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创作初期

创作初期的时间范围是从1932年张爱玲首次发表短篇小说至1937年夏从上海圣玛利亚女校毕业。虽然在1932年之前，张爱玲也创作了作品，如她在《存稿》中说自己十二三岁之前写过一个无题的家庭伦理悲剧，“我还记得最初的一篇小说是一个无题的家庭伦理悲剧，关于一个小康之家”[1]，以及一篇历史小说，“开头是：话说隋末唐初时候”[2]，“再歇了几年，在小学读书的时候，第一次写成一篇有收梢的小说”[3]。不过由于这些小说都是未完或未刊稿，而且1932年发表于圣玛利亚女校年刊《凤藻》上的《不幸的她》，是张爱玲第一篇印成铅字的文学作品[4]，所以我们将1932年视为张爱玲创作初期的起始年。在这期间，张爱玲发表的主要作品还有《迟暮》《牛》《秋雨》《霸王别姬》，以及一些评论文章和英文散文创作。[5]学界对张爱玲1943年创作盛年之前的创作有关注，但除了一些平铺式的回顾文字，大多是把重点放在《牛》和《霸王别姬》等篇目中对女性意识的分析上，如余斌指出，《霸王别姬》中“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女性意识”[6]；林幸谦认为：“《牛》和《霸王别姬》在张爱玲的整体作品中的重要性，在于说明张爱玲早年的女性意识的觉醒，戳破了女性作为他者的真相。”[7]“禄兴娘子和虞姬，却成为张爱玲日后的女性原型形象。”[8]周芬伶也指出：“如果回头来看张爱玲中学时代的作品，可以了解她很早就确立写作的基调——苍凉——表现女性在男性社会的痛苦与悲凉。”[9]《不幸的她》“是张爱玲第一篇对‘女性情谊’的抒写，此后不断在散文和小说中延续此主题”[10]。这些探讨是很有见地的，但同时结合张爱玲初期的其他创作，我们发现，除了女性意识，其中更蕴含张爱玲文本中一直潜隐和延续的对时间流逝、个体生命变迁的敏感体认。

《不幸的她》中“她”和“雍姊”原本是亲密的朋友，但时光荏苒，十年后两人相见，生活变迁，“她”觉得物是人非，一星期后悄然离去，“一切和十年前一样——人却两样的！雍姊，她是依旧！我呢？怎么改得这样快！——只有不幸！”[11]最后，孤独的“她”在暮色中独自寻绎童年的乐，文本充满对生命与时间变动的感悟，漂浮着的安慰之音夹杂苍凉，“人生聚散，本是常事，无论怎样，我们总有藏着泪珠撒手的一日！”[12]和《不幸的她》一样，《迟暮》也是张爱玲在进入圣玛利亚女校就读后不久发表的，“在这缤纷繁华目不暇接的春天”[13]，一个孤独的影子——“她”在感叹青春的流逝，“咳！苍苍者天，既已给予人们的生命，赋予人们创造社会的青红，怎么又吝啬地只给我们仅仅十余年最可贵的稍纵即逝的创造时代呢？”[14]“像人类呢，青春如流水一般的长逝之后，数十载风雨绵绵灰色生活又将怎样度过？”[15]不自觉已坠入暮年的她，面对这“电影似的人生，又怎样能挣扎？……往事悠悠，当年的豪举都如烟云一般霏霏然地消散，寻不着一点的痕迹，她也惟有付之一叹，青年的容貌，盛气，都渐渐地消磨去了”[16]。不仅抒写青春的感思，还有对生命时光的感叹，遥想苍老暮年，岁月不再，几多怅惘，可以看出，十二三岁时的张爱玲对时间流逝有着敏感体悟。

1936年发表于圣玛利亚女校校刊《国光》上的《牛》同样充满对生命变动的敏感体认，寂寞的生命可以拥有什么，“‘先是……先是我那牛……我那会吃会做的壮牛……活活给牵走了……银簪子……陪嫁的九成银，亮晶晶的银簪子……接着是我的鸡……还有你……还有你也给人抬去了……’她哭得打噎——她觉得她一生中遇到的可恋的东西都长了翅膀在凉润的晚风中渐渐地飞去”[17]，但又能怎样，禄兴娘子前面的生命是寂寞而漫漫的长夜。《秋雨》中织成一片轻柔之网的雨，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从秋雨中捕捉到时光流逝的感伤：“园子里绿翳翳的石榴、桑树、葡萄藤，都不过代表着过去盛夏的繁荣，现在已成了古罗马建筑的遗迹一样，在萧萧的雨声中瑟缩不宁，回忆着光荣的过去。”[18]今昔对比，一切都过去了，唯回忆带来温存。《霸王别姬》中虞姬的苍凉收梢蕴含对时光流逝的敏感捕捉，“她独自掌了蜡烛出来巡营的时候，她开始想起她个人的事来了。她怀疑她这样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标究竟是什么”[19]。虞姬想起若干年后她老了的寂寞与难堪，对自己时光与生命无法把握，也正因为对数年后自己命运的渺茫感知，所以加剧了虞姬对苍凉结局的最后主动选择，“我比较喜欢那样的收梢”[20]，满是无奈地放弃时间，放弃生命。

这种对时间流逝、生命变迁的敏感体认贯穿在张爱玲的整个创作初期，时值中学时代的张爱玲，很多时候生活在一己体验的世界里，是“一个十分沉默的人，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的萎靡不振”[21]，也因为这样，张爱玲才从外界纷扰中退居自己思想的天空，开始对时间与生命的沉思。1937年7月，张爱玲从圣玛利亚女校高中部毕业，在这一年的《凤藻》上，中文部有一个“学生活动记录·关于高三”专栏，其中刊出一项题为“一碗什锦豆瓣汤”的专题调查结果，“豆瓣”是对毕业生的爱称。这项调查共提出“最喜欢吃，最喜欢，最怕，最恨，常常挂在嘴上，拿手好戏”6个测验“豆瓣性格”的问题，张爱玲的回答分别是：叉烧炒饭，EdwardⅧ，死，一个有天才的女人忽然结婚，“我又忘啦”，绘画。对于“最恨一个有天才的女人忽然结婚”这句话，学界多有引用，而对于其中的“最怕死”却鲜少关注，虽有学者指出，但认为“张爱玲当时才17岁，怕死是很自然的事”[22]。对少年张爱玲来说，曾有海阔天空的计划，“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想学画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23]。如果按照一般的看法，在拥有美好理想并为之付出努力的时候，最怕的是理想落空，而不是死亡，但张爱玲的回答却如此彻骨，这一方面说明张爱玲对自己理想的实现有自信，“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坚强”[24]，“她考试的时候是稳拿A或甲的”[25]。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张爱玲心底一贯对时光流逝与生命的敏感体认。这种体认，既来自于张爱玲的个人敏悟，如她在《私语》中讲，小时候有一次大年初一，因为多睡了一会儿，“醒来时鞭炮已经放过了。我觉得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最后被拉了起来。坐在小藤椅上，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26]，也同时来自她家庭变迁的影响。有论者指出：“不幸的童年，没落的家庭，动荡的现实环境使她成为一个‘失落者’，造成她复杂的心理矛盾，‘失落感’是她基本的心理状态，从而导致了她精神上的悲观气质。”[27]家庭、社会环境的变动也同样引发了张爱玲对生命时间的敏感捕捉，但这种对时间与生命的朦胧感悟，在张爱玲创作初期还只是感悟式的，还是文本中漂浮着的音符，并不具有厚重感。因为张爱玲此时还主要是一个生活在一己体验世界里的文学少女，生活居所变迁、家道中落、父母离异是主要触因，但年龄与经历的因素使她对时光流逝与生命的敏感体认还没有走向厚重的人类命运深处。

从文风上看，大体而言，张爱玲初期的创作有文学少女的感觉。这种带有少女情怀的创作，有的如青春少女的独白，文字清新明亮，但又漂浮感伤，文笔也稍显稚嫩。虽然尚未有成熟女作家的风范，也没有自己显然的风格特征，但细腻的感触已经彰显，而且很注重景物描绘、文句修饰。如《迟暮》中“多事的东风，又冉冉地来到人间，桃红支不住红艳的酡颜而醉倚在封姨的臂弯里，柳丝趁着风力，俯了腰肢，搔着行人的头发，成团的柳絮，好像春神足下坠下来的一朵朵的轻云，结了队儿，模仿着二月间漫天舞出轻清的春雪，飞入了处处帘栊”[28]。在这段描写中，作者大量运用拟人手法，展现出春的气息。《秋雨》中“草色已经转入忧郁的苍黄，地下找不出一点新鲜的花朵；宿舍墙外一带种的娇嫩的洋水仙，垂了头，含着满眼的泪珠，在那里叹息它们的薄命，才过了两天的晴美的好日子又遇到这样霉气熏蒸的雨天。只有墙角的桂花，枝头已经缀着几个黄金一样宝贵的嫩蕊，小心地隐藏在绿油油椭圆形的叶瓣下，透露出一点新生命萌芽的希望”[29]。在这种如画景致的描绘中，可以看到张爱玲不仅观察细致，而且情怀细腻，在用景致烘托暗示故事氛围时，多采用拟人和对比手法进行勾勒。但此时期的景物描写，多为单纯的景物渲染，并不如中后期文本那样表征人物的潜意识心理活动。此外，从《霸王别姬》这篇比较成熟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张爱玲的心理描写功力，从《牛》和《秋雨》中可以看出她对前后呼应之结构的重视。可以说，中学时代是张爱玲阅读写作的积累期，从影响角度来看，五四新文学的影响较明显，带有模仿新文艺及练笔痕迹，域外文学的影响则相对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