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我认识的年轻学人当中，给我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的，如东是一位。他生长于“西南夷”之地，本学历史学，2009年进入了人类学领域。在一个新的知识领地，他不可能如入无人之境，而是需一番拼搏，以求“翻身”。在这过程中，如东有过一些困惑，受过一些煎熬。从历史学到人类学，从“过去主义”到“当下主义”，从“经验主义”到解释至上，从“文字主义”到“原始主义”，种种跨越，费去了如东大量心神。然而，最终，如东“熬”过了这些，在历史人类学、学科史、区域（中国西北和内亚）社会与文化研究诸学术空间之中，下足功夫，找到了立足点，完成了几项值得称道的研究。

本书呈现的，是他的研究的第一项。研究的核心内容，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华西协合大学（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的植物研究与人类学。

这所英美教会1904年创办于成都华西坝上的大学，是一所在华的西式现代大学。那里，1910年代便有传教士学者从事自然与人文研究。1920年起，在博物学和民族学的学科框架下，此类研究得以在西部（尤其是四川西部）集中开展。从这些研究中，生长出了大量博物学知识。这些博物学知识，多数关涉今日所谓的“民族地区”，由是，时常也兼有民族学的内容。无论是出于偶然还是计划，这些知识从一个别致的角度为人文世界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华西坝上的这件往事，深深吸引了我。

如东在学之时，国外人类学“先进”国家的一些学者们，有的正致力于赋予人类学自然与人文的双重属性，有的正试图开拓全新的人伦-宇宙论视野，以之破除启蒙以来支配思想和科学的自然-文化、物质-精神、客观-主观二元对立主义。在缺乏“天人合一”思想的国度中生活和工作，这些学者们刻苦努力，取得了重要成就：一方面有包含生物人类学、博物馆学在内的人类学院系在英国这个重社会人类学的国度中建成，另一方面则有“本体论人类学”（ontological anthropology）的流行。

洋人学界好标新立异，这有时让人受益，有时却并不如此，尤其是这些有关自然-人文“双系”人类学、“本体论人类学”的叙述，样样都让我想起数十年前人类学的情状。华西坝上的人类学家在学术机构和田野地点之间的活动，便构成这类情状的样本。

在1930年代末之前，华西坝上那些被我们今天称作“人类学家”的学者，即使不是出身博物学，也是在大学里频繁与博物学家打交道。在所谓“田野”里，他们中的民族学家们，不只是要观察“土著人”的生活、习俗，探知他们的观念；面对围绕人文世界的大山大川，他们还自觉或不自觉地考察“田野”周边的万物万灵。作为传教士学者，他们不可能没有带着基督教现代主义的自然与人文观点来看待华西的草木与风俗。不过，其求索，却早已有了不同于自然-文化二元对立主义的“本体论人类学”因素。可以认为，他们早已在赋予博物学和人类学某种优越的“模糊性格”。

当时的饭桌聊天间，我多次跟如东谈及这个印象。

对学科史有浓厚兴趣的如东，欣然接受了研究华西坝上人类学的这一“模糊性格”的任务，从硕士研究生阶段，他便开始了相关研究工作。他整理了关于1920～1937年华西协合大学传教士学者博物学活动的文献，选择以植物研究为焦点，追溯华西人类学与其之间的密切关系，借此考察一个历史时期人文科学中的博物学因素及其蜕变。

无论是博物学还是民族学（人类学），无疑都是近代西方知识帝国雄心的内在组成部分。然而，反复揭示这些学派与西式“帝统”之间的话语纠葛，易于使我们忽视这些学科的内在理路和“微观社会学纹理”。为了避免批判的负面效应，如东将注意力集中在知识观念与其他各种社会要素之间的关系上，着重分析观念生成和传播的社会语境。在其论著中，他指出，传教士在华西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是其博物学活动得以展开的情境，故而，若说当年这些博物学活动有什么“路线图”，那么，这些“路线图”之格局，便与传教士社会活动网络大致叠合。另外，当年从事植物研究的传教士学者，始终与华西的人文-自然世界保持着频繁互动，这使这个阶段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形成难解难分的关系。在各种关系互动中展开的华西协合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凸显出了其以博物学为底色的特征。

本书是如东基于其硕士论文修订而来的。

书分五章，在导论之后（第二章），如东呈现了作为区域的华西之自然-人文地理特征、区域权力网络特征（尤其是绅士、军阀、袍哥、传教士并存互动的面貌），及在这个大背景下出现的教会大学和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概貌。在第三章，如东把焦点放在植物研究的知识社会学分析上，考察了基督教宇宙观下传教士博物学活动的展开、其与传教网络的关系，以及当时留下的有关植物采集之旅的遭遇与见闻的记录。在该章中，如东还考察了华西坝上植物学家对植物分类、“本土知识”、植物功用、作物引进与培植、园艺等方面的研究与讨论；进而，他又集中考察了这些研究的人文科学倾向，尤其是其对于自然与宗教、自然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论述。在第四章中，如东在知识与不同思想传统、政治势力、“身份政治”之间的动态关系中，考察了华西传教士植物研究慢慢让位于“民族主义植物学”的历程，尤其揭示了在这个阶段中，传教士植物学在遭遇边疆研究“中央化”的过程中式微的结局。

本书核心部分，带有学术史的浓厚特征。然而，书的导论和结论，却赋予了这部学术史人类学意涵。在导论中，如东梳理了有关人文视野的自然视野基础的论述；在结论中，他则对华西人类学的博物学底色进行了阐释。

1930年代悄然发生着人类学的现代社会科学化之转变，对于这场转变，如东也特别重视。在第四章中，如东已概述了这场转变的因由与途径。为了对之加以进一步说明，他在附论中收录其所作《华西的社会学与人类学（1942～1945年）——以〈学思〉杂志为例》一文。该文是基于《学思》杂志的个案研究，分析了抗战期间汇聚于华西坝上的中国学者之学术研究。该文指出，此时，这些研究重在考察边疆和社会问题，在“抗日救亡”的时局下，形成了以“中国史”为主线的学术叙述风格。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那种以相对散漫的方式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植物学和民族学，让位于社会科学化的“社会学”。

近些年，因缘际会，如东转入中国西北与内亚民族研究。在这个专业方向转换的过程中，如东须暂时放下其在学术史、历史人类学、“自然”人类学诸领域的研究工作。几个月前，如东来京，告知他已修订完成了这本有关华西协合大学植物学与人类学之关系的研究著作，这让我喜出望外。

我相信，这部著作对于那些在西南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者有参考价值。直接而言，它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该区域人类学研究的学术史，有助于我们在实地考察和文献研究工作中捡起被不慎扔进“历史垃圾箱”的宝贝，借之还原西南生活世界的自然-人文双重属性；间接而言，它也有助于我们以一个更为冷峻的态度，观察学科转变的时局与问题，更为切实地“在田野中”领悟人文世界的“模糊性格”。

我认为，这点对于如东新开展的“西北民族研究”也一样重要。

王铭铭

2018年7月23日写于五道口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