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我与计划生育优质服务

顾宝昌[1]

1980年我在北京大学念研究生，突然接到通知，北京大学决定提名我接受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奖学金出国学习人口学。我1981年出国，1986年获得社会学和人口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我总觉得，人口学是一门与实际联系得十分紧密的学科，如果不了解人口实际，光是纸上谈兵是不行的，何况国家派遣出国留学就是希望学成回国能为解决面临的人口问题服务。我就在1989年年末转入在国家计生委领导下的中国人口情报信息中心（2003年更名为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后来总有人问我当时为什么要离开北大（也有问当初为什么要回国），但从我的内心来讲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进入计划生育领域后，我对于计划生育在基层的工作了解得更具体了，也更感到，在计划生育实施过程中要更好地保障和维护群众，特别是妇女的生殖健康和生殖权利，的确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原国家计生委主任彭珮云曾多次和我交谈（她从教育部门来，也是女性，也是位母亲），难道计划生育就一定要这样干吗？

我于1992年作为亚太经社会的特邀代表参加了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亚太人口大会，1994年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顾问先在纽约出席了一个月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的筹备会，而后又出席了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和非政府论坛。在会上，我的任务是协助中国代表团的工作。同时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听取了各国代表就各种人口问题的发言、争论和表态，来自世界各国的代表们的立场如此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真是精彩绝伦，令人叹为观止，让我实在是脑洞大开，远超出从书本和课堂里得到的收获。

1995年10月，彭珮云主任代表国家计生委正式提出了计划生育要实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两个转变”的要求。但提出来后在全国一时竟然了无响应。当时彭主任说，“两个转变”说了半天还是一句空话。这使我们意识到，计划生育要实现“两个转变”，不仅要提出来，还要做出来，让大家“看得见、摸得着”才行。于是，开展计划生育优质服务试点的提议应运而生。而原国家计生委规划统计司司长张二力则毅然挑起了试点的领头工作。

借鉴我国经济改革工作的经验，计划生育优质服务也是以从经济比较发达、计生工作基础比较好的地方先行试点为宜。于是着手在东部地区选点。当时选点有两个条件。一是当地一定要有试点的积极性。因为试点本身就是对自身工作的改进，有风险有代价，如果自己不想干，光靠外力是不行的。当时有的省份推荐的试点地区就表示，他们已经是全省先进，不参加试点。但是，德清县的计划生育工作尽管在浙江省并不名列前茅，县领导的表态却十分坚决，“无论参加不参加试点，计划生育工作是一定要变革了”，这使得浙江的试点县非它莫属。二是不给试点地区任何资助。因为进行试点是为了推广，如果试点地区接受了上级机构或国际组织的资助，将来推广怎么能有说服力？“点”上的探索是为了“面”上的推广服务的，因此试点从一开始就要着眼于有利于未来的推广，实现“以点带面”。

记得刚启动试点时，面对的争议和忧虑层出不穷：是不是会否定计划生育的成就，出现了反复怎么办，什么叫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等等。对于所有这些责问，张司长的挡箭牌就是“不争论”，让实践来回答。还是要“先实后虚”，如果坐而论道，是永远不可能形成共识的。

当试点启动，试点县讨论从哪里入手时，觉得取消“准生证”风险太大，改个名字叫“服务证”还可以。又觉得推行避孕方法知情选择不可行，但可以搞个展示台，向群众展示避孕方法。尽量放低门槛、缩小步子，“先易后难”，只要能动起来就好。

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后，世界上只有两个人口大国还实行计划生育指标配额，即中国和印度。但印度政府随即宣布取消指标，实行无指标计划生育。国家计生委专门组织去实地考察，在那里开了三天研讨会。在中印双方的研讨中，印度的地方计生部门领导纷纷抱怨，因为一下子取消了指标，工作无所适从，出现一片混乱。这深深地提醒我们，开展优质服务试点一定不能“破”字当头，要首先在“立”字上下功夫，只有“先立后破”，才能平稳推进。

试点地区每年聚在一起开两次研讨会，各地介绍他们在试点中做了哪些探索，有些什么打算，取得了什么体会，遇到了哪些难题。主要是交流和讨论，各抒己见，不做评判，对工作也不排名次，也几乎没有什么批评和表扬。可是每次会都开得很热闹，大家觉得在交流中收获很多。

随着试点的推进，各地的创新层出不穷。比如，德清服务站搞了避孕方法展示台，农安就进一步变成了避孕方法展示包，便于携带走村入户。盐都考虑到要尊重育龄妇女的隐私而设立了“悄悄话室”。农安看到计生人员不善于面对群众讲解而特意开展演讲比赛。这些举措没有一条是来自上级的布置和试点的要求，而确确实实是基层在试点过程中摸索出来的自我创新，充满了新鲜感和生命力。

参与试点人员在试点过程中对探索优质服务的热情常常到了异乎寻常的地步。天津的王铁明主任因为试点不宜扩大而感到懊恼，赌气地表示：“你们不带我玩儿，我自己玩儿。”1997年天津和平区参加了国家计生委的试点项目，从此，王主任一次不落地参加优质服务的各种活动，比谁都积极认真，这真是发自内心的追求啊！有一次和盐都的刘高英主任在机场候机，她突然站住拿出照相机对着机场里的一个灯光灿烂、琳琅满目的水果店拍照。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可以作为布置服务站的参考。她的这种敬业精神已经不是用令人感动可以形容的了。有一次到德清，邵慧敏主任说，她想要对避孕药具收费，收一块钱。我说，这是国家免费提供的避孕药具，你怎么可以收费呢？她说，顾老师啊，不是为了这一块钱啊。避孕药具如果交点费，群众就会比较珍惜，而服务人员也会更加认真。当然，这个举措最后并没有实施，但对于如何改善服务对象和服务人员双方的关系，真正实现对优质服务的孜孜追求，能说其背后的考虑没有闪光点吗？

试点虽然遵循不报道、不宣传的方针，但试点的消息仍然是不胫而走，到各个试点地区考察学习的各地计生部门人员络绎不绝，接踵而至。除了照相抄录，几乎把试点地区的各种材料都“抄走了”，包括抽屉里的会议记录和工作笔记。为了满足各地的要求，试点办公室特地组织了优质服务培训班，本来打算办两次，每次100人，结果办了4次，每次都是200～300人参加。培训班请试点地区的计生领导来现身说法，讲述他们在试点中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做的。各地参加培训的学员都纷纷表示大有收获，主要是“非常管用”，找到了如何使计划生育工作良性运转的良方。有的地方简直是计生部门全体出动参加培训，当地带队领导说，参加你们的培训班比我开10次会都管用，培训后大家思想统一了，也知道怎么干了。

试点活动又开展了到泰国和美国的考察和交流。以往在计划生育方面的国际交流尽管很多，但以高层官员和专家学者为主。这次是破天荒地由这些在基层第一线的计生干部去国外交流。在泰国考察计生服务站时，尽管语言不通是个障碍，得益于他们在基层工作的丰富经验，所以“听不懂但看得懂”。看到服务人员耐心地与年轻夫妇亲切交谈那么长时间后才让其决定选择哪种避孕方法，计生干部明白了怎样才能实现真正的知情选择。赴美国访问时，在人口理事会纽约总部的研讨会上，这些来自中国计划生育工作最基层的人员讲述了他们怎么在第一线实施计划生育，怎么探索优质服务，讲得那么质朴，那么实在，让听众席中那些来自各个国际组织和人口机构的高层官员、专家学者对中国计划生育有了别样的了解。这真是别开生面、难得一见的场面，尽管研讨会的准备工作耗费了我不少精力，但看到中国的基层计生人员走上了国际论坛，心里的喜悦是难以言表的。

有一天，我正在人口理事会纽约总部的办公室工作，突然有人敲门，我抬头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不是电影《金色池塘》（On Golden Pond）里女主角的扮演者、著名影星简·方达（Jane Fonda）吗，怎么跑我办公室来了？“听说你们在开展计划生育优质服务试点，我要随丈夫去上海开会，可以去看看你们的试点吗？”“可以，当然可以。”我随即联系了时任国家计生委国际合作司司长丛军和福特基金会驻华办事处高芙曼博士，成功地安排了她去德清试点县考察。中国开展的优质服务试点竟然得到一位美国著名影星的关注，实在是意外！

2000年年末，我结束了在人口理事会纽约总部的工作刚回到北京，一位《华尔街日报》的记者Leslie Zhang（张彤禾）就来找我。她说她听说中国开展计划生育优质服务试点后就到纽约找我，结果我已经回北京了。她要采访我，我说你最好自己下去看。这位华裔美国记者随后真的带了翻译去了江苏盐都实地考察。她撰写的关于中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长篇报道登载在2001年2月2日《华尔街日报》头版头条，还刊登了刘高英主任的头像。据说，那时上过《华尔街日报》头版的中国人只有两位，一位是青岛海尔的老总张瑞敏，另一位就是基层计生干部刘高英了。当时，西方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有许多指责，但就在这时，中国的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居然登上了美国大报的头版，极大地维护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正面形象！

经常有人对我说，我的文章写得少了，太可惜。我不知怎么回答，在实践中进行探索，推动实际工作逐步向前，就必须要有付出。在实践中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问题，看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变化，特别是看到经过努力后优质服务不断向前推进和计划生育不断出现新面貌，还有什么比它更有成就感呢？我只能调侃说，我的文章写在了大地上。

也有的国外人士觉得我这么早学成回国，后来参加的出国访学等国际交流少了。我也觉得很为难，但一个人的精力、时间都是有限的，既然要投入国内的工作，就要花费大量的精力，总是要有所失才有所得。凡事难两全，要国内国外两头兼顾实在是太难了。

在基层的调研中，我常常喜欢跟在张二力、杨立舫、张春延、董光华、刘永良、米国庆、丁明等行家里手后面，从他们和基层的研讨中学习，看他们如何与基层讨论，如何交换意见。这里没有官话，没有客套，但有真情，有见识，这往往是我感到最愉快的时候，也是最有收获的时候。回首过往，年华实在没有虚度啊！

从对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工作的回顾也可以看出，在开展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过程中为什么一定要把握“先立后破、先点后面、先易后难、先实后虚”四个要点，这并不是偶然的。与其说是来自概念的演绎，不如说是来自实践的镜鉴。

2012年江苏盐城筹办人口与计划生育展示馆，让我起草前言。我是这样写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面对人口增长不断加速的趋势，和全国各地一样，计划生育工作在盐城市应运而生。然而，在经济基础薄弱、传统观念浓重、保健设施欠缺的苏北大地，开展计划生育又谈何容易！几十年来，盐城市开展计划生育决心坚定、措施得力。在实践中勇于探索，不断创新，及时转型，勇于革新，同时注重借鉴交流，开阔思路，把计划生育工作一步步推向前进。盐城市经过多年的努力不仅有效地扭转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而且为计划生育的良性运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应该说，盐城的经历实际上也是全国的一个缩影。

开展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过程，说到底，就是一个还权于民的过程。通过取消生育申请把生育时间的选择权还给夫妇，通过开展知情选择把避孕方法的选择权还给夫妇，通过开展优质服务把享受服务的权利还给夫妇。计划生育优质服务试点的开展给了我们鼓舞，给了我们信心，使我们觉得可以把生育数量的选择权还给夫妇提到日程上来了。这就推动着我在2001年以后和许多志同道合者一起，参与到呼吁生育政策调整的漫漫征程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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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顾宝昌，1945年生。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1年获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法学硕士，1983年获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社会学和人口学硕士，1986年获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社会学和人口学博士。1986～1988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系副主任，1988～1989年任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与发展顾问，1990～1998年任中国人口情报信息中心（1995年更名为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2003年更名为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1999～2000年任人口理事会纽约总部高级研究员，2001～2004年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副秘书长兼国际合作部部长，2005年3～5月应邀成为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研究学者，2006～2018年任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自1995年起作为中方专家和顾问参与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项目试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