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清初关中诗人群体的总体特征

清代关中地区在自然环境、文化渊源等方面与江南、山左、岭南等地不同，因此，清初关中诗人的创作相比其他地域诗歌流派也显示出了独有的地域特征。关中文化源远流长，上溯周秦，而汉唐时期所创造的灿烂文化最为士人所骄傲。明清关中士人的诗文创作，极为重视继承汉唐传统，有着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学界多以“秦风”目之。由于“关学”的影响，清初关中士人也重视经术研究，强调“躬行实践”，他们大多既是诗人，又是学者，其诗作中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理性化色彩。清初关中诗学也具有强烈的道德色彩，他们多继承明代格调派的观念，注重诗法和诗律的研究。清初关中诗人大多标举盛唐，主张格调，宗法明代前后“七子”。但他们对明代格调派的理论也有所修正，与江南诗学思想的碰撞中也有一定的融合，表现出了一定的开放态度。关中士人在明末清初风云变幻、波谲云诡的战乱时代，其出处态度也较他处不同。他们普遍反对农民起义，甚至有些还亲身参加过抗击农民军的活动。对于清王朝，相对江南、浙东、山左等地士人的强项不屈，关中士人则略显通达，也可见他们的理性精神。清代关中地区虽远离政治文化中心，但关中士人并不故步自封，他们大多曾经宦游南北，在诗文交流和文化碰撞中，融合了许多异域文化因素，形成了多元的创作风格，这也是清代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

一 以“实践”为指归的关学品格

关学自张载创立以后，与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的洛学鼎足而立，成为宋代新儒学的著名学派，在关中地区绵延不绝，代有伟人。冯从吾曾说：“我关中自古称理学之邦，文武周公不可尚已，有宋横渠张先生崛起郿邑，倡明斯学，皋比勇撤，圣道中天。……当时执经满座，多所兴起，如蓝田、武功、三水，名为尤著。……迨我皇明，益隆斯道，化理熙洽，真儒辈出。”[34]明代薛瑄、吕柟、马理、段坚均为关学后劲。冯从吾赞扬“诸君子之学，虽由入门户各异，造诣深浅或殊，然一脉相承，千古若契，其不诡于吾孔氏之道则一也。”[35]明末清初，“三李”崛起关中，以振兴关学为己任，使关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王心敬曾说：“盖关中道学之传，自前明冯少墟先生后寥寥绝响，（二曲）先生起自孤寒，特振宗风。”[36]清朝初年，外地学者频频进入关中，与关中学者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其学术思想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以顾炎武、李塨最为特出。钱穆先生曾说：“亭林自四十五北游，往来鲁、燕、秦、晋二十五年。尝自谓‘性不能舟行食稻，而喜餐麦跨鞍’。然岂止舟鞍、稻麦之辨哉？其学亦北学也。虽其天性所喜，亦交游濡染有以助之矣。”[37]梁启超也曾说：“康雍之际，三李主之于内，亭林、恕谷辅之于外，关学之光大，几埒江南、河朔。”[38]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评价。

关中学者从张载开始，大多倡导刚毅厚朴、重礼务实、崇尚气节、躬体力行的精神。冯从吾《横渠张先生传》曾云：“先生气质刚毅”，“居恒以天下为念”，“慨然有志三代之治。”[39]王心敬《少墟冯先生传》亦云：“先生之学始终以性善为头脑，尽性为功夫，天地万物一体为度量，出处进退一介不苟为风操，其于严端是非之界，则辨之不遗余力。盖其禀性刚毅方严，……然所守虽严，而秉心渊虚，初不执吝成心以湮大道之公。”[40]黄宗羲称赞吕柟也说：“关学世有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而泾野先生实集其大成。”[41]他评价《三原学派》还说：“关学大概宗薛氏，三原又其别派也。其门下多以气节著，风土之厚，而又加之学问者也。”[42]

明朝末年，“心学”泛滥，学者大多空谈心性，束书不观，致使学风大衰。顾炎武批评晚明学者之陋曾说：“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43]易代之际，学人同思以学救世，而经世致用的实学研究成为当务之急。顾炎武曾明确指出：“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火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44]他还明确提出要“博学于文”、“行己有耻”[45]，从学术思想和人格操守两方面扭转晚明学术陋习。而黄宗羲也以“儒者之学，经纬天地”的理想来研究史学。方以智更以“质测之学”来推动清初科学研究的发展，他们无不以经世致用为目标，推动了明末清初“实学”的兴盛。

在明末清初这个学术大变革时期，关中学者也紧随时代潮流，倡导实学，以讲明学术为己任，尤以“关中三李”和王心敬为代表。李颙是清初倡导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性理的代表人物。他以“躬行实践”、“明体适用”为宗旨，倡导理学于关中，与容城孙奇逢、余姚黄宗羲鼎足而三，称“清初三大儒”，深为天下所景仰。李颙早年也曾喜欢文艺，偶读《周钟制义》，见其发理透畅，言及忠孝节义则慷慨悲壮，遂流连玩摹，极为赞赏。既而闻周钟失节不终，则气愤不已，以为“文人不足信，文名不足重，自是绝口不道文艺，厌弃俗学，一意求圣贤之道”[46]。李颙为了挽救儒学危机，匡正时务，提出了“道不虚谈，学贵实效”等主张，主张“悔过自新”、“躬行实践”的理论，既强化了关学体用一致的哲学思想，又深化了道德内省的修养原则，高扬了儒家的人文精神，使关学回归了孔孟儒学正宗，走上了实学化道路，也使关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大放异彩。

李颙和顾炎武、黄宗羲等学者一样，也认为治世道人心莫先于明学术。《二曲集·历年纪略》“康熙九年庚戌”条云：“是春，因友人言及时务有感，叹曰：‘治乱生于人心，人心不正，则致治无由；学术不明，则人心不正。故今日急务，莫先于明学术，以提醒天下人心。’自此绝口不谈经济，惟与士友发明学问为己为人内外本末之实，以为是一己理欲消长之关，君子小人之所由分，即世道生民治乱之所由分也。”[47]康熙二年，顾炎武来访，两人一见如故，互相倾倒。然而二曲之学以“躬行实践”为先务，以“悔过自新”为标的，与亭林之注重考据略有不同。《二曲集·历年纪略》“康熙二年癸卯”条云：“十月朔，东吴顾宁人讳炎武来访。顾博学宏通，学如郑樵。先生与之从容盘桓，上下古今，靡不辩订。既尔叹曰：‘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吾人当务之急，原自有在，若舍而不务，惟务精神于上下古今之间，正昔人所谓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也。’顾为之怃然。”[48]《二曲集·四书反身录》又云：“友人有以日知为学者。每日凡有见闻必随手札记，考据颇称精详。余尝谓之曰：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若舍却自己身心切务不先求知，而唯致察乎名物训诂之末，岂所谓急先务乎？假令考尽古今名物，辨尽古今疑误，究于自己身心有何干涉？诚欲日知，须日知乎内外本末之分，先内而后外，由本以及末，则得矣。”[49]李颙与顾炎武的学说确有向内向外、为人为己之别，但注重实践、崇尚气节是其共同特征，因此后来两人往来极为密切。顾炎武《广师》一文中曾称赞李颙说：“艰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50]

李柏学问渊邃，贯穿百家，不拘于宋儒陈说，会通佛、儒、道三家学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李柏在《重修大兴善寺大佛殿碑记》中说“天有三光，治有三统，教有三种”，“教有三而天则一阳”。[51]这和宋儒明斥佛、道，暗偷其理论的思想不同。他甚至认为“空”为三教会通的“把柄”[52]。这和传统儒家思想相去甚远，因此贺瑞麟等编《关学续编》没有将其列入关学家的行列。李柏深刻反思明亡教训，提倡实学，极力反对空谈“性命”，或“训诂文字中讨生活”的空疏学风，其“三教论”具有明显的经世致用色彩。他认为“圣人因时变化道，非有二”，儒家、道家、佛教均是古帝王修齐治平天下之道。其《憨休和尚语录叙》云：“（憨休）身着坏衣，手握锡杖，上则帝古皇之臣王、如来之佐；下亦不失蒲团，乐衲衣良平，而乃以空门老也，此可以观世变矣。”[53]李柏把憨休视为传统儒家眼中的王佐之臣。他之所以“以空门老”，是在等待时机建功立业。这也正是清初很多遗民迫于压力，暂栖空门的真正原因。李柏还提倡儒家的诗教，从厚人伦、明教化的儒家理想出发，批评明末日趋浇薄的世道人心。高熙亭《重刊槲叶集序》称李柏“皆大为表章于正学缺微之日，此关学再起之一机也”[54]。

李因笃之父系关学大师冯从吾的私塾弟子，故其学有渊源，他对经学有很深的造诣，时人极为推崇。王士禛《池北偶谈》云：“李天生年二十，弃诸生。博学强记，十三经注疏尤极贯穿。”[55]李因笃尝著《诗说》，顾炎武称之曰：“毛、郑有嗣音矣。”又著《春秋说》，汪琬见之亦折服。[56]李因笃论学恪宗程朱理学，他和顾炎武等人一样不满晚明士人空谈心性、“空疏不学”的学术弊端，提倡“躬行实践”的关学精神。王弘撰《正学隅见述》云：“予友李子德谓先朝天下之乱，由于学术之不正，其首祸乃王阳明也。予尝嫌其言太过，然持世明教，亦卓论也。士而有志于正学，则又乌可不凛然知警也哉。”[57]李因笃虽然独尊朱子，但是不强为异同之说，没有明末学者党同伐异的陋习。他学问渊博，贯通古今。宋振麟曾评价他说：“论学必绾以经，说经必贯于史，使表里参伍互相发明，当时学者洒然有得，因记之为《会讲录》。”[58]他也积极倡导关学经世致用的思想，在其所著《圣学》、《漕运》、《治河》、《荒政》、《钱法》等文中贯穿崇实黜虚的主张，为关中经世思潮的代表人物。

关中三李虽然学术宗尚略有不同，但都代表了清初关中的“实学”思想，是清代学术史上光辉的一页。蒲城人井岳秀曾对“关中三李”有过很中肯的评断。他说：“关中学者，清首三李。三君者，处境各殊，学亦不同，而志趋则一。皆遭易世之后，怀玉被褐，逐世而无闷，困厄穷饿而不悔。天生以文学名海内，而慷慨有豪侠气。雪木行事颇少概见，要其坚苦卓绝，观其辗转太白山中，餐冰饮雪，而意气浩然，不改其素。而二曲最为儒宗，实践躬行，守死不贰。”[59]他们虽然各有所长，出处略有不同，但都体现了关学“崇尚气节”、“实践躬行”的精神。

清初关中学者之中，以天下生民为念，并重视农业生产、河渠水利、漕运盐法等有关国计民生大事的学者还有王心敬，他是李颙的入室弟子，曾随李颙研读经史，造诣非凡，四方之士，以识其面为荣。蒲城某进士殿试时，大学士鄂尔泰问：“丰川安否？”某茫然不知所对，鄂笑着说：“天下莫不知丰川，子为其同乡人，顾不知耶？”[60]王心敬曾主讲江汉书院，诸生云集，人人倾服。《清史列传》云：“心敬为学明体达用，西陲边衅初开，即致书戎行将吏，筹划精详，所言多验。”[61]其《荒政考》、《区田法》、《选举》、《饷兵》、《马政》诸篇，皆有关于国计民生，继承并发扬了李颙、李因笃的实学思想。

二 以“格调”为宗旨的开放诗论

清初诗坛，各种诗学思想层出不穷，而江南诗坛在钱谦益等人的影响下，对明代诗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和清算，对明代秦地诗人李梦阳等人也有不当的批评。清初关中诗人具有强烈的道德色彩，他们继承了明代格调派的观念，注重诗法和诗律的研究。孙枝蔚、李念慈、李因笃、康乃心等曾潜心钻研诗学，其诗歌理论可谓关中诗学之代表。他们论诗大多推尊盛唐，主张格调，宗法明代前后“七子”[62]。他们在与江南诗学思想的碰撞中，对明代格调派的理论也有所修正，体现出了一定的兼容并蓄的观念。

清初关中诗学和江南、京师等地不同，相对于江南等地对明代复古派、竟陵派的批评和攻击，关中诗人大多对李梦阳、谭元春等人抱有一定的支持和同情。钱谦益对明七子和竟陵派批评最为激烈，正如他晚年所云：“余之评诗，于当世抵牾者，莫甚于二李及弇州。”[63]他指斥李梦阳“生休明之代，负雄鸳之才，……一旦崛起，侈谈复古，攻窜窃剿贼之学，诋諆先正，以劫持一世。”[64]批评李攀龙“操海内文章之柄垂二十年，其徒之推服者以为上追虞姒，下薄汉唐”[65]。他还批评王世贞说：“吾吴王司寇以文章自豪，祖汉祢唐，倾动海内。”“自弘治至于万历，百有余岁，空同雾于前，元美雾于后，学者冥行倒植，不见日月。”[66]其攻击之恶毒，甚至被他认为文坛接班人的王士禛亦表示不满。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云：“钱牧翁撰《列朝诗》，大旨在尊西涯，贬李空同、李沧溟，又因空同而及大复，因沧溟而及弇州，索垢指瘢，不遗余力。夫其驳沧溟拟古乐府，拟古诗是也。并空同《东山草堂歌》而亦疵之，则妄矣。”[67]钱谦益攻击竟陵派更是不遗余力，近乎谩骂。他批评钟惺“其所谓深幽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独君之冥语，如梦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国”[68]。其论谭元春，言辞更为尖刻：“才力薄于钟，其学殖尤浅”，其诗“无字不哑、无句不谜，无一篇章不破碎断落。一言之内，意义违反，如隔燕吴。数行之中，词旨蒙晦，莫辨阡陌”[69]。对竟陵派可谓一笔抹杀。

对于钱谦益的这些偏颇之论，清初关中学人大多不以为然，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李因笃曾说：“顾虞山论诗与予异，昔者沧浪专主妙悟，献吉不取大历以下，宗伯（钱谦益）皆深非之。”[70]康乃心《莘野遗书自序》亦云：“历下之言，世讥其阔；竟陵之论，又病其寂。要之皆起衰救弊者也。宗伯谭诗，以初盛中晚陋新宁氏，至诋严沧浪为妄作解事。其说博□，而取材于宋元，浸淫于天竺，稗官巷谜尽入格律，亦似晚节之穷而失归也。”[71]他还说：“偶披谭子诗观之，遂至尽卷，幽光清异，迥绝尘俗，不如是何以服伯敬，拔正希哉？”[72]他们的诗论均与钱谦益的诗学观点针锋相对。李念慈虽然与钱谦益交好，钱谦益对其诗评价亦较高，但李念慈并没有对钱谦益的诗论闻风影从，对前后七子之代表李梦阳、李攀龙评价都较高。他和竟陵派诗人谭元春子谭籍要好，对竟陵派也赞誉有加，可见他开阔的人生胸怀和兼容并包的诗学观念。王源《莘野集序》也对钱谦益肆意贬低李梦阳的用心和其论诗偏颇做了中肯的评论，可谓清初诗坛对钱谦益功过得失的一次清算。他曾说：

钱蒙叟之訾崆峒，何以异此？且夫蒙叟欲驱天下以从己，而自为名，不得不自立一说，以新天下之耳目。欲新天下之耳目，不得不力排前人，谓其说之不足以相从，然后可使天下舍彼而从我。于戏！修辞立其诚，固非可妄为大言以欺人者。严沧浪、高廷礼之于诗，虽未能探其本，穷其变，然其于唐也，会心远矣，用力勤矣。所见既真，而论亦确矣，其于后学不为无功矣。蒙叟安能驾而出其上，既不能出其上，乃欲别开一径，以为天下宗，势不得不遁而归于宋。然则率天下以趋于宋，不但尽失三百之旨，并唐人之格调亦沦胥以亡，而不可得，谁之罪耶？[73]

清初关中学人，出于对地域文化传统的尊重，他们对明代七子派极为推崇。李因笃《二李》诗中对李攀龙、李梦阳的景仰之情，可谓溢于言表。其《寄怀杨太舅白石先生》历叙了李梦阳以来秦地文学的成就，也借助讴歌先辈，倡导关中诗人继承先辈遗风，努力发扬乡邦传统。康乃心《讷斋诗序》亦云：“近代北地（李梦阳）、西极（文翔凤），雄视万古。”[74]

跟明代复古派的狭隘诗学观念有所不同，清初关中诗人将取法对象大多追溯到《诗经》，主张学习三百篇。李因笃曾说：“学三百而得苏李，学苏李而得曹阮鲍谢，学曹阮鲍谢而得开元、天宝诸公，是真能学者矣。是故湛于三百而后为苏李，学苏李未能为苏李也。”[75]康乃心也是奉《诗经》为圭臬，他强调：“唐人诗可继三百，不在字句之间，温柔敦厚其大旨也。”[76]李因笃还将取法的对象扩大到六朝古诗，重视对《文选》的学习，这也与明代复古派大为不同。李因笃为曹溶《静惕堂诗集》卷四作跋云：“天下无言《文选》者，诗日趋于敝，而五言为甚。近日始知羞称景陵，更溯正始。然吾尝见其诗，考其原委，所为正始，自大历已耳。无论风雅为几筵，汉魏为俎豆，即开府、参军、李、杜，常亟引之，而近人一涉六朝，辄去之若将凂焉。竭其生平之智力，区区从盛唐诸公庑下周旋，岂真以庾、谢风流反出其下耶？嗟乎！时贤不学至于如此。”[77]这也正是杜甫“熟精《文选》理”的理论阐释。康乃心虽曾断言“宋元无诗，唐诗真可谓上继《三百》，一字千金，此事非小非近，难为一二俗人道也”[78]。但他对宋元一些大家的创作成就也给予了肯定。其《书杜诗韩文后》云：“吾以为康节之诗，高逸神化，不可方物，是直以经为韵者，读之如空山钟鼓，令人惊回醉梦，秦汉而还，几无其匹。”《书刘静修集后》又云：“雷溪神骨清绝，古风奇宕雄逸，在少陵、昌谷之间。近体高澹深稳，浸浸乎初唐矣。至其一往孤情，寄托幽远，上下千占，欲泣欲歌，晦明风雨，如将促席，想见其为人。”这种评价出自清初学宋诗人之口，也是难能可贵，而出自深受格调派浸润的关中诗人之口，真可谓空谷绝响。

跟清初关中本土诗人略有不同的是，流寓江南的关中诗人由于逐渐融入了江南诗人文化圈，对江南诗学多有接受，因此他们持论与本土诗人有所不同，两地的诗人领袖李因笃和孙枝蔚也有过争议。李因笃曾云：“天之赋才，非啬于今而丰于古，江河日下，视古人不营径庭，岂独其才殊哉？学之不逮久矣。‘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往惟吴郡顾亭林征君不愧斯语。征君古文词纵横《左》《史》，诗独爱盛唐，尝言诗有景有情，写景难，抒情易，舍难而趋易，趋向一乖，辟王之学华，去之愈远。”[79]由此可见，李因笃的创作观念与钱谦益为代表的力主宋诗、崇尚理趣的江南诗学殊途异趣。孙枝蔚则不然，他不但对钱谦益极为崇敬，论诗也是唐宋并重，甚至在具体创作上也与李因笃的主张略有不同。孙枝蔚《溉堂集·枫桥七绝》自注云：“唐人每善作景语，张继枫桥诗尤为高手。富平李翰林子德谓予诗长于叙事言情，惜写景诗尚少，予尝心是其言而不能用也。然而痛者不择音而号，犹醉者不择地而眠。予方自恨写情与事有所不能尽，远不及老杜百分之一，又安知诗中何者为景少于情，何者为情不如景乎？当子德见教时，适他客至，惜未毕其说，后遂别归江都，至今未有以奉复也。”[80]李因笃深受顾炎武之诗论影响，批评当时缺乏意境、随意抒写的诗坛弊病，可谓一针见血。但是将情与景截然分开则大谬，难怪孙枝蔚表示不赞同他的观点。孙枝蔚认为诗歌当出以真情，不必拘泥宗唐、宗宋的藩篱，更不必刻意划分情语、景语等细枝末节，可以看出孙枝蔚在多元文化交流中所采取的兼容并蓄的诗学态度。

由此可见，关中诗人大多继承了明代七子派的格调说，但也对复古派的诗学理论有所修正。他们大多与钱谦益为代表的江南诗学主张异趣殊途，甚至针锋相对，体现了关中学人善于独立思考，不闻风影从的理性精神。另外，关中诗人并不故步自封，墨守成规，他们的诗学思想较为开放，对于江南诗学思想的合理因素也有一定的吸收和有选择的接受，体现了兼容并包的开放观念。

三 以“秦风”为主流的多元风格

明清时期，文学创作中的地域特征愈加凸显，学界多以地域特征来评判个人的诗歌风尚，清初秦陇诗人的创作特色大多被世人目为“秦风”（或者“秦声”），带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胡松谓赵时春“秦人而为秦声”[81]，李开先也称赵时春“诗有秦声，文有汉骨”[82]。钟惺《文天瑞诗义序》亦云：“天瑞秦人，嗜古而好深沈之思，其所为诗义，盖犹有秦声焉。”[83]四库提要评孙枝蔚诗亦云：“诗本秦声，多激壮之词。”[84]清代关中诗人也大多倡导“秦风”慷慨壮凉的诗歌特色。李因笃《元麓堂诗集序》云：“夫论诗与古文词异。关中北地崛起，含宫吐角，其乐府骎骎汉人矣。……先生诗慷慨激发，兼周、秦之故，此系乎其地也。”[85]他还称赞康乃心诗“雄姿逸气，不受羁衔，故皆直抒性灵，磊落壮凉，得秦风本色”[86]，均表现出了对地域文化的尊重和自豪之情。

“秦风”原指《诗经·国风》中的秦地民歌，共有10篇。其内容多写车马整肃和从军战斗生活，质朴劲健，慷慨激昂。王嗣槐《读幼华给谏黄湄集，歌以赠之》云：“秦诗删后传十篇，其气壮厉风土牵。武人事出文人口，雄劲还如挽强手。……”[87]因为秦国地近边陲，常受西戎侵扰，大敌当前，促使秦人“修习战备”、养成“好义急公”、“尚武勇”、“尚气概”之风。[88]这种豪侠仗义的风俗一直在秦地流传不绝，但是秦陇地域诗风的正式形成却在明代中期以后。明代复古派领袖李梦阳、王九思、康海俱为秦陇人士，他们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反对以李东阳为代表的台阁诗风，天下闻风响应，正是对地域文化的重视和自觉继承。李梦阳“才力富健，实足以笼罩一时”[89]，在当时和后世引起了很大反响。胡应麟《诗薮》云：“李献吉诗文山斗，一代其手，辟秦汉盛唐之派，可谓达摩西来，独辟禅教，又如曹溪卓锡，万众皈依。”[90]而“秦风”作为关中诗人的共同风格也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郭正域《与王参上》云：“国朝学子美者共推献吉，第献吉于子美靡怠者，振以轩举，然自是雅南之音悉为秦声。”从此“秦风”或者“秦声”便成为评价关中诗人地域风格的重要标准。

首先，《秦风》具有急公好义、同仇敌忾的战斗精神，备受后人的重视。《秦风》中的《车辚》、《驷》、《小戎》均写车马之盛，武备之强。《无衣》更是反映了当时周王朝号召秦地人民反对西戎侵略，秦人踊跃奔赴战场、慷慨从军和团结友爱的战斗精神。《诗序》以为《无衣》“刺用兵”，是反对战争。而《鲁诗》则以为是赞美秦文公。《汉书·地理志》云：“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于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91]王先谦更讲得明白：“西戎杀幽王，是于周室诸侯为不共戴天之仇，秦民敌王所忾，故曰同仇也。”[92]此外，秦之先秦仲在为周宣王伐戎时“死于戎”，因而秦军伐戎，既是为周王复仇，又是为秦国复仇，是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故戎行战士、妇人女子皆乐于支持。可见秦国大敌当前，促使秦人“急公好义”，养成“修习战备”、“尚武勇”、“尚气概”之风。[93]

秦风“尚武勇”、“急公好义”的精神一直被秦人传承下来。《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云：“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秦时将军白起，郿人；王翦，频阳人。汉兴，郁郅王围、甘延寿，义渠公孙贺、傅介子，成纪李广、李蔡，杜陵苏建、苏武，上邽上宫桀、赵充国，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贤、庆忌，皆以勇武显闻。苏、辛父子著节，此其可称列者也，其余不可胜数。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94]而钱谦益《学古堂诗序》也说：“余往与泾华数子言诗，以为自汉以来，善言秦风，莫如班孟坚，而善为秦声者，莫如杜子美。”[95]唐代安史之乱，杜甫曾有《三吏》、《三别》、《兵车行》等诗慨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诗中虽然表现了百姓和士卒对战争的厌倦，但为了国家安危，他们还是慷慨赴义，这正是秦人“急公好义”精神的体现。朱熹曾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无郑、卫骄堕浮靡之习，以善导之，则易以兴起而笃于仁义，以猛驱之，则其强毅果敢之资，亦足以强兵力农而成富强之业，非山东诸国所及也。”[96]这正是关陇地区慷慨豪侠、崇尚节概风气的由来。

明末清初，战乱频仍，在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关中士人也表现出了“急公好义”的高尚品格。他们曾踊跃地为明王朝慷慨赴义，尤以孙枝蔚和李因笃最为特出。孙枝蔚于李自成占领西安以后，曾散家财组织地方武装和农民军相抗，后来兵败奔逃，差点被农民军所杀，他不得不背井离乡到扬州，以祖上所留盐业生意为生。陈维崧《孙豹人诗集序》云：“甲申，李自成作乱，孙子结同里恶少年数十人杀贼，天阴月黑，失足堕土坑中，追者垂及，属有天幸，得不死，后脱身走广陵。”[97]孙枝蔚经商，并不以聚敛钱财为念，屡致千金而随手散去，颇有陶朱公之风，江南士人深为叹服。陈维崧曾说：“（孙枝蔚）学小贾则已倾广陵诸中贾，稍学中贾，则又倾广陵诸大贾。孙子学中贾之三年，三置千金，诸大贾日以肥肉大酒啖孙子，孙子益饮啖自若。”[98]孙枝蔚在扬州虽然家产颇丰，但念念不忘故国，时刻牢记国仇，因此坚决不出仕清朝。他和方文、林古度、潘陆、魏禧、杜濬等遗民俱有密切的来往，还曾为抗清义军提供过积极的帮助，导致家产荡尽，生计潦倒，后来不得不乞食江湖。溉堂诗中写于明亡前后的作品多忧时悯乱之情。他不仅在《哀纤夫》、《旱诗》、《水叹六首》等篇中写天灾给百姓带来的灾难；而且在《空城雀》、《蒿里曲》、《乱后过瓜洲》、《余生生示所作悲哉行长篇，感赋三首题其后》、《广化寺谒忠烈祠步吴梅村韵》中揭示战乱给百姓造成的痛苦。

李因笃全家被农民起义军所杀，他母亲带他和弟弟去了外公家才幸免于难。李因笃长大以后，慷慨豪侠，胆识过人，曾经组织勇敢之士抗击农民军，足见其“捐躯赴国难”的勇气。[99]李因笃笃于朋友情谊，勇于为友人排忧解难。他和顾炎武在雁门相识以后，互相倾服，成为莫逆之交。亭林曾因黄培《启祯诗集》案被牵连入狱，李因笃闻讯后，冒暑走三千里往京师求助当事诸公，随后亲赴济南狱中探望顾炎武，终于使顾炎武脱离险境。宁人曾称赞李因笃道：“富平李天生因笃者，三千里赴友人之急，疾呼辇上，协计橐坛，驰至济南，不见官长一人而去。此则季札、剧孟之所长，而乃出于康成、子慎之辈，又可使薄夫敦而懦夫立者也。”[100]孙枝蔚和李因笃正是关中士人急公好义、慷慨豪侠精神的杰出代表。

历代统治者也注意到秦风慷慨劲猛的特点，努力加以驯化利用，以巩固其统治。《晋书》记载，姚弋仲为魏国平西将军，石虎克上邽，弋仲说之曰：“明公握兵十万，功高一时，正是行权立策之日。陇上多豪，秦风猛劲。道隆后，服道污先叛，宜徙陇上豪强，虚其心腹，以实畿甸。”[101]李龙嘉纳其言，奏明石勒以弋仲为安西将军。清代前期，西北战事不断，清朝统治者也注意到秦地风俗不易驯化。康熙、雍正都曾敕谕西北地方官员兴诗书礼教，以让民服从统治。雍正曾说：“夫秦风朴直，自古为然。朴则易被人欺，直则善言易入。只以向来未有宣谕化导之人，而该省督抚以及有司既有刑名钱谷之专责，又有征兵筹饷之军需，簿书鞅掌，难于兼顾。”[102]他希望通过诗书礼教移风易俗，使秦民安于统治。许多官员也向朝廷献策，对秦民加以引导，实现长治久安。明左懋第尝云：“读《秦风》、《车辚》、《无衣》，一遄猛劲不可控御之气，其君用之以强有力，雄长天下，而不可致太平一日。豳、秦皆《禹贡》雍州域，居处迩，性情无异同。周得其忠君爱国之心，蟠结不可解，而太和以成。秦用其气，忘生轻死而无补于治，风异也。知风所繇来，则人知所自求，而亦识朝廷求人意矣。”[103]

其次，“秦风”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诗中描写秦陇特有的山川地势和人情风物，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汉书·地理志》云：“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驷》、《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104]历代关中诗人有关秦人、秦地、秦事、秦俗的诗文层出不穷。“华山”、“太白山”、“潼关”、“曲江池”、“华清池”等山川名胜更是关中诗人反复歌咏的对象。李因笃诗中一再抒写长安、华岳、潼关、咸阳、临潼等关中胜迹，表现了对汉唐气象的缅怀和对关中风物的挚爱。其《题关中八景图绝句》分别写了“灞柳风雪”、“雁塔神钟”、“华岳仙掌”、“骊山晚照”、“曲江流饮”、“太白积雪”等关中极具代表性的风景，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其《邑里绝句五十首》又写了富平一地的历史人物和风土民情，充满了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其“河经百二开天地，华枕西南锁雍凉”（《潼关》）一语道尽潼关之险要。而“玉女盆中含落黛，仙人掌上接明星”（《望岳》）则让人对华山之雄奇秀丽无限遐想。李柏常年隐居太白山中，餐冰饮雪，意气浩然，其诗多反映关中的奇山胜水，表现自己的高洁情怀。如《潼关》、《山行》、《白山有乔木》、《磻溪》等。屈复虽然年辈较晚，但其诗集中有关明清战事颇多。如《红芝驿》、《过流曲川》、《戊戌春日杂兴二十八首》记载李自成追饷缙绅、吴三桂屠戮蒲城之事。其《三月二十八日登东城楼感往事十首》更是直斥吴三桂之卖国求荣，有句云：“降将豺狼性，孤城虮虱臣。健儿死争战，奸逆善荒淫。”放言无忌，痛快淋漓。最后一首云：“中有吾家季，时危守北城。敌人惊铁面，从此有骁名。”可见屈复叔父也参加过抗清斗争。还有《琵琶行》纪三藩之乱，王辅臣叛于陇右之事。其序云：“琵琶行，悲西陲也。王辅臣叛，人民杀戮，妇女被掳掠，金粟子伤之，而作是诗。”其事均发生在关中、陇右之地，可补清初关中史料之阙。康乃心《郡中感怀》二首，抒写“三藩之乱”带给关中人民的深重灾难，亦堪称“诗史”。其一云：“孤城萧索戍楼空，故苑荒台一望中。何处蓬蒿生里巷，谁家井臼冷西风？飞花忍别墙头去，断草应怜落照红。最是旧巢双燕子，归来难认主人翁？”而《圣主》一诗更是真实地反映了康熙年间关中百姓的悲惨生活。诗云：“圣主恩波真浩荡，秦民万里复流亡。须知贾谊书堪上，莫道汉文让未遑。此日田园寻井灶，他日妻子尽参商。凭谁寄语调元相，好作甘霖辅禹汤。”

另外，“秦风”在风格层面上讲，当指关中作家诗文中流注的一种刚健质朴之气。这从《诗经·秦风》中的《小戎》、《无衣》就可以看出其端倪。清汪绂《诗经诠义·国风小序》云：“风之以国异也，南靡东张，西刚北朴，此风土之囿，人有各得其近似者，而政治盛衰其间，则贞淫正变，自上转移，又风会风化之风，列国各君其君所以有不能齐之势也。”[105]“秦风”的这种刚健质朴，与南方的清丽缠绵大异其趣。明清时期，南方人士对秦陇刚健质朴的诗风多有偏见，甚至目为“亢厉”，且以之为短。明正德年间薛蕙曾说：“俊逸终怜何大复，粗豪不解李空同。”（《戏为五绝句》）这种“粗豪”正是秦陇诗歌的地域特色，但是薛蕙对李、何诗风已有轩轾。钱谦益《题李屺瞻谷口山房诗》曾云：“余观秦人诗，自李空同以逮文太青，莫不亢厉用壮，有《车辚》、《驷》之遗声。屺瞻独不然，行安节和，一唱三叹，殆有蒹葭白露、美人一方之旨意，未可谓之秦声也。”[106]大概受钱谦益影响，南方学者评秦陇诗人诗作，也多以“亢厉”为标的。四库总目提要评李因笃诗云：“其诗大抵意象苍茫，才力富赡，而亢厉之气，一往无前，失于粗豪者盖亦时时有之。”[107]评李念慈诗则云：“吐属浑雅，无秦人亢厉之气。”[108]这些评价明显带有地域偏见。客观来说，秦风并不一味“亢厉用壮”，也有非常清丽缠绵、兴象超然的作品，例如《蒹葭》一诗，凄婉缠绵、一唱三叹，历来为人们所传诵。而《晨风》也写得情真味永、意在言外。顾奎光《邈云续草序》曾说：“《秦风》如《小戎》、《无衣》诸篇，公义私情靡所不备。《晨风》、《渭阳》之诗，意致最深长矣。至《蒹葭》三章，溯洄伊人于秋水白露之间，绵缈萧邈，若近若远，尤诸国风中所仅见者。盖惟其厚重质直，故发于性情者，不失温柔敦厚之教。而其形于言者，沉郁顿挫，无佻轻浮薄之失。或以其尚气好勇，为西京之变，而与燕赵幽并悲歌慷慨者同类并观，至以击缶而呼呜呜者为秦声，此未读《秦风》者也。”[109]李因笃还从秦风的地域复杂性入手，提出了秦风具有多样风格的见解，驳斥了钱谦益等人的偏见。李因笃将《诗经》中周、秦地区诗歌做了统计，共计105篇，这些诗歌风格多样，不独《车辚》、《驷》的雄壮之声，还有《蒹葭》深情绵渺之幽致。[110]《汉书》也曾说：“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可见对秦地诗歌多样性的认识由来已久。清初关中诗人的作品除了那些感激浩荡的爱国篇章，也有许多清丽缠绵的山水之作。如王弘撰《留别白门友人》云：“春花落尽鸟空啼，春水东流人向西。有梦常依桃叶渡，寄书应到碧云溪。”如清水芙蓉，风致天然，于平淡中见真情。李柏《山行》、李因笃《秦台古意兼怀茹明府》等诗作，无不清新流畅，音韵和谐，给人亲切自然之感。可见以“亢厉”概括秦风的特点并不完全准确。当然每个地方都有一些主导的地域风格特征，这种风格有得有失，不能以偏概全。明末申时行曾说：“然闻之昔人，以为诗心声也，而系之土风。东南之音柔婉而多情致，西北之音忼慨而尚气力。”[111]施闰章认为“东南之音多失之靡，西北之音多失之厉”较为公允。[112]康乃心也认为“声音之道，和平淡宕已尔，激壮悲凉与夫清微婉丽，因时地而然，有难强者”[113]。

如前所述，清初关中诗人大多曾经周游大江南北，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在各种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也融合了多种文化因素，形成了多元的创作风格。李念慈长期宦游南北，深受江南、荆楚文化的熏陶，不但钱谦益认为其诗“行安节和，一唱三叹，殆有蒹葭白露、美人一方之旨意”，施闰章也认为其诗“秦风而兼吴、楚者”[114]。孙枝蔚的诗歌更是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又一杰出代表。孙枝蔚长期淹留扬州，已经融入了江南诗文化圈。但他时时口操秦声，念念不忘关中，对关中文化有深深的眷恋。陈维崧曾说：“（孙枝蔚）时时为秦声，其思乡土而怀宗国，若盲者不忘视，痿人不忘起。非心不欲，势不可耳。”[115]孙枝蔚由于长期受江南文化的濡染，其诗兼有秦风慷慨之气和江南清丽之美，潘耒《邗上赠孙豹人》曾云：“秦声刚烈吴声缓，君能兼美无偏伤。”[116]孙枝蔚不但不受地域束缚，而且冲破了清初“宗唐祧宋”的门户之见。清初关中诗人深受明代“七子派”的影响，大多宗法唐诗，崇尚格调。孙枝蔚虽然早年也崇尚前后“七子”，曾有《四杰诗选》，以明代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为师法对象。后来则取径更宽，不为声气所动，熔铸唐宋于一炉，自成一家。李天馥曾说：“豹人之为诗，当竟陵、华亭互相兴废之际，而又有两端杂出、旁启径窦如虞山者，而豹人终不之顾，则以豹人之为诗，固自为诗者也。”[117]吴嘉纪、王士禛、王士禄等人都认定孙枝蔚学唐诗，但汪懋麟却说：“不见征君之为诗乎，最喜学宋，时人大非之。”[118]魏禧《溉堂续集序》亦云：“今其诗自宋以下皆有之矣。冲口而出，摇笔而书，磅礴奥衍，不可窥测。”[119]施闰章认为孙枝蔚：“诗操秦声，出入杜、韩、苏、陆诸家，不务雕饰。”[120]最能概括孙枝蔚诗歌的特点。孙枝蔚诗之所以能兼容并包，在清初诗坛独树一帜，正是地域文化的交融促成了其诗风的变化。

四 以“审几”为指导的理性态度

清初顾炎武曾说：“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与他省不同。”[121]陕西学者贺瑞麟也说：“关中之地，土厚水深，其人厚重质直，而其士风亦多尚气节而励廉耻，顾有志为圣贤之学者，大率以是为根本。”[122]因此尚气节、重廉耻是清初关中士人的一个重要特点。

明末清初被时人认为是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明王朝政治腐败，各地农民起义。后来清军入关，明朝灭亡，各地反清义军风起云涌。康熙年间，又有持续八年的“三藩之乱”。在这一系列急剧变化的社会事件中，各地士人经历着血与火的煎熬，考验着他们的政治智慧和伦理操守。清代初年，各地士人的政治态度主要集中在“反清”抑或“降清”、“入仕”还是“退隐”等等选择之中。山左、江南、岭南等地的士人政治态度异常鲜明，基本上分化为两个群体。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投靠清廷，觍颜事敌，如钱谦益、王铎、龚鼎孳等人；也有很多爱国人士坚贞不屈，积极抗清，如陈子龙、夏允彝、张煌言等人。相对于山左、江南等地士人的强项不屈，而关中士人审时度势，大多选择了与清廷不合作的态度。

“三藩之乱”时，许多遗民志士曾经希望借助三藩之力达到兴复明室的目的，所以他们相机而动，积极策应，屈大均、顾祖禹就曾对三藩抱有热望。邬庆时《屈大均年谱》“康熙十三年”条云：“春，（屈大均）从军于楚，与吴三桂言兵事，旋建义始安，以广西按察司副司，监督安远大将军孙延龄军于桂林。”[123]客观来看，“三藩”并非正义之师，明室也不是非复不可，因此关中士人普遍持有较为理性的态度，并没有对三藩寄托希望。[124]三藩之乱发生前，李因笃正在武昌高钦如幕府，朝廷商议撤藩，他敏锐地洞察到时局将要动荡不安，因此他坚决辞幕，还归关中。临走之时，李因笃曾向友人湖北督粮道王孙蔚献策说：“吴逆故战将耳，非谙于攻取之大计也。盗国威，宠冒虚声，今益老悖，称兵构逆，所任不出其甥侄，乱非可以数作，幸非可以恒邀。即三叛连衡，皆海内罪人，远来内犯，食必不继，但坚壁挫其锐，悉授首矣。”[125]后来三藩失败，果如李因笃所料。李颙虽然誓死不仕清廷，但坚决与三藩划清界限。《二曲集·历年纪略》云：“是时云、贵构乱，蜀、汉尽陷，盩厔密迩南山，敌人盘踞于中，土人往来私贩者，传敌营咸颂先生风烈，先生闻之大惊，亟拟渡渭远避。”[126]王弘撰也筑“读易庐”，读书其中，以示不问世事之意。王宜辅曾说：“大人素多疾，乙卯春构学易庐，书朱子语于门曰：‘闲中今古’、‘静里乾坤’。又书座右曰：‘养身中之天地’、‘游物外之文章’，遂谢人事，弃去一切，朝夕讽绎，惟四圣之《易》而已。”[127]三位先生的这些举动除了全身远祸之外，也可以看出他们审时度势的理性态度。由此可见关中士人复杂的心路历程及其独特的精神品格。

康熙皇帝在镇压“三藩之乱”即将成功之时，诏开博学鸿词科，采取怀柔政策笼络各地遗民志士。《康熙实录》云：“（十七年）正月乙未。谕吏部：‘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材。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于是大学士李霨等荐原任副使道曹溶等七十七人。”[128]后来经过康熙帝的督促，各地举荐之人有186人。王士禛《池北偶谈》云：“康熙十七年，内阁奉上谕，求海内博学鸿词之儒，以备顾问著作。时阁部以下内外荐举者一百八十六人。”[129]许多汉族士人看到复明无望，也借助博学鸿词特科体面地出来为新朝服务，甚至早年曾经参加过抗清活动的朱彝尊、陈维崧等人也应召进京。法式善《槐厅载笔》卷九云：“本朝己未召试博学鸿词，最为盛典。……其中人材德业，理学政治，文章词翰，品行事功，无不悉备，洵足表彰廊庙，矜式后儒，可以无惭鸿博，不负圣明之鉴拔，诚一代伟观也。”[130]但是也有许多人对他们的出仕新朝颇多讽刺。《清朝野史大观》曾记载：“明国变后，诸生抗节多不试者。后出示云：‘山林隐逸有志进取者，一体收录。’诸生乃相率而至。昔人作诗嘲之曰：‘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帽，腹中打点旧文章。当年深自惭周粟，今日幡然食国粮。非是一朝忽改节，西山薇蕨吃精光。’”[131]清初关中名家辈出，成就卓著，举博学鸿词的就有李因笃、李颙、王弘撰、孙枝蔚、李大春、王孙蔚、宋振麟、李念慈、赵天赐等九位。李颙态度最为坚决，誓死不受清廷的征召。顾炎武曾说：“李君中孚，遂为上官逼迫，舁至近郊，至卧操白刃，誓欲自裁。关中诸君有以巨游故事言之当事，得为谢病放归。然后国家无杀士之名，草泽有容身之地，直所谓威武不屈。”[132]

与李颙誓死抗拒不同的是，其他被荐之人都曾应召进京。但是他们大都鄙薄名利，志操高洁，并不与清廷合作，尤以孙枝蔚、王弘撰、李因笃最为世人敬重。王弘撰被迫应征北上，他僵卧昊天寺托病不参加考试，也不与京师达官交往。其《北行日札·答阮亭太史》云：“承召即赴者，本心也；病体不任，遂敢方命，他日西归有期，定当奉过领高谈，作不速之客也。病夫不出寺门，左右所知，既忝宗谊，自可垂谅，即不允辞，宏撰亦终不至也，勿罪。”[133]博学鸿词结束，被清廷放归原籍。孙枝蔚参加考试，但未完卷即出，康熙特赐为内阁中书舍人，其他人皆至吏部谢恩，独孙枝蔚前去辞官。吏部官员见其须眉皆白，戏语之云：“君老矣！”孙枝蔚正色对曰：“仆始辞诏，公曰不老，今辞官，公又曰老。老不任官，亦不任辞乎？何旬日言歧出也？”[134]吏部官员皆惊愕不已。李因笃不但殿试被取中，而且名列一等第七名，被授予翰林院检讨，但他以母老待养，坚决辞官。一时轰动天下，南北士人惊叹不已。《槐厅载笔》卷九云：“而最恬退者，李检讨因笃，于甫授官日，旋陈情终养，上如其请，命下即归，更能遂其初志。”《槐厅载笔》卷六还说彭启丰序李石台集，“论国初鸿博，首推关西李氏”[135]。可见外地人士对关中士人的钦佩之情，尤其对李颙、王弘撰、李因笃和孙枝蔚评价最高。王弘撰曾说：“王阮亭有寄予札云：‘倾征聘之举，四方名流，云会辇下，蒲车玄纟熏之盛，古所未有。然自有心者观之，士风之卑，惟今日为甚。……独关中四君子，卓然自挺于颓俗之表。二曲贞观丘壑，云卧不起。先生褐衣入都，屏居破寺，闭门注《易》，公卿罕识其面。焦获迹在周行，情耽林野。频阳独为至尊所知，受官之后，抗疏归养，平津阁中独不挂门生之籍。四君子者，出处虽不同，而其超然尘埃之表，能自重以重吾道、重朝廷者，则一也。此论藏之胸中，惟一向蔚州魏环溪、睢阳汤荆岘两先生言之，不敢为流俗道也。’”[136]同条还记载汤斌亦有此论，足见当时海内学人对关中四子的景仰之情。

李因笃晚年在频阳书院讲学，提出以“审几”为指归的思想，最能代表清初关中学人的理性精神。宋振麟《频阳书院奉迎李太史子德先生会讲录序》云：“先生首发横渠以礼教人之旨，次论有守有为之义，而断之于审几，以著思诚之体。”[137]“审几”思想出自《易经》，“几”是指事物发展变化的预兆。《易·系辞传》云：“子曰：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又云：“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138]人们处在复杂的社会矛盾之中，首先要了解事物发展的规律和动向，然后采取正确的选择和行动才能成功，这就是所谓“知几其神”。李因笃在明末清初，对于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洞察，他甚至准确预测到吴三桂的必然失败。李因笃知道“反清复明”已经不现实，但是出仕清廷也有悖于他的志向节操。他虽被迫参加鸿博考试，以致被人们排除于遗民之列，但他并没有贪恋富贵，而是坚决辞官。从时代因素和现实处境来看，李因笃的这种选择是无奈之举，也是他“审几”思想的具体表现。李因笃的这种思想也代表了关中士人的理性精神。

清朝初年，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也有鉴于汉族士人所处的尴尬处境，曾经作过天下、国家之辨，为清初士人之出处选择做了有益的指导。顾炎武曾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139]王夫之也认为“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140]。黄宗羲则认为僚臣的职责也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141]。可见在清初三位著名的思想家看来，“易姓改号”不同于“亡天下”，保国之责由肉食者谋之，而天下兴亡、生民生死则普通百姓也责无旁贷。陆世仪也曾说：“大约当今时事，不待智者而后知其不可为，……窃谓士君子处末世，时可为，道可行，则委身致命以赴之，虽死生利害有所不顾。盖天下之所系者大，而吾一身之所系者小也。若时不可为，道不可行，则洁身去国，隐居谈道，以淑后学，以惠来兹，虽高爵厚禄有所不顾。盖天下之所系者大，而万世之所系者尤大也。”[142]由此可见，明遗民将国家与天下、万世对举，表明他们不仕新朝，苦节自守，不全是“忠君”、“报国”的传统道德责任感。他们的理想是为天下万民谋幸福，为他们改变生存的环境。当为天下生民谋幸福的理想不能实现的时候，明遗民大多坚定地选择了传承和弘扬汉文化的历史使命。顾炎武曾说：“窃意出处升沉，自有定见，如得殚数年之精力，以‘三礼’为经，而取古今之变，附于其下，为之论断，以待后王，以惠来学，岂非今日之大幸乎？”[143]相对于传承汉文化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个人的出处选择就显得微不足道。因此清初许多著名学者选择了“实学”之路，以救治汉文化的弊端为己任，为清代的实学研究首开风气。顾炎武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还有许多有关河渠水利、典章制度、天文质测的研究，无一不是这种实学思想的体现。清初关中学人同样表现出孤介耿直、洁身自好、不谐流俗的高洁品质。他们也自觉地以“天下为己任”，潜心学术研究，发扬了关学的“实践”精神，为后世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尊敬和重视。

综上所述，清初关中诗人大多有着一脉相承的诗学思想，还有共同的地域风格特征，涌现出了许多著名作家，应当在清代地域文学研究多元并存的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清代关中士人在学术研究、诗文创作、立身行事中所体现出来的独特的学术品格、诗文风格和伦理观念都与山左、江南、岭南等地不同，具有独特的关中文化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