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摄影之道：传媒时代的文化表述

1900年10月，国家地理学会第二任会长即电话发明者亚历山大·贝尔，在《国家地理》上发表文章，对该学会及杂志的前景做出短期与长期规划，指出学会的基本目标为：

国家地理学会应该事实上成为其名之所指：代表国家表述的一个全国性组织。[44]

实际上，贝尔的雄心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有充分的社会条件。美国新闻史研究专家埃默里父子在对美国大众传播媒介史进行分析时，谈到了贝尔的贡献，贝尔于1890年发明的电话，到1900年在公众中的普及率已达到1%，贝尔系统遍及全美国，西方联合电报公司的电报线路已全面铺开。尤为重要的是，1879年通过的《邮政法》，为廉价投递出版物扫清了道路。埃默里父子强调了以上通信网的作用，并将1865～1900年美国出现的这些新生力量，如通信网、工业化、机械化和城市化，称为“国家生活中的一场革命”，指出这场革命“将影响到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会带来全面的社会、文化与政治变革。埃默里父子指出，“对知识和美好生活的普遍渴求推动了教育进步，这对报纸、杂志和书籍等大众传播媒介的扩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5]

一 杂志“七原则”与寻找“阿富汗女孩”

基于如此有利的大众文化成长土壤，《国家地理》的第一位全职编辑、贝尔的女婿吉尔伯特·格罗夫纳认识到，国家地理学会要想扩大会员基础，要想普及地理知识，把科学送到人们的客厅里，就必须“将学会的杂志从报道冷硬的地理事实，从门外汉们搞不懂的佶屈聱牙的术语中走出来，成为关于我们这个大千世界里的诸多活泼、生动、有趣的人生百态的传播媒介”。[46]到1915年3月，格罗夫纳将《国家地理》的编辑方针确定为以下“七原则”：

（1）首要原则是绝对准确。未经严格证实的材料不得出版。每一篇文章的准确性都要能经受住岁月检验。

（2）图文并茂，多刊登美丽、有益而艺术的摄影插图。

（3）杂志文章力争具有长久价值。每一期杂志在一年、五年或十年后其价值与发行当时相比毫不逊色。这一原则旨在使我们的杂志成为成千上万所学校、家庭和图书馆的教学读物。

（4）避免所有太个性化与过于琐碎化的描写。

（5）不刊载带有偏见与争议性的报道。

（6）对任何国家与民族，只刊载美丽自然，避免不愉快和过度批评。

（7）每一期的内容都要有时效性。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无论是因为战争、地震还是火山爆发，只要引起公众注意，国家地理学会便要负责在接下来的一期杂志中，向读者提供此地区的地理、历史与经济状况信息，并且以有趣而绝对无偏见的态度表述出来，要尽量配以其他刊物无法匹敌的高质量的精彩图片。[47]

吉尔伯特·格罗夫纳从1899年起担任《国家地理》首位全职领薪编辑，到1954年退休，在55年编辑与34年的会长生涯中，将学会会员人数从1000增至200万，被誉为学会与杂志的缔造者与建筑大师。1954年，他阐释自己在事业开创期所提出的编辑“七原则”，说那是对《国家地理》杂志的特殊性质进行精心考虑之后才提出的。什么特殊性质呢？“《国家地理》是由非营利学会组织为增进与传播地理知识而出版发行的杂志，这份出版物的目的是促进科学与教育的发展。”格罗夫纳认为“七原则”正是实现杂志宗旨的最有效的方式——“运用大量摄人心魄的图片与形象描述，清晰、准确而生动地反映这个激动人心的世界及其生命，而非使用呆滞、费解的冗语陈词。”[48]

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除了第五条（不刊载带有偏见与争议性的报道）、第六条（只刊载美丽自然），逐渐被后来的编辑挑战或摒弃外，其余五条，尽管弹性极大，应当说，也一直是学会与杂志立身的基石。第五、六条之所以难以为继，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局势动荡，比如柏林墙倒塌、南非种族隔离、匈牙利革命等，以及生态危机，如生态破坏、动物盗猎、城市化问题等，在学会内部引发了极大争议。1977年，学会曾组织了一个临时委员会进行“编辑方针是否要改变”的讨论。当时的主编佩恩认为，“杂志并没有变，是时代在变”。他指出不随时代变迁关注上述全球问题，不仅不符合学会和杂志的使命，而且将使学会和杂志走向死亡。1978年1月，佩恩在“编辑的话”里写道：正像新闻业致力于客观、无偏见的报道一样，我们接受历史给予我们的反映时代变迁的机会，因为只有历史自身才能诉说完整的故事。[49]

2013年10月，《国家地理》创刊125周年，杂志将纪念号策划为一期精美的摄影专辑。在封面文章《摄影的力量》中，作者罗伯特·德雷珀回顾了杂志的摄影史，并幽默地写道：“每当我告诉别人我为《国家地理》杂志工作时，我会看到他们睁大双眼放出光芒。然而我也明白接下来会怎样——当我不得不说，对不起，我只是个文字记者时。”德雷珀认为，《国家地理》的摄影师已经是“世界性”的化身、美丽寰球的见证者，是人们心目中从事着梦想职业的人。“摄影师运用他们手中的照相机，将之作为探索世界的工具、进入心灵秘境的护照，记录人类变迁的法器。他们的照片，就是摄影力量的证据，从前如此，现在更甚。”[50]

在这期摄影专辑的黄色边框里，是杂志史上最著名的一幅肖像——阿富汗女孩莎芭·古拉（Sharbat Gula），而这已经是这名在阿富汗战争中饱受创伤的女孩第三次登上该杂志的封面。摄影师史蒂夫·麦凯瑞于1984年在巴基斯坦的难民营里第一次遇见这个时年12岁的女孩，女孩的形象出现在1985年6月《国家地理》的封面上。该期文章名为《在伤痕累累的阿富汗边境上》，标题说明文字为：“惊恐的眼神和破烂的衣衫，讲述了一个逃离到巴基斯坦的阿富汗女孩的困境生活。”[51]德雷珀回顾道：“她的眼神刺透我们的集体潜意识，刺激了西方世界已然麻木的心灵。而这，是成千上万名外交官和救援工作者未能做到的。”[52]照片中，莎芭·古拉海绿色的双眸冷峻又惶恐，更有几许忧伤，她立即成为阿富汗冲突和世界各地难民的象征符号。

时隔17年，在2002年，也就是美国“9.11”事件发生后不久，国家地理学会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发起声势浩大的“寻找阿富汗女孩”活动并制作电视纪录片。在这次寻找活动中，美国联邦调查局运用最新的虹膜识别与面部识别等生物测定学和监测技术，最终在阿富汗东部“确认”一位已是3个小孩母亲的妇女为当年的“古拉”，这位饱经风霜的女子在2002年4月再次登上杂志封面，摄影师史蒂夫·麦柯里说：“我能通过摄像机镜头看到她的眼睛。它们一如从前。”[53]“二十年来，阿富汗一直处于黑暗时代。古拉的重新露面，也许是一个预言，一个希望的迹象。我们将拭目以待。”[54]

莎芭·古拉的形象已成摄影经典，而拍摄和寻找活动本身也寓意丰富，引发很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加以讨论和阐释。斯蒂芬妮·霍金斯分析了这张照片，认为其力量来自纪实摄影与文艺复兴油画式的时尚摄影审美风格的融合，具体而言，“古拉破旧的衣衫让人联想到美国经济大萧条那艰难岁月的纪实摄影，而她厚厚的嘴唇与浓密的眉毛又类似于波姬小丝和麦当娜，此外，那暗红的面纱和微侧的脸庞，似乎是向古典油画圣母玛利亚表达的敬意”。[55]甚至有人将这张照片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画像相联系，称之为“阿富汗的蒙娜丽莎”。[56]瑞伊·施瓦茨的博士学位论文《公共政策的修辞学重建：修辞学、后殖民主义与〈国家地理〉阿富汗女孩的重置》，以杂志、文学、纪录片、网络、戏剧、广告等媒介对这一形象的再生产与流通为例，探讨视觉话语与美国军事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关联。施瓦茨认为，在“9.11”事件之后，“阿富汗女孩”并非单纯的形象生产，一系列修辞行为意在配合政府的议程设置，“重建”一个阿富汗乃至伊拉克，实际上是在美国文化与政治语境中，西方价值观之个体理性与市场资本在全球传播与接受的一个案例。[57]

《国家地理》“阿富汗女孩”封面

“美国《国家地理》125周年经典摄影展”重庆站街头宣传广告（2014年1月，笔者拍摄）

检阅杂志的报道文章以及电视纪录片，我们看到这些媒介表述都重在渲染阿富汗战争的暴虐，全然不谈“9.11”事件后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在叙事策略与符号运用中深藏着表述主体的权力宰制之术。

在格罗夫纳执掌《国家地理》的半个世纪里，他将“七原则”也应用于摄影报道中，强调图片既应该是漂亮的、艺术的，又应该予人以一定的启发性，换言之，图片既要给人以审美上的愉悦感，体现高雅品位，又要表现现实主义风格。[58]可以说，阿富汗女孩的形象完全符合格罗夫纳的摄影原则，而且该形象三次登上杂志封面，足以证明在长达百年的历史中，这一原则被不同时代的记者、编辑认可并执行。相应地，围绕阿富汗女孩的形象生产及其引发的探讨，也可视为长久以来关于《国家地理》杂志表述之道争论的缩影。

二 相机与枪支：“真实”与“权力”

在国家地理学会成立的1888年，乔治·伊斯曼推出了新式的柯达相机，1890年7月，《国家地理》刊登了第一张外景图片——由美国海军助理军需官拍摄的俄罗斯赫勒尔德岛。但由于早期的图片复制采用凹版技术，造价昂贵且速度很慢，因此杂志在1896年之前，基本上是只有文字的科学刊物。当凸版技术使印刷成本大大降低后，格罗夫纳立即看到这种新技术的潜力。1896年1月，《国家地理》在《美国水陆关税队的极地巡航》一文中，刊登了三幅插图，包括一张一群驯鹿躺卧在地的图片，杂志走向“插图”的道路。[59]同年11月，杂志首次刊登了一张“祼乳”图片——上身赤裸的非洲祖鲁（Zulu）新郎新娘并肩而立，直视镜头。

然而，这本“插图”杂志真正声名鹊起还要等到1905年1月：临近截稿时杂志仍无足够文章填补11页空白，格罗夫纳为解燃眉之急，在未获董事局批准的情况下，从两位俄罗斯“帝国地理学会”探险家提供的50张拉萨图片中，选出11张组成了杂志历史上的首次摄影报道专题。[60]当期杂志获得了意外的成功，成为《国家地理》杂志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与转折点。到1905年底，国家地理学会会员人数由3662飙升至11479。[61]

《国家地理》杂志发展史上第二个重大的变革是彩色图片的采用。1910年11月，一位富裕的纽约旅行家威廉·查普林，请一位日本艺术家将其所拍摄的朝鲜、中国黑白照片，用手工着色的方式描上色彩。[62]在这篇名为《朝鲜、中国见闻》的图文游记中，负重的苦力、戴木枷的犯人、修行的尼姑、北京街头以扇遮面的姑娘等鲜活的形象立即在美国引起了轰动，也成为杂志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1916年4月，格罗夫纳在自己撰写的《最好的土地》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自然彩色图片，32张用奥托克罗姆微粒彩屏干板技术拍摄的美国风景与民族图片，开启了摄影的新世界。[63]由于随后美国对德宣战，以及拍摄的技术限制，比如色彩有限、沉重的相机、笨重的玻璃板底片、曝光较慢以及严格的摆放位置等，杂志直到1927年9月才开始每期必有彩插。20世纪30年代是彩色摄影的“革命时期”，1936年，由伊斯曼柯达公司发明的新型35毫米的柯达彩色胶卷问世，使野外拍摄运动彩色照成为可能，1938年4月，用柯达克罗姆彩色反转胶片拍摄的图片在杂志首次出现。从此，小型相机、卷型胶片使《国家地理》的摄影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格罗夫纳在1963年写道：“《国家地理》的历史可以说是彩色摄影的历史，在摄影方面——尤其是彩照，我们总是走在前头。”[64]

1957年，杂志的第三代掌门人梅尔维尔·贝尔·格罗夫纳，接过家族的指挥棒，继续开拓江山砥砺疆场。从这一年9月开始，彩色图片固定出现在黄色边框中，以栎树和月桂叶环绕的《国家地理》时代逐渐隐退。电视频道、地球仪、地图集及各种书籍与电子光盘，把学会及杂志融入大众文化时代的狂欢与奇观中。

《国家地理》进入新时期，随着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水下摄影、三维空间的全息摄影[65]等新技术的发明，以及光学时代、网络时代的飞跃，《国家地理》的图片带领读者探索更高的太空、更深的海洋以及更远的时间。凭借摄影的力量，《国家地理》展示出一个丰富多元的世界，无论是濒危物种、残酷战争，还是美丽森林、多样族群，这一切使杂志更有效地实现其“报道世界及其一切”的目标。

正是因为摄影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所以早在1920年，《国家地理》摄影师威廉姆斯就充分认识并利用了摄影这一“武器”：

摄影犹如一张神奇飞毯，为平淡乏味的日子增添童话。摄影满足人扩展视野的欲望，将他带入未知的地方，在一个自己身处其中的世界中更加真切地确认自己。在陌生的土地上为陌生的人群拍照是一项迷人的消遣。为了向同胞展示另一半世界人们的实际生活状态，没有哪一个渔夫能比摄影师更有耐心；当一个“猎物”落入相机的千里眼中时，没有哪一个猎人比摄影师更心满意足。旋转格雷费斯（一种相机牌子，笔者注）的调焦圆盘，超过了扣动一支来复手枪的扳机所带来的激动与兴奋。[66]

威廉姆斯将相机比喻为来复手枪，将拍照比喻为“扣动扳机”，让人不由想起摄影理论大师苏珊·桑塔格的类似比喻：

一如相机是枪支的升华，拍摄某人也是一种升华式的谋杀——一种软谋杀，正好适合一个悲哀、受惊的时代。[67]

在苏珊·桑塔格看来，一张照片不只是一次事件与一名摄影者遭遇的结果；拍照本身就是一次事件，一次拥有更霸道权力的事件——干预、入侵或忽略正在发生的事情，因而，“拍照的行为仍有某种捕食意味。拍摄人即是侵犯人，把他们视作他们从未把自己视作的样子”。[68]视觉人类学家陶西格，也曾经论述过照相机的神奇功能，他指出，这一功能“不仅体现在记录和再现原始人对现代技术的迷信与膜拜的过程中，而且为照相机的持有者制造了色彩纷呈的自我镜像”。[69]因此，无论从何种角度讲，当《国家地理》把摄影作为一种最重要的表述手段时，其背后隐藏的“真实”“权力”等话语，不能不加以检视。

在《国家地理》摄影师的眼中，摄影力量的本质在于其“直白”与“真实”。编辑拉·戈尔斯在1915年的一份宣传小册子上宣称，《国家地理》发现了一种“新的通用语言，这种语言不需要人深入研究，无论丛林野人还是朝廷大臣，因纽特人还是婆罗人，玩耍的小孩还是大学里的教授，家庭妇女还是大生意人，都可以读懂”。[70]在这里，戈尔斯暗示了摄影的无时间性与无阶级性，它超越语言与文化的边界，向所有人平等地传达真实世界。这种传统的摄影真实性，最初是根据摄影的技术特性来定义的，即摄影是真实世界中物体或人物的影像通过光的反射显示在胶片感光乳剂上。[71]约翰·伯格从哲学的角度指出，在照相机发明的19世纪，资本主义世界正处在世俗化的过程里，上帝的审判被省略掉，并以“进步”为由改为历史的审判，民主和科学变成了这种审判的代理人。约翰·伯格认为，摄影被认为是这些代理人的助手，于是拥有了代表“真实”的美名。[72]

那么，这种“真实”为何会受到质疑呢？即使不从哲学的角度而仅就实践操作的层面而言，至少有两方面的因素可供探讨，一是照片的“色彩”，二是拍摄的流程。从照片的色彩而言，若仔细检阅《国家地理》的摄影史，我们会发现，彩色摄影不可避免地会改变表述的本质。由于色彩所具有的视觉冲击力，它能激起观者对彩照无穷的欲求。因此摄影师在选择拍摄对象时，往往被色彩主宰，无形中便要优先选择引人注目的事件与人物，有时甚至为追求视觉效果而改变被拍摄对象。比如约瑟夫·洛克在中国为木里王拍照时，为了使其显得“更庄严”，而重新布置了木里王的座椅与厅堂环境。[73]《国家地理》杂志在历史上曾被讽刺为“摄影的红衫学派”（Red Shirt School of Photography），因过度追求色彩而受到批评。所谓红衫学派，是指20世纪50年代《国家地理》摄影达到顶峰时的“明信片风格”。批评者们用此语指摄影师们爱用红色衬衫、帽子、运动衫、围巾等作为道具以使照片明亮生辉。[74]这样的摄影，审美多于记录，猎奇多于真实呈现。

此外，从《国家地理》的拍摄流程来看，通常来说，杂志一旦确定一个主题，就会由三人组成报道组：作家（文字记者）、图片编辑与摄影记者。图片编辑会向摄影记者提供思路，甚至授意具体拍摄地点与意图。凯瑟琳·卢茨等在《阅读〈国家地理〉》一书中，以《库克船长：塔希提岛屿航行》一文为例阐述图片编辑如何影响摄影记者。图片编辑首先给摄影记者一张拍摄地点单子和一本库克日记，然后指导记者要去“展示大海之美，这种美要足以使库克的船员们跳出船外”，并且最好能找到“纯种的波利尼西亚人”。编辑在此的意图，是要“忠实”地重构库克航海到此之前塔希提岛土著的生活情景。当然，图片编辑也鼓励摄影记者自己的创造力，在田野实践中的敏感性和独立性，但总体来看，两者都要在《国家地理》的“黄色边框”（犹如新闻的“框架”）内，遵守创造性与规定性之间的界限与尺度。这个黄色框架所规定的风格，正如一名图片编辑所言：“我们要做的不是旅游见闻录，也不是新闻报道，更不是艺术杂志。我们要做的，是讲故事。”[75]

当以“讲故事”来定义《国家地理》文章风格取向时，便不难看出《国家地理》的摄影记者与新闻摄影记者的区别。从主题上来看，新闻摄影记者要追逐“热点事件”，因为“热点事件”有较高的新闻价值。而新闻价值，按照传统观点，即新闻要优先考虑的一些因素，比如“最近的、突发的、确凿的、难以预料的、相关的与接近的事件”，[76]就在于世界的反常性、冲突性与显著性。这样的事件大多不会持久，因而新闻事件又极具偶然性。被誉为“现代新闻摄影之父”的法国摄影家亨利·卡蒂埃-布勒松提出了“决定性瞬间”理论，也就是说，某些时刻有着特别的历史意义，这一时刻失之则不再来，因此，“摄影的任务，就是抓紧这样的时刻，把它里面的平衡状态拿稳，凝结动态的进行”。[77]亨利·卡蒂埃-布勒松认为，如果在适当的时刻按下快门，新闻摄影记者便大功告成了。

与此对照，“讲故事”的《国家地理》的摄影记者，却不是在“事件”中突显拍摄主题的意义，而是被要求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真实的现实”。新闻摄影记者重在记录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国家地理》的摄影记者则强调从更广泛、更长时段的历史理念出发，全面呈现拍摄主题的完整语境。视觉传媒专家苏珊·穆勒针对亨利·卡蒂埃-布勒松的“决定性瞬间”理论，提出了“随机时刻”理论（random moment），她认为，随机时刻既是“任何”（any）时刻，也是“每一”（every）时刻，在随机时刻，摄影强调的是“无时间性甚于历史性，内在性胜于偶然性，持久的人类价值胜于当前的人类行为”。[78]

摄影报道的无时间性、内在性与持久价值之属性，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呈现真实”的理念，契合前文提及的《国家地理》与人类学、博物馆之关联。如果说博物馆是通过收集展品并以特别的陈列方式表述特定意图，那么《国家地理》的“展览”方式同样可按时间与空间进行巧妙安排组合。比如，杂志可以通过文章的位置、版式和比例，通过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并排，来传达编辑意图。在同一期杂志的文章编排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一篇讲述美国的文章，旁边会配一篇关于非西方国家或社会的文章；非洲“原始部落”的仪式照片，会与新英格兰整齐有序的农田或城市里闪亮的工厂的照片并置，如此来彰显美国和西方社会的“进步”。

因此，约翰·伯格告诫人们，在照片的四周，我们必须建立一套放射性系统，以便我们能同时以个人的、政治的、经济的、戏剧化的、日常化的和历史的观点来欣赏摄影。[79]摄影是这样的放射性系统，文字、地图等表述之道也是。本书接下来，就将在这样的系统中，参观《国家地理》所建造的“中国镜像”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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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ditor，“Announcement”，NGM，Oct.1888.

[2] Sheldon Jackson，“The Arctic Cruise of The United States Revenue Cutter‘Bear’”，NGM，Jan.1896.三幅插图中，其中两幅为海上帆船，未标明作者；另一幅为一群驯鹿，标明“photographed by A.L.Broadbent，U.S.R.M.”。而杂志刊载外景照片，始于1890年7月，在“The Arctic Cruise of the U.S.S.Thetis in the Summer and Autumn of 1889”一文里由美国海军助理军需官拍摄的俄罗斯赫勒尔德岛（Herald Island）。

[3]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Introductory”，NGM，Jan.1896.

[4] 在美国期刊发行量排名中，《国家地理》多年来一直处于前列，最高排名为第三（前两名为《电视指南》和《读者文摘》）。见Howard S.Abramson，National Geographic，Behind America’s Lens on the World （New York，Bloomington：iUniverse，Inc.1987），p.5。近年来，随着期刊行业的变动以及国家地理学会向电视业、网络等数字类媒体进军，《国家地理》发行量排名有所滑动。此外，美国国家地理频道以37种语言在173个国家中播放，走进4.35亿个家庭。美国国家地理数字媒体每个月的访问量超过1900多万次。参见马克·柯林斯·詹金斯《美国〈国家地理〉瞬间内幕：传奇探索者、摄影师和探险家的精彩故事》，章元佳译，中国摄影出版社，2013，第7页。（为行文简洁，马克·柯林斯·詹金斯在本书中写为马克·詹金斯或詹金斯。其他人名同此处理——笔者注）

[5] C.D.B.Bryan，The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100 Years of Adventure and Discovery （New York：Abradale Press，Harry N.Abrams Inc.，1988），p.19.

[6] Howard S.Abramson，National Geographic，Behind America’s Lens on the World （New York，Bloomington：iUniverse，Inc.1987）.

[7] Catherine A.Lutz and Jane L.Collins，Reading National Geographic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p.1.

[8] Tamar Y.Rothenberg，Presenting America’s World：Strategies of Innocence in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1888-1945（Hampshire：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7）.

[9] Jo La Gorce，The Story of The Geographic （Washington，D.C.：James Wm.Bryan Press，1915）.

[10]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波兰裔英国小说家，被认为是英语世界里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

[11] 〔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第11页。

[12] 〔美〕詹姆斯·克里福德：《论人类学的自我形成：康拉德和马林诺夫斯基》，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258页。

[13] Joseph Conrad，“Geography and Some Explorers”，NGM，Mar.1924.

[14] 阿贝尔·塔斯曼（Abel Tasman，1603-1659），荷兰探险家与商人，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资助下，于1642年和1644年进行过两次航海探险，发现了塔斯马尼亚岛、新西兰、汤加和斐济。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1782-1779），人称库克船长。英国皇家海军上校、航海家、探险家和制图师，曾三度奉命出海太平洋探险，成为首批登陆澳大利亚东岸和夏威夷群岛的欧洲人。

[15] Joseph Conrad，“Geography and Some Explorers”，NGM，Mar.1924.

[16] Felix Driver，Geography Militant：Cultures of Exploration and Empire （Wiley，2001）.

[17] Daniel A.Baugh，“Seapower and Science：The Motives for Pacific Exploration”，in Derek Howse，ed.，Background to Discovery：Pacific Exploration from Dampier to Cook （Berkeley，Los Angeles，Oxfor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p.3-4.

[18] 〔美〕马克·詹金斯：《有待探险的世界：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经典游记及探险美文精选》，黄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前言第7页。

[19] F.Driver，“Geography’s Empire：Histories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Society and Space 10（1）（1992）：23-40.https：//doi.org/10.1068/d100023.

[20] Lisa Bloom，Gender on Ice：American Ideologies of Polar Expedition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3）.

[21] Tamar Y.Rothenberg，Presenting America’s World：Strategies of Innocence in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1888-1945（Hampshire：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7），p.28.

[22] 〔美〕迈克尔·埃默里、〔美〕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第八版），展江、殷文主译，新华出版社，2001，第231页。

[23] 〔美〕艾伦·韦恩斯坦、〔美〕大卫·卢布尔：《彩色美国史》，胡炜等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8，第410～416页。

[24] Henry Gannett，“The Annexation Fever”，NGM，Dec.1897.

[25] Gilbert Grosvenor，The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and Its Magazine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Washington D.C.，1957），p.7.

[26] 在1898～1908年的十年间，《国家地理》杂志对菲律宾的报道约有24篇，古巴11篇，波多黎各10篇。

[27] “Geographic Notes，Foreign C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1903”，NGM，Sep.1903.

[28] Julie A.Tuason，“The Ideology of Empire in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s Coverage of the Philippines，1898-1908”，Geographical Review 89（1999）：34-56.

[29] W.J.McGee，“National Growth and National Character”，NGM，Jun.1899.

[30] David Quammen，photographed by Robert Clark，“Was Darwin Wrong？”，NGM，Nov.2004.

[31] 〔美〕斯蒂芬·杰·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自然史深思录》，田洺译，海南出版社，2008，第1～2页。

[32] 转引自斯蒂芬·杰·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自然史深思录》，田洺译，海南出版社，2008，第159页。

[33] 〔美〕威廉·亚当斯：《人类学的哲学之根》，黄剑波、李文建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8页。

[34] Catherine A.Lutz and Jane L.Collins，Reading National Geographic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p.18.

[35] Catherine A.Lutz and Jane L.Collins，Reading National Geographic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p.19.

[36] Philip Pauly，“The World and all that is in it：the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1888-1918”，American Quarterly （1979）.

[37] Gardiner G.Hubbet，“Introductory Address”，NGM，Oct.1888.

[38] Gilbert H.Grosvenor，The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and Its Magazine （Washington：National Geographic Soceity，1936），p.9.

[39] Howard S.Abramson，National Geographic：Behind America’s Lens on the World（New York：Crown Publishers，1987），pp.33-34.

[40] Tamar Y.Rothenberg，Presenting America’s World：Strategies of Innocence in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1888-1945（Hampshire：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7），p.25.

[41] Catherine A.Lutz and Jane L.Collins，Reading National Geographic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p.22.

[42] James Clifford，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Literature，and Art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p.220.

[43] Philip Pauly，“The World and All that is in It：the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1888-1918”，American Quarterly （1979）.

[44] Alexander Graham Bell，“Address of the President to the Board of Managers，June 1，1900”，NGM，Oct.1900.

[45] 〔美〕迈克尔·埃默里、〔美〕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第八版），展江、殷文主译，新华出版社，2001，第183～185页。

[46] Howard S.Abramson，National Geographic：Behind America’s Lens on the World（New York：Crown Publishers，1987），p.48.

[47] Gilbert H.Grosvenor，“Report of the Director and Editor of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for the Year 1914”，NGM，Mar.1915.

[48] Gilbert Grosvenor，The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and Its Magazine（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Washington D.C.，1957），pp.6-7.

[49] C.D.B.Bryan，The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100 Years of Adventure and Discovery （New York：Abradale Press，2001），pp.378-379.

[50] Robert Draper，“The Power of Photograph”，NGM，Oct.2013.

[51] Debra Denker，photographed by Steve McCurry，“Along Afghanistan’s War-Torn Frontier”，NGM，Jun. 1985.

[52] Robert Draper，“The Power of Photograph”，NGM，Oct.2013.

[53] Cathy Newman，photographed by Steve McCurry，“A Life Revealed”，NGM，Apr.2002。

[54] Steve McCurry，“I could see her eyes through the camera lens.They are still the same.”讲述寻找过程的文章在同期刊出：Cathy Newman，photographed by Steve McCurry，“A Life Revealed”，NGM，Apr.2002。

[55] Stephanie L.Hawkins，American Iconographic：National Geographic，Global Culture，and the Visual Imagination（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2009，p.2.

[56] Greg Zoroya，“National Geographic’s Track down Afghan girl”，USA Today，2002-03-13.

[57] Rae Lynn Astion Schwartz，Rhetorically Refiguring Public Policy：Rhetoric，Post-Colonialism，and the Strategic Redeployment of National Geographic’s Afghan Gir l.Ph.D.Thesis of the University of Iowa，2006.

[58] Catherine A.Lutz and Jane L.Collins，Reading National Geographic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p.27.

[59] Sheldon Jackson，“The Arctic Cruise of The United States Revenue Cutter‘Bear’”，NGM，Jan.1896.

[60] Photographed by Buriat Tsybikoff and Kalmuck Norzunoff，“Views of Lhasa”，NGM，Jan.1905.

[61] C.D.B.Bryan，The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100 Years of Adventure and Discovery （New York：Abradale Press，2001），p.95.

[62] William W.Chapin，“Glimpses of Korea and China”，NGM，Nov.1910.

[63] Gilbert H.Grosvenor，“The Land of the Best”，NGM，Apr.1916.

[64] C.D.B.Bryan，The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100 Years of Adventure and Discovery （New York：Abradale Press，2001），p.206.

[65] 1984年3月，《国家地理》发行了第一次使用全息摄影技术拍摄的老鹰，1985年11月，用全息摄影技术拍摄了在南非出土的非洲猿人“汤恩幼儿”（taung child）的头盖骨。

[66] Maynard Owen Williams，“Adventures with a Camera in Many Lands”，NGM，Jul.1921.

[67] 〔美〕苏珊·桑塔格：《论摄影》，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第22页。

[68] 〔美〕苏珊·桑塔格：《论摄影》，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第17～18、22页。

[69] Catherine A.Lutz and Jane L.Collins，Reading National Geographic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

[70] C.D.B.Bryan，The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100 Years of Adventure and Discovery （New York：Abradale Press，2001），p.133.

[71] 马丁·李斯特：《电子影像时代的摄影》，载瓦尔特·本雅明、苏珊·桑塔格等著，吴琼、杜予编《上帝的眼睛：摄影的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152页。

[72] 约翰·伯格：《摄影的使用——给苏珊·桑塔格》，载瓦尔特·本雅明、苏珊·桑塔格等著，吴琼、杜予编《上帝的眼睛：摄影的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96页。

[73] Joseph F.Rock，“The Land of Yellow Lama”，NGM，Apr.1925.在该文中，约瑟夫·洛克详细叙述了为木里王拍照时所做的准备：“我选定了一个拍照点，在大肚弥勒佛下的一面墙前面，喇嘛们从四处抬来地毯、虎皮、金色织锦、黄色的绣花丝绸和披肩，开始布置场地。铺上地毯后，宝座安放在选定的位置，地毯、坐垫和挂件，一切都布置得称心如意。”虽然是黑白照，编辑还是在照片下面标注：“请读者注意背景中的华丽丝绣。”

[74] C.D.B.Bryan，The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100 Years of Adventure and Discovery （New York：Abradale Press，2001），p.295.

[75] Catherine A.Lutz and Jane L.Collins，Reading National Geographic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p.56.关于《国家地理》对库克的报道，参见Alan Villiers，photographed by Gordon W.Gahan，“The Man Who Mapped The Pacific”，NGM，Sep.1971。

[76] 〔美〕约翰·费斯克等编撰《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李彬译注，新华出版社，2004，第185页。

[77] 〔法〕亨利·卡蒂埃-布勒松：《摄影的表述旨趣》，载顾铮编译《西方摄影文论选》，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第55～56页。

[78] Susan Moeller，Shooting War：Photography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of Combat （New York：Basic Books，1989），p.409.

[79] 约翰·伯格：《摄影的使用——给苏珊·桑塔格》，载瓦尔特·本雅明、苏珊·桑塔格等著，吴琼、杜予编《上帝的眼睛：摄影的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