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章节构成

第一章为导论。导论部分是本书的一个引子，除了介绍研究背景之外，主要向大家交代为什么会做这项研究、这项研究的内容到底是什么、用什么方法来具体开展研究等。

第二章主要是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与回顾。学术研究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在不断与相关理论和已有研究对话的基础之上开展的，因而必须将行政治理扶贫的研究放在整个治理理论的框架中进行考察。所以本章对治理理论本身、中国传统的治理资源以及本土化的治理理论、中国的贫困治理以及精准扶贫政策本身的研究等进行了回顾、梳理与评析。

第三章主要是对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历史的追溯，在历史视野之下分析中国贫困治理的转型和变迁。从历史上看，我党对于农村贫困人口的关注作为一种传统贯穿中国革命的整个过程，并将其内化为很多常规性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机制。改革开放前，虽然没有专门的扶贫政策，但是为之后的贫困治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78—1985年是通过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推动减贫阶段；1986—2000年是农村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2001—2011年是开发式扶贫与保护式扶贫共同发挥作用的综合性贫困治理阶段；2012—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下的脱贫攻坚阶段，这一阶段精准扶贫政策被提出来。

第四章主要研究的是行政治理扶贫在科层制内部的逻辑，即精准扶贫之后贫困治理体系本身的调适与再造，以及如何利用行政化方法突破科层制的界限来动员更多的部门和资源投入脱贫攻坚。在精准扶贫的同时基层党建也进一步得到加强，二者相互促进形成了耦合性治理之势。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的基础，为了找出贫困人口，各级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经验材料层面，本章主要以A县茶乡精准识别为案例，尝试揭示其背后的复杂机制。

第五章研究行政治理扶贫的表现之一——行政对于市场的整合。行政整合市场是行政工具化的表现，也就是地方政府如何利用市场力量进行扶贫。不同于以往开发式扶贫建立市场制度以及推动贫困地区农村的市场化，在此阶段的商业扶贫中，一方面采取行政包干的方式，各级政府层层分配产业扶贫任务，快速完成了扶贫任务；另一方面资本和市场主体被双重规制，扶贫济困的功能得到凸显。具体来看，此章是以精准帮扶产业扶贫为案例进行深入说明。

第六章研究行政治理扶贫的另一表现——行政力量对于乡土社会的治理。作为一种资源分配的精准扶贫政策在基层社会中的执行过程受到了非科层化的基层治理结构与变迁的农民伦理的双重影响，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很容易遭遇分配难题而引发地方政府的治理困境。本章主要以精准管理中数据动态调整“回头看”以及“民主评议”作为案例，来分析地方政府如何应对以上问题以及如何强化干预的内在逻辑。

第七章为结论与讨论。本部分将在总结全书的基础上提出行政治理扶贫的理论框架，阐述与西方的反贫困战略比较起来，中国行政治理扶贫模式的具体影响和优势，以及这种贫困治理模式是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并在最后对本书不足和今后需要深入研究的方向做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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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人民网，http：//zj.people.com.cn/GB/n2/2019/1129/c186327-33589613.html，2019年11月29日。

[2] 《国务院扶贫办：2020年农村全脱贫 每月减100万》，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1013/c1001-27689712.html，2015年10月13日。

[3] 为符合学术伦理和规范，本书中调研地名、所涉及人名、公司名等均已做学术匿名化处理。

[4] 《世界银行关于贫困研究综述》，http：//www.worldbank.org/en/topic/poverty/overview，2017年5月20日。

[5]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6] 《7017万贫困人口将在6年内脱贫》，http：//zjnews.china.com.cn/Business/9232.html，2017年5月3日。

[7] 《习近平：坚持“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光明网，http：//news.cyol.com/content/2015-06/19/content_11456126.htm，2015年6月19日。

[8] 《中国减贫对世界做出巨大贡献 30年减贫人口占全球逾七成》，《经济日报》，http：//www.clssn.com/html1/report/17/6290-1.htm，2017年6月5日。

[9] 《扶贫也创新！十八大以来年均减贫人数超1300万 获历史突破》，http：//news.163.com/17/1011/10/D0F84FIB00018AOQ.html，2017年5月12日。

[10] 《中组部：选拔19.5万名骨干任贫困村第一书记》，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19da/2017-10/19/content_41758457.htm，2017年10月19日。

[11] 何艳玲等认为不同于西方语境中的政府，“政府”在中国具有四个复杂的面向：与“民”不同的代表“官”的领域、与“私”相对的“公”的领域、限于内部分工而非权力分立的“有关部门”的职能分工以及受党领导而又与其融为一体的概念。由此可见，对中国来讲“政府”本身就包含党的力量。参见何艳玲、汪广龙（2012：83—97）。

[12] 古德诺在提出政治、行政“二分”的基础上，指出要通过政治对行政的适度控制和行政权的必要集中两条途径来实现二者之间的协调。政治与行政在不同国家的表现各有不同，比如在英国是通过内阁对议会负责的体制，这种控制是通过法外途径实现的，而在美国这种控制是由政党力量来实现的，但是这些表述都与中国的语境和经验有很大的差异。参见丁煌（2011：20—23）。

[13] 由于该乡盛产黑茶，所以将其匿名化为“茶乡”。

[14] 关于个案代表性的问题一直是方法学界争论的热点，也就是说个案中发现的特征和规律能否推及总体的问题。王富伟（2012）曾经总结出三种取向的学术脉络，即费孝通的“社区研究”、格尔茨的“深描说”和布洛维的“拓展个案法”，并提出了超越代表性问题的“关系个案”。

[15] 来自2012年的数据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