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童年与少年

眉山苏家

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1]，实在是平常而普通的一天，但因苏东坡出生而被历史和后人记住。

一向多雾阴冷的冬日蜀地，此日却放晴了。

碧水，蓝天，云卷云舒，气温亦比平日里有所回升，端的是冬日难寻的好天气。

在眉州的眉山县，苏家上下一片欢腾。

这个小生命响亮的啼哭，给苏家上下带来不少欢乐，主人苏洵和程夫人之喜悦程度更是比别人多出几倍。夫妻俩面带笑容，一眼不眨地盯着新生的婴儿，细细端详。这个小人儿一双黑亮大眼，瞪得滚瓜溜圆，好奇地打量着面前新鲜的世界，小手不停地挥舞，欢快生动。

他属牛，算起来是苏家的第五个孩子。

在苏轼之前，程夫人已生过两个女孩，均早夭。两女之后所生的一个男孩，取名景先，亦不幸三四岁时夭折。景先出生次年，苏轼的姐姐八娘降临人世，待长大后嫁与表哥程之才。关于八娘的事，后文将有详细交代。

苏轼出生时，苏洵已经二十九岁。又两年，苏轼迎来了弟弟苏辙。后来苏辙有诗云“弟兄本三人，怀抱丧其一”，丧的那位自然是指亡兄景先。

这两个眉山男孩以及他们的父亲苏洵，将在未来的日子里大放异彩、成就非凡。为夸耀父子三人所取得的成就，后世诸多不算高明的文人编排了大量故事，来证明苏氏父子不同凡响。最为流行的一个说法是“眉山生三苏，草木尽皆枯”，言下之意是此地的灵气神韵尽为苏家所得，而草木不得不枯。

苏轼、苏辙和父亲苏洵被后人合称“三苏”。

“三苏”不只名动于大宋文坛和政坛，更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评论家们将苏氏父子与另五位唐宋年间的优秀散文家相提并论，赞之为“唐宋八大家”。在悠久绵长的中国文化史上，一家人占据如此重要位置的先例，怕只有曹操父子了。三曹才华盖世，文治武功，亦是令人仰望的“父子天团”。

眉山在成都之南约五十公里处。这块土地水土丰美，物产富饶，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算得上风水宝地。

长江有一支流，名岷江；岷江有一支流，称玻璃江。玻璃江流经眉山县城东郊，水色青碧，因像玻璃一般透明清澈，一眼便可望见江底，故而得名。东坡曾有诗赞之曰“清江入城郭，小圃生微澜”。

沿江两岸，眉山人遍植了桃树和杨柳，每年春天一到，粉嫩的桃花争艳，清新的杨柳吐绿，令人流连忘返。此等绝美景色，沿江岸两旁连绵不绝，实是壮观。不了解的人乍到此地，误以为身处世外桃源，人们因此称眉山为“小桃源”。

眉山是个古典诗意的小城，气候温润，风光绮丽，淳朴适意，人在其中不免耽于美好而忘却时光的流逝。比之五十公里外的繁华大城市成都，少了些热闹，多了些安静；少了份浮华，多了份实在。生活在这座清幽小城的百姓，最是怡然自得，乐于享受这清平人世。

眉山的宜居，全因其“小”使然：人口不多，不至于拥挤；相对封闭，却更适于修身养性。假若套用现在时髦的新概念包装，就是当地人民的幸福指数高，俨然超过大城市成都。

莲花是眉山特产。城中池塘密布，每年五六月间，莲花次第开放，全城人共享着花开时节的喜悦。

眉山城在莲花的包围当中，别有一番天赋的趣味和美丽。

莲花荷叶间，鱼儿自由自在嬉戏，无所挂碍，正如汉乐府之《江南》中描述：“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静的莲与动的鱼相映成趣，倘若有画师在，把这景色如实描绘，那一定是精彩之作。

眉山苏氏，原籍赵郡，即今河北赵县，故而东坡亦常以“赵郡苏轼”自称。

苏洵曾作《苏氏族谱》，对眉山苏氏一支的来龙去脉有过比较清晰的交代：“唐神龙初，长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苏氏自是始。”大意是说，唐中宗神龙初年，老苏家祖上有个叫苏味道的人，来眉州当官，后来死于任上，留下一个儿子，由此眉山有了苏氏，香火不断，绵延不绝。苏味道官至宰相，又是诗人，颇有文名，与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及崔融、李峤并称“文章四友”。

眉山苏氏一支，历经三百年发展，虽未至名门望族，倒也人丁兴旺，再加上乐善好施的作风，在当地拥有极佳的声望。

苏氏家族一路繁衍下来，逐渐形成两个重要的传统：其一是淡泊名利；其二是勤俭持家。这样的家风持续多年，一路传承，对苏氏一门的影响显而易见。淡泊名利，对做官的兴趣不大，对于功名没有太多的进取心；而勤俭持家，则让苏家积聚不少家财，夯实了经济基础，苏家虽算不上眉山的富贵人家，却也已步入小康行列。

只要人们稍加留意，便不难发现，苏氏各代传人均具有这些特质。苏洵的父亲，即苏轼的爷爷——苏序，亦是这良好家风的继承人。

他为人豁达、谦虚、轻财好施，在帮助别人解决困难上从来不辞辛苦。年成不好时，他便卖掉田地救济乡邻；当被救济的乡邻想用粮食偿还时，他却坚辞不受……由此导致家业多次破败，陷入困境，他却从不后悔。

苏序的生活作风俭朴到了极致。他不骑马、不坐车，而以步行代之。他给出的理由是：路上那么多老人都靠双腿行走，我一个年轻人倘若骑马在大街上招摇，多不好意思！苏序穿衣吃饭，也莫不以节约为第一要义。穿，要破旧的衣服；吃，要简单的饭菜。无论何时何地，粗衣鄙食才可以让他心安理得，好像生怕脱离劳动人民，沾染上贵族习气。

苏序从骨子里认定了一件事：我本是一农民，一介种地乡夫，没必要跟大伙儿装高贵，都是街坊邻居，彼此熟悉，更用不着去装。不得不说，苏轼后来能和各阶层人士打成一片，“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定是受了爷爷潜移默化之影响。在骨子里，他们都是“不装”的人。

有一件事颇能说明苏序的个性。

苏家田地本不算多，但在苏序的要求下，大部分都用来种了粟，就是现在所说的小米。为此，苏序还特地盖了一个大粮仓，将收获的粟贮存下来。经过如此几年累积，竟存了三四千石粮食。家人及邻居都猜不透，苏序的葫芦里到底在卖什么药——存这么多粟有何用途？

每每有人问及，苏序均笑而不答，那笑容里分明还透着一丝神秘。

直到后来某一年，眉州地方发生大饥荒，苏序这才揭开谜底：开仓取粟，救济乡里，这三四千石存粮救活了许多人，成为乡亲们活命的“及时雨”。

苏序先济族人，再助外戚，之后救济佃户和乡邻的贫民。人们这才明白，苏序坚持种粟存粮，实属未雨绸缪的明智之举，纷纷对他的先见之明表示钦佩。

有人不解：“救荒何必用粟？”

言外之意是，只要是粮食都能救荒，又为何多此一举非要种粟？

苏序回答说：“粟米坚硬，耐贮藏，不会霉烂。”

由此观之，苏序不只是具有忧患意识的预言家，而且对农业知识有极为精到的了解，是了不起的种田高手、农业专家。

苏序为乡人称道的，远不止于此。除了乐善好施，他还有坦荡的性情及潇洒的气度。乡亲们提到苏序，无不竖起拇指，称道其人其事。在当地人民心目中，苏序是个很有威信的人。

苏序体格健壮，胸怀开阔，为人平和厚道。与人交往，不论对方是士大夫、乡绅或者普通百姓，苏序都一样礼貌周到，时时顾及别人感受，“无贵贱皆得其欢心”。有人欺负他、侮辱他，他也从不改变脸色，一如既往。他身上有种与生俱来的魅力，人们与他交往，总会觉得身心舒畅、自然惬意。苏序有此品格，应当是受其父苏杲的影响极深，苏序曾评价父亲：“最好善，事父母极于孝，与兄弟笃于爱，与朋友笃于信，乡闾之人无亲疏，皆爱敬之。”

苏序喜欢饮酒，平日里无事之时，最爱做的就是与一众乡亲闲坐在田间地头，边喝边唱。他声音洪亮高亢，唱得如痴如醉。

他的胆子也大得惊人。据说，眉山民间有一神仙，人称“茅将军”，掌管着人们的福祸运气，深受当地人敬畏，因此当地人合资建了一座大庙，专门供奉茅将军。但在苏洵眼里，这茅将军不是什么正经神仙，而是妖神。一次酒醉后，他率二十余人把茅将军的像毁掉了，并拆了他的庙，令其没有容身之地，但这位茅将军也并未显灵来处罚他。苏序不信茅将军，茅将军自然无法近其身。

苏序并不爱读书。他读过一些书，力求能知晓书中大意；亦写过一些诗，力求能表达自己的志向。对于功名利禄，苏序亦有着异乎寻常的淡泊态度。他曾有机会争取当地的一官半职，但他不仅不争，甚至还说服家人不要掺和到这件事情当中。

或许是因为相对稳定和优越的生活环境，纵观眉山苏家世代，在苏涣、苏洵兄弟之前，读书仕进的人一个没有。苏辙在《伯父墓表》中称：“苏氏自唐始家于眉，阅五季皆不出仕。”

不只苏家这样，整个蜀地的风气莫不如此。概因四川盆地相对封闭，社会一向稳定有序，物产丰富，经济富裕，蜀人追求享乐，他们找不到太多的理由离开家乡，到外面的世界去打拼。

苏序的个性和人品，对儿辈和孙辈无疑有着强烈的潜在影响。苏序生有三子：长子名澹，早逝；次子名涣，字公群；幼子苏洵，字明允。苏涣和苏洵后来皆成为当地名士，很为老人家长了一把脸。

苏序的言传身教，在苏轼身上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苏轼儿时所闻、所见的爷爷的言行举止，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爷爷身上散发的魅力亦令他着迷。苏序去世那年，十二岁的苏轼尚是懵懂少年，多年之后，他请求同门曾巩为爷爷写下一篇墓志铭。

严的父，慈的母

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以开国皇帝之尊，坐上大宋天子的宝座。但自从当上皇帝那天起，他就开始犯嘀咕：“假若自己这个不良的示范，以后被武将们如法炮制，再造出一个新政权，岂不是要丢掉赵氏江山？”

每每思及此处，赵匡胤便食不甘味，睡不安寝，结下心病。后丞相赵普献计，便有了“杯酒释兵权”的故事——顺利解除诸多开国大将的权柄，然后奉上诸多金银财宝，让他们回乡安度晚年。

对赵匡胤而言，罢免武将、收归兵权，实是巩固赵姓政权的不二法门。

即便如此，赵匡胤仍然无法完全放心。为彻底解除来自宋朝内部的武装威胁，宋太祖制定了一个重要的国策：限制武将参政，中央和地方长官一律使用文臣。总之，他通过一系列的运作，基本把武将排斥于权力核心之外。

但现在，问题却接踵而至——国策易制，文臣难寻。不让武将参政倒也容易，但要找更多文臣来当官却成了眼下最需解决的一大难题。

北宋之前的五代时期，历经长久战乱，偌大国土不曾容得下一方书桌。生灵涂炭，百姓流离，放眼天下，哪里还有几个读书人？这种恶劣的情况延续半个多世纪，直至宋朝建立。因此，大力培养人才实是当下的第一要务。

要解决大量的人才需求，当务之急是先解决两个问题：其一，朝廷上下大力提倡读书，带动全社会读书的风气，为选拔人才夯实基础；其二，广开读书人入仕的途径，给他们创造当官的机会。

开国君主俨然已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

有此明识，赵匡胤便坚定地把提倡读书作为朝廷的重要工作之一，时时予以宣扬，鼓励人们积极读书，投身科举。

自此之后，宋朝历代君主都遵守祖训，提倡读书，形成有别于他朝的鲜明传统——而这些皇帝大多也是刻苦攻读的模范。

要说提倡读书最有影响也最用心的，当数宋朝第三位皇帝真宗赵恒，除身体力行刻苦攻读之外，他还曾御笔亲作《劝学诗》诏告天下。此诗影响广泛，堪称极佳的广告文案，深深地打动了天底下的读书人。在此后的近千年时间里，它都一直被奉为劝学的金科玉律。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人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通过这首诗，宋真宗向人们提出殷切的忠告和建议：年轻人，赶紧去读书！唯有读书，才是改变命运的最佳途径；唯有勤学，才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正确方法。

当你寂寞难耐时，当你枯燥烦闷时，当你知难而退时，读一读真宗的这首诗，保证心头一紧，逼着自己收回走神的意念，咬咬牙，继续学习。

朝廷以数代之功，不遗余力地引导大众读书，这番良苦用心也终于得到民间的积极回应：社会上掀起一股读书求仕的风潮，经年不衰。官方鼓励读书，知识分子也添油加醋。

学者尹洙称：“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考中状元的荣耀足以睥睨一切。但如何考中？唯有苦读。

另一学者汪洙，一口气写了三十多首《神童诗》，内容多是劝勉鼓励读书取仕的。其诗中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锦衣归故里，端的是男儿”。没有功名，连男人都不是，真真羞煞人也。

汪洙更是将人生至乐总结为“四喜”：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当然，他这里要强调的重点是“金榜题名时”。

赵宋一朝重文抑武政策的刺激，客观上大大提升了读书人的地位及待遇，造就了全民读书的良好风气。既然读书之风盛行，国民素质自然跟着水涨船高。

这股风潮造成的另一客观结果是强有力地促进了宋朝文化的发展，培养出了许多博学大儒，形成百花齐放之胜景，这是其他朝代所不曾有过的现象。宋朝也一跃成为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著名学者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

一向与外界隔绝的蜀地，也为这股巨大的风潮裹挟。纵使富有人家子弟，也已开始转变原先观念，认为有必要勤学苦读，谋得一官半职，最大化地实现人生的价值。

苏家最先取得功名的，是苏轼的伯父苏涣。

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二十四岁的苏涣考中进士，喜讯传到家乡，蜀地一时为之轰动，人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苏涣因此成为当地读书人学习的榜样和目标，更为苏家带来无限荣耀。

哥哥苏涣热爱读书，积极进取；弟弟苏洵则游荡不学，吊儿郎当。我们尚不清楚苏涣考中进士对苏洵到底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但我们知道的是，直到九年之后，二十五岁的苏洵才开始奋发图强，“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3]，而彼时早过了读书的最佳时光。

苏洵性格内向。在外人眼里，他沉默寡言，表情阴郁，不苟言笑，总像有心事一般。但在骨子里，苏洵却又异常躁动不安，平日里所交往的一帮朋友，大都是斗鸡走狗的顽劣少年，每日里穿行于大街小巷，游手好闲。

苏洵和他的朋友们为青春的荷尔蒙所鼓动，不断在城中制造事端。

人们只要看到这群少年，就像遇到瘟疫般远远地躲开，谁都不想惹上麻烦。家长们教育孩子时，通常也拿他们做反面教材，并一再告诫远离这些混混，不要和他们交朋友，不要和他们一起玩。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着苏洵会发灰。

在乡人眼中，彼时的苏洵就是一个无所事事的问题少年，光明的未来注定与他无缘。

苏洵我行我素，冷酷孤傲，对别人的躲避或规劝完全不放在心上，仍然是整日在外游荡，寻衅滋事。可也奇怪，身为父亲的苏序，对此却视而不见，非但没有对这个小儿子严加管教的意思，反而给他充分的自由，任由他安排自己的人生。无论苏洵去哪儿，他从不加以阻拦。

几乎全世界都要放弃苏洵，唯独亲爹还保持着乐观。

亲戚邻里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他们以为，如果任由苏洵浪荡下去，绝无成器的希望，倒有可能沦为社会公害。于是，有人怀着强烈的责任感站出来责问苏序：“也不管管你家孩子！整日惹是生非，你这个当父亲的如何能视而不见？”

面对责问，苏序出乎意外地冷静，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回应：“犬子年幼，心性未稳而已，何必担心？洵儿特立独行，定非凡人，倘加以磨炼，定有出头之日。”

人家老爹说出这样的话，外人虽不理解，却不好再多说什么。大家也出于好奇心，要仔细观察一下，苏家的小儿子会出息成什么样的人物。

十九岁那年，苏洵娶当地富豪程文应的女儿为妻。他的性情并未有太多改变，依然是游荡不学，依然是吊儿郎当，他头脑里还没有“成家立业”的概念。对苏洵来说，婚姻与其说是幸福新生活的开始，倒不如说是多了一层束缚。

程夫人出身眉山大户，自幼受到良好教育，知书达理，孝顺贤惠，端的是一个好媳妇。在乡亲们看来，以程、苏两家相差悬殊的境况，苏洵能娶程氏为妻，当真是烧了高香。

后来的无数事实证明，他确实烧了高香。且不说没有程夫人的鼓励和支持，苏洵未来的人生走向还存在着诸多不确定因素；也不说她辛苦经营，维持着全家的生计；单说如果没有程夫人苦心教导，苏轼、苏辙两兄弟能否成才，亦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苏、程两家联姻，本非门当户对，一边是平头百姓，一边是眉山巨富。以千金之姿下嫁苏家，程夫人认可并接受这一现实，但当她发现丈夫竟是个吊儿郎当不求上进的青年时，情绪难免一落千丈。

程夫人嫁给苏洵时，苏家早前的小康生活已然不复存在，境况日渐困顿，生活捉襟见肘，经常入不敷出。为分担重负，弥补家用，苏洵夫妻主动搬出了三代同堂的大家庭，搬到眉山城南的纱縠行租了一幢宅子，一边作为居家之用，一边做起布帛生意。

曾经有人问程夫人：“生活如此窘迫，何不向娘家借点？”

程夫人说：“跟娘家借钱倒是容易，但要被外人听去，又会怎么评价我丈夫，置他颜面于何地？”她本是个要强的女人，又照顾丈夫自尊，哪里肯向娘家借钱？即便娘家主动借她或者送她，也断断不会接受。

尽管苏洵的情况并不如愿，她还是努力放下富家小姐的身段，尽到妻子的本分——上孝敬公婆，下教育子女，勇敢地面对这段看起来并不算光明的婚姻。

她所有的努力都非常值得。

二十五岁这年，苏洵开始改变。

或许羞愧于一事无成的人生现状，或许窘迫于越来越糟糕的家庭经济，或许感动于妻子的辛苦劳作，或许黯然于哥哥出仕的无限荣光……总之，苏洵起了悔悟之意：当初游荡不学，令自己人生一片暗淡，从此以后务必改过自新，为自己，为家人，为前途。

他决心苦下功夫，争取光明的人生。

苏洵天资甚高，只是学习时机已经太晚，已然浪费了读书的最好岁月。他经历一番苦读之后，在知识和见识方面虽有了长足进步，但第一次出乡应试举人时，仍然不幸落第。

这次科举失败对苏洵的打击非同一般，也让他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和同龄人相比，自己已被远远地落在后面，少年时未打下良好的基础，现如今只得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勤奋，才能在科举中获胜。

程夫人看到性情大变、刻苦学习的夫君，那叫一个窃喜。她因为激动而流下热泪，先前自己的一番辛苦总算没有白费，只要丈夫足够努力，即便未来不能成才，她亦觉无怨无悔。

接下来的数年里，苏洵像着魔一般，将全部的时间都用在刻苦攻读上，再加上他过人的天赋，到三十二三岁时终于自学成才——不仅熟读经史，更是写得一手虎虎生风的好文章。他喜欢引经据典，所作之文纵横恣肆，奔放雄健，行云流水，观点新颖。

及至数年后，当文坛领袖欧阳修读到苏洵的文章时，也忍不住大加赞赏：“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粹精，涵蓄充溢。”熟知经史，思考深刻，倘不是下过一番真功夫，怎能有这般造化？

欧阳修夸得意犹未尽，又说：“其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盖其禀也厚，故发之迟；志也悫，故得之精。”文章写得精妙，天赋不可或缺，但坚定的志向也是必不能少的条件。

大器虽然晚成，却一发不可收。

或许是因为自己的教训，苏洵对于孩子的教育称得上严厉。

童年及少年时代的苏轼，堪称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他身体健康，活泼好动，聪明伶俐，还是一群小孩子的头儿。和他一起玩耍的这群儿童，除弟弟苏辙，还有伯父家的堂兄弟、舅舅家的表兄弟，以及街坊邻居家的小孩。小朋友好热闹，不管去哪儿，都呼朋引伴，上蹿下跳，叽叽喳喳，活像泼猴儿下山。他们跑遍眉山小城，可着劲儿折腾，今天结伴采橘子和柚子，明天到山上捡拾松果，后天又跑去河里游泳……自由自在的童年，尽是撒不完的欢儿。待到日头偏西，累到动弹不得、筋疲力尽，大家伙方才依依不舍地散去，约定第二天仍然一起玩耍。

苏轼的童年自有许多大城市孩子所不能享有的欢乐。

后人称苏轼为“坡仙”，事实上他儿时身上已有“仙气飘飘”。苏辙在一篇文章中回忆：“昔余少年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为之怅然移日。至其翩然独往，逍遥泉石之上，撷林卉，拾涧实，酌水而饮之，见者以为仙也。”[4]凭着少年心性，对一切充满好奇，富有探险精神，采花、食果、饮泉，喜欢在山水之间逍遥游，端的一副神仙模样。

七岁，苏轼在苏洵的教授下开始读书。

八岁，苏轼进入私塾，跟一个叫张易简的道士学习。学校设在道观里，苏轼在此读书三年之久。随张道士学习的百余人中，唯苏轼和陈太初最得老师器重，时时予以嘉许。多年后，苏轼被贬至黄州，从朋友口中得知，他的同学陈太初做了道士。

十岁时，其父苏洵求仕遇挫便开始四处游学，一口气去了许多地方，将胸中不平之气尽情地宣泄于大好河山当中，希望借此忘却所有的不快。苏轼则从道观退了学，开始在家中接受母亲程夫人的教育。

十二岁时，一直在外寻求功名的父亲苏洵结束游历，回到眉山，兄弟二人开始跟着父亲学习。

苏洵正式为兄弟俩取了学名：兄名轼，字子瞻；弟名辙，字子由。

说起为两个儿子取名字的来历，苏洵作有《名二子说》：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

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知子莫若父。从尚还年幼的两个儿子身上，苏洵已看出他们各自性格的特点。他为儿子所取的名字，寄托了个人深厚的期望。

轼本为马车前之横木，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用，但实际上不可或缺。苏洵取“轼”为长子名，是怕他才华外露、个性张扬，从而招致祸患，苏洵希望长子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显然，他这个简单的愿望未能完全实现。纵观苏轼一生，麻烦不断，心直口快的个性让他吃尽苦头。辙就是车印子，看起来与马车全无关系，但无车没有辙。苏洵取“辙”为幼子名，因为他知道小儿子性格平和淡泊、深沉不露，能够在祸福之间做出正确选择，但又能不为外力所阻，勇敢向前。果然，苏辙不负乃父所望，一生行事稳健，虽有不少挫折，但比之兄长，却算是十分顺利了，后来他为朝廷重用，官至尚书右丞、门下侍郎，成就非凡。

苏洵脾气不佳，又因望子成龙心切，比起一般父亲，他对儿子的教育几乎称得上苛刻和严厉。他经常抽空检查兄弟俩的功课，若完不成布置的作业，苏轼哥俩便有挨打的危险。尽管我们现在看不到有关苏洵体罚儿子的直接证据，但显然以苏洵的个性及其对兄弟俩的殷切期望，绝不会和声细语地对待他们。当然，还有他自己少年不学的教训以及求仕不顺的种种打击，都令他更为重视对儿子的教育，他不想让儿子们重蹈自己的覆辙。

四十多年后，身在海南的苏轼偶然梦见儿时与弟弟一起跟随父亲读书的情景，仍吓出一身冷汗：

《夜梦》

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

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粗及桓庄初。

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

因为贪玩，忘记了课业，待父亲快要检查时，这才心急如焚。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他们焦躁不安地坐在位子上，还不知道父亲将如何责罚。

有这般严格要求的父亲监督，兄弟俩自然不敢马虎，学习十分用功。有那么一段时间，他们甚至放弃了和童年玩伴一起嬉戏的快乐，不再去山上摘野果子，不再去河里游泳，不再爬到树上掏鸟窝，大部分光阴都用来刻苦攻读，一遍、两遍……一直读到百遍。

人们爱说苏轼是天才，岂料天才也须努力，才能够释放出最大的光彩。

苏洵与程夫人看二子如此懂事，知道用功，自然十分欣喜。

在苏家，最为常见的景象大约是这样的：父亲教两个儿子读书，不时为他们答疑释惑；母亲在旁边做着针线活，不时将目光投到儿子身上，眼神里透着慈爱的光。

儿子诵读的声音清脆悦耳，听着琅琅读书声，苏洵和程夫人脸上浮现出宽慰和愉悦的表情。苏轼的诗可以为证：“当年二老人，喜我作此音。”

少年苦读这段时光，对走上仕途之后的苏轼、苏辙而言是美好和幸福的，是值得永久珍藏的记忆。正是少年时打下的坚实基础，他们的天赋得以最大程度地发挥，他们的才华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有兄弟陪伴在侧，可以朝夕相处，相互鼓励，他们并不觉得多苦。而在入仕之后，兄弟聚少离多，想见一面都是难事，大多时间只得凭了鸿雁传书一解相思之苦。

虽有迫于课业不得不苦读的情形，但难得的是，兄弟俩对读书和玩乐的态度如此一致：贪玩固然是孩子的天性，但读书亦是他们喜欢的事情。

父亲严格教育，母亲则慈爱有加。

母亲的爱虽柔情四溢，但分明不是溺爱。知书达理的程夫人在教育儿子这个问题上，比起一般的母亲，有一套独特的方法。

苏洵自学成才之后，曾有一段时间外出游学。苏洵离开的这段时间，苏轼从张易简道士那里退了学，改由母亲教读。丈夫离家践行理想，程夫人就承担起全部的日常家事。她一边要维护手头的生意，一边担当起教育孩子的重任。

苏洵教育儿子，乃以古今成败得失为重点，引导儿子对历史做深入观察和思考，苏轼、苏辙之所以在史论、政论等方面成绩斐然，皆因先前打下的深厚基础。程夫人教育儿子，则从那些优秀的古代人物事迹入手，她认为这样更能让儿子深刻懂得为人处世的道理，激发其心性和理想。用现在的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程夫人曾教儿子读《后汉书》，读到《范滂传》时叹息不已。

范滂（137—169年），字孟博，汝南征羌（今河南漯河）人，此人少年时便怀澄清天下之志。他为官清正，疾恶如仇，任清诏史按察诸郡时，贪官污吏望风解印绶而逃；任汝南郡功曹时，抑制豪强，制裁不轨，结交士人，打击奸臣。

党锢之祸起，范滂与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同时被捕，而后范滂被释还乡时，迎接他的士大夫的车有数千辆之多。

党锢之祸再起，朝廷下令捉拿范滂，县令郭揖欲弃官与他一起逃亡，他不肯连累别人，自己投案，最终死于狱中。

死前，他的母亲赶来狱中与其诀别。范滂对母亲说：“弟弟仲博孝敬，足可供养母亲，我现在将跟随父亲到九泉之下，存亡各得其所，希望母亲不要过度悲伤。”范母则说：“我儿能与忠直之臣李膺和杜密齐名，应当死也无遗憾了。你今天得到好名声，不必再求高寿，二者何必兼得？”

听了母亲的话，范滂安心赴死。

苏轼读完《范滂传》感动至深，几欲流泪。他问母亲程夫人：“儿子要做范滂，您同意吗？”程夫人则凛然回答：“你能做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母吗？”

这一问一答呈现出程夫人清晰的教育思路：不只是言传，更重身教。父母之于子女，是他们最先学习的榜样。

纵观苏轼一生，程夫人于他的影响时时显露。

苏洵和程夫人教育儿子并不只是让他们反复诵读或者博闻强识，这对夫妻希望两个儿子思想独立、人格独立。在他们的教育模式中，常伴随着有意识的引导和指导，通过启发式的教学让二子从小开始培养深入思考的能力。

在教育儿子的过程中，苏家父母常常提问：“如果换成你，你会怎么做？”“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理解？”“你这样做真的合适吗？”“如果有两个结果，只能择其一，你选哪个？理由是什么？”

苏轼和苏辙的对答常常令父母喜出望外，对于两个年幼的儿子，他们所怀有的期望远远比一般的父母要多。苏洵夫妻心中已然有隐隐的感觉，两个儿子将会成就一番非比寻常的事业。

毫无疑问，在苏轼和苏辙童年及少年时代的成长过程中，苏洵和程夫人充当了最为重要的角色。但另有一人不得不提，那便是苏轼的伯父——苏涣。

自懂事之日起，兄弟俩就视进士出身的伯父为正面榜样，伯父勤奋上进的故事激发着兄弟俩好学向上的天性。苏轼十二岁那年，爷爷苏序去世。在外地任官的苏涣回乡守制[5]，在这两年多时间里，苏轼兄弟与伯父朝夕相处，十分相得。苏涣耳提面命，对二侄多有教诲，兄弟俩受益良多。

某日，伯父很认真地告诉他们一个重要的道理：凡事做不完时，绝不能就此停止、半途而废，倘若才华不如别人，更要加倍努力，少犯过错。

伯父这番推心置腹的话深深地打动了苏轼、苏辙兄弟，他们认识到即便才华过人，亦要更加努力，坚持不懈，才能在未来的岁月创造出一番业绩。

后来，苏辙将此事记于《伯父墓表》中：

辙幼与兄轼皆侍伯父，闻其言曰：“予少而读书，师不烦。少长为文，日有程，不中程不止。出游于涂，行中规矩。入居室，无惰容。非独吾尔也，凡与吾游者举然。不然，辄为乡所摈曰：‘是何名为儒？’故当是时，学者虽寡，而不闻有过行。自吾之东，今将三十年，归视吾里，弦歌之声相闻，儒服者于他州为多，善矣。尔曹才不逮人，姑亦师吾之寡过焉可也。”

苏辙说，伯父告诉他和哥哥做事要有计划，每日计划每日完成；一言一行要有规矩；任何时候都不要偷懒。

伯父对兄弟俩之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苏轼少年天才，再加上用功甚锐，读书至十岁左右已能写出成人都为之吃惊的诗文。

苏洵曾邀请老朋友刘微之指导苏轼读书，时刘微之作《鹭鸶》诗，后两句是“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在旁的苏轼对老师诗作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先生的诗是好诗，只是最后一句断章没有归宿，不如改作‘雪片落蒹葭’，您看如何？”

刘微之大为吃惊：这孩子如此年幼，却有这般成熟的思考和见地，着实难得。他感叹说：“我没有资格做这孩子的老师了。”

较真儿来讲，刘微之的诗句未必不如少年苏轼，但苏轼所表现出来的灵性和机敏，确确实实让老师惊到了。

苏轼少年时代所作的文章已相当工整，思考也已非常深入。

他曾作一篇《黠鼠赋》，寓意十足。文中借一只老鼠利用人的疏忽而逃脱的故事来说明人类虽自认为是万物之灵长，亦不免为狡猾的老鼠役使。苏轼因而发出人是否真正可以“役万物而君之”的疑问。小小年纪的他在文中所呈现的深思熟虑，令父亲喜不自禁。

少年苏轼爱好广泛。他喜欢手抄经史，每抄一书便变换书体，此事收获有二：一则对经史颇为熟悉；二则打下书法基础。他还喜欢种树，后来不无得意地回忆，“予少年颇知种松，手植数万株，皆中梁柱矣”。他还研究过嫁接果树、针灸，对琴、琵琶等乐器亦有兴趣。

私下里，苏洵常与程夫人交流对两个儿子的看法。从夫妻俩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他们对苏轼、苏辙兄弟的未来表示出相当程度的乐观。

在父母及师长的苦心栽培下，苏氏两兄弟不只在学业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人品德行也都已远高于同辈的孩子。

十八岁前后

之所以特意强调“十八岁”，是因为十八岁这年对于苏轼来讲，除了生理和心理渐趋成熟，还发生了几件很重要的事。从长远来看，这几件事对苏轼未来的命运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

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苏轼十七岁，家里突降无妄之灾。

苏洵之女、苏轼的姐姐八娘嫁给了程夫人母家兄长程浚之子程之才。亲上加亲，原本是一桩美好姻缘，可谁知道不仅丈夫程之才是薄情寡义之辈，也未得公婆喜欢。八娘在程家两代人的双重折磨、虐待之下，香消玉殒在十八岁的青春年华！

突然痛失爱女，对苏洵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他心中的怨恨骤起，集中爆发。

在《苏氏族谱亭记》中，苏洵用指桑骂槐的方式痛斥一个没有姓名的主人公，言其败坏风俗，泯灭人性。虽没指名道姓，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苏洵怒骂的正是自己夫人的哥哥、他的大舅子程浚。

苏洵列举其六大罪状：一是不恤其兄之遗孤而骨肉之恩薄；二是霸占先人遗产而孝悌之行缺；三是为族人所讼而礼义之节废；四是宠妾灭妻而嫡庶之别混；五是笃好声色，父子杂处而闺门之政乱；六是渎财无厌，唯富者之为贤而廉耻之路塞。

内容之狠毒，语气之严厉，为苏洵平生作文中绝无仅有。

程家系眉山名门望族，受此侮辱，自然十分难堪。但因苏洵女儿八娘猝死在先，亦心知理亏，只好默默忍受。

泄愤之后，苏洵更决绝地宣布：从此往后，苏家与程家一刀两断，绝无可能往还。他还告诫家中诸人，不准与程家和好，任谁都不能破例。

八娘过世八年后，苏洵写下《自尤》一诗，记叙自己当年的心路历程。

苏洵在诗序中称：“女幼而好学，慷慨有过人之节，为文亦往往有可喜。”就是这么一个知书达理的女儿，苏洵放在手心里捧着，放在肩膀上扛着，生怕她受半点委屈，到了程家却没有立足之地。公婆虐待，丈夫辱骂，女儿回娘家经常以泪洗面，向父亲倾诉家事，他竟然还批评女儿“为妇何不善一身”。

八娘婚后生下一子，身染沉疴，程家竟不为她治病，苏洵把女儿接回家疗养，病情才渐有好转。而程家托言八娘“不归觐”，抢走婴儿，八娘一气一急，旧病复发，三天后就去世了。

即便已经过去八年，苏洵仍被内心深处巨大的悲愤所围困，无法得到纾解，诗中弥漫的是强烈的自责和对程家的愤怒。

苏洵无法原谅程家，更无法原谅自己。女儿冤屈而死，而他竟无一点办法，“恨我无勇不复冤”。

八娘猝然离世，对苏、程两家关系伤害甚大，以至于没有弥补的余地。其中受伤害最深的人，要数程夫人。先丧爱女，又与娘家绝了来往，面对突然而至的双重打击，一向要强的她几乎崩溃。

无法挽回的变故令程夫人一时手足无措，茫茫然不知道如何应对。

在最初的那段时间，她天天以泪洗面。她是苏洵的妻子，是八娘的母亲，虽不情愿，也只得遵从丈夫的决定。与娘家断绝往来令她难过、难堪、难以接受，但她还是选择站在苏家这边。无论心中如何痛苦，她也只把牙齿打碎了往肚里咽，默默地承受这所有的不幸。

女儿早逝、与娘家断绝关系让程夫人的心理和身体受到巨大伤害，所以她在四十八岁的年纪去世，亦可能与此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我们尚不太清楚年轻的苏轼对此事有何看法或想法，但苏轼与八娘仅差一岁，由此可以推断他必然为姐姐的死伤心、难过。直到四十二年后，苏轼才与姐夫程之才释怨和解。

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苏轼年十九，娶眉山县邻邑青神县的乡贡进士[6]王方之女王弗为妻，她时年十六。

这位王夫人仅陪伴了苏轼十一年，为苏轼生下长子苏迈。她之于苏轼，无异于左膀右臂——丈夫外出求取功名之时，她帮婆婆打理家务；丈夫初入仕途，她帮着分析人情世故。她以自己的聪明机敏、沉稳性情，让苏轼在这十一年里迅速从一个青涩的男孩成长为勇于担当的男人。

王弗聪明贤惠、伶俐机敏，上得公婆喜欢，下与丈夫融洽，乡邻人人称赞，说苏轼好福气，讨得这般孝顺懂事的妻子。

小两口恩爱有加、出双入对的模样羡煞了眉山的一众青年。苏轼读书时，王弗陪在一旁，不时为丈夫添茶倒水，也跟他学习知识，背诵文章诗句，红袖添香，其乐融融。

王弗记忆力甚佳，苏轼读过的书，她大都记得一二。有时苏轼背诵文章，忘了其中的句子，王弗便在边上提醒丈夫。

苏轼结婚的第二年，苏洵又为次子苏辙办了婚事，苏辙娶妻史氏。当时苏辙十七，史氏十五，“与君少年初相识，君年十五我十七”。这对小夫妻对感情的理解尚还懵懂，却已完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结合。史氏陪伴苏辙，至死不渝。苏辙死后五年，史氏过世，时年七十七岁。

之所以相继为儿子完婚，苏洵有一番长远规划：为苏轼、苏辙兄弟办理完人生中这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二子从此再无后顾之忧，便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身于科举当中，扬名立万，出人头地。

不满二十岁的苏轼已然积累了丰厚学识，其才华喷薄而出，如火山一般迅疾而猛烈。他遍读各种儒学经典，作经论、史论等诸种文章。虽然刚刚步入青年，但其思想之深刻、洞察之敏锐、才情之茂盛，绝不像初出茅庐的愣头小伙。

苏辙虽稍逊哥哥一筹，但在同时代青年之中亦极为出色。因为哥哥是数百年里不遇的天才人物，在此后数年，苏辙的才华一直隐藏于哥哥的光芒之下，但他并未因此感到压抑，反而因有这样的兄长而由衷自豪。

苏洵眼见二子成才，喜不自禁。由于求仕之路不顺遂，他开始把希望寄托于两个儿子身上。而他自己在经历过一系列打击之后，虽然还留有求取功名的决心，但眼下看起来已不像原来那么强烈。

苏洵开始为两个儿子策划求取功名的方案，他打算带儿子参加科举考试，借此加以历练。虽知道二子才华过人，但以他个人参加科举的经历推断，并无一定能中的把握。不过，早点参加考试，积累经验，却是有益而无害的。

苏洵先令苏轼去成都拜访张方平。

张方平，字安道，号乐全居士，应天府南京人（今河南商丘），北宋一代名臣，曾任翰林学士和御史中丞。当时张方平以京官外放任益州（今四川成都）知州，为官清正严明，深受当地百姓爱戴。

张方平亦是天才人物，博闻强识，凡书只看一遍便可默记心中。此人在政坛及学术两方面都有深厚建树，算得上一代大儒。张方平是苏氏父子的第一个伯乐，可以说没有张方平，苏氏父子的仕途也许会遭遇更多挫折。

北宋政坛有一良好的传统，凡朝中大臣外放，皆负有替朝廷发掘贤能之责。张方平刚到益州时，就听闻苏洵其人。在苏轼来成都的前一年，苏洵就已拜访过张方平，深谈之下，两人气味相投，颇为融洽，顿生相见恨晚之意。张方平认为苏洵笔力雄健，观点不凡，是司马迁一样的人物，遂修书向朝廷举荐苏洵为益州学官。结果苦等数月，却不见有朝廷任命，苏洵便去寻访时任雅州（今四川雅安）知州的朋友雷简夫。雷简夫和张方平一样欣赏苏洵，便写信向朝中大佬韩琦、欧阳修着力推荐，又致信张方平，催促他再向朝廷举荐苏洵：如此天下奇才，“岂可使若人年将五十，迟迟于途路间邪”！可以说，苏氏父子到汴京后不久便一举成名，除去他们的才华，实是有赖于张氏和雷氏举荐之功。

张方平见到英伟挺拔的苏轼，心中不免吃惊。他发现，苏轼于他平生所见的年轻人中，实属凤毛麟角。他从未想到这般偏僻的蜀地，竟隐藏着如此卓绝的天才。

成都这一次相见，奠定了张方平和苏轼之间深厚的师生情谊。此后数十年内，苏轼、苏辙兄弟俩一直敬重张氏，每有机会，必登门拜谒，有时在张家停留数日不去，就像住在自己家里一样。

苏洵向张方平征求二子求取功名的途径，写信问他：“我打算让二子在蜀地参加乡试，您觉得如何？”

张方平认为不妥，留在蜀地参加乡试，未免大材小用，不如直奔京都，便在回信中表示：以苏轼、苏辙横溢之才华，参加区区乡试实是荒废，倒不如直接到开封参加六科考试，尽快地展现他们的风姿。

苏洵尊重张方平的为人，也愿意听从他的意见，遂做出一个重大决定：离开家乡，带二子赴京应试。

嘉祐元年（1056年）春，苏洵带苏辙再去成都拜谒张方平，一是打听举荐学官的结果，二是与张方平辞行，带儿子进京应试。令苏洵失望的是，学官一事并无下文。不过如此一来，倒可以放下包袱，到京师谋求一条出路。

张方平写了封举荐信让苏洵带上，收信人是望重士林的欧阳修。欧阳修时为翰林学士，是政坛名宿、文章大家，影响可谓深广。凡当代文人学士，如能被欧阳先生夸上一句，即便不能做官，亦可使声名威震京师。因此，张方平想要为苏洵寻找合适的举荐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文坛领袖欧阳修。

只是因政治立场相异，张方平与欧阳修关系并不融洽，甚至称得上紧张，之前张方平曾对欧阳修一派大力抨击，从而结下梁子。

张方平抛弃个人恩怨，以国家利益为先，向曾经的政敌举荐人才，实是令人钦佩的举动。欧阳修亦未因苏洵是张方平举荐而不予理睬，可谓大度潇洒，有器量、有格局，名士风度当如是也。

张方平不只举荐苏洵，还向家境困难的苏家伸出援手，资助了一笔丰厚的路费。苏洵深表感谢，对张方平的知遇之恩铭记于心。

是年三月，“三苏”启程赴京，朝着梦想出发了。

老大难为的父亲以及踌躇满志的兄弟俩，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家乡眉山，奔向不可知的前程。

同榜高中亲兄弟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大诗人李白的感慨不虚。从眉州到京师，千里之遥，长路漫漫，其间艰难险阻重重叠叠。难怪蜀人少有求取功名之心，只是大江大山的阻隔，便已叫人望而却步。而蜀地环境优裕，吃喝不愁，若没决心和信心，谁愿意抛下舒适生活，踏上北去京师的无穷路途？

苏氏父子走陆路，先到达嘉陵江畔的阆中，又从阆中登终南山，经过一段悬于空中的摇摇晃晃的古栈道进入陕西境内，过眉县，抵凤翔。在凤翔，苏轼第一次看到唐人吴道子的壁画，惊叹不已，认定其画为画之极品。而后他们东向长安，再奔河南，五六月间，终于抵达京师。

掐指一算，他们自离家已过去两个多月时间。这一路走来，身体极为困乏，精神十分疲惫。经此一番舟车劳顿，父子三人皆比出发时消瘦不少。刚至开封，他们最先想到的竟是蒙头大睡一场。

甫抵京师，苏氏父子惊讶地发现，贵为一国之都的汴京此时却已成泽国，大半个城市竟浸泡于茫茫浊水中。

这年春末夏初，雨水实在过于丰沛。四月，河北发生大水；五月，京师又突降大雨，致蔡河决口，河水泛滥入城，而有这场水灾。放眼望去，但见城中汪洋一片，房倒屋塌，浮物漂流，百姓们在当地官员的组织和领导下忙着排水、抽水，抢救私产。到七月时，雨水方停，但城中大水未退，此时的交通工具不是飞奔的马车，而是一艘又一艘来来往往的小船。

年轻的苏轼立于桥头，放眼观望都城，感受于心的却是荒凉一片：传闻中的京师繁华热闹，呈现在他眼前的却如此破败不堪，心理上的巨大落差自然难免。

离开眉山不过几个月，苏轼发现自己竟然开始想家了，想念新婚不久的妻子以及她的笑容，想念慈祥、亲切的母亲以及她做的可口饭菜。

人在异乡，有一种融入不进环境的陌生感。

举目所见，尽是陌生面孔；举耳所闻，尽是各地口音。

孤独和寂寞常常袭来，肆意地侵扰他的身体和精神。

八月，兄弟二人先应举人试。

待放榜，兄弟二人皆中，父子三人长舒了一口气。因此前遭受过种种打击，苏洵免不了小心翼翼，不敢过多奢望。现在，新鲜出炉的榜单上写着两个儿子的大名，他终于可以把心放进肚里。

举人是文官考试的第一关，过了这关，已具备应试进士的资格。

既然距离明年春天举行的进士考试还有一段时间，苏洵要抓紧时间考虑自己的仕途了。毕竟对年近五十的他来说，时间十分紧迫，急需迅速地展开行动。

苏洵给欧阳修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先是客套地恭维欧阳修一通，后又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志向和理想，大意是：如若国家需要，我将不惜献出此身，为朝廷奉献余生的力量。当然，这封信中，他还不忘附上此前写就的《史论》《洪范论》等七篇文章。这七篇都是苏洵自己最为得意的作品。

不久之后，苏洵便带了张方平和雷简夫的举荐信，专程登门谒见欧阳大学士。

读过苏洵的文章，欧阳修对其大加称赞。他认为，苏洵实是当代文人学士中的佼佼者，属难得之人才。就算拿他与古代贤人相较，亦不会落于下风，苏洵堪称汉代贾谊、刘向一般的人物，是国家之栋梁。如此人才就在眼前，他当然有向朝廷举荐的义务。

初次见到大名鼎鼎的文坛领袖，苏洵竟有些许说不出的紧张和拘谨。好在谈话逐渐深入之后，他才表现得松弛、自然。一向少话的蜀地人杰怕是在心底反复警告自己，机会只有一次，须尽力而为，最大限度地展现才华。

心神稍定，苏洵压抑多年的才情此刻得以爆发，从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变得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恨不能将平生所学一朝倾吐于欧阳先生。苏洵越说越有精神，越说越有灵感，越说越有条理。这一番深入谈话亦令欧阳修大喜过望，他终于相信眼前的苏洵甚至比他想象的还要优秀，自己已有数年不曾看到过这般才华横溢的人物了。

苏洵常年在求仕这条泥泞之道上挣扎、求索，先是科举失利，后是求仕无着，直到遇见欧阳修，终于真正迎来出人头地的机会。

但英雄已老，恰如美人迟暮，即便被发掘出来，也已没有太多发挥的空间。

欧阳修郑重其事地从苏洵过往的作品中，精选出二十篇，作《荐布衣苏洵状》上奏朝廷，着力举荐这位来自蜀地的人物。欧阳修在这篇奏状里可谓不遗余力地为苏洵鼓与呼，他颂扬苏洵的人品，称其“履行淳固，性识明达”“守道安贫，不营仕进”；赞美苏洵的文章，“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权书》《衡论》《几策》二十篇，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

总之，如果朝廷不重用苏洵，并非苏洵的遗憾，却绝对是朝廷的损失。

一直以来，欧阳修以奖掖后进提拔才俊为责，举荐人才于他不过是稀松平常事，但能够让文坛领袖如此卖力地吆喝，在当时学人中实属罕见。

据叶梦得《石林诗话》载，这年重阳节，宰相韩琦在自家设宴，邀请朝中数位大佬聚饮，欧阳修亦在其中，他请苏洵一同前往，提拔之意不言自明。席间众人赋诗，苏洵有佳句：“佳节久从愁里过，壮心偶傍醉中来。”虽已年近五十，但壮志与豪情不减。

正因欧阳修的力捧，苏洵的大名不胫而走，立时誉满京师，大有“一朝成名天下知”之势。没过许久，大凡京城的读书人几乎都已听说，有个从蜀地来的苏洵，写得一手妙笔生花的好文章。就连见多识广的朝中诸大臣也都向苏洵投来关注的目光，一时令他成为舆论的焦点所系。

苏洵的才华和学识虽引得朝中大佬关注，但他文章中的见解和主张则未必人人认同，其中某些具有浓郁说教色彩的语句容易招致位高权重的大臣们反感。

比如，他上书丞相韩琦、富弼，指出他们用兵和行政的失误，点明应该改进的方向，纵然是一番好意，但此二人位高权重，执政经验丰富，哪里肯听进一介布衣不那么谦虚的说辞？更何况苏洵并无半点带兵或从政经验，在很多具体事情上不免有纸上谈兵之嫌。曾有人探问富弼对苏洵的看法，富弼说：“此君专门教人杀戮立威，岂值得如此要官做！”

因此，在韩琦、富弼眼里，苏洵的许多进言并不值得采纳。

不管怎样，想要得到承担大任的机会，仅有欧阳修及少数几人的赞赏还远远拉不到足够的票数。

最终，苏洵只落得个初等小官的虚衔。

可以想见，他内心该是何等失落——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一番努力基本等于白费，心里自然是老大不舒服。

嘉祐二年（1057年）正月，朝廷任命欧阳修为主考官，主持进士考试。

当时文坛因袭了五代时期浮华的风气，一味追求华丽的辞藻，以妖艳为胜，而“忘于教化之道”“假大空”充斥着整个文坛。

文风不正，人才难出，国家谈何兴盛？

欧阳修决定利用自己做主考官的机会，提倡新文风，不过细究起来，这文风并非全新，而是古文文风。

此处所言“古文”，特指先秦和两汉的文章，其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利于反映现实，表达思想。古文是相较于骈文而言的。骈文是一种讲究排偶、辞藻、音律、典故的文体，始于汉，盛行于南朝，其中虽不乏佳作，但更多是形式僵化、内容空洞的文章，不适用，严重阻碍了文化和思想的传播。中唐时，韩愈、柳宗元率先发起古文运动，意在恢复儒家道统。北宋之初，有识之士鉴于当时浮华文风，亦提倡古文，但因力量薄弱终未形成气候，直到欧阳修倡导之后，才终于形成规模。

借科考扭转文风，消除沿袭已久的恶习，可谓用心良苦，也起了大作用。开考之前，参考的士子们喜欢打听主考官的喜好，看什么样的文章更受欢迎。可以说，主考官的喜好是士子们写作的风向标。

欧阳修借这次主考的机会，决心一扫积习，变革文风。

苏轼、苏辙及其他取得举人资格的考生若想成为进士，必再经两次考试：先是省试，即由礼部主持的考试，礼部属中书省，因此称省试；次为殿试，是由当朝天子亲自主持的考试。

省试的内容非常繁杂，所试内容包括诗、赋、论各一篇，以及五道时务策试题。所谓时务策，指论时务的对策，需要以理论联系实际，着重考察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苏轼倾尽平生所学，将个人才华和文思尽情倾注于笔端，写就了神采华章，其文恣肆汪洋，痛快淋漓，蔚为大观，特别是其《刑赏忠厚之至论》，堪称此次考试中的杰作，为众考官所激赏。《刑赏忠厚之至论》以忠厚为立足点，援引古代先贤关于赏与罚的案例，阐释儒家仁政之思想。此论文用词简洁，晓畅易读，说理透彻。

负责阅卷工作的考官之一梅尧臣，读罢这篇文章喜形于色，连声赞扬，自己读了觉得不过瘾，又激动地将它呈荐给主考官。欧阳修读罢，端的是又惊又喜：惊的是，竟有人能写出如此思想深刻、文采俱佳的文章；喜的是，此文完全符合他所指引的改革方向，不但言之有物，文风也生动活泼，不带有一丝浮华萎靡之气。

苏轼少年时便熟读经史，对创作及文风有着如本能一般的艺术自觉，如他及第后给欧阳修的信中所言：“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喻厥旨。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可以说，苏轼的认识与欧阳修力倡的改革文风之思路是完全一致的。

据说，欧阳修原本属意将此文列为第一，但当时为防作弊，试卷都是被糊了名字的。欧阳修在看不到应试考生名字的情况下，误以为此文是其弟子曾巩所作，为避讳起见，遂将此卷改为第二名。

不得不说，若果真如此，这实在是欧阳修的一个自作多情的乌龙。

省试时间极长，试题量大，经此一试，苏氏兄弟精力消耗甚巨，苦不堪言。好在兄弟二人都顺利通过省试这关，向自己的梦想更靠近了一步。

接下来，兄弟俩搬到兴国寺去住。借此机会调整身心，等待三月即将到来的殿试。宋代诗人杨万里的《诚斋诗话》，记载了此次省试后的一件趣事，颇值一叙。

张榜之后，苏轼拜谢主考官欧阳修，大学士颇为好奇地问他：“《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有‘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请问典出何书？”

苏轼对曰：“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7]

欧阳修心急，回家之后翻箱倒柜，几乎把书翻烂，也未找到这个典故。

越是找不到，越是想知道典出何处，再见苏轼时，欧阳修迫不及待地又提起了这事儿。

苏轼笑说：“袁绍被灭后，曹操将其子袁熙之妻赐给曹丕，孔融于一旁嘲讽：‘当年武王伐纣，将妲己许与周公。’曹操大为吃惊，问从何处见此典，孔融回答：‘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意思是说，这事儿是我编的，但也并非凭空捏造。既然孔融为论述需要，做一假设推断，我自然也可以这样做。

是什么让一个毛头小伙如此自信？

皆因才华使然。

腹有诗书，信心在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有一株桃树，我就能让它开花。

欧阳修听到这个出人意料的回答，非但未加责怪，反而大为赞赏：“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以此观之，欧阳修不只是文坛领袖，而且识人能力颇佳——苏氏文章，此后果然名满天下，为全国士人向往。欧阳修慧眼识珠，为朝廷发掘出一大批有用之才，实在是宋朝傲立天下的伯乐。

三月时，礼部将省试中试者开列名单，奏请天子殿试。初八，兄弟俩与另外百余名考生一起参加殿试。仁宗皇帝亲御崇政殿主持。殿试以应答天子策问为主，试题有民监赋、鸾刀诗、重申巽命论，苏轼、苏辙均正常发挥。以往殿试会淘汰部分参试者，但此年凡参加者全部录取，真是皆大欢喜。没有落榜悬念，名次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十四日放榜，建安（今福建建瓯）章衡第一，为状元；曹州（今山东菏泽）窦卞第二，为榜眼；循州（今广东龙川）罗恺第三……关于苏轼的具体名次，各种史料皆不见记载。后来苏辙为哥哥撰写墓志铭，则称苏轼“殿试中乙科”；而欧阳修所作《苏明允墓志铭》和曾巩所撰《苏明允哀词》皆称苏轼、苏辙兄弟进士中在高等；李圭复《纪闻》则称苏轼为第六名，苏辙为第十五名。

嘉祐二年这一榜，被后人称为“千年科举第一榜”，概因这榜上强人如牛毛，个个如雷贯耳：理学大师就有两人，分别是张载、程颢；唐宋八大家便占三位，即苏氏兄弟及曾巩；宰相也有三名，即吕惠卿、曾布、章惇；还出了一位名将王韶，在宋与西夏的战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榜人物在此后的政坛、文坛、艺界、军界发光发热，其中一些人或成为苏轼的朋友，或成为苏轼的政敌。

不管如何，来自眉山的苏氏兄弟高中了，拥有了踏入仕途的“入场券”。

依惯例，上榜考生要向诸位考官致谢。接到苏轼的致谢信，梅圣俞不免称赞一番，然后写信将苏轼的信分享给欧阳修，欧阳修在回信中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大意是：感觉这个年轻人果然了不起，我老了，要赶紧给这孩子腾地儿！言下之意，有将苏轼培养为未来文坛领袖的打算。

欧阳修不止一次表达过类似的意思。

某次与儿子谈话时，他亦有感慨：“三十年之后，没有人会记得我，就因为有苏轼这个人啊。”欧阳修表达出来的情感，完全是发现人才的激动和快乐，未有半点妒忌，而是“终于有人要接我班”的欣慰。

能得翰林学士欧阳修推举，意味着成功了一半。

“眉山三苏”的大名不胫而走，接下来的一段时光对苏氏父子而言，无疑相当愉悦而轻松。兄弟二人高中，让苏家的前途看起来一片光明，即便是经常郁郁寡欢、不苟言笑的老父亲苏洵，亦展开紧锁的眉头，绽露出灿烂的笑颜。

这一切来得如此快疾、迅猛，是苏洵不曾想到的。

就在去年，他们尚是京师中的陌生人，是前来赶考的父子三人组；而现在，他们已为上流社会熟知，成为人人想要结交的对象。

开封城中，人们议论着苏氏父子的名号，传诵着他们的文章。他们临时住所的门前挤满了无处下脚的访客，既有前来结交的达官贵人，又有普通的各地考生。

这一切真像一个大梦。

不遗余力提携后进的欧阳修，在这一届的考生当中，独对苏轼另眼相看，青睐有加。他尽可能抓住任何一个机会和场合，表扬这个年纪轻轻却才华横溢的眉州小伙。他将苏轼引荐给宰相文彦博、富弼及枢密使韩琦，这些权倾朝野的老臣与这个操着浓郁蜀地口音的年轻后生相见之后，都表示出相当程度的好感，众人皆以国士待之。

与儿子们一考即中的顺遂相比，苏洵的求仕之路可谓一波三折。

二子不负父望，同榜高中，有人问苏洵有何感想。他答道：“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

考前忙于苦读，考后交际应酬，时光如此匆匆，粗略算来，父子三人来京已有一年零三个月。

这时，从眉山传来一个坏消息：程夫人已于本年四月初八去世。

噩耗如此突然，让父子三人没有半点准备，经历过考中进士的惊喜，却又迎来突然而至的悲伤。

他们急忙打点行装，回蜀地奔丧。

新科进士的悲伤

程夫人在世时，苏洵求仕游荡，与程夫人在一起的日子不多，常常忽略她的存在，亦并未感受到她的重要。听到她去世的消息，再回顾起与她结婚这二十余年，苏洵才发现，夫人于自己却是头顶的一片天。如今这片天坍塌下来，让他猝不及防，痛彻骨髓。

当年，程夫人以眉山巨室千金的身份下嫁苏家，不嫌苏洵家境清寒，不怕劳苦困顿，尽最大努力维持着这个家。结婚之初，苏洵游荡不学，青年时苦读诗书，壮年时外出求仕，对家庭的付出微乎其微，若不是程夫人勉力支撑，精打细算，苏家二子岂能受到良好教育，又怎有如今的出人头地？只可惜，她未能亲眼看到儿子们高中进士的盛况。

经过两个月的舟车劳顿，父子三人终于回到眉山。

他们进入家门，才发现屋宇倒坏，四处漏风，处处透着破败和凄凉，如今又添新丧，上上下下，尽是悲凉景象。

一家人相聚，却独缺程夫人。两个年轻的儿媳见到久别的郎君，想起慈爱的婆婆，又忍不住流下眼泪，哭声难止。

苏洵在京时就颇不如意，求取功名屡屡受挫，现在回到家来为老妻发丧，心情变得更为抑郁，加上年龄渐长，体格本就不如从前，遂生起病来。这次生病让他感觉精力大减，外表也开始苍老，他某日取镜自照，竟无法辨认镜中人。

镜中的他，头发散乱，目光呆滞，有如七十老翁。

对于女儿的死和妻子的死，他感觉生命无常，顿有心灰意懒之感，竟生出一切都是虚空的想法，于是闭门不出，也不与乡邻往来。

眼看着父亲日渐消瘦，苏轼兄弟疼在心里，便常常守在父亲身边，时时嘘寒问暖，与他聊天谈心，意欲解除他消极的情绪，让他重新树立起对未来的信心，鼓励他积极地面对未来的生活。

苏洵为程夫人寻到一块上好墓地，此墓地在邻县武阳安镇山山间的坡地上，旁边有一大井，名曰“老翁井”。山间清冽甘甜的泉水尽流此井，长年不竭。苏洵在井边筑了一个亭子，以此作为苏家墓地。

他写了一篇《祭亡妻文》，真挚、深切地表达了对妻子的思念和感激，并承诺他死后将回归故里，与妻子合葬，以求天长地久相伴于地下的世界：“我归旧庐，无不改移。魂兮未泯，不日来归。”

苏轼、苏辙二兄弟依礼守制。

这近三年的时间虽稍显漫长，但对于两兄弟来讲，却也是难得的清闲时光。他们已高中进士，不需再苦读诗书，亦可借此机会与亲戚和师友们会面，于是见了许多人，听了许多事，喝了许多闲酒，也欣赏了故乡美好的景色。

两兄弟向来与人和善、知书达理，深得乡亲喜欢，众人乐于与他们相见。以后离开眉山，奔走于仕途，与大家聚首畅谈闲聊的可能性将会越来越小，于是相见的众人也格外珍惜这难得的好时光。

除去走亲访友，他们兄弟还因中了进士而有了更多的责任感。因这责任感促使，他们还写信给当地的官员，直言民生疾苦，赋税沉重，希望能够降低人民的负担。

嘉祐四年（1059年）九月，守制结束。

苏洵与两个儿子商定，全家一起搬离眉山，到京师定居。之所以举家迁移，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两个儿媳甚年轻，长媳又怀身孕，需要照顾；其二是苏洵对于家乡的感情亦不深厚，特别是某些小人的嘴脸让他看透人情冷暖，便想要远远离开，直到死后再回来与妻子团聚。

当然，不能否认的是，老苏仍对仕途怀抱着一丝希望，苦读诗书多年，满腹才华却无法施展，令他心有不甘，还要做最后的努力。即使他不打算与二子同去京城，儿子们也不可能放心让老父亲独身一人待在这眉山小城孤独、凄苦地生活。

十月，苏氏一家人离开眉州。

此番离别家乡，父子各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苏洵心中的无限落寞与苏轼、苏辙兄弟初入仕途的雄心万丈，有极为鲜明的对照。

豪气干云的苏轼立于嘉陵江上的船头，出口成章：“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

再离家乡，与前次情形已大有不同。前次只是赴京赶考，内心有不安，有焦躁，有对未来的不确定；此次再去京师，苏氏父子已名满天下，得到朝中大员认可，于读书人中有了一定的影响力，未来和希望在向苏轼招手。

两个媳妇都是第一次出远门，看着新鲜的一切，眼神中尽是好奇。思及可与夫君相伴相随，妯娌俩有说不出的幸福和欢乐。

这一次，他们选择了坐船赶路。舟中空间虽然狭小，但因有家人相伴而其乐融融。妯娌俩在一旁聊天叙家常，父子仨则是打牌、饮酒、联句、作诗，倒也轻松自在。路途漫漫，有一千余里，路上要耗掉很久的时间，他们也并不着急赶路，只是安心享受当下的欢乐，一路上阅尽美好景色。

大江奔流不息，水速时缓时急，两岸青山峭立，悬崖像是斧劈刀砍。路过三峡时，水势湍急，船体剧烈晃动，人在舟中不由得心跳加速。父子三人在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时，也禁不住诗兴大发。只是这水路，他们就走了整整两个月之久，直到荆州登陆。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父子三人共作诗赋一百篇，合为《南行前集》，只可惜这个集子未能流传下来。

长达六十日的水上漂浮，在狭小的船舱里待得太久，全家人都筋疲力尽。此时已是十二月中旬，年关将近，他们便决定在这荆州城里停歇一阵，稍事休整，等过完年再行路不迟。

趁着空闲时间，全家人常常结伴到荆州城里走走逛逛，领略当地的风土人情。苏轼作《荆州十首》，有感怀、有抒情、有叹息、有雄心，写满少年心事，写满为万世开太平的美好意愿。

在荆州过完年，嘉祐五年（1060年）正月初五，一家人重新上路，这次改由陆路前行，又有诸多不同于水路上的感受。

凡经一地，苏氏父子必先感受此地人物风貌，了解此地民生境况。

过南阳时，他们拜访诸葛亮的隆中草庐，缅怀先人功业。经唐州（今河南泌阳等地）时，他们看到太守赵尚宽招揽流民，共修水利，化荒地为良田等项措施，深表感佩，作诗文赞之。到许州（今河南许昌）时，他们认识了范仲淹次子范纯仁。范纯仁时任许州签判，亲陪苏轼游览许州……这漫长的一路，苏轼看到了许多此前不曾明了的情形，了解了当下现实的民生，更生出了无限的责任感。

注释

[1]苏轼出生于景祐三年（1036年）农历十二月十九日，即公元1037年1月8日。在古代，年末出生的人算年龄时会在实际年龄上加两岁，即虚两岁；非年末出生的人，年龄虚一岁。本书中人物的年龄遵照此算法。

[2]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3]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4]苏辙《武昌九曲亭记》。

[5]守制指父母或祖父母过世后，在家守孝二十七个月，在此期间不任官、不应考、不嫁娶。

[6]州县官吏依据私学养成的士人，经乡试、府试两级选拔，合格者被举荐参加礼部贡院所举行的进士科考试，而未能擢第者则称为乡贡进士。

[7]陆游《老学庵笔记》提供了此故事的另一个版本，问典出何处的是梅圣俞，苏轼回答“何须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