学术深度，在学术界享有盛名。与美第奇家族研究相仿，学术界对来自西班牙的博尔贾家族的研究热情也丝毫不弱，诸如著名学者迈克尔·马利特（Michael Edward Mallett）的《博尔贾家族：文艺复兴时期一个王朝的兴衰史》（The Borgias：the Rise and Fall of a Renaissance Dynasty，The Bodley Head，1969）备受学界推崇，埃里克·张伯伦（Eric Russell Chamberlin）的《博尔贾家族的衰亡》（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Borgia，The Dial Press，1974）学术性较强，经常被引用。除了家族的整体性研究之外，家族研究也常常集中在个案研究方面，对洛伦佐·美第奇、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切萨雷·博尔贾等人的生平研究，成果也是比较显著，这里就不举例说明了。

家族联姻或王朝联姻是欧洲家族政治的重要表现形式。意大利战争牵扯各个家族的利益，而家族政治又是这一时期政治历史的主要特点，可以说意大利的现实问题无处不关涉各个家族的势力及相互间的争斗。家族是意大利政治生活的基本单位，是个人与社会的主要联结点。意大利的政治斗争总也离不开家族势力的参与。

学者梅利莎·梅里亚姆·布拉德（Melissa Meriam Bullard）的论文《佛罗伦萨家族与联姻政治——1508年斯特罗齐与美第奇家族联盟》（Marriage Politics and the Family in Florence：The Strozzi-Medici Alliance of 1508）以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与斯特罗齐家族之间的政治联姻为分析个案，深入探讨了佛罗伦萨家族政治在意大利战争期间的发展与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意大利城市国家内部激烈的家族政治斗争。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导致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统治的暂时结束，而流亡在外的美第奇家族始终没有忘记复辟其在佛罗伦萨的势力。1508年佛罗伦萨的另一个权贵家族斯特罗齐家族与美第奇家族经过艰苦谈判，秘密达成联姻协议，组成家族政治联盟，以反对由于意大利战争而深陷比萨问题及国内政治斗争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布拉德认为，在意大利战争的特殊国际环境以及欧洲主要势力的支持之下，两个家族的联合为美第奇家族的复辟计划带来了两点好处：一是联姻可以为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贵族阶层中获得更多支持；二是联姻可以为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东山再起提供一个立足点，有利于配合美第奇家族外围的政治复辟活动。在16世纪意大利的政治生活中，家族与政治的关系好比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家族联姻成为家族政治的重要纽带，婚姻安排往往以政治考虑为首要原则，这种现象在意大利战争前后的意大利乃至欧洲屡见不鲜。[156]

王朝联姻是15世纪和16世纪欧洲外交的重要特点，联姻导致的王室领地的变迁成为意大利战争期间战争频仍的主要原因，从那不勒斯王国和米兰公国的继承问题，到法国东北部至莱茵河之间那一片纷争如麻的是非之地，无不折射出联姻政治的影响。

学者保拉·萨特·菲希特纳（Paula Sutter Fichtner）的论文《16世纪哈布斯堡王室外交中的王朝联姻与治国方略——一种跨学科的方法》（Dynastic Marriage in Sixteenth-Century Habsburg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以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综合考察了王朝联姻对哈布斯堡家族政治的深刻影响。论文抛弃了过去认为哈布斯堡家族联姻具有盲目性和偶然性的历史观点，提出哈布斯堡家族联姻具有内在的目的性，联姻对于哈布斯堡家族的政治统治、外交策略和治国方略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菲希特纳认为，自18世纪以来，大多数的欧洲历史学者摒弃了以研究欧洲王室家族统治与宫廷政治为主的历史学研究，在法国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的巨大影响之下，历史学研究逐渐从狭隘的王朝政治转向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研究，历史研究的多元化倾向降低了对王朝统治及其活动的关注程度，因此作为王朝统治的重要机制之一，王朝联姻的影响也很少受到重视。

16世纪的欧洲确实出现过一股轻视王朝联姻重要性的思想潮流，其中的代表人物是伊拉斯谟。伊拉斯谟的《论基督徒君主的教育》作为奉献给未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与其弟斐迪南的著作，认为“如果君主们的联姻仅限于其王国之内，对国家最为有利”。伊拉斯谟谴责王朝联姻中缺乏基本人道精神的做法，为那些“远嫁他乡，嫁给在语言、外表、性格和思维上和自己全然不同的男人”的年轻女子们感到悲哀，“即便有一桩婚姻带来了和平，肯定也不能持久。一旦婚姻中的某一方去世，和睦的牢固纽带就被打破”。王朝联姻无法从根本上维护基督教世界的和平。[157]伊拉斯谟厌恶王室相互通婚，而这种做法在16世纪早期常常被各王室（尤其是哈布斯堡王室）用来增强他们对领土权利的主张。联姻结盟是辽阔的哈布斯堡帝国的基础，涉及相隔遥远的各个家族之间的婚姻，夫妻双方的语言、习俗和情感都很不同。

虽然伊拉斯谟刻意贬低王朝联姻在外交上的重要性，但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是，16世纪的统治者普遍接受王朝之间通过外交谈判缔结婚姻以实现和平的做法（婚姻条款通常是各项条约中的核心内容），这是欧洲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王朝联姻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孕育王朝的合法继承人，一个继承人的诞生可以被视为一个权威的象征，一个继承人的死亡意味着王位继承问题的出现而引起又一轮的王室争斗，一个继承人的婚姻往往成为欧洲政治生活中的焦点问题。王朝联姻是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重要机制之一，菲希特纳以查理五世的帝国统治结构为例，说明哈布斯堡王室在利用王朝联姻作为帝国统治机制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菲希特纳另举查理五世的弟弟斐迪南的婚姻为例，指出斐迪南的婚姻安排与中欧政治联盟、相关的和平条约以及维持家族与中欧其他王室之间的友好外交关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联姻有助于查理五世在意大利、中欧和地中海的战争。哈布斯堡王室的王朝联姻政策基本上是随着王室政策的变化而变化的，比如哈布斯堡王室与中欧的匈牙利、波希米亚和波兰之间的王朝联姻是奥地利在中欧崛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王朝联姻、政治外交与帝国的形成紧密相连，联姻一方面为王权游戏中权利与义务的交换提供了一次机会，另一方面又是巩固和维护政治权威的一种有效手段。[158]

王朝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意大利战争的主要特点。《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二卷第11章“哈布斯堡王室与瓦洛亚王室的斗争”）形容两大王室“在16世纪上半叶的斗争已成为一场经典的悲剧。……从骰子一掷下，这场争吵就是复杂的、就是冲突和冗长枯燥的变化的重复”。[159]

正如学者理查德·麦肯尼（Richard Mackenney）在其著作《16世纪欧洲——扩张与冲突》（Sixteenth Century Europe：Expansion and Conflict）中论述与分析的那样，16世纪欧洲新君主制或绝对主义国家固然是王朝联姻的产物，但更是王朝扩张与冲突的产物。麦肯尼认为，王朝斗争在16世纪欧洲不是新鲜事物，但是王朝斗争的内涵却有了新的变化，封建法律之下狭义的王室利益之争是一个方面，而在军事革命与宗教改革之中寻求王室利益却导致了欧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15世纪下半叶意大利的政治危机引来了法国查理八世的入侵，由此带来了欧洲在政治、军事与外交上的巨大变化，不过麦肯尼却并不认同许多历史学者过多强调外交变化的重要性，而轻视军事变化的做法，他认为这样解释意大利战争可能会带来两点危害：其一，导致夸大了相关政治利益的内在联系性；其二，导致低估了意大利战争在军事上的影响与作用。麦肯尼强调意大利战争的军事意义，是试图从军事革命的角度进一步分析欧洲王朝政治在16世纪欧洲军事变革的基础之上在制度与结构上的变化，军事革命的一个重要结果是王朝统治代价的不断增长，而王朝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又不断对军事作战提出更高的要求，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麦肯尼所说的“王朝网络”（Dynastic Web）进一步向大国政治游戏（Power Games）的转变。麦肯尼认为，哈布斯堡王朝与瓦洛亚王朝之间的斗争表明，16世纪欧洲王朝政治的狭隘性与不稳定性随着军事革命的深入发展而更易引发军事冲突，王朝政治也更具扩张与冲突的潜能。[160]麦肯尼很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学界近年来关于欧洲近代早期军事革命的一些观点，并将之与王朝政治联系在一起。

政治流亡现象是研究意大利战争起因与分析各国利益缠斗的重要视角，政治流亡者在意大利和欧洲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一方面，这种现象与意大利复杂的家族政治、激烈的城邦政治斗争和具有国际背景的党派斗争密不可分；另一方面，这种现象也说明16世纪欧洲国际政治具有明显的家族和王朝色彩，充分体现出国际政治斗争背后的家族利益与王朝利益。丹尼斯·哈伊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中指出，在意大利的城邦政治生活中，流放作为合法的惩治手段而风行一时。许多著名的流放者（如但丁）的流亡生活，都是人们所熟悉的。在确定意大利许多城市国家的政治气候时，研究流放与政治流亡的现象肯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对1494年事件所起的作用不但不可低估，而且我认为是相当大的”。流亡者在各地的政治生活中往往处于重要的地位，而对流亡者的待遇也构成了各种势力谈判的议题之一。[161]

意大利的政治流亡者在各国宫廷的活动一向是积极而富有影响力的，许多活跃的政治流亡人物对意大利战争的爆发和进程发挥了独特作用。克里斯蒂娜·肖的《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流亡政治》（The Politics of Exile in Renaissance Italy）一书以佛罗伦萨、米兰、那不勒斯和锡耶纳等意大利城市国家的政治流亡者的流亡经历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15世纪意大利政治生活中流亡者的历史作用与地位，以及他们对于自己祖国和流亡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肖在书中把政治流亡者分为四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指那些由于在城市国家家族政治斗争中失败而被迫流亡的家族成员；第二种情况是指那些反抗城市国家统治家族权威失败的政治流亡者；第三种情况是指那些反对城市国家政策或共和国体制的政治流亡者；第四种情况是指那些在城市国家家族或派系斗争中失败的政治流亡者，这种情况居于多数。

该书从政治流亡者开始流亡至结束流亡为止共分七个部分，详细描述了政治流亡者的流亡生涯，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流放制度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认为15世纪意大利政治中的流亡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的地方主义色彩。政治流亡现象的本身也充分体现了意大利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与意大利政治中始终存在的外部干涉因素，政治流亡者在异邦的政治活动与各城市国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构成了意大利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这些政治流亡者往往在异邦的政治环境中一方面从事积极的政治游说活动，散播各种政治谣言，甚至成为流亡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或军事将领，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影响流亡国家的政策朝着有利于自己政治利益的方向转变。另一方面政治流亡者的角色又时常陷他们于政治尴尬、政治监视、经济拮据和遭遇挫折的窘境，政治气候的风云突变有可能让他们成为政治交易的筹码，甚至面临失去生命财产的生死抉择。肖认为，意大利各城市国家的政治流亡者在法国宫廷的政治游说是导致意大利战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正是他们援引外部势力干涉意大利事务的政治传统，破坏了《洛迪和约》维持的意大利平衡。不仅如此，远征那不勒斯和米兰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在意大利半岛掀起了另一轮政治流亡的热潮，导致意大利政治秩序与家族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肖列举了众多流亡者的经历。例如，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统治被推翻并流亡他乡；阿拉贡王室被赶下那不勒斯王国王位并流亡西西里；斯福查家族被逐出米兰并流亡德意志；在罗马涅战争中法国协助切萨雷·博尔贾驱逐罗马涅地区各城市的统治家族；等等。[162]

肖在本书结论中写道，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政治生活看起来似乎一片混沌，很难在这样复杂的政治迷宫中寻找到一条引导的主线。历史学者们曾经提出过两条重要的解析意大利政治迷宫的历史线索，了解这两条线索有助于分析政治流亡者在意大利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与地位。第一条线索涉及意大利各城市国家内部的政治发展以及城市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不同的政治团体、城市国家以不同的历史进程与历史节奏推动着各自的历史发展，其间产生出了大量的政治流亡者。第二条线索主要集中在15世纪下半叶，在这个时期意大利半岛在《洛迪和约》和意大利同盟的制度安排下维持着相互之间的政治均势，然而城市国家之间脆弱的政治平衡在相互妒忌与相互猜疑中失去了稳定的基础，为法国与西班牙相继远征意大利打开了方便之门，其中政治流亡者起到了阻挠建立稳定的意大利政治平衡的重要作用。[163]克里斯蒂娜·肖的《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流亡政治》为研究意大利战争中政治流亡的现象与流亡政治的影响打开了一扇学术窗口。

学者格伦·理查森（Glenn Richardson）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政治——亨利八世、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的统治》（Renaissance Monarchy：The Reigns of Henry VIII，Francis I and Charles V）以“君王的德行”（Princely Virtus）为全书核心概念，分析和讨论了文艺复兴时期君主统治在政治、思想、军事、外交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与变化，书中的每一个章节具体讨论了君主统治的一个主要方面。理查森认为，从19世纪和20世纪初叶绝对主义君主制概念到20世纪中叶新君主制概念的转变，表明西方史学界对于欧洲近代早期君主统治的认识与分析，经历了一个逐渐修正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依然在继续，新君主制概念中的一些解释得到了确认，而另一些被摒弃了。经过对欧洲家族与贵族历史的个案分析与综合研究，表明君主与贵族之间一直到18世纪都维持着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16世纪王室的权力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与扩展，中小贵族的政治地位也获得了显著提升，但是研究也表明君主统治依然需要贵族阶层与相对独立的政治团体的支持与合作。[164]

理查森在书中的第一章强调，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统治体现了君主要承担的三种社会角色：统治者（Governor）、战士（Warrior）和赞助者（Patron）。这三种角色也是理想君主统治的三个主要方面，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统治继续了欧洲中世纪的政治传统，作为统治者，保卫教会、主持正义与捍卫君主的世袭权利是上帝赋予的神圣职责。中世纪骑士精神在16世纪意大利战争中依然清晰可辨。作为基督的战士，以荣誉和荣耀作为酬报践行上帝给予他们的权力是君主从事正义战争的终极目标。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支持和赞助各种艺术的发展也成为他们实现理想君主统治的重要内容。[165]

意大利战争是16世纪欧洲历史的关键名词，亨利八世、弗朗索瓦一世与查理五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与金钱，相互混战。他们认为是在履行自己作为统治者、战士与赞助者的神圣责任。理查森在书中第二章与第三章分别从战争与和平、战争与欧洲国际关系的角度，分析和论述了亨利八世、弗朗索瓦一世与查理五世发动战争的原因以及战争中欧洲外交与军事领域发生的变化。他们发动战争的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他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战争是正义的，是为了自身的荣誉与基督教世界的和平，他们之间的王朝战争是为了维护王国（帝国）的领土和坚守从先辈那里继承下来的权利，这是上帝赋予的神圣职责。无论是战争的过程还是努力恢复和平的过程，16世纪上半叶欧洲的外交与战争不仅体现出了在亨利八世、弗朗索瓦一世与查理五世身上所具有的中世纪欧洲传统（君主的神圣性、骑士精神、封建政治），而且充分展示了由他们主导近半个世纪的欧洲国际关系发展中具有时代意义的变化（经常性外交的逐渐推广、军事组织与技术的不断变革、大国政治初露端倪）。[166]

（5）新君主制研究

意大利战争时期正是欧洲从中世纪的君主制向新君主制过渡的时期。王室权力的不断集中、官僚体系的科层化、外交与军事制度的现代化和近代国家体系的逐渐形成，促成了以查理五世、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八世为代表的欧洲新君主制的兴起。这些统治者的各项政策深刻影响了欧洲的历史进程。他们“开创了资本与政府权力互相依赖、互相结合的新欧洲史。是这些新的君主改变了欧洲的军队和战争，他们扩大了军队，把战争规模扩大到国与国，君主成为维持一个国家的和平的最主要力量。新君主们建立了一种国家臣民的新社会秩序，贵族、市民和农民成为国家之下的臣民，而君主的政府具有了公共政权的性质。这些新君主还努力使自己代表一种国家的主权，使得教会和封建领主都屈服于政府的权威，从而再无国内的地方势力和外国的干涉势力可以染指一个国家的主权。”[167]13世纪中后期以来，意大利的城市国家逐渐走上了家族世袭统治的发展道路。随着家族统治的不断强化，领土统治无论名义上或事实上都逐渐“王朝化”，演变为名副其实的“君主制”。[168]

15、16世纪，欧洲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的变化是新君主制产生的重要基础。意大利战争的历史进程是促成这些变化的重要因素，意大利战争牵涉的政治势力、历史人物（君主、教皇和地方诸侯等）众多，研究各个王国及城市国家在意大利战争时期的历史与互动关系是意大利战争研究的重要环节，从众多研究成果中可以认识和理解这场战争对欧洲各国尤其对法国、西班牙、英格兰以及教皇国等意大利城市国家的影响。

法国是意大利战争的始作俑者和主要角色，研究这一时期的法国历史自然离不开意大利战争的历史。无论是国家还是君王个人，意大利战争都是其历史发展的重要方面，既反映了法国历史传统的延续，又承载了法国政治、军事、外交甚至宗教文化领域的许多重要变化。以下列举一些与意大利战争研究密切相关的著作或论文来加以说明。

历史学家约翰·S.C.布里奇（John S.C.Bridge）的《路易十一之后的法国历史》（A History of France from the Death of Louis XI）主要叙述了1483年至1515年的法国历史，这部著作共分为五卷，其中第二、三、四卷翔实论述了路易十一以后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两代法国君主的意大利冒险，内容具体而充实，史料丰富，兼具文学性和学术性，是了解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时代法国乃至欧洲外交的重要史学著作。书中引用了大量历史文献，引述与正文相得益彰，对历史人物的把握得当但又不乏中肯的点评。例如，在第一卷评价安娜·德·博热摄政时期的法国历史时，布里奇认为这段历史的重要性长期受到忽视，其实安娜的摄政为以后查理八世远征意大利奠定了良好的国内基础。第三卷中对路易十二的宠臣、鲁昂大主教乔治·德·昂布瓦兹有生动描写，布里奇认为昂布瓦兹的外交政策为路易十二的意大利事业奠定了基础，让法国在意大利半岛取得了短暂的政治优势，驳斥了传统的否定观点。布里奇基本同意马基雅维里对路易十二外交政策的评价，认为路易十二的意大利政策完全不符合法国的政治利益。

布里奇的这部法国断代史用了近三卷的篇幅详细叙述了查理八世与路易十二的意大利战争，俨然是一部战争史和外交史，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法国史。从军事冲突与战役的详细描写到和约条款的外交谈判，大量的笔墨落在了一系列以意大利为中心的军事冲突与外交阴谋上面，例如第二卷详细追溯了法国对那不勒斯王国与米兰公国的所谓传统继承权利。对战争中的重要战役，诸如福尔诺沃战役、拉文纳战役等，布里奇不仅在书中进行了详细的文字叙述，还配以军事地理草图和交战双方军队的部署图，形象地辅以说明。通过大量外交文献、个人回忆录与外交使节报告，布里奇对于当时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外交接触与外交协商进行了针对性的分析与论述，例如查理八世远征意大利前后各种势力的外交活动产生的结果与影响，威尼斯同盟成立背后的外交斡旋对法国外交的意义等诸如此类的外交历史。这些对于意大利战争研究而言，一方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实描写，另一方面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参考文献。[169]

戴维·波特（David Potter）的《法国历史——一个民族国家的诞生（1460～1560）》（A History of France，1460-1560：The Emergence of a Nation State）论述了从1461年路易十一即位至1559年亨利二世去世之间的法国历史，在书中的最后一部分波特特别强调了战争与外交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法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波特认为，受到中世纪传统骑士精神的影响，战争始终是法国王室政策中不可回避的一个政治现实，某种意义上说战争是维持王国存在与社会秩序的理由之一。历史学者总是会不自觉地去寻找法国发动和卷入意大利战争的原因，其中的一个答案是认为随着13世纪法国安茹家族在意大利南方统治的确立，意大利成为法国王室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1494年查理八世远征意大利是对法国传统意大利政策的回归。这种观点在学者弗朗索瓦·德拉博德（Francois Delaborde）关于1494年远征的论文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他认为两个多世纪以来，那不勒斯王国始终对法国具有“致命的吸引力”（fatal attraction）。不过也有历史学者对此提出了反驳，学者亨利·勒莫尼耶（Henri Lemonnier）指出其中的谬误，他认为两个世纪以来法国一直坚持这样的意大利政策，试图维护其在意大利的利益，对于这样一项政策的解释时间跨度太长；早期远征意大利南方是封建制度下法国贵族个人事业的实现过程，而非王室政策的产物，与查理八世远征相较，两者基础已是完全不同了。两个多世纪以来法国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经济萧条、人口锐减和英格兰的侵扰，导致法国王权一度衰弱，但是法国王权在新的政治原则与基础之上，经过百年战争的洗礼，在集权的道路上获得了军事、政治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个基础上，法国才得以在欧洲国际政治舞台上重新占据优势地位。传统的圣战观念、国王保卫臣民与追求和平的责任，王朝的利益以及意大利政治流亡者的游说共同促成了查理八世远征意大利的决心。波特进一步认为，查理八世南下意大利并不是对路易十一东进政策的完全背离，而是欧洲国际局势发展的直接产物。由于外交方式与战争手段的变化，法国在意大利战争中的表现可圈可点。波特认为，虽然意大利战争让法国在意大利一无所获，但是法国在面对哈布斯堡王室的强势与其他军事失利的情况之下，维护了王国领土的完整性。这一方面得益于法国外交政策体系长期坚持追求的制衡哈布斯堡王室的政策，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法国的军事制度，虽然这种军事制度在侵略战争中没有发挥其作用，但它足以捍卫王国领土。波特通过对意大利战争的历史起源、发展过程与历史影响的辨析，不断强调战争与外交的历史作用，正是在意大利战争锻造的政治、军事与外交的基础之上，法国经受住了接下来的宗教战争的另一场考验，继而才逐渐形成了一套综合传统与时代特征的民族国家体制。[170]结合早年的著作《法国诸省的战争与政府管理：皮卡第（1470-1560）》（War and Government in the French Provinces：Picardy 1470-1560），波特进一步将其对意大利战争时期法国军事制度的研究，融入另一部著作《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战争：军队、文化与社会（约1480-1560）》（Renaissance France at War：Armies，Culture and Society，c.1480-1560），其对意大利战争的认识与分析颇有见地、引人深思。

16世纪法国史研究专家罗伯特·J.克内克特（Robert.J.Knecht）的《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兴衰（1483～1610）》（The Rise and Fall of Renaissance France，1483-1610）以编年体形式记述了自查理八世即位以来直至波旁王朝建立的法国历史，有关意大利战争的描述占据了本书近一半的篇幅。书中按年代顺序，以查理八世、路易十二、弗朗索瓦一世与亨利二世四代法国君主的统治为主轴，分阶段地考察了他们在位时的内外政策。在评价查理八世为入侵意大利而做的外交努力时，克内克特认为，查理八世的外交政策有得有失，得到的是在没有失去领土的情况下，法国与英格兰之间的条约让法国暂时解除了后顾之忧。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之间的条约不仅确保了布列塔尼臣属法国的政治地位，弥补了法国在东北边境的损失，而且在客观上承认了查理八世与布列塔尼公国之间的联姻，在政治上清除了国内的一大障碍。但是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条约不但归还了占有领土，失去了战略意义重要的比利牛斯山的两个城镇，而且埋下了法西之间在比利牛斯山一带冲突的祸根。[171]关于路易十二的意大利战争，克内克特用了“灾难性”（disastrous）这个字眼来形容这位在国内被称为“平民之父”的路易十二的外交政策。[172]弗朗索瓦一世的统治为法国宫廷带来了文艺复兴的气息，这位好大喜功的君主把对艺术的喜好与对骑士荣誉的追求作为他毕生事业，与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形成了当时欧洲国际格局中三强鼎立的局面，其间瓦洛亚王朝与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斗争冲突更是把意大利战争扩展至莱茵河中下游、多瑙河、英吉利海峡、地中海东部和北非沿岸等广大区域，构成了欧洲近代国际争衡的第一次高潮。克内克特认为弗朗索瓦一世的意大利事业同样是失败的，但是他在巩固法国东北边境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173]亨利二世的统治时期相对短暂，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朱尔·米什莱（Jules Michelet）形容他是一位“令人沮丧的君主”（a gloomy monarchy）[174]，克内克特认为这种评价有失公允，[175]形成这种看法主要是由于其父弗朗索瓦一世的光环和他短暂的统治时间，事实上亨利二世对于国王的职责是尽心尽责的，他执政时期的外交政策虽然不像其父那样大胆冒进，但是依然能够利用各种国际机会挑战哈布斯堡王朝在意大利以及其他地方的权威，成功占领了洛林的三个主教区以及英格兰的加来，将意大利战争拖入了各方僵持的状态，最后以和约的形式结束了意大利战争。

克内克特的另一部代表作《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 I）是公认的权威之作。弗朗索瓦一世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人物之一，研究者聚焦于他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战争与外交、赞助艺术与学术、财政改革、宗教政策及海外扩张等问题。克内克特的《弗朗索瓦一世》填补了近代以来史学界关于弗朗索瓦一世统治史的学术空白。他在前言中强调，他的这部著作不是关于弗朗索瓦一世的个人传记，而是一部关于弗朗索瓦一世统治史的学术性历史著作。[176]站在意大利战争研究的角度，战争是贯穿弗朗索瓦一世政治生活始终的重要内容，克内克特以丰富的历史史料与相关研究成果作为基础，对弗朗索瓦一世推动的意大利战争进行了深入分析与论述，从1515年马里尼亚诺战役到1525年帕维亚战役，从法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政治联盟到弗朗索瓦一世插手德意志事务，书中对弗朗索瓦一世每一个阶段的战争与外交都做了充分叙述，其论述浸透了作者对于这段历史的观察与认识，其观点与《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兴衰（1483～1610）》一书是基本一致的，克内克特认为，弗朗索瓦一世的统治标志着法国绝对主义君主制度的开端，尽管战争行为在道义上备受谴责，但是持续不断的战争客观上促进了法国政治制度、财政制度和军事制度等方面的转变，由于意大利战争的需要而导致军费的大幅提升，促使弗朗索瓦一世改革法国的财政制度，拓宽财政收入的渠道（通过卖官鬻爵、重新划分财政区等方式），加强中央的财政监管能力，1523年设立中央国库（Trésor de l’Epargne），全权处理国王的财政收入，中央国库的设立结束了中世纪管理财政收入的传统做法。[177]为了减少对瑞士雇佣军的依赖和加强军队的作战能力，1534年7月弗朗索瓦一世敕令在王国内招募并组建七支步兵军团。这是弗朗索瓦一世尝试的一次军事改革。虽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但是对法国的军事发展仍是一次重要尝试。[178]

学者D.L.波特（D.L.Potter）的论文《宗教改革时期的外交政策——法国卷入施马尔卡尔登战争（1544～1547）》（Foreign Policy in the Age of the Reformation：French Involvement in the Schmalkaldic War，1544-1547）以宗教改革时期发生在德意志的施马尔卡尔登战争为历史背景，深入分析了法国卷入战争前后的欧洲国际政治局势。在法国瓦洛亚王朝与哈布斯堡王朝在意大利争夺主导权的同时，德意志发生了新教运动。随着意大利战争影响的日益扩大，德意志也逐渐成为弗朗索瓦一世与查理五世之间斗争的另一个重要阵地。新教运动的不断发展壮大以及法国攻取意大利北方军事行动的失败，让弗朗索瓦一世急切希望利用宗教问题在神圣罗马帝国腹地形成反哈布斯堡王朝的政治联盟，在查理五世的帝国统治中心扶植反对势力，继而可以配合意大利等地的战事，这是法国卷入德意志事务的真实目的。自1519年查理五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来，哈布斯堡家族与德意志诸侯之间嫌隙频生，政治矛盾也不断加深，马丁·路德的新教运动在宗教问题上掀起轩然大波，宗教问题渐渐发展成为德意志诸侯反对哈布斯堡家族利益扩张、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武器，1531年施马尔卡尔登同盟成立，反对哈布斯堡家族的德意志诸侯力量在政治上形成了利益同盟，而这个同盟与法国之间一直保持着经常性的外交往来。

波特在论文中指出，施马尔卡尔登同盟与法国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受到法国国内强大的反对新教运动势力的影响，弗朗索瓦一世的德意志政策也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出现反复，1534年之后法国国内的新教运动严重威胁国内统治秩序，这种情况对于弗朗索瓦一世与施马尔卡尔登同盟之间以纯粹的政治基础形成的外交关系制造了很大的障碍，双方关系在宗教问题上陷入低谷。1544年9月，弗朗索瓦一世与查理五世达成《克雷皮和约》，这为查理五世推动镇压新教诸侯势力提供了政治条件。波特进一步指出，《克雷皮和约》之后的欧洲局势不利于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同盟再一次向法国提出支援请求，可是由于法国宫廷内部意见不合导致弗朗索瓦一世的德意志政策左右摇摆，法国对国内新教运动的高压手段也引起了德意志新教诸侯的不满。随着局势的进一步发展，弗朗索瓦一世逐渐意识到，只有让查理五世陷入德意志宗教纷争的泥沼而不能自拔，法国才能借此机会扭转意大利战争不利于自己的发展趋势（英格兰的亨利八世正在围攻法国北部城市布洛涅）。波特认为，在德意志内部利用和制造分歧是法国的德意志政策的主要目的，但是法国的外交政策却始终无法在王国内部的宗教政策与维护王国安全的王朝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这一方面说明了16世纪中叶欧洲国际政治事务中宗教问题依然是维护王国统治秩序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法国外交政策正在逐渐向维护王朝或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1547年施马尔卡尔登同盟被查理五世击败，由于法国与德意志新教诸侯之间的互不信任，法国试图利用施马尔卡尔登战争的外交政策是失败的，而考察其中原因正是本文的主旨。[179]

意大利战争发展到后期，由于宗教改革产生的宗教信诚问题使意大利战争变得更为复杂，政治问题与宗教问题互为制约、互为利用，而意大利战争交战各国也需要在王朝利益与宗教政策之间寻求政策平衡的支点，这种情况在意大利战争早期没有出现过，宗教问题的愈演愈烈成为意大利战争后期欧洲各国必须要面对的严峻问题。波特的论文充分说明了当时法国外交政策面临的两难境地，这也正是法国插手施马尔卡尔登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

奥斯曼帝国始终作为一个异教徒的力量而介入欧洲历史，对欧洲国际关系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大而直接的影响。15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不断发动战争，对基督教世界构成了直接的严重威胁。意大利战争爆发的一个诱因就是查理八世宣称将把征服后的那不勒斯王国作为东征土耳其人的军事基地，从这里发动对土耳其人的圣战，然而意大利战争的持续进行，不仅破坏了基督教世界表面上的所谓团结，而且还将奥斯曼帝国引入正在形成中的欧洲外交体系中，造成这一结果的正是不断发动意大利战争的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

学者德·拉马尔·詹森（De Lamar Jensen）把对16世纪土耳其人与法国关系的历史考察融入他的论文《16世纪法国外交中的奥斯曼帝国》（The Ottoman Turks in Sixteenth Century French Diplomacy）中，詹森在论文起始就强调，欧洲与奥斯曼帝国形成紧密外交关系是在16世纪上半叶，而引入这种关系发展的是弗朗索瓦一世，他将法土同盟政策作为其东方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弗朗索瓦一世改变反土耳其人的政策和基督教传统呢？传统解释是，1525年帕维亚战役中弗朗索瓦一世被俘，政治困境迫使法国向当时的奥斯曼帝国苏丹苏莱曼一世请求军事援助，两国同盟关系开始逐步确立，这种关系的发展也成为法国反哈布斯堡王朝东方战线的基础。弗朗索瓦一世希望通过这种政治关系，让奥斯曼帝国从东方对哈布斯堡王朝构成持续压力，以利于法国重新确立在意大利北方的主导权，扩大法国在地中海的影响力。一个基督教国家与一个伊斯兰国家除了对哈布斯堡王朝拥有共同的憎恨与恐惧之外，似乎再也没有其他共同点。然而詹森认为，从两国外交来往与谈判中可以看出，它们的合作关系在商业上是一种互利行为，商贸合作的优势有利于双方建立政治联盟。法国可以从这种关系的发展中获得在地中海上的商业特权，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弥补由于热那亚转投西班牙造成的战略上、商业上和海上力量的损失，为法国的葡萄酒、纺织产品、金属制品等商品另辟市场。土耳其人从中也可以再次激活由于新航路开辟而遭受损失的地中海东部诸国的商贸活动。

随着法国与奥斯曼帝国外交关系的确立，法国开始向伊斯坦布尔派出常驻使节，詹森注意到，奥斯曼帝国可以接受法国派驻大使，但除非具有特殊使命的使节，土耳其人并没有向法国派出常驻性质的使节，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奥斯曼帝国对同盟关系缺乏诚意，而是反映了奥斯曼帝国的传统观念，即帝国与法国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平等关系，而是一种恩赐与被恩赐的关系。尽管基督教世界对于法国与奥斯曼帝国的联盟关系颇有微词，但是法土联盟为在意大利战争中处于劣势的法国提供了政治支持与军事援助，让哈布斯堡王朝不得不面对来自中欧腹地、意大利沿岸地区及地中海一带的多重压力。詹森最后指出，法国的土耳其政策是成功的，它不仅有效分散了意大利战争中哈布斯堡王朝的力量，而且为以后法国在近东地区的优势地位奠定了基础。[180]

西方史学界长期忽视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统治，关于这位国王的学术研究成果远不及对弗朗索瓦一世的研究成果那么多。20世纪早期学者E.阿姆斯特朗（E.Armstrong）的论文《亨利二世的意大利战争》（The Italian Wars of Henry II）以20世纪初叶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罗米耶（Lucien Romier）所著的两卷本《法国宗教战争的政治起源》（Les Origines Politiques des Guerres de Religion）[181]为研究基础，重点论述了亨利二世时期意大利战争与法国国内政治斗争之间的密切关系。

罗米耶的《法国宗教战争的政治起源》是研究亨利二世统治时期战争与外交的重要著作，他在著作中指出，1559年不仅标志着法国历史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欧洲历史的一次“突然性的转折”（a brusque transition）。一场对外战争（意大利战争）结束了，另一场内战（宗教战争）开始了。罗米耶试图从政治发展的角度分析与论证法国宗教战争的历史起源，从亨利二世时期军事与外交的历史回忆中找寻法国宗教战争的历史起因。他把亨利二世的统治称为“16世纪的节点”（the knotty point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认为弗朗索瓦一世的意大利政策与亨利二世的意大利政策在表面上有着显著的区别，前者是赤裸裸的军事征服，而后者无论怎样在表面上宣称的是为了保护意大利半岛上的弱小城市国家免受哈布斯堡王朝的政治统治。罗米耶在著作中详细论述了亨利二世时期军事与外交的历史，以意大利战争为中心论题，用大量史实充分证明了法国国内政治斗争与亨利二世的意大利战争之间是一种互为促进、互为推动的关系，而围绕意大利政策展开的国内政治斗争又随着意大利战争的结束，在法国国内逐渐演化并升级为宗教战争。罗米耶认为，这一时期意大利战争某种程度上也表现为法国王室总管蒙莫朗西与吉斯家族之间长期的政治斗争，这种斗争不仅贯穿亨利二世统治始终，而且左右了亨利二世的对外战争。蒙莫朗西主张法国应将外交政策重点放在法国东北边境一带，而声言有权继承安茹家族事业的吉斯家族则坚决主张干涉意大利（由于吉斯家族与意大利埃斯特家族之间的联姻关系、意大利的政治流亡者的政治游说以及法国王后凯瑟琳·德·美第奇的佛罗伦萨背景，法国国内支持干涉意大利的势力一直都很强大，亨利二世时期插手教皇选举、帕尔玛战争、锡耶纳战争和远征那不勒斯都是干涉意大利政策的产物），可以说意大利战争的成败成为吉斯家族在法国国内政治兴衰的晴雨表。

针对罗米耶的观点，阿姆斯特朗指出，亨利二世的意大利政策并不像罗米耶所说的那样与弗朗索瓦一世的政策有着明显区别，干涉帕尔玛事务的战争是为了履行与意大利法尔内塞家族的政治协议；干涉锡耶纳事务的战争逐渐演变成为对佛罗伦萨的军事攻击，而且很可能发展成为法国远征那不勒斯的借口；夺取科西嘉岛表面上是为了保护教皇的安全，实则是为了再次远征那不勒斯。这样的意大利政策其实与前任政策是一脉相承的，没有实质性区别。阿姆斯特朗的论文基本采纳了罗米耶的部分历史观点，不仅一再强调法国国内政治斗争与意大利战争之间的密切联系，而且进一步认为亨利二世的意大利战争在法国历史乃至欧洲历史上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至于亨利二世的意大利战争与法国宗教战争之间的因果关系，阿姆斯特朗则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仍需进一步论证。[182]

学者弗雷德里克·J·鲍姆加特纳（Frederic J.Baumgartner）在《法国国王亨利二世（1547～1559）》（Henry II：King of France 1547-1559）一书中认为，亨利二世的历史形象在很多史学著作中显得过于单薄与程式化。他强调，亨利二世的统治时期是法国历史的关键时期，法国新教势力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强大影响力并初具组织规模的政治力量；通过意大利战争，法国的东部边境延伸至洛林，并且从英格兰人手中夺取了加来，结束了英格兰在欧洲大陆的存在历史；亨利二世还对法国的税收制度及官僚机构做出了一定改革，以适应当时法国国内政治的需要。[183]亨利二世的统治主要由两个主题构成，一个是在外交方面，他继续推动意大利战争，反对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的主导地位；另一个是在内政方面，根据形势的需要，他在新教问题上的立场也是前后不一。鲍姆加特纳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意大利战争上，强调亨利二世对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怨恨与恐惧。鲍姆加特纳认为，亨利二世花费大量精力试图摧毁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事业。因此书中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王朝斗争上面，并从亨利二世的个人角度阐释了法国的政治生活。在这个框架之下，鲍姆加特纳对法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以及军事问题都给予了综合性的历史考察，突出介绍了以王室总管蒙莫朗西为首的主和派与以吉斯兄弟为首的主战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强调这场政治斗争对于结束意大利战争以及1559年之后的法国政治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184]

如何评价《卡托—康布雷奇和约》一直是历史学者争议的话题，一部分人认为该和约是法国的一场灾难，法国从中并没有获得任何具有重要性的实质好处，鲍姆加特纳则认为，从战略角度而言，法国得大于失，但亨利二世的意外死亡却导致这些收益大打折扣。[185]鲍姆加特纳在书中没有太多关注法国国内日益壮大的新教运动，但他也希望能够解释亨利二世对新教势力政策时软时硬、内外有别的真正原因。鲍姆加特纳认为，亨利二世对于国外新教势力的容忍态度，是一种符合法国王朝利益的政治表现，是随着外交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而对国内新教势力的排斥态度，是由于亨利二世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始终认为新教运动是对国内秩序的严重威胁，[186]鲍姆加特纳关于宗教问题的观点显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鲍姆加特纳的这部著作尽管在分析法国国内新教运动方面略显不足，但是对于研究亨利二世的意大利事业仍不失为一部佳作，有助于理解鲍姆加特纳所强调的这样一个学术问题，即亨利二世的统治时期是法国历史的关键时期。

哈布斯堡家族（西班牙）是意大利战争中的另一个主要角色，研究意大利战争中的哈布斯堡家族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是意大利战争研究的重要领域，这里不仅体现了帝国观念的演变历史，而且展示出王朝联姻政治对于哈布斯堡家族乃至欧洲历史的重要性，这两点集中体现在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学术研究上。

英国历史学家J.H.埃利奥特（J.H.Elliott）的《西班牙帝国（1469～1716）》（Imperial Spain 1469-1716）是研究西班牙近代历史的权威之作，对于了解意大利战争期间的西班牙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大国的兴衰一直以来是史学界备受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其中西班牙帝国的迅速崛起与中途衰落成为考察大国兴衰命题的典型案例。埃利奥特的《西班牙帝国（1469～1716）》以1469年阿拉贡王国王子费迪南德与卡斯提尔王国公主伊萨贝拉联姻作为西班牙帝国的起源，从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角度，论述了从阿拉贡和卡斯提尔的联合至法国波旁王朝入主西班牙之间近三百年的帝国历史。埃利奥特在书中简短分析了阿拉贡、卡斯提尔与加泰罗尼亚等的历史发展，以此试图说明在西班牙帝国的统一进程中，伊比利亚半岛上各王国之间不均衡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西班牙政治演变的方向，继而对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西班牙帝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187]作为统治西班牙的外来家族，哈布斯堡王室通过一系列的王朝联姻与继承关系的戏剧性变化，把家族领地拓展至西班牙，并以西班牙作为帝国统治的核心形成了一个规模空前庞大的帝国。查理五世的出现成为欧洲历史上的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1519年查理五世当选在欧洲具有普世意义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走上了一条追求“普世帝国”的不归之路。查理五世在位期间，其对外政策着力于与法国争夺控制欧洲的最富庶地区意大利，力争剪除德意志的新教力量，将分散的德意志诸邦统一在帝国之下，同时守护、巩固和扩大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把土耳其人的势力驱逐出基督教世界，埃利奥特称之为“查理五世的帝国主义”（the Imperialism of Charles V）。查理五世的帝国主义让法国与奥斯曼帝国、德意志新教势力结成政治同盟，让宗教改革运动在政治上获得了道义支持并取得了一定成功，让帝国统治下的意大利反对帝国的政治活动始终暗潮涌动。

埃利奥特在书中写道，查理五世的帝国在面对另一个帝国（奥斯曼帝国）时，“发觉自己处在战线的前沿，是欧洲抵挡土耳其人攻击的天然堡垒。正是基于这一点，查理的帝国主义盛行起来。一个帝国想对付另一个帝国的袭击。阿拉贡王国各邦自身太弱，无法阻止和打退土耳其人的进攻，而卡斯提尔也需要一条境外防线。查理的帝国主义恰好提供了这一防线。他能够抽取他分布广泛的领地的财政和军事资源，利用他的热那亚盟友的海上力量，连同他的德意志银行家的贷款，来保护意大利和西西里，进而保护西班牙自身，使之免遭奥斯曼帝国主义的杀戮。”[188]然而查理五世过度地卷入德意志问题与意大利战争，以致不能实行一种针对奥斯曼帝国的持之以恒的进攻性政策，西班牙在享受查理五世给予的和平与安宁时，却不得不承担起查理五世同时给予的帝国义务，为帝国战争支付巨额的费用。“征伐永久化，意味着陈旧过时的社会组织在一个从事征伐的社会中永久化。这也意味着16世纪西班牙及其帝国的体制与经济在郁闷的持续不断的战争背景下得以形成，而后又被扭曲。”[189]埃利奥特认为，如果说战争是查理五世时期西班牙历史的一个主题，那么帝国组织机构的官僚化则是另外一个主题。查理五世的帝国庞大而复杂，在帝国缺乏统一且有效的行政系统和官僚系统的条件之下，查理五世的政治统治则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中世纪的传统政治方式，并在之前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强化和扩大了现有事务委员会体系的功能，协调领地之间的统治关系与秩序。但是查理五世的努力并没有减轻由于战争而带来的帝国财政危机，战争、宗教与帝国统治的多重压力最终让查理五世选择了逊位。[190]埃利奥特评论道，查理五世的逊位意味着查理五世的普世帝国主义的终结。埃利奥特在分析意大利战争期间的西班牙历史时，并没有直接去论述战争问题，而是站在西班牙国内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角度，从侧面讨论了战争对于西班牙以及查理五世帝国带来的冲击，为研究意大利战争中的王国或帝国行为提供了一次重要尝试。

查理五世是西方史学界长期关注与研究的焦点人物，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很丰富，尤以德国历史学家卡尔·布兰迪（Karl Brandi）的《皇帝查理五世——一个人和一个世界帝国的成长与命运》（The Emperor Charles V：the Growth and Destiny of a Man and of a World-Empire）为代表，这部著作被视为查理五世传记的经典之作。[191]虽然这部著作是研究查理五世的必备参考，但是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其中有些诸如帝国及国家的观点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显然过时了。查理五世个人是否怀有主导欧洲的野心，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罗伯特·B.莫瓦特在他的《欧洲外交史（1451～1789）》中就认为，宣称查理五世个人希望主导欧洲是不合适的，他可能意识到自己是众多领土的领主，一个人是很难驾驭的，查理五世并没有缔造世界帝国的宏伟战略。[192]下面仅以近期出版的学术著作说明查理五世研究的现状。

学者M.J.罗德里格斯—萨尔加多（M.J.Rodriguez-Salgado）的《帝国的变迁——查理五世、菲利普二世和哈布斯堡家族的权威（1551～1559）》（The Changing Face of Empire：Charles V，Philip II and Habsburg Authority，1551-1559）把历史研究的焦点放在了意大利战争结束前的近10年时间，这个时候查理五世的帝国正面临着政治上、经济上和心理上的三重压力，帝国权力也在逐渐由查理五世向菲利普二世过渡和转移。罗德里格斯—萨尔加多分析了意大利战争的影响与查理五世统治的逐步衰落，并追溯了菲利普二世登上历史舞台的过程与哈布斯堡家族领地的分割。本书试图修正长期以来人们对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的传统看法，并对他们与领地之间的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解释。罗德里格斯—萨尔加多认为，围绕在查理五世周围近乎圣洁的光环几乎与这位日渐衰老（Aging）、昏聩无能（Inept）的查理五世并不相符，步入暮年的查理五世顽固地把持着帝国权力，拒绝对其所犯错误承担任何责任，时有的消沉与暴躁展现了这位皇帝平凡的一面，少了一些英雄气概。至于菲利普二世，罗德里格斯—萨尔加多则认为，菲利普二世是以积极的政治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的，他敢于发表与父亲相左的意见，这种形象与传统认为的怯懦、言听计从的菲利普二世有很大出入。罗德里格斯—萨尔加多除了做出对历史人物形象的修正之外，她还在书中提出了三个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哈布斯堡家族的庞大帝国是如何经受住权力更替的，菲利普二世的帝国与查理五世的帝国有多大程度的不同？第二个问题是由于持续60多年之久的意大利战争给帝国带来了难以言表的压力，那么帝国财政是通过什么方式支持战争的？战争又是如何影响帝国财政的？第三个问题是1559年《卡托—康布雷奇和约》真的意味着哈布斯堡王室与瓦洛亚王室之间斗争的结束和真正意义上西班牙君主统治的开始？罗德里格斯—萨尔加多通过逐层分析得出的结论与一般的观点大相径庭，帝国权力的转移过程比人们预期的更为复杂、更为激烈，通过对帝国财政的考察与分析，著作的结论却是帝国财政正经历着一个各种因素迅速转变的时代，但是书中并不接受财政破产的说法，而《卡托—康布雷奇和约》缔造的和平只是延缓了哈布斯堡王室与瓦洛亚王室之间的斗争，而不是结束，和平状态不久就受到了新的威胁。[193]

罗德里格斯—萨尔加多的这部著作对于意大利战争结束前夕帝国政治的考察，在许多方面令人耳目一新，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全新的解释模式。由于史学界很少关注这一段历史，因此她的努力值得肯定。但是罗德里格斯—萨尔加多的很多观点仍需要谨慎看待，从方法的角度看，她刻意贬低查理五世、拔高菲利普二世的做法并不符合历史研究的客观性要求，容易产生先入为主的不良效果，以结论推动过程的研究可能造成不必要的困难。从具体的历史分析来看，罗德里格斯—萨尔加多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政治上还是心理上，查理五世与菲利普二世面对的历史现状是一样的，采取的手段也大同小异。查理五世与菲利普二世都曾尝试进行财政改革，但都是由于战争的需要而使改革受挫，帝国财政问题也日益恶化。至于《卡托—康布雷奇和约》，罗德里格斯—萨尔加多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意大利战争结束的时代意义（尤其是大国政治为欧洲国际关系带来的新变化）。除了上述的不同意见之外，罗德里格斯—萨尔加多的这部著作还是为了解欧洲近代早期帝国处理具体实际事务的方式方法提供了很好的分析，这有助于弄清欧洲近代早期战争与帝国财政之间的关系以及战争给帝国内部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

公元2000年欧洲许多国家相继举行纪念活动，纪念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诞辰500周年。各地以展览、讲座、研讨会、音乐会和宴会等各种形式举行的纪念活动引起了政界与普通大众的广泛关注，大量以查理五世作为标题的书籍也相继出版，其中不乏研究查理五世的学术性专著。

荷兰学者维姆·布洛克曼（Wim Blockmans）的《查理五世（1500～1558）》（Emperor Charles V，1500-1558）从严格意义上说，不属于查理五世的传记范畴，布洛克曼指出，本书的主旨是综合展示查理五世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布洛克曼在书中的第一部分以倒叙的方式简洁回顾了查理五世近40年的皇帝生涯，从出生至去世，从他接受的基督教传统教育到他要承当的帝国责任与义务，这个历史过程不断折射出在皇帝个人与帝国政治之间、传统与现实之间、权利与责任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布洛克曼指出，这种个人与权力架构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查理五世时代达到了一个戏剧性高潮，那么决定历史进程的究竟是个人、是体系结构还是客观的物质条件呢？[194]查理五世是否有一个追求普世帝国的大战略（A Grand Strategy）呢？这是布洛克曼提出的第二个问题。1525年查理五世已经拥有了72个正式头衔（包括27个国王头衔、13个公爵头衔、22个伯爵头衔及9个领主头衔），以后还在不断增加。这么多头衔的背后体现了不同领地的不同法律基础，这些法律基础是几个世纪以来由于继承、联合与分裂而产生的权力运作的基石。领地利益与王朝利益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而身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查理五世又肩负着罗马帝国的传统事业，在帝国架构下，如何合理安排领地、王朝与帝国三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是摆在查理五世面前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意大利战争中军事技术的变革、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美洲金银的输入以及奥斯曼帝国的扩张等都以各自的方式让查理五世的庞大帝国陷入混乱之中，各种因素还以不同的组合方式不断地阻遏查理五世的各种计划，查理五世必须同时面对多种选择。布洛克曼形容说，就好像在棋盘上玩的一场游戏，皇帝作为一方要经常接受三至四方的挑战，所谓的大战略谈何容易。[195]

布洛克曼认为，“荣誉、权利与领土”是这个时代君主们所共同追求的，它是一种权利与责任的体现，是中世纪欧洲政治的继续。意大利战争中查理五世认为自己的战争是在践行自己的权利与责任，很显然由神学家界定的战争的正当理由与现实政治所做出的定义相去甚远，那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满足国王与皇帝对于荣誉的追求呢？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准确回答。[196]布洛克曼的这部著作还从皇帝维护宗教权利的责任、帝国政治的影响以及战争对于帝国财政的影响等方面，具体展现了查理五世时代现实与理想的差异与冲突，在查理五世身上表现出来的各种紧张关系恰恰是他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布洛克曼提出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与思考，这不仅有助于认识查理五世个人，还有助于了解意大利战争期间帝国、王朝与领土概念的时代含义。

学者詹姆斯·D.特拉西（James D.Tracy）的《战争的总指挥——查理五世的战役策略、国际财政与国内政治》（Emperor Charles V，Impresario of War：Campaign Strategy，International Finance，and Domestic Politics）以查理五世的九次军事行动为全书核心论题，试图说明战争作为一种国家行为，对于帝国财政与内政的深刻影响。全书聚焦于三个主要问题：首先，从战略角度而言，查理五世进行战役的具体目标是什么？其次，再好的将军也不能确保在战争中取得胜利，金钱才是问题的关键，那么查理五世是如何寻求资金支持来确保以雇佣军为主力的帝国军队继续效忠于他呢？最后，帝国臣民不得不为皇帝的战争而支付带有利息的账单，那么什么情况下帝国各领地的议会机构才同意增加税收？特拉西的这部著作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以解释回答上述问题。

书中第一部分概括了查理五世进行军事行动的基本条件以及筹集军费时采用的基本手段，考察了低地国家、那不勒斯和卡斯提尔的财政机制与财政状况，查理五世基本上是用税收来偿还银行或私人借款。[197]第二部分较为详细地讨论了1529年至1552年由查理五世亲自指挥的九次战役，其中包括远征突尼斯、远征阿尔及尔和两次施马尔卡尔登战争，特拉西使用查理五世的个人信件、财政委员会的账目与议会记录，从财政角度具体分析了九次战役的军费使用情况，从政治角度剖析了各领地议会机构与查理五世的互动关系，均表明查理五世的战争费用增长迅速。[198]第三部分则讨论了各领地对查理五世增加税收的反应。由于卡斯提尔和低地国家的代议机构发展较为成熟，因此反抗尤为激烈，甚至酿成了1536年根特起义。[199]特拉西的这部著作以查理五世作为战争总指挥的形象，通过运用丰富的原始史料以及严谨的分析统计，论述了查理五世时期军事、财政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是研究意大利战争中查理五世帝国军事发展的一部重要著作。

此外，M.J.罗德里格斯—萨尔加多的一篇论文《服从十诫——查理五世与弗朗索瓦一世之间的第一次战争（1520～1529）》（Obeying the Ten Commandments：the First War between Charles V and Francis I，1520-1529）值得重视，读起来也饶有趣味，该论文收录于维姆·布洛克曼等人主编的论文集《皇帝查理五世的世界》（The World of Emperor Charles V）。论文以1520年至1529年查理五世与弗朗索瓦一世之间的第一次战争为分析个案，从基督教传统的战争与和平的观念说明意大利战争中查理五世与弗朗索瓦一世之间发生战争的深层原因。罗德里格斯—萨尔加多认为，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Shakespeare’s Romeo and Julliet）中两大家族之间世代相继的恩怨情仇，是酿成罗密欧与朱丽叶悲剧的根本原因之一。实际上这部以意大利为背景的戏剧也在一定程度上戏剧性地表现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王公贵族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中世纪欧洲贵族之间围绕土地与财产的矛盾与冲突长期存在，而且世代相传。这种矛盾与冲突不仅孕育和反映了渗透于欧洲文化之中的暴力倾向，而且为这些贵族提供了生活的手段与生活的方向，以此来实现他们所追求与推崇的两项美德：荣誉与勇气。随着封建贵族战争向王朝战争的转变，追求荣誉与光荣的美德也逐渐融入王朝政治的血液之中，并且与权力、公正与和平等理念相融合，这样看似矛盾的道德理念成为贵族生活准则中必需的组成部分。

16世纪初弗朗索瓦一世、查理五世和亨利八世相继即位，他们血气方刚、充满自信、渴望武功，他们对于荣誉与光荣有着强烈的渴望，对于基督徒之间的和解与和平也愿为之付出努力。罗德里格斯—萨尔加多强调，现在的问题是采用暴力的手段要有公认的正当理由，而通常的做法是一方煽动另一方首先挑起冲突，然后自己再摆出一副无辜受害者的姿态，用这样的方式来确保自己使用暴力的合法性，在现实的欧洲国际政治中，文艺复兴时期的君王诸侯经常采用这样的策略规避战争责任。论文提出了两个问题：为什么查理五世与弗朗索瓦一世之间在1521年爆发战争？为什么战争直到1529年才暂时结束？罗德里格斯—萨尔加多认为，查理五世与弗朗索瓦一世之间的战争具有非常明显的中世纪政治思维逻辑的痕迹。由于受到传统权利与责任的影响，查理五世与弗朗索瓦一世都把维护王国的领土和坚守从先辈那里继承下来的权利视为上帝赋予的神圣职责，这个过程也是追求荣誉与光荣的一种具体体现，在正义战争的召唤之下，最终实现上帝的和平事业。经历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选举的斗争与英格兰居中斡旋的失败，1521年双方之间爆发第一次战争。查理五世在意大利战争的过程之中始终把弗朗索瓦一世视为唯一的侵略者，因为弗朗索瓦一世拒绝承认查理五世高于自己的政治地位。1525年帕维亚战役之后，弗朗索瓦一世被俘，查理五世坚信胜利是上帝给予他的，证明正义是站在他的一边，他也十分肯定弗朗索瓦应该为战争受到谴责，应为他的错误付出相应代价，而且胜利让法国处在他的支配之下。罗德里格斯—萨尔加多在论文中指出，由于长期的不信任与对各自事业的坚定信念，为了荣誉、地位与权力，查理五世与弗朗索瓦一世之间的战争一直延而未决，直到1529年签署《康布雷和约》，战争才暂时结束了。[200]

英格兰是意大利战争中的次要角色，因为其实力和对战争的参与程度远不及西班牙和法国。但是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英格兰在欧洲大陆的哈布斯堡王室与瓦洛亚王室之间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亨利八世恢复了英格兰国王渡海入侵法国以争夺领地的传统，从16世纪20年代初开始竭力在法国与哈布斯堡之间寻求英格兰的国际政治地位，在欧洲国际舞台上形成了亨利八世、弗朗索瓦一世与查理五世竞逐的国际局面。研究都铎王朝时期，特别是亨利八世时期英格兰的战争与外交以及意大利战争对英格兰的影响也是意大利战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P.S.克劳森（P.S.Crowson）的《都铎王朝的外交政策》（Tudor Foreign Policy）是研究英格兰都铎王朝对外政策的一部富于思想性的学术专著。克劳森在介绍都铎王朝对外政策主要目标时指出，尽管保卫王国领土是外交政策的主要动机与目标，但是都铎王朝的历代统治者发动战争无论是出于王朝野心，还是出于对圣战的狂热，都是迎合了君主与王国臣民在心理上的需求。克劳森继续指出，王国的安全与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王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都铎王朝统治下的英格兰在意大利战争前期的三十五年，并没有感觉到实行积极外交政策的迫切性，但是1529年之后，英格兰开始意识到保卫王国是一项持续的、紧迫的任务。这种转变的出现与当时欧洲大陆的国际局势、亨利八世的对外政策都有直接联系。威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法国始终是英格兰王国领土安全的首要威胁；其二，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廷的决裂导致西班牙、法国、苏格兰可能以宗教名义入侵英格兰。因此，意大利战争后期以至更长时间，都铎王朝对外政策的最重要目标是反对侵略，保卫王国领土与安全。对外政策的另外一个主要目标是维持王朝的统治秩序，这个目标时常等同于保卫王国的安全。另外寻找商业机会也是都铎王朝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克劳森认为，都铎王朝的对外政策中时常掺杂着君主个人抱负与贵族官僚个人利益的影响。[201]书中详细分析了都铎王朝历代君主的对外政策，克劳森认为亨利七世的外交政策是一种明智的容忍政策（the Patient Diplomacy）。通过这种政策，亨利七世把法国的力量由法国北部转移到意大利，暂时阻止了法国对英格兰与低地国家的军事威胁，有利于亨利七世壮大英格兰的海上力量并与法国的邻邦结为政治联盟。亨利八世的外交政策是一种积极的进攻性政策，与亨利七世截然不同，他积极卷入意大利战争，干涉欧洲大陆事务，尝试扮演平衡的角色。与罗马教廷的关系彻底破裂之后，亨利八世采取了更加积极地介入意大利战争的外交政策。克劳森认为，亨利八世的战争在一定意义上是有益于英格兰的，因为战争更趋向于加紧国王与臣民的政治联系，其内外政策有助于英格兰人形成一种强烈的团结意识或民族意识，逐渐意识到英格兰人属于一个远离欧洲大陆的开放性的岛屿国家，他们蔑视所有的入侵者。克劳森的《都铎王朝的外交政策》在分析都铎王朝的对外政策时，不仅分析了对外政策的长期发展过程，而且正确把握住了外交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现实复杂性与偶然性。

英国历史学者J.J.斯卡里斯布里克（J.J.Scarisbrick）的《亨利八世》（Henry VIII）是继20世纪初A.F.波拉德（A.F.Pollard）的《亨利八世》[202]出版之后的另一部关于亨利八世统治史的学术著作。斯卡里斯布里克的这部著作不是以编年体的方式叙述历史，而是以亨利八世统治时期诸如意大利战争、解除与王后的婚姻、与罗马教廷决裂等重要历史事件为论述核心，详细论述了亨利八世统治时期英格兰在政治、宗教与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发展与变化，刻画了一位在政治上敢于作为、在国际事务上积极主动的亨利八世的形象。亨利八世统治早期，托马斯·沃尔西是亨利八世对外政策的核心人物，由他积极推动的金锻军营会晤、《伦敦条约》以及加来—布鲁日和平会议等为提高亨利八世的国际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亨利八世与弗朗索瓦一世、查理五世之间一系列的外交动作在书中占据了很多篇幅，可见国际事务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占有重要位置。亨利八世统治的37年，英格兰以高昂代价经历了与法国的多次战争，加入了欧洲大陆国家缔结的多项条约，以高昂的姿态挑战教皇与皇帝的权威，积极干预欧洲大陆兴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并把神圣的宗教权利置于王位之下，意大利战争中亨利八世、弗朗索瓦一世与查理五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演变为欧洲大国之间的政治较量，英格兰在崇尚荣誉与光荣的亨利八世的带领下，在16世纪上半叶的欧洲表现得异常活跃。斯卡里斯布里克认为，尽管亨利八世的战争与外交为英格兰带来了繁重的经济负担，但他的战争也锻造了英格兰人的团结意识或民族意识，形成了强烈的岛国意识。[203]斯卡里斯布里克的《亨利八世》是研究意大利战争中涉及英格兰外交与战争的一部重要著作。

学者史蒂文·冈恩（Steven Gunn）的论文《亨利八世的法国战争》（The French Wars of Henry VIII）以1523年之后亨利八世的历次法国战争为中心论题，试图分析和解释亨利八世对法作战的真实原因。亨利八世的法国战争是由清晰明确的对外政策而导致的合理决策？还是由于世代相传的反法情结而做出的非理智决策？或者是由于国内政治压力而产生的结果？战争是亨利八世本人的决定？或者仅仅是由于英格兰在正在形成的欧洲近代早期国际体系中不可避免的国际角色而决定的？冈恩认为，无论原因何在，亨利八世无疑是一位尚武的国王，他生活在一个欧洲国际关系动荡不定的年代。在他统治的大部分时间内，英格兰与法国基本上是处于战争状态的。欧洲大陆上哈布斯堡王室与瓦洛亚王室之间的斗争为亨利八世提供了一个相对灵活的国际活动空间，查理五世与弗朗索瓦一世都先后对亨利八世表示友好，这种殷勤的态度使亨利八世认识到自己手中握有某种平衡力量，虽然亨利采取的策略是随时联合较弱一方对抗较强一方，反复加入对抗法国或对抗查理的阵营，但是实际上英格兰外交政策从来没有摆脱伦敦与低地国家之间坚强的贸易联系，以及和法国之间传统敌意的影响，这使得英格兰在情感上是偏向查理五世的，甚至在亨利八世与罗马决裂而与查理五世为敌后亦是如此。亨利八世与英格兰始终未能给予法国真正的政治支持，英格兰与法国的历史恩怨与由此产生的把征战法国与实现骑士精神价值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宣传方式，很容易让亨利八世做出跨海征战法国的决定。但是是什么促成亨利八世决定这样去做呢？冈恩认为，追求荣誉是亨利八世对外政策的主导词汇，然而追求荣誉的骑士作风并不意味着亨利八世视战争如儿戏，为荣誉而战是有选择性的，必须得到当时社会的认可。战争是对荣誉的最大考验，冈恩认为1450年到1530年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骑士精神与抱负的产物，而亨利八世的对外政策与这种骑士准则是相一致的，这决定了他与其他欧洲君主的关系，特别是与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关系。

冈恩在论文中指出，过分强调亨利八世对法国王位的继承权利可能会造成时代错误的历史假象，以现在的观点来看，亨利八世对法国王位的态度是可商榷的，金锻军营会晤之时，亨利八世对这个问题也只是淡而处之，而1528年战争之时亨利八世又特别强调了他对法国的权利，由此看出，亨利八世对待法国王位继承权利的态度是按照追求荣誉与局势发展的需要而不断改变的。关于亨利八世与托马斯·沃尔西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分配，冈恩认为，亨利八世与沃尔西在外交上配合默契，这也反映出亨利八世深谙外交的精妙，某些外交决策实际是亨利八世自己政治游戏的产物，沃尔西等人则是执行亨利八世的决策。随着阅历的不断丰富，亨利八世的外交敏感性与自主性也在不断增强。冈恩在论文的最后强调，把亨利八世的法国战争与为权力而战联系起来是对亨利八世对法战争的简单看法，追求与维护荣誉是这个时代贵族的基本生活方式。王国历史传统与骑士传统共同作用于亨利八世的法国战争。[204]

城市的勃兴与发展是中世纪末期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重要现象，城市国家家族世袭统治的“君主化”是这一时期意大利的发展主流。城市不仅在规模和数量上超过以往，而且经历了剧烈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各种斗争。意大利战争对意大利城市国家的影响巨大，《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的第一卷第9章“西方的国际关系：外交与战争”从西方和平与战争的理念变化入手，分析了意大利战争中外交与军事在制度与技术层面的变革，强调了意大利战争的过渡性质，但也提醒读者应该注意，不要受到马基雅维里与圭恰迪尼的过度影响，而将意大利战争时期外交和军事的变化或一些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微妙做法加以夸大。第12章“对意大利的侵略”对从1454年《洛迪和约》之后直到意大利战争前期的国际关系历史，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强调查理八世入侵前后意大利政治生活的显著差别。在连续三次入侵的过程中，意大利的独立已经遭到破坏。在总结意大利未能抵御入侵的原因时，分析认为首先不在于它在军事上没有能力。比它武装力量的薄弱更为严重的原因是造成各国四分五裂的那种狂妄的地方爱国主义。[205]

教皇国是意大利城市国家体系中地位最为独特的一支政治力量。在欧洲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教皇不仅是遍布欧洲各地的天主教会组织的首领，而且是位于意大利半岛的教皇国的世俗君主。意大利战争期间，教皇的角色实际上更具世俗性，罗马城除了具有基督教世界宗教中心的功能之外，还是欧洲外交活动的中心舞台。罗马教皇作为意大利战争中重要的利益关切方，与其他意大利城市国家和西欧君主竞相争强、争荣，因为在纷繁复杂的欧洲国际政治事务中，置身事外或者单凭世俗王权的仁慈来维持教皇国的生存都是不明智的。

德国历史学家路德维希·冯·帕斯特（Ludwig von Pastor）的《中世纪结束以来的教皇史》（The History of the Popes，From the Close of the Middle Ages），是继德国史学大师利奥波德·冯·兰克的《教皇史》（History of the Popes）[206]之后的另一部关于教皇历史的多卷本巨著。兰克的《教皇史》以客观、冷静的叙述方式，记述了文艺复兴以来300年间教皇国以及历代教皇个人发展的历史，在这部资料极为丰富的著作中，作为新教徒的兰克对教皇以及罗马天主教持论公允，成为后世史学典范。虽然兰克的《教皇史》影响很大，但身为天主教徒的帕斯特仍然认为有必要对教皇国及教皇的历史进行重新梳理，他的想法得到了当时罗马天主教会的支持，并特许他使用梵蒂冈珍藏的历史文献。帕斯特认为，教皇统治的显著缺点事实上是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产物，他不是以教皇制度的发展而是以教皇个人的历史为写作重点，从14世纪初的教皇克莱门特五世至18世纪末的教皇庇护六世，《中世纪结束以来的教皇史》先后描述了56位教皇，共计400余年的教皇历史。

意大利战争中的教皇共有10位，《中世纪结束以来的教皇史》第5卷到第15卷的内容在意大利战争的时代背景之下，以梵蒂冈天主教会的原始史料为基础分析和论述了文艺复兴时期教皇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和挑战，教皇一方面要为罗马教廷的政治生存空间而不断卷入世俗政治的斗争旋涡，另一方面要为巩固教皇的精神权威而坚持其神圣的宗教权利，意大利战争对于教皇及罗马教廷都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从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到教皇保罗四世，历任教皇在意大利战争中均以教会精神领袖、教皇国的世俗君主和家族领袖的多重身份，推行安全措施、内部发展和扩大教会国家以及在意大利重新建立和扩展罗马的权力，利用战争、行政机构、裙带关系、豪华的宫廷生活、对艺术的促进和文化的需要维护罗马教会的精神领袖地位、教皇国的世俗统治以及捍卫和扩大家族利益，把教皇政治、王朝政治与家族政治混杂在一起。尽管随着学术的发展，帕斯特的《中世纪结束以来的教皇史》中的一些观点需要进一步修正，但是这部多卷本的史学巨著仍然具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207]

意大利战争中的10位教皇任期长短不一，且家族背景、教会经验与政治阅历各有不同，除了宗教领域的斗争之外，意大利战争期间各位教皇与家族、教皇国、意大利其他城市国家、欧洲主要国家，甚至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政治互动关系，不仅持续性地影响了意大利战争的历史进程，而且对于欧洲近代早期的国际关系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是意大利战争中一位以战功著称的教皇，著名学者克里斯蒂娜·肖的《尤利乌斯二世——一位尚武的教皇》（Julius II：The Warrior Pope）一书以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在意大利战争中的军事经历为核心论题，深入分析了文艺复兴时期教皇统治中精神性与世俗性的矛盾组合。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教会处于一个宗教与世俗难择其一的困境之中，这个时期的历任教皇身上均体现出了当时欧洲政治的主要特点，强调家族性、世俗性与国际性。尤利乌斯二世任职教皇前后一直是意大利战争中活跃人物。任职教皇之前，依靠教皇亲戚的身份成为神职人员（这种做法在当时很普遍），并在教皇宫廷内担任要职多年，深谙教皇国的官僚体系，1494年又流亡法国，鼓动并追随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任职教皇之后，尤利乌斯二世以恢复教皇国领地和驱逐法国人为己任，积极参与意大利战争中许多重要战役与和平谈判，其临阵指挥军队作战的形象在基督教世界曾引起很大的争议，褒贬不一。肖的这部著作以“一位尚武的教皇”作为副标题，以大量的历史史料来阐述尤利乌斯二世任职教皇期间的政治与军事问题，其用意是试图把教皇的尚武形象与宗教领袖的传统教皇形象做一个反差很大的比较，表明意大利战争期间教皇统治中的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之间不可逾越的现实障碍。虽然基督教的理想在世界的彼岸，但是罗马教廷的生存却在世界的此岸，并且就在现实的国际政治环境中。[208]

由肯尼思·高恩（Kenneth Gouwens）和舍尔·E.赖斯（Sheryl E.Reiss）两位学者主编的《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历史、政治与文化》（The Pontificate of Clement VII：History，Politics，Culture）收录了20篇研究教皇克莱门特七世的学术论文。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是来自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第二位教皇，从1523年到1534年任职教皇期间，意大利战争已经进行了近30年的时间，经过1525年帕维亚战役和1527年罗马洗劫之后，皇帝查理五世逐渐取得了意大利半岛的主导权，而教皇克莱门特七世的政治生活却充满了不稳定的因素，在圭恰迪尼与保罗·乔维奥的笔下，克莱门特七世被塑造成了一个优柔寡断、唯利是图的教皇形象，这与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形成了极大反差，可是学者T.C.普莱斯·齐默尔曼（T.C.Price Zimmermann）的论文《圭恰迪尼、乔维奥与克莱门特七世的性格》（Guicciardini，Giovio，and the Character of Clement VII）并不完全赞同圭恰迪尼与乔维奥对克莱门特七世的性格描述，认为人物性格的分析与判断是与分析者的分析动机密不可分的，难免掺有分析者的个人主观因素，圭恰迪尼与乔维奥与克莱门特七世多有交集，但是他们的分析与观察也需谨慎看待，要想对人物的性格做出公正、平衡的解析，仍然需要进一步详细了解人物生活的历史环境、历史时代，不能妄下论断。[209]

学者芭芭拉·麦克朗·霍尔曼（Barbara McClung Hallman）在论文《教皇克莱门特七世的灾难——朱利奥·德·美第奇的灾难？》（The “Disastrous” Pontificate of Clement VII：Disastrous for Giulio de’Medici？）中认为，尽管1527年罗马遭受洗劫，损害了教皇克莱门特七世的声誉，但是这并不完全表示他的教皇任期是灾难性的，克莱门特七世还是达到了他的主要目标，重振了教皇权威并恢复了意大利中部的教皇辖地，与法国和皇帝之间达成和解，美第奇家族重新控制了佛罗伦萨，使美第奇家族与欧洲主要王室之间缔结婚姻，融入欧洲王室家族的行列。[210]学者塞西尔·H.克拉夫（Cecil H.Clough）的论文《克莱门特七世与乌尔比诺公爵弗朗西斯科·马里亚·德拉·罗韦雷》（Clenment VII and Francesco Maria Della Rovere，Duke of Urbino）讨论了乌尔比诺公爵弗朗西斯科·马里亚·德拉·罗韦雷与美第奇家族之间长期的利益之争，克拉夫强调乌尔比诺公爵的不满是由于克莱门特七世不履行承诺导致的结果，暗示乌尔比诺公爵没有能够及时调动科尼亚克同盟军队驰援罗马是其蓄意所为。[211]这部论文集从个案分析的角度展示了西方史学界对于教皇克莱门特七世的研究成果，试图重新对教皇克莱门特七世的性格以及相关历史做出评价与分析。[212]

在意大利战争期间瓦洛亚王室与哈布斯堡王室之间的斗争中，还有第三支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奥斯曼帝国。针对土耳其人的东征是教皇事业的一个主要内容，在教皇言论中占据着显著位置。著名历史学者肯尼思·梅耶尔·塞顿（Kenneth Meyer Setton）的《教皇统治与利凡特[213]（1204～1571）》（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翔实论述了13世纪至16世纪欧洲基督教世界与地中海东部诸国的关系历程，其中第二、三、四卷以较多笔墨叙述了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以来给地中海世界造成的政治影响，分析了教皇及罗马教廷的东方政策在哈布斯堡王室与瓦洛亚王室斗争中的变化与发展。[214]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兴起，从中欧腹地到地中海东部一带，土耳其人对基督教世界的威胁与日俱增。面对1494年之后法国人入侵意大利与土耳其人威胁意大利海岸的双重压力，教皇不停呼吁停止基督徒之间的战争状态，恢复基督教世界的和平，为东征土耳其人做好战争准备。然而由于难以弥合的王朝矛盾与利益冲突，导致基督教世界始终无法形成有效的统一战线。塞顿在这部著作中通过引用大量历史文献，以详尽笔法分析了基督教世界发生的重要事件对地中海东部诸国的影响，以及奥斯曼帝国战争对欧洲诸国的影响。意大利战争中奥斯曼帝国的影响与作用是不可以忽视的，尽管当时仍然存在着一种基督徒团结一致反对土耳其的情绪，但是教皇无法利用这种情绪来扭转欧洲各国继续为私利而进行战争的局面，甚至出现了法国与奥斯曼帝国结成联盟的状况。实际上，一方面欧洲各国高喊团结起来反对土耳其人，另一方面又惧怕奥斯曼帝国而积极与之进行政治交易，或希望土耳其成为盟友帮助他们反对其他基督教国家，而教皇甚至从1490年到1494年每年收到土耳其苏丹的一笔款项，作为监禁他的兄弟，也是他潜在政敌杰姆的费用。[215]意大利战争是15世纪末16世纪上半叶欧洲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它不仅影响到了教皇所倡导的基督教世界和平，而且对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6）综合研究

1994年和1995年，英法学者主导的西方史学界举行了一系列研讨会，纪念1494年事件500周年（意大利人并不倾向纪念这个事件），戴维·阿布拉菲亚（David Abulafia）主编的论文集《法国入侵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1494～1495）——前提与影响》（The French Decent into Renaissance Italy，1494-1495：Antecedents and Effects）收录了多位学者发表的19篇论文。[216]戴维·阿布拉菲亚在引言中详细解析了1454年《洛迪和约》之后意大利半岛上动荡的政治局面，认为15世纪下半叶意大利半岛政治平衡的表面之下实际暗流涌动，酝酿着一次更大的政治危机，政治统治者与外交使节之间频繁的互动关系，说明了意大利问题的严峻性与复杂性，这种情况似乎并不符合圭恰迪尼笔下描写的“幸福状态”，但是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1494年事件产生的重大影响。[217]

法国学者乔治·佩罗内（Georges Peyronnet）的论文《意大利战争的历史起源——14、15世纪法兰西与意大利半岛的政治关系》（The Distant Origins of the Italian Wars：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France and Italy in the Fourteenth and the Fifteenth Centuries）[218]和学者艾伦·赖德（Alan Ryder）的论文《安茹家族争夺那不勒斯（1380～1480）》（The Angevin Bid for Naples，1380-1480）[219]都认为意大利战争的爆发与法国和意大利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联系是密不可分的。佩罗内通过对14世纪和15世纪法国与意大利政治关系的历史考察，强调查理八世决定入侵意大利的中世纪背景，认为自13世纪以来，通过家族权利的实现、王朝的政治野心以及阿尔卑斯山南北两侧紧密的文化、商业联系，法兰西王国一直是影响意大利半岛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赖德的论文分析了法国安茹家族在14世纪和15世纪几次不成功的远征那不勒斯的军事行动，试图说明意大利政治，尤其是那不勒斯政治背后始终存在着法国王室家族与阿拉贡王室家族之间争夺那不勒斯王位的斗争。

论文集中第一部分的其他论文直接探讨了1494年之前那不勒斯、米兰等意大利城市国家的政治发展与1494年危机之间的历史关系。其中，戴维·阿布拉菲亚（David Abulafia）的论文《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统治的开端——米兰历史文献中的1458年夏季事件》（The Inception of the Reign of King Ferrante I of Naples：The Events of Summer 1458 in the Light of Documentation from Milan）利用米兰的历史文献，阐明了那不勒斯与米兰之间的关系发展，强调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即位之初，政治上的成功是依赖于米兰和那不勒斯的政治联盟。[220]文森特·伊拉尔迪（Vincent Ilardi）的论文《走向意大利的悲剧——费兰特与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查，友好的敌人与敌对的盟友》（Towards the Tragedia d’Italia：Ferrante and Galeazzo Maria Sforza，Friendly Enemies and Hostile Allies）分析了那不勒斯与米兰关系的持续恶化，导致意大利的政治平衡失去了重要基础，那不勒斯与米兰的交恶对双方各自的对外政策产生了转折性影响，为意大利的政治危机埋下了祸根。[221]

论文集的第二部分以1494年事件为各篇论文主题，塞西尔·H.克拉夫（Cecil H.Clough）的论文《1494年罗马涅战役——一场重要的军事冲突》（The Romagna Campaign of 1494：a Significant Military Encounter）考察了1494年查理八世远征那不勒斯行军途中进行的一次军事冲突，强调阿尔卑斯山以北国家与意大利城市国家在战争模式上的不同之处，认为这次战役证明了意大利军事上的无能。[222]西蒙·佩珀（Simon Pepper）的论文《那不勒斯战役中的城堡与大炮（1494～1495）》（Castles and Cannon in the Naples Campaign of 1494-95）分析了意大利战争中的围城战役，佩珀认为意大利筑城术方面的军事革命主要是由于经过训练的法国炮兵而非火炮的真实攻城能力所导致的结果，这些经过严格训练的炮兵在攻城时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与他们的效率、冷酷与果断联系在一起的。[223]

论文集的第三部分以1494年事件的反响与结果为各篇论文主题，分别从社会、文化、政治等角度分析了1494年事件的影响。论文集的附录还收录了由文艺复兴问题研究专家文森特·伊拉尔迪主持编写的关于文艺复兴时期外交文件（大致从1450年到1500年）的缩微胶卷索引，内容涉及200万份外交文件（1856卷缩微胶卷），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224]以上仅对戴维·阿布拉菲亚主编的论文集中的部分论文做出了扼要介绍，从中也能探知近年来西方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深度与广度。

著名学者克里斯蒂娜·肖（Christine Shaw）在她主编的论文集《意大利与欧洲诸强——战争的影响（1500～1530）》（Italy and the European Powers：The Impact of War，1500-1530）的前言中，对意大利战争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由于20世纪中后期外交史和政治史研究呈现出低落的状况，以及意大利本土学者情感上不愿意面对这样一场民族灾难，意大利战争的研究成果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十分有限的，具有学术价值的代表性著作还是那些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出版的研究著作，这些著作依然是研究意大利战争政治史、军事史与外交史的重要基础。所幸近年来，意大利战争又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外交史研究的回潮促使学者们把更多注意力集中于研究意大利战争中外交制度与仪式的变化，以及政治宣传的影响。军事史学者根据16世纪和17世纪“军事革命”的观点，对意大利战争期间的战役、军事手段的变革和军队组织的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政治史的学者逐渐摒弃现代国家兴起的理论基础，重新审视16世纪的意大利城市国家、国家之间关系的模式与结构问题，以及意大利半岛在西班牙帝国内的角色与地位。近年来意大利战争研究领域还逐渐得到拓展，研究已经远远超出了战争本身的范畴，试图深入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语境。例如，通过研究意大利战争中的视觉艺术、文化教育、音乐家的生活与工作等，了解战争对意大利和欧洲社会的文化生活产生的影响。近年来为了纪念意大利战争中的重要历史事件（比如1494年法国入侵意大利500周年、查理五世诞辰500周年），西方学界举行了各种学术活动，以论文集和会议公报的形式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

克里斯蒂娜·肖强调，研究意大利战争的主要特点及其对意大利和欧洲国家的影响仍然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意大利战争研究就好比一座连基本的规划和结构都没有形成的大厦一样，新的研究与新的观点仍需进一步论证。多年以来形成的关于意大利战争的重要性与影响的观点已经或正在被修正甚至摒弃，这些观点包括意大利战争是法国或西班牙“民族的”（national）胜利；意大利战争是意大利统一梦想的严重挫折；在面对法国与西班牙的国家军队（“national” armies）时，意大利战争表明意大利政治的腐朽与意大利雇佣军制度的失败；意大利战争标志着现代国家的兴起或民族国家的胜利；意大利战争使意大利人文化上的优越性与军事上的失败和政治上的耻辱形成了鲜明对照；意大利战争导致西班牙获得在意大利半岛上的主导权，钳制了意大利人的文化发展与政治自由。虽然上述观点需要进一步修正或摒弃，但是一些新的观点并未完全否定旧的观点，尚有许多重要问题等待解释。例如，为什么意大利经常会面临入侵？意大利战争为意大利半岛的政治结构和政治体系带来了根本性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对意大利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克里斯蒂娜·肖表示，评估意大利战争的影响是这部论文集的主要宗旨。[225]

论文集包括了主题为战场上的意大利（Italy as a Theatre of War）、独立的意大利与战争（Independent Italy and the Wars）、占领与外国统治（Occupation and Foreign Rule）、征服与融合的文化影响（The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Conquest and Assimilation）等论文，分析和论述了意大利战争的影响。迈克尔·马利特（Michael Mallett）的《战争的转变（1494～1530）》（The Transformation of War，1494-1530）[226]、阿提斯·安东诺维奇（Atis Antonovics）的《士兵与金融家——法国征服那不勒斯失败的原因调查（1503～1504）》（Hommes de Guerre et Gens de Finance：The Inquest on the French Defeat in Naples 1503-1504）[227]和西蒙·佩珀（Simon Pepper）的《面对围城——意大利战争早期的筑城术、战术与战略》（The Face of the Siege：Fortification，Tactics and Strategy in the Early Italian Wars）[228]这三篇论文分别在交通运输的环节、技术革新的成本与筑城术的迅速转变方面，集中论述了西方军事技术在意大利战争期间发生的重要变革，由此导致军队逐渐向职业化与常备化转变，军队规模日渐膨胀，战争成本也在不断提高。迈克尔·马利特和西蒙·佩珀在讨论筑城术与围攻战中的战略与战术时，都特别强调了火炮的局限性与军队士气、组织和后勤的重要性。阿提斯·安东诺维奇在调查法国征服那不勒斯失败的原因时认为，军队士气低落与后勤保障不力是法国军队失败的显著原因，由于法国军队内部财政官员与士兵之间的紧张关系，客观上造成了法国在意大利战争中多次战役的失利。伊娃·伦祖利（Eva Renzulli）在《抵御异教徒——洛雷托、教皇利奥十世与亚得里亚海沿岸的防御工事》（Loreto，Leo X and the Fortifications on the Adriatic Coast Against the Infidel）一文中强调由于经常面临土耳其人的近海袭扰与欧洲北部国家的威胁，在洛雷托这样一个教皇国属地修筑和加强防御工事，对维持教皇统治与保护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安全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229]

意大利战争的影响不止局限于那些直接遭受战争创伤或臣属于占领区的地区，约翰·劳（John Law）的《卡梅里诺公国的结局》（The Ending of the Duchy of Camerino）以教皇辖地内属于马尔凯地区的一个称为卡梅里诺的小公国为分析个案，叙述了一个在意大利战争中的弱小公国衰落的过程。卡梅里诺公国公爵家族通过提供雇佣军服务在教皇国的政治框架下建立了一个弹丸小国，然而意大利战争导致意大利半岛上军队雇佣体系迅速瓦解，雇佣网络的破坏严重动摇了卡梅里诺公国的政治与经济基础，卡梅里诺公国的衰落引起了各方势力对这个弱小公国的争夺，公国的命运也为之发生了巨大转变。[230]H.C.巴特斯（H.C.Butters）的《尼科洛·马基雅维里与弗兰西斯科·圭恰迪尼著述中的政治忠诚与政治结构》（Political Allegiances and Political Structures in the Writings of Niccolò Machiavelli and Francesco Guicciardini）则从政治理论的角度出发，研究了马基雅维里与圭恰迪尼的政治思想中结构与命运之间的复杂关系。[231]

克里斯蒂娜·肖在《教皇统治与欧洲强国》（The Papacy and the European Powers）一文中认为，意大利战争期间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以及其他他欧洲强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性质上的重要变化，欧洲强国日渐把教皇视为政治与军事的盟友或对手，而教皇作为意大利半岛上的邦君之一，急切希望确立其所属家族在意大利统治家族中的地位，作为世俗君主，其注意力时时集中于维护教皇国的安全，这种世俗化与家族化的倾向直接损害了教皇制度。[232]那不勒斯王国与米兰公国沦为外国统治的势力范围是意大利战争的直接后果。戴维·阿布拉菲亚（David Abulafia）在《天主教徒费迪南德与那不勒斯王国》（Ferdinand the Catholic and the Kingdom of Naples）一文中指出，阿拉贡国王费迪南德认为征服那不勒斯王国对阿拉贡王国而言并不是获得新的领土，而是凭借传统的继承权利恢复了阿拉贡王室的传统领土，因此费迪南德并不希望把自己作为征服者，而是作为那不勒斯王国的合法继承人。这种看法直接体现在西班牙总督统治那不勒斯的各项政策上。[233]莱蒂齐亚·阿尔坎杰利（Letizia Arcangeli）在《意大利战争期间的米兰（1499～1529）——代表制度的尝试与公民权利的定义》（Milan during the Italian Wars，1499-1529：Experiments in Representation and Definitions of Citizenship）一文中认为，意大利战争虽然造成了混乱与不稳定，但也为米兰人民寻求承认他们的公民政治权利带来了机会，这些公民权利在15世纪维斯孔蒂家族和斯福查家族统治米兰时是无法取得的。通过此例的分析，阿尔坎杰利强调外国势力的征服与统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与加强了米兰公民的权利，公民权利定义的变迁客观上反映了米兰政治在外国势力统治之下的发展。阿尔坎杰利的观点是对意大利战争钳制意大利政治自由发展的传统观点的挑战与修正。[234]乔治·L.戈尔斯（George L.Gorse）的论文《一个主权的问题——法国与热那亚（1494～1528）》（A Question of Sovereignty：France and Genoa，1494-1528）通过分析与描述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在热那亚举行的隆重入城仪式，说明征服仪式（Ritual of Conquest）中蕴含的政治意义，反映了外国统治对热那亚的影响。[235]

威尼斯是意大利半岛上重要的城市国家之一，也是意大利战争中唯一能够保持政治独立的意大利城市国家。威尼斯拥有独特的历史发展进程，其几乎遍布欧洲各地的驻外使节网络久负盛名，研究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的历史也为研究意大利战争提供了一个城市国家的视角。著名学者约翰·尤利乌斯·诺威奇（John Julius Norwich）的《威尼斯史》（A History of Venice）是一部关于威尼斯历史的通史性著作。诺威奇在书中认为，威尼斯的经济政治地位是由威尼斯独特的地理位置这样一个基本因素所决定的，独特的地理位置导致威尼斯商业的兴盛，而商业的兴盛促使威尼斯在欧洲国际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威尼斯利用自己的地位与影响逐渐扩张势力，并于15世纪初成为意大利半岛上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诺威奇认为，15世纪和16世纪的威尼斯不仅是意大利半岛上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更是欧洲的一支重要力量（A Power in Europe），其中威尼斯的驻外使节网络在欧洲国际关系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意大利战争早期，威尼斯曾经发挥了积极的关键性作用，组建威尼斯同盟（这个同盟的建立被认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威尼斯与法国国王路易十二曾合作瓜分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地区。抛开土耳其人的巨大威胁与康布雷同盟的强大攻势，意大利战争中的威尼斯还是成功捍卫了共和国的政治独立，但是随着意大利政治均势的破产，威尼斯也走上了历史的下坡路。[236]

威尼斯问题研究专家罗伯特·芬利（Robert Finlay）的论文集《困境中的威尼斯——意大利战争期间的政治与外交（1494～1534）》（Venice Besieged：Politics and Diplomacy in the Italian Wars，1494-1534）论述与分析了从1494年到1534年威尼斯经历的一系列危机，这段时间正处于意大利战争的前期和中期阶段。[237]例如，《永生的共和国——意大利战争期间的威尼斯神话（1494～1530）》（The Immortal Republic：The Myth of Venice during the Italian Wars，1494-1530）一文聚焦于“威尼斯神话”（mito di venice，the Myth of Venice）这个概念。16世纪威尼斯共和国之所以享誉欧洲，是由于它体现了自由（Freedom）、公正（Justice）与稳定（Stability）的完美结合，近代评论家把这种完美结合称为“威尼斯神话”，不过也有评论家把威尼斯共和国视为傲慢（Arrogance）、狡诈（Treachery）与领土扩张（Imperialism）的化身。圭恰迪尼在《意大利史》中称赞威尼斯是“自由的港湾、意大利的光荣”，但同时也指责威尼斯“鲁莽、傲慢无礼”。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论断在意大利乃至欧洲国际政治舞台上是普遍存在的，然而这样两种互为矛盾的观点却在现实政治中以某种微妙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无论是赞美抑或贬斥，所有观察者都会同意这样一点，那就是威尼斯历史的持久性与稳定性让威尼斯共和国看起来似乎永生不灭。对于威尼斯正面或负面的看法在欧洲国际事务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矛盾性的历史论断在意大利战争期间不断得到印证。譬如，为了把法国人逐出意大利半岛，以威尼斯为代表的许多欧洲国家组成了威尼斯同盟，因为政治上充满自信的威尼斯相信法国人没有能力统治意大利，可是1494年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威尼斯领土扩张的间接产物，威尼斯趁机浑水摸鱼，利用半岛政治危机扩张至伦巴第、罗马涅地区并占领了数个重要的那不勒斯海港。另如，威尼斯不顾意大利半岛的整体利益，与路易十二合作瓜分伦巴第。芬利认为，赞同“威尼斯神话”与反对“威尼斯神话”实际上反映了一个事物的两面，反映了威尼斯人的政治自信与外交狡诈，意大利战争中威尼斯的所作所为充分印证了这一点。[238]

再如，《威尼斯、波河远征与康布雷同盟的结束（1509～1510）》（Venice，the Po Expedition，and the End of the League of Cambrai，1509-1510）一文叙述了康布雷同盟战争的过程，从1509年5月阿尼亚德洛战役至威尼斯舰队在波河全军覆没，威尼斯经历了惨痛的军事失败，不仅失去了大陆上的大片领土，而且波河远征的失败让威尼斯的海上力量遭受重创。不过，波河远征的失利也动摇了康布雷同盟的基础，威尼斯与教皇尤利乌斯二世达成政治和解。芬利试图通过该文说明军事与外交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强调威尼斯优良的外交传统对威尼斯维护共和国的政治独立发挥的重要作用。[239]芬利的论文集对于研究意大利战争期间威尼斯的政治史与外交史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限于篇幅，本书无法对意大利战争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做更多回顾与梳理。以上关于国外意大利战争研究学术史的梳理，只是评析了众多论著中的一些代表性成果，而且仅限于英文和少量法文、德文著作及译著，评述甚为有限。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或专论或通论意大利战争，涉及的范围逐渐增加，观察的视角也趋于多元。以上所述足以显示西方学者从各个角度研究意大利战争所取得的卓越成果，但同时也要看到，有些问题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以便更好地认识意大利战争的历史意义。

（二）国内研究动态综述

国内文艺复兴史的研究方兴未艾，无论在学术著作翻译方面还是在学术探讨方面，文艺复兴史研究成果斐然。2010年由刘明翰教授主编、凝结国内老中青三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十二卷本《欧洲文艺复兴史》全部完成出版，这是国内乃至国际文艺复兴研究领域第一部分卷专题研究、体系较为完整的综合性学术成果，它全面梳理和回顾了国内欧洲文艺复兴研究成果，阐释了欧洲文艺复兴思想精华，多层面探究文艺复兴成果，涉及政治、经济、宗教、史学、法学、城市与社会生活等全面，但外交与军事领域的微观研究、实证研究仍显不足，薄弱和空白环节较多，意大利战争虽在某些专题研究中有所提及，但对其重要性的认识有待提升。毋庸讳言，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意大利战争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滞后，除了一些通史性著作和专题性研究中有一些概括性的评述外，专门而系统的研究专著尚付阙如，相关论述也是凤毛麟角，在著述形式上基本表现为单篇论文或相关著作的论题之一。

关于意大利战争，雷海宗先生的认识显得弥足珍贵，他将意大利战争视为“国际局面之初起与国际战争之萌芽”，是“第一次国际争衡”，而且战争将意大利制度（专制制度与国际制度）蔓延全欧，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和渐趋成熟的外交常驻使节制度对欧洲产生了重大影响。[240]陈衡哲的《西洋史》对意大利战争也有精彩议论。她在描述查理五世与弗朗索瓦一世之间的冲突时认为，两人的冲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号的争夺；其二，意大利南部领土权的争执；其三，尼德兰领土权的争执。在所谓领土归属问题上，陈衡哲评论道：“欧洲的小国主人，本无一定，野心家又何在不可以找到他的祖宗占领某某土地的证据呢？”陈衡哲形容此时的意大利，“又和中古时教皇与皇帝争执时一样，成为双方争杀之场，成为两块磨石中间的米粉了。这个大国为磨石，小国为糜浆的情形，是千古历史上的一个污点，但在近世的欧洲历史中，这个情形尤为显著。”[241]国内其他学者对意大利战争的分析评价略显主观，但也不失为一家之言。学者陈文海认为，意大利战争是“国土统一后的法国对外功掠的初次尝试”，是“法国王室不自量力的劳民伤财之举，其最为‘积极’的成果或许就是它在国境线上又发现（或者说制造）了一个比英国更为凶狠难缠的敌人，这就是哈布斯堡王朝”。对于某些观点认为意大利战争“为法国带回了文艺复兴新风尚，促进了法国与周边地区的经贸往来，而且增强了法兰西国家的凝聚力，促进了法兰西民族情感的成长”，陈文海视之为“谀辞，实在不必恭维”。[242]陈文海的观点或可成立，但忽视了意大利战争对意大利历史发展的重要性及其在欧洲外交史和军事史上的重要地位。

近年来，国内研究国际关系史的学者在探讨欧洲国际体系起源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对意大利战争的观点和看法。周桂银的论文《意大利城邦国家体系的特征及其影响》论述与分析了意大利城市国家体系的形成背景、主要特征以及对欧洲国际体系的重大影响。周桂银认为意大利城市国家体系是近代欧洲国际体系的重要来源之一，为欧洲国家提供了独立国家间的相互关系模式，为它们的联系提供了活动舞台。15世纪下半叶意大利半岛上形成的所谓“意大利协调机制”，是意大利主要城市国家通过结盟、干涉战争及国际会议来维持意大利半岛均势与政治现状的一种制度安排，对欧洲国际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周桂银认为，意大利城市国家体系有四个主要特征：其一，该体系的主要成员已经具备了强烈的近代国家意识；其二，各城市国家有了经常性和多样性的交往方式，包括互派使节、战争、贸易和干涉，这些交往将它们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并使其区别于分散而又无序的欧洲其他部分；其三，它保持着大致的平衡并培育出一种均势的观念和政策传统；其四，它的存在依赖于它在政治上与欧洲其他地区的相对隔绝。1494年爆发的意大利战争是欧洲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它促使意大利城市国家体系逐渐融入一个规模更大的欧洲性国际体系。周桂银认为意大利城市国家体系对欧洲国际体系的重大影响不仅表现在意大利战争的爆发和展开，更重要的是在于它为欧洲民族国家作为独立的主权单位的形成提供了理论的和实践的指导，同时促进它们开始组成一种相互联系又相互牵制的多边政治结构。[243]

周桂银的另一篇论文《意大利战争与欧洲国家体系的初步形成》继续阐述了这一观点，强调意大利战争是欧洲由中世纪向近代转型时期发生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它直接导致意大利城市国家的覆灭并融入正在形成中的欧洲国家体系。论文回顾了意大利战争的基本过程，认为意大利战争揭开了近代欧洲第一轮霸权战争的序幕，标志着此后法国与哈布斯堡家族的西班牙和奥地利之间长达300年之久的争斗的开始。评述意大利战争的历史意义时，周桂银认为意大利战争加强了欧洲近代国家的主权地位，推动欧洲国家间关系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战争推广了常设外交代表制度，从而开始将欧洲各国纳入一种多边国际政治结构。意大利战争所展现的政治和外交表明，欧洲政治经济中心正日渐由地中海向大西洋沿岸转移，一个以西欧为中心的欧洲国家体系初步形成，为1648年最终确立的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奠定了必要的基础。[244]

周桂银的《欧洲国家体系中的霸权与优势，1494～1815年》是在其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进行拓展的学术专著。这部著作以国际关系学中的霸权研究作为理论基础，结合理论基础与历史发展，融合了上述两篇论文的观点，并进一步从欧洲主要国家的历史发展与政治思想的嬗变分析意大利战争的时代背景。周桂银认为，《卡托—康布雷奇和约》是16世纪欧洲国际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是历史上第一个由西班牙、英格兰、法国三个大国签订的国际条约，和约所确定的领土现状维持了近一个世纪之久，以均势为基础的欧洲国家体系开始显露其雏形。[245]周桂银对于欧洲国家体系的起源问题（包括意大利战争）所阐述的观点是从国际体系或霸权理论的角度分析而得出的，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但是从其对意大利战争历史过程的分析来看，显然很多观点缺乏历史的实证基础，使用国际关系学中的某些概念（如霸权、体系）分析历史时也需慎重。

国内另一位学者计秋枫的《意大利城邦国家体系及其影响》分析和论述了意大利城市国家体系的形成和扩展。计秋枫认为，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确立之前，人类文明史上已经出现过好几种在形态上（虽然并非在本质上）与当今国际体系有相似之处的“准”国际社会，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体系就是其中的一个。意大利城市国家体系的实践与整个欧洲政治秩序的新旧交替发生在同一时期，对正在兴起的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寻求如何摆脱中世纪模式并构建新型国际秩序产生了巨大影响。论文中把均势原则的运用视为意大利城市国家体系中的一种无形机制，把常驻使节制度及其相关外交技术视为意大利城市国家体系中的有形机制，认为均势原则的运用为意大利构建了一系列的结盟体系，有效地保证了意大利半岛的和平，而常驻使节制度的出现与发展，能使特定区域内各国间的交往持续化、正规化，从而形成一个稳定的国际交往体系，对近代国际体系形成的贡献十分显著。计秋枫认为推动意大利外交实践向整个欧洲扩展的重要事件是意大利战争，强调它构成了意大利城市国家体系向近代欧洲国际体系扩展的联结点。[246]

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其中某些观点值得商榷。比如，计秋枫认为15世纪下半叶，意大利城市国家体系中的力量均衡状态逐渐被推广为一种自觉的外交决策原则，实际上均势实践一直存在于政治实践之中，并非完全来自理论的推导，而是政治互动中的某种自然反应。意大利半岛上的政治均势并非出于要求正义与和平的一致愿望，而是相互妒忌，相互猜疑的非自觉的结果。意大利政治均势的机制是否有效地维护了意大利和平，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通过历史分析可以看出，意大利的政治平衡其实是一个表面现象。常驻使节制度确实为稳定城市国家间的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其作用不可加以夸大，事实上经常性的外交并没有完全取代临时性的外交，而常驻使节制度的发展与成熟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国际关系学者时殷弘在论文《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从体系与单位双重视野出发的论述》[247]和其专著《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从16世纪到20世纪末）》[248]中认为，意大利战争在整个国际关系史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时殷弘通过对中世纪欧洲国际秩序及其原则的追述，从体系和单位双重视角出发考察了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他认为，中世纪国际秩序的瓦解和现代国际体系的浮现是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多数历史学家和国际体系演变的考察者都倾向于把1494年视为一个标志性的年份。现代国际体系最初始于1494年，首先是因为现代国际体系不仅理所当然地被普遍认为是中世纪国际秩序的取代者，还被广泛地认为是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城市国家体系的后继者，而这一体系分明毁于1494年法国入侵意大利。1494年至1559年的意大利战争是初生的现代国际体系内第一场有全局意义的重大战争（“体系性”战争），或者更准确地说，现代国际体系就是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浮现的。时殷弘强调意大利战争直接导致意大利国际体系的崩溃，意大利成为现代欧洲国际体系内的一个附属部分，意大利战争甚至开启了欧洲国际政治与奥斯曼土耳其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从而为一个范围广大和多元的欧洲国际体系奠定了基础，制度性地促进了欧洲现代国际社会和现代外交体系的形成。从上述论断来看，时殷弘特别强调了意大利战争的历史定位，但问题是这些论断的历史依据又是什么呢？

几位学者多是站在国际关系史的发展角度研究和认识意大利战争，以既有的理论模式去分析和定义意大利战争，难免让人感觉缺乏一定的历史感和历史深度。三位学者从考察欧洲国际体系的起源入手，在体系理论或霸权理论的指导下，对意大利城市国家体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与评论，从而依据意大利政治生活中的均势原则与常驻使节制度，得出了意大利城市国家体系是欧洲国际体系的直接来源之一的结论，并以意大利战争作为两个体系之间的联结点，试图证明欧洲国际体系的起源问题。这样一种解释问题的模式显然是重理论而轻实证，缺乏对历史事实的把握与分析。

国内《读书》杂志在2012年第11期刊发了署名一叶的文章《神话的建构？》，介绍了日本学者明石钦司的专著《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实像与神话》，称之为“一部重新评价《和约》地位的‘叛逆’之作”。明石钦司“全面梳理了《和约》的文本以及缔约前后数百年间西方国际社会制度和学说的发展脉络，揭开了不假思索的通说背后蒙尘已久的历史真相”。从历史情境、当事方的身份地位及其所规制的法律关系来分析，《和约》的文本与欧洲主权国家体系的诞生之间存在着在事实上的不对应关系，回溯历史，“《和约》作为‘近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之起点’的正统地位并非自始形成，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事后追认和重新定位，这是一个由后世构建的神话”。明石钦司从实证主义法学兴起的角度对这种认识上的转变做出了解释，认为“是国际条约实践的增多以及法学研究中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兴起”，还有“欧美国家的全球殖民扩张进程”，“导致了《和约》被树立为神话”。[249]这篇文章及明石钦司的著作是有深刻启发意义的，回顾关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神话的生成过程，有助于我们思考和研究意大利战争及《卡托—康布雷奇和约》的历史地位与国际法价值。

除了欧洲国际体系的起源研究之外，国内学界关于马基雅维里的研究也透露出了一些对意大利战争的评述，有一定学术价值。马基雅维里研究在国内属于显学，从各种角度研究马基雅维里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涉及政治思想、军事变革与外交制度等。研究马基雅维里必然离不开时代背景的分析，意大利战争中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实践对马基雅维里的思想影响巨大。

学者周春生的《马基雅维里思想研究》围绕马基雅维里思想的诸多方面进行学术探讨。书中第七章从马基雅维里的军事理论与外交策略两个方面入手，阐述了马基雅维里的军事、外交构想，认为马基雅维里的军事外交理论是以实力、功用、谋算为轴心的理论思想。在马基雅维里的时代，炮火的作用正在显露，步兵的地位日益凸显，马基雅维里的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始终围绕步兵的地位、功能等展开。意大利战争中的政治和外交实践给了其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以各种警示。马基雅维里时代的外交特征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着眼于国内事务的临时性外交逐渐向关顾国际形势变化的连续性外交转变。周春生认为，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外交构想一言以蔽之：以国家利益为轴心的平衡外交策略，具体的外交手段则注重职业外交人员的素养。[250]

学者王挺之的《近代外交原则的历史思考——论马基雅维里主义》一文认为，备受争论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实际上并不是一种政治统治的原则，而主要是近代外交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反映了欧洲近代早期外交关系的新特点。论文结合马基雅维里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和欧洲外交的发展历史，提出文艺复兴时期也就是意大利战争时期意大利外交呈现出的一些新特点，诸如无视条约神圣和信守诺言的传统基督教道德，各国同盟反复无常，其向背完全视国家的需要，一切都以维护国家的生存发展为要；教皇精神权力的作用在外交关系中降低，争端的解决主要还是依据实力对比；各国在对外关系中以保持均势为基本方针；外交机构更为健全，意大利各国先后设立常驻大使，这是近代外交兴起的重要标志之一。文章通过对马基雅维里所处的时代、其著作和个人经历的分析，进一步认为马基雅维里以敏锐的眼光洞察了其时代国际关系的特征，总结出近代外交关系的原则，从而有理由这样说，马基雅维里主义是中世纪外交与近代外交的分水岭，马基雅维里也可谓近代国际关系的思想先驱。[251]文章强调1494年事件带来的重要影响，以历史发展的眼光分析了马基雅维里的思想形成过程。马基雅维里的诸多思想是在意大利战争的时代背景之下，通过不断观察、实践与思考而逐渐形成的，研究马基雅维里还需注意时代背景的历史考察。

意大利战争研究是文艺复兴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周春生的导读性著作《文艺复兴史研究入门》介绍和评点了文艺复兴史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提出相关的学术问题，例如家族政治与早期近代的欧洲政治变迁，早期近代的国际关系与外交准则，如大使、边界划定、外交文本签订、教廷作用等，法国家族势力向意大利的扩张等问题。书中第六讲“文艺复兴时期的国家和政治”对15、16世纪欧洲国际关系格局的形成变化与各方势力的变迁，做了学术成果的梳理，作者建议深入研究16世纪西欧的外交谈判、教廷在近代国家关系形成中的作用、马基雅维里思想的深层结构和国际法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等问题，[252]意大利战争则是研究这些问题的一把钥匙。

学者王黎的《欧洲外交史（1494～1925）》将1494年作为近代欧洲外交的起点，这与国内外学界一般将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作为近代欧洲外交起点的观点有所不同。书中见解显然深受西方学者马丁利等人外交史思想的影响。此外，作者在欧洲近代国家体系的基本特征、国际法的演变等方面也有独到的理解。作者提出，今天国际社会遵循的外交机制、国际惯例以及国际法基本准则，均源于近代欧洲外交及其赖以存在的近代国家体系，而近代欧洲外交及近代国家体系的产生，可追溯至14、15世纪意大利半岛的外交实践及由此形成的“微缩国家体系”。尽管意大利各城市国家在发展早期外交理论与实践方面走在欧洲前列，但意大利的分裂状态为外部势力的干涉提供了条件。1494年之后意大利成为大国强权角逐的竞技场所，近代欧洲外交随着大国间的相互竞争展现出其特点与作用，一个公认的外交体系正在欧洲形成。“1494年标志着欧洲进入了一个新型国家体系的形成时期。当时已出现的新兴君主专制国家……主导着欧洲事务，而意大利国家体系亦是发展到了最后阶段。”[253]王黎对近代欧洲外交起源与历程的论述，尤其是特别强调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外交发展产生的突出作用，是国内学界在欧洲国际关系史研究方面突破威斯特伐利亚情结束缚的积极尝试。

意大利战争前后外交领域发生的重要变革，也在一些论文和著作中有所体现，例如，邱美珠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外交》以马基雅维里的《佛罗伦萨史》和马丁利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等西方著作为论述基础，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外交产生的历史背景、常设使节的创设、外交的世俗性和外交的均势原则进行逐一阐释，把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外交作为西方外交演变过程中的一个典型阶段，试图阐明现代外交的源流。[254]论文的观点基本反映了国内对这一时期外交演变历史的看法。

近年以来，国内学界以介绍国外的优秀学术作品为目的，翻译了多部学术名著，既为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历史做出了积极努力，也为意大利战争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历史信息。2011～2013年国内陆续出版了八卷本的《马基雅维利全集》，全面反映了马基雅维里在政治、军事、外交、历史等方面的成就，其中包括《君主论·李维史论》《佛罗伦萨史》《用兵之道》《书信集》《政务·出使·杂篇（I、II、III）》等。《马基雅维利全集》的出版对于研究意大利战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由朱孝远主编的《海豚文库·文艺复兴系列》陆续出版了圭恰迪尼的《意大利史》和《格言集》（即《格言与反思》）以及兰克的名著《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1494～1514）》的中译本。此外，国内还出版了由英国学者杰弗里·帕克编译的《博尔贾宫廷：布尔夏德日记选（插图本）》（At the Court of the Borgia，Being an Account of the Reign of Pope Alexander VI，written by Johann Burchard）的中译本，为研究博尔贾所处时代提供了重要史料。

从以上国内研究的现状来看，意大利战争研究在国内尚未形成一个综合性的研究题目，而各项专门史的研究也比较薄弱，尚需做大量的基础性工作。

二 史料来源

历史研究既需要有对历史的把握能力，也离不开实证的基础，这要求研究者避免偏离文本与时代，重视文本解读。历史学的论文必然是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的。意大利有着非常深厚的编年史学传统和城市史学传统，由于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1494年以前整体的意大利编年史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的，地区、城市和家族才是中世纪意大利历史编纂的对象，因此，研究意大利战争首先就需要从意大利各城市国家的历史发展着手，这一方面的史料还是相当丰富的。15世纪及16世纪的意大利半岛由于丰富的政治文化和卓越的外交军事实践经验，为后世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历史档案，特别是在外交领域。威尼斯是欧洲历史上最早向主要国家派遣常驻使节的国家之一，使节们任职期间和卸任归国之后，按照规定必须向政府做情况汇报，内容包括对驻在国各方面情势的分析及总结，以及预测未来走向。这些报告成为威尼斯留给后世的重要外交历史文献。如今，这些报告经过整理编辑成10多卷陆续出版，其中有关法国、西班牙、德意志、英国、意大利和土耳其等国的报告是了解当时欧洲国际关系可信度非常高的史料。文艺复兴问题研究专家文森特·伊拉尔迪（Vincent Ilardi）在其论文《西欧国家档案馆和图书馆中的15世纪外交文件（1450～1494）》（Fifteenth-Century Diplomatic Documents in Western European Archives and Libraries，1450-1494）中对藏于西欧国家档案馆和图书馆中大量关于15世纪外交的历史文件未能被充分利用和系统整理而感到深深的遗憾。伊拉尔迪认为，研究分析这个时期的大量外交文件显然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不仅有助于更好地分析现代外交制度与技术的起源，而且有助于分析意大利城市国家之间的政治平衡与欧洲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对外关系。[255]为了这项工作，伊拉尔迪付出了艰辛努力，在他的主持下，大量的文艺复兴时期外交文件（大致从1450年到1500年）得以翻拍制成缩微胶卷，并由他编写索引以便于查阅。这项工程得到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机构的支持与赞助，其内容涉及200万份外交文件（1856卷缩微胶卷），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256]

在那个外交、阴谋和战争盛行的年代，个人的书信、日记、家族档案和回忆录可谓汗牛充栋，其中所记载的内容不仅限于个人或家族事务，也会涉及城市的重大政治事件和社会活动，大量的私人日记、家族年代记和备忘录被保存在国家档案馆或贵族家族手中，学界也日益重视这些文献资料的整理和研究，这些文献资料是研究意大利战争非常重要的史料来源。它们提供了虽不够系统却极其珍贵的关于意大利和西欧历史中一段战乱时期的第一手叙述。前面已经介绍并分析过的萨努多的《日记》、科米纳的《回忆录》、马基雅维里的《驻外公使论集》（或称《通信集》）、圭恰迪尼的《意大利史》、布莱兹·德·蒙吕克的《哈布斯堡—瓦洛亚战争与法国宗教战争》以及杜贝莱兄弟（Guillavme and Martin Du Bellay）的回忆录等“1494年一代人”的著作均可作为史料文献。

18世纪20～30年代，法国出版商让·迪蒙（Jean Dumont）主编的八卷本《国际法中的各国外交使团：和平条约、同盟条约和通商条约等汇编（从查理曼大帝至今）》（Corps universel diplomatique du droit des gens；contenant un recueil des traités de paix，d’alliance，&c.，faits en Europe，depuis Charlemagne jusqu’à présent）陆续出版，内容涵盖了欧洲历史自查理曼大帝开始直至18世纪上半叶的各种外交条约或和约，其中第三卷至第五卷包括了意大利战争前后近两百年的历史中各国签署的条约或和约文本，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文本解读是意大利战争研究的基本事项（由于语言限制，此项工作有待通过语言学习或其他途径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加强）。

19世纪60年代之后由英国编撰出版的多卷本《亨利八世书信集》（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VIII）和《国事历书》（Calendar of State Papers）记录了意大利战争期间，特别是战争后期英格兰外交及相关国家的一些情况，保存了很多书信、呈文、报告和条约文本，虽然均是侧重于英格兰的外交史料，但深入挖掘，我们依然能从侧面很好地了解意大利战争的历史信息。《亨利八世书信集》是一部书信文件的汇编，共28卷，记录了从1509年到1547年亨利八世统治时期英格兰的内政与外交，较为充分地展现了亨利八世统治时期英格兰与欧洲各个主要国家外交来往的具体史实。《国事历书》中的《外事卷》（Calendar of State Papers，Foreign Series）记录了爱德华六世、玛丽一世和伊丽莎白一世当政时期的英格兰外交状况，共28卷。《威尼斯卷》（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English Affairs in the Archives of Venice）记录了1202年至1675年威尼斯与英格兰之间的外交史实，共38卷。《西班牙卷》（Calendar of State Papers，Spain[257]）记录了1485年至1603年西班牙、法国、意大利与英格兰之间外交往来的史实，共23卷。《米兰卷》（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and Manuscripts in the Archives and Collections of Milan）记录了1385年至1618年米兰与英格兰交往的史实。这些历史资料为意大利战争研究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2008年年底英国历史在线网站[258]陆续将这些史料进行了数字化处理，以方便学者研究。

史料的更新和发现与研究领域的拓展是近年以来历史研究的两个特点。研究者观察问题视角的转换，相应地促使史料运用的变化。在传统历史研究中，研究者依据的史料主要包括历史学家和思想家的各类编年史、传记、史料汇编、各类政论、道德文章等，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史料如今依然在历史研究中发挥着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当然，仅仅依靠传统史料显然是不够的，于是许多学者便努力发掘过去未曾使用过的史料或记录，包括教区登记簿、税收记录、家族档案、私人笔记等。例如，家族档案往往属于私人或家族群体的历史记录，是强化家族历史记忆的重要手段。意大利具有悠久的家族传统，具有百年历史传承的家族不胜枚举，其中一些家族保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历史记载，内容包括家族的世袭谱系、书信遗存、经济往来乃至遇到的各种困难，是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来源。除了文字资料，以前不为人所重视的诸如绘画、雕塑、建筑等视觉材料也开始在研究中得到运用。史料的运用需要秉持谨慎、客观的态度和具备一定的辨别分析能力。只有这样，史料来源的多元化和研究的多层次化，才能让历史研究更加生动和多样化，为历史研究开拓更为广阔的前景。

本书所用资料可以大致分为已整理出版的文献资料、研究专著和论文三类，专著主要来自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图书馆，论文主要来自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JSTOR过刊数据库和Project Muse数据库，除此之外，还包括由其他途径获得的图书和论文。笔者还利用了一些网络资源，比如英国历史在线（British History Online）、网络档案（Internet Archive）、谷歌数字图书馆[259]等。另外，马克思在其《历史学笔记》第三册中，以编年的方式简要记录了意大利战争的进程，也可作为了解意大利战争基本进程的资料。[260]

三 研究的学术构想

意大利战争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综合意大利战争及相关问题的国内外研究状况，以下谈谈本项研究的学术构想和个人见解。

首先，近年来国外关于意大利战争及相关问题的研究逐渐开始成熟起来，研究的问题很广泛，有些具体问题也很深入，尤其在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方面，这些成果是今后意大利战争研究推进的重要基础。不过，虽然很多研究与意大利战争紧密关联，但研究的角度较为分散，对意大利战争的整体性的系统研究仍显不足。国内外研究几乎都着眼于意大利战争在军事史和外交史上的重要地位，国内学者更是简单地将其视为形成近代欧洲国际体系的直接推动因素，缺乏充实论证。此外，意大利战争的一些相关问题的研究依然薄弱，诸如意大利战争之前的意大利半岛历史即意大利战争的历史渊源，意大利战争期间关于领土继承权的问题，意大利战争与基督教世界的和平问题，中世纪末期欧洲国际社会的状况问题，新君主制国家与民族国家的定义和关系问题以及统治家族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由于意大利战争是个综合性的专题，以往研究薄厚不均。

其次，有关意大利战争史料的挖掘和运用尚需大量工作。作为战争的主战场和现代外交的主要发源地，意大利半岛上发生的外交变革，不仅体现在外交常驻使节的制度化，而且表现在对于有关外交文件和档案的严格保存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决策。意大利保存了相当丰富的原始资料。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所谓人文主义者把自己的艰难经历和历史体验记录在历史著作中，意大利人开始从整体的角度来书写自己的历史，这在1494年之前是无法想象的，入侵改变了意大利人的传统历史观念，产生了很多反映时代的历史著作，马基雅维里和圭恰迪尼只是其中两个典型代表。意大利战争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任重而道远，所以涉及意大利战争的进一步研究，在史料整理上仍有很多基础性的工作有待完成，工程浩繁。

再次，在加强意大利战争整体性研究的过程中，需要在不同研究专题之间进行融合和渗透，在这方面不仅需要大量的基础性工作，而且要有具备驾驭各种语言和材料的能力。语言问题是意大利战争研究的瓶颈，资料阅读是一个不小的障碍，研究者需要专门的语言训练，近代早期的民族语言存在某些差异，部分手写体也非常难以辨认。资料的连续性也是问题之一。意大利战争研究还需要在多个专题间切换以及在多个学科知识背景下加以审视，比如这一时期王权与地方大贵族之间的关系；战争技术和战争组织的本质性转变，雇佣军的历史地位及军队制度的转变；外交变革对政治和军事的影响；基督教世界中道德的约束与现实政治中的非道德性之间的矛盾；家族之间的联姻带来了王朝政治的复杂化，这需要从政治、军事、外交等诸多方面加以分析，难度可见一斑。

意大利战争牵涉的历史人物众多，他们各自发挥的历史作用又不尽相同，虽然可以把他们视为具有强烈封建特色的贵族阶层，但又不能忽视他们身上所散发的近代气息，他们是处于历史转折时期的几代人，对于他们的研究是意大利战争研究的重要环节。在一定意义上讲，战争的爆发是利益驱动的结果，这种利益是更多地来自个人和家族，还是来自所谓的“国家”呢？这些“国家”是否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地位”？很多事实清楚地表明这一时期封建统治的标记依然清晰可辨。在意大利战争时期的欧洲国际社会舞台上，各种关系错综复杂，各种利益盘根错节，理清这其中的关系和利益是意大利战争研究的重要保障，对于很多中世纪的现象以及某些被我们认为是近代的迹象，需要变换角度来加以研究，这样才有可能使意大利战争研究走向深入。目前，有关军事、外交、家族政治和王权等各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显著进步，这些成果应该为意大利战争研究所重视和吸收，从而有助于提出更为系统、深刻的认识。

最后，国内学者对于国外研究成果吸收和重视的不够，即便是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而言也是不够的。一段时间以来，限于威斯特伐利亚情结的束缚，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往往忽略了对意大利战争的研究，将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起始年代定于三十年战争结束的1648年。这样的研究将连续发展的历史分段和割裂，影响我们对历史的连续观察和前后辨析。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固然重要，但是1648年以前的历史发展也是我们研究国际关系史的重要参考和精神来源，很多实证研究已经显示，主权国家体系的建构是一个持续的历史过程，意大利战争研究也正是这种认识的产物。国外学者正在检讨这种历史认识的缺失，简单地、教科书式地划分历史缺乏学术的严谨性，以一种研究范式去套用一段历史的研究，以一段历史时期的研究去解释一种理论范式，这并不符合历史研究的精神。近年来国外出现的一些研究成果，以更宏观的历史发展来研究意大利战争的历史地位，从中世纪的角度去审视其特征和影响，这一点值得借鉴和参考。

总之，意大利战争研究是一个相对复杂且具有一定难度的研究课题，但是研究本身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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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83。关于外交与国际关系详见第八章“意大利各国的外交政策”（第86～95页）；关于军队和战争的论述详见第九章“战争艺术”（第96～99页）。

[2] Michael Mallett and Christine Shaw，The Italian Wars，1494-1559：War，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Harlow：Pearson，2012，p.1.

[3] 关于“Machiavelli”，国内还有“马基雅维利”“马基雅弗利”等译名，这里统一为“马基雅维里”。有关专著和译著中保留原有译名。

[4] 刘明翰主编，孙锦泉、徐波、侯树栋著《欧洲文艺复兴史》（史学卷），人民出版社，2010，第6～20页。

[5] Claude de Seyssel，The Monarchy of France，translated by J.H.Hexter，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1，p.2.

[6] Felix Gilbert，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Politics and History in Sixteenth Century Florence，New York and London：Princeton Univeristy Press，1984，pp.258-259.

[7] 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Politics and History in Sixteenth Century Florence，pp.261-262.

[8] Luigi Barzini，The Italians，New York：Atheneum Publishers，1964，pp.302-303.

[9] 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陈恒、宋立宏译，三联书店，2003，第282页。

[10] 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卷四）·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孔新峰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第33页。

[11] Christian E.Detmold（ed. & trans.），The Historical，Political，and Diplomatic Writings of Niccolò Machiavelli，4 Vols.Boston，1882.

[12] Francesco Guicciardini，The History of Italy，translated，edited，with notes and an introduction by Sidney Alexander，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9；本书采用了《意大利史》的两个英译本，另一个译本：Francesco Guicciardini，The History of Italy，translated by Chevalier Austin Parke Goddard，London：John Towers，1753.

[13] Francesco Guicciardini，Maxims and Reflections（the Ricordi），Mario Domandi（trans.），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72.

[14] Philip de Comines，The Historical Memoirs of Philip de Comines，London，1817.

[15] 刘明翰主编，刘明翰、朱龙华、李长林著《欧洲文艺复兴史》（总论卷），人民出版社，2010，第168页。

[16] 马基雅维里一方面享有现代政治思想奠基者的声名，另一方面则饱受邪恶导师之名的指责，被认为是实用的无情政治信条的创始人，是狡诈、阴险和政治事务中背信弃义的象征，莎士比亚形容其是“心狠手辣的马基雅维里”（The murderous Machiavel）。读懂马基雅维里还需将其置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意大利城邦生活的政治语境和欧洲国际政治的特定情境中。（参见昆廷·斯金纳《马基雅维里》）

[17] 昆廷·斯金纳：《马基雅维里》，李永毅译，译林出版社，2014，第3～22页。

[18] R.Ridolfi，The Life of Niccolò Machiavelli，trans. C.Grayson，London，1963，p.25.转引自杰夫·贝里奇、莫里斯·基恩斯—索珀、奥特著《外交理论：从马基雅弗利到基辛格》，陆悦璘、高飞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7～8页。

[19] John Rigby Hale，Machiavelli and Renaissance Italy，London：Penguin Books，1972，p.7.

[20] G.R.Berridge，Maurice Keens-Soper and T.G.Otte，Diplomatic Theory from Machiavelli to Kissinger，New York：Palgrave，2001，pp.8-9；周春生：《马基雅维里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8，第37～39页。

[21]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86，第62～63页。

[22]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57～72页。

[23] 克里斯托弗·林奇：《解释性论文》，收录于《马基雅维利全集03：用兵之道》，时殷弘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第190页。

[24] Felix Gilbert，Machiavelli：The Renaissance of the Art of War，收录于《马基雅维利全集03：用兵之道》，时殷弘译，第248、267页。

[25] Christian E.Detmold（ed. & trans.），The Historical，Political，and Diplomatic Writings of Niccolò Machiavelli，Vols.III&IV.

[26] The Historical，Political，and Diplomatic Writings of Niccolò Machiavelli，Vol.IV，pp.377-383、404-418、421-425；《马基雅维利全集08：政务与外交著作·下》，徐卫翔、段保良、曹钦、成鸿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第944～957、958～963、971～977、1008～1011页。

[27] G.R.Berridge，Maurice Keens-Soper and T.G.Otte，Diplomatic Theory from Machiavelli to Kissinger，pp.21-22；The Historical，Political，and Diplomatic Writings of Niccolò Machiavelli，Vol.III，pp.60、98-99、195、245、262；Vol.IV，pp.421-425；《马基雅维利全集08：政务与外交著作·下》，第1008～1011页。

[28] Harold Nicolson，The Evolution of Diplomatic Methods，London：Constable，1954，pp.31-33.

[29]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83～84页。

[30] 盐野七生：《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佛罗伦萨的兴亡》，田建华、田建国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第430页。

[31] 王挺之：《近代外交原则的历史思考——论马基雅维里主义》，《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112～127页。

[32] 史诗《十年纪》是献给佛罗伦萨的贵族阿拉曼诺·萨尔维阿蒂（Alamanno Salviato）。《第一个十年》（Decennale primo，The First Decade，1506）时间横跨1494～1504年，回顾了从法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到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去世、切萨雷·博尔贾垮台这十年中佛罗伦萨的重要事件。《第二个十年》（Decennale secondo，The Second Decade，1509）宣称要覆盖接下来的1504～1514年，但未完成，止于1509年。在这两首诗中，皇帝、教皇、王侯、贵族、雇佣兵无一能逃过马基雅维里的敏锐目光。《十年纪》在某种程度上续写了《佛罗伦萨史》。关于《十年纪》，可参见《马基雅维利全集04：戏剧·诗歌·散文》，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王倩《被长期忽略的马基雅维利诗歌艺术》，《文化艺术研究》2013年第3期，第9～20页；刘训练《命运是一条河——达·芬奇与马基雅维里》，《读书》2013年第10期，第49～58页。

[33] 《马基雅维利全集06：书信集·下》，段保良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第782～783页。

[34]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文艺复兴》，幼师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9，第691页。

[35] 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二分册），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714页。

[36] Francesco Guicciardini，The History of Italy，p.xx.

[37] Francesco Guicciardini，Maxims and Reflections（the Ricordi），p.8.

[38] Felix Gilbert，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Politics and History in Sixteenth Century Florence，pp.294-295.

[39] Francesco Guicciardini，The History of Italy，p.268.

[40]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文艺复兴》，第690～691页。

[41] 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二分册），第720页。

[42] Felix Gilbert，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Politics and History in Sixteenth Century Florence，p.292.

[43] Torbjorn L.Knutsen，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An Introduction，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University Press，1992，p.31.

[44] Francesco Guicciardini，Maxims and Reflections（the Ricordi），p.10；G.R.Berridge，Maurice Keens-Soper and T.G.Otte，Diplomatic Theory from Machiavelli to Kissinger，p.34.

[45] Joycelyne G.Russell，Peacemaking in the Renaissance，London：Gerald Duckworth & Co.Ltd.，1986，p.213；Diplomatic Theory from Machiavelli to Kissinger，p.43.

[46] Torbjon L.Knutsen，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An Introduction，p.31.

[47] 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An Introduction，pp.31-32.

[48] Diplomatic Theory from Machiavelli to Kissinger，p.39.

[49] Maxims and Reflections（the Ricordi），C171，p.84.

[50] Francesco Guicciardini，Maxims and Reflections（the Ricordi），C79，p.61.

[51] Maxims and Reflections（the Ricordi），C79，p.61.

[52] Maxims and Reflections（the Ricordi），p.29.

[53] Marino Sanuto，Venice，Cità Excelentissima：Selections from the Renaissance Diaries of Marin Sanudo，translated by Linda L.Carroll，Baltimore：JohnsHopkinsUniversity Press，2008，p.xv.

[54] Robert Finlay，Politics and History in the Diary of Marino Sanuto，Renaissance Quarterly，Vol.33，No.4（Winter，1980），pp.585-598；Kenneth M.Setton，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Philadelphia：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78，Vol.II，pp.499、508-509；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二分册），第693页。

[55] Robert Finlay，Politics and History in the Diary of Marino Sanuto，pp.585-598.

[56] Politics and History in the Diary of Marino Sanuto，pp.585-598.

[57] T.C.Price Zimmermann，Paolo Giovio：The Historian and the Crisis of Sixteenth-Century Italy，New 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95.

[58] Paolo Giovio：The Historian and the Crisis of Sixteenth-Century Italy，pp.263-284.

[59]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328页。

[60] 修昔底德（B.C.460或455～400或395年），希腊历史学家，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从军事上、政治上，特别是从心理上论述了公元前431～前404年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发生的战争。——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第269页。

[61] William J.Bouwsma，“The Politics of Commynes”，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23，No.4（Dec.，1951），pp.315-328.

[62] 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二分册），第736～739页。

[63] Rebeeca Ard Boone，War，Domination，and the Monarchy of France：Claude de Seyssel and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in the Renaissance，Leiden and Boston：Brill，2007，pp.59、114.

[64] Rebecca Ard Boone，War，Domination，and the Monarchy of France：Claude de Seyssel and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in the Renaissance，pp.1-2，7.

[65] War，Domination，and the Monarchy of France：Claude de Seyssel and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in the Renaissance，p.12.

[66] War，Domination，and the Monarchy of France：Claude de Seyssel and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in the Renaissance，p.9.

[67] War，Domination，and the Monarchy of France：Claude de Seyssel and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in the Renaissance，p.93.

[68] Claude de Seyssel，The Monarchy of France，p.17.

[69] The Monarchy of France，p.129.

[70] The Monarchy of France，p.130.

[71] The Monarchy of France，p.130.

[72] The Monarchy of France，p.131.

[73] The Monarchy of France，p.131.

[74] The Monarchy of France，p.138；Rebeeca Ard Boone，War，Domination，and the Monarchy of France：Claude de Seyssel and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in the Renaissance，p.125.

[75] 关于塞瑟尔的政治学说，可参见孟广林《塞瑟尔的〈法国君主制度〉与“新君主制”学说》，《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183～186页；刘明翰主编，孟广林著《欧洲文艺复兴史》（哲学卷），人民出版社，2008，第171～185页。

[76] Rebeeca Ard Boone，War，Domination，and the Monarchy of France：Claude de Seyssel and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in the Renaissance，p.108.

[77] War，Domination，and the Monarchy of France：Claude de Seyssel and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in the Renaissance，pp.54-83.

[78] War，Domination，and the Monarchy of France：Claude de Seyssel and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in the Renaissance，pp.107-127.

[79] Felix Gilbert，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Politics and History in Sixteenth Century Florence，pp.255-270.

[80] 周春生：《文艺复兴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7～8页。

[81] David Jayne Hill，A History of Diplomacy in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Europe，London：Longmans，Green，and Co.，1921，Vol.I，p.viii.

[82] A History of Diplomacy in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Europe，Vol.I，pp.1-2.

[83] 欧内斯特·萨道义（Sir Ernest Satow，1843-1929），英国职业外交家、日本问题专家。萨道义作为外交官多年常驻日本，曾于1900～1906年担任驻华公使。

[84] Sir Ernest Satow，A Guide to Diplomatic Practice，London，New York and Toronto：Longmans，Green and Co.，1932，p.1.

[85] David Jayne Hill，A History of Diplomacy in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Europe，London：Longmans，Green，and Co.，1914，Vol.II，p.v.

[86] A History of Diplomacy in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Europe，Vol.II，p.ix.

[87] A History of Diplomacy in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Europe，Vol.II pp.163-488；计秋枫：《戴维·J.希尔和他的〈外交史〉》，《史学月刊》2007年第12期，第102～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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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Geschichtedes Europäischen Staatensystems von 1494 bis 1559，p.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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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关于“新外交史”，可参见John Watkins，“Toward A New Diplomatic History of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Journal of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Studies 38（2008），1-14.

[128] Catherine Fletcher，Our Man in Rome：Henry VIII and his Italian Ambassador，London：The Bodley Head，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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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克里斯托弗·林奇：《解释性论文》，收录于《马基雅维利全集03：用兵之道》，时殷弘译，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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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European Warfare，1494-1660，pp.69-96.

[135] Thomas F.Arnold，The Renaissance at War，pp.24-51，54-83.

[136] 国内关于欧洲军事革命的研究，许二斌博士做了深入探讨，他认为14～17世纪的欧洲至少发生了5场军事革命：14世纪的步兵革命、15世纪前期的火炮革命、16世纪早期的防御工事革命、16世纪的海战革命以及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战术革命，详情可参见其博士论文《14～17世纪欧洲的军事革命与社会转型》。

[137] Blaise de Monluc，The Habsburg-Valois Wars and the French Wars of Religion，Ian Roy ed.，London：Longman Group Limited，1971，pp.31-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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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Frederick L.Taylor，The Art of War in Italy，1494-1529，pp.61-63.

[143] The Art of War in Italy，1494-1529，pp.81-102.

[144] Frederick L.Taylor，The Art of War in Italy，1494-1529，pp.103-112.

[145] The Art of War in Italy，1494-1529，pp.129-155.

[146] Frederick L.Taylor，The Art of War in Italy，1494-1529，pp.156-204.

[147] 有关问题可参见Yuval Noah Harari，Renaissance Military Memoirs：War，History，and Identity，1450-1600，Woodbridge：The Boydell Press，2004.

[148] Sir Charles Oman，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London：Greenhill Books，1999，pp.3-389.

[149] 麦尼尔：《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倪大昕、杨润殷译，学林出版社，1996，第86～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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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Angus Konstam，Pavia 1525：The Climax of the Italian Wars，Oxford：Osprey Publishing，1996.

[153] 杰弗里·帕克等：《剑桥插图战争史》，傅景川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第139页。

[154] 美第奇家族远支，为纪念教皇利奥十世，在其徽章上附加了一条黑带，因而又被称为黑带乔凡尼（Giovanni dalle Bande Nere，or Giovanni of the Black Bands）。

[155] Maurizio Arfaioli，The Black Bands of Giovanni：Infantry and Diplomacy During the Italian Wars（1526-1528），Pisa：Pisa University Press，Edizioni Plus，2005.

[156] Melissa Meriam Bullard，“Marriage Politics and the Family in Florence：The Strozzi-Medici Alliance of 1508”，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84，No.3（Jun.，1979），pp.66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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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Robert J.Knecht，The Rise and Fall of Renaissance France，1483-1610，pp.200-201.

[174] 乔治·杜比主编的《法国史》认为，亨利二世并不是米什莱所说的“愁容的骑士”，不过他不如其父亲那样讲究装饰，其宫廷也较为简朴。——乔治·杜比主编《法国史》（上卷），吕一民、沈坚、黄艳红等译，商务印书馆，2014，第600页。

[175] The Rise and Fall of Renaissance France，1483-1610，p.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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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Emperor Charles V，Impresario of War：Campaign Strategy，International Finance，and Domestic Politics，pp.249-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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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Kenneth Gouwens，“Clement and Calamity：The Case for Re-evaluation”，in The Pontificate of Clement VII：History，Politics，Culture，pp.3-14.

[213] 指地中海东部诸国家和岛屿，包括叙利亚、黎巴嫩等在内的自希腊至埃及的地区。

[214] Kenneth Meyer Setton，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Vols.II-IV.

[215] Kenneth Meyer Setton，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Vols.II，pp.381-416，475-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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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David Abulafia ed.，The French Decent into Renaissance Italy，1494-1495：Antecedents and Effects，pp.405-483.

[257] 其中包括Calendar of State Papers，Spain，1485-1558（19卷），Calendar of State Papers，Spain（Simancas），1558-1603（4卷）.

[258] http：//www.british-history.ac.uk/catalogue.aspx？type=3.

[259] 网址为：http：//www.british-history.ac.uk/；http：//www.archive.org/；http：//books.google.com/。

[260] 马克思：《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第三册），中央编译局马恩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46～4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