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明清文学批评中的“秦风”、“秦声”

明清时期，随着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文学的地域性也越发凸显，而用地域风格评价诗文作品的情况越来越多，而外地诗人大多以“秦风”、“秦声”来评价关中诗人的创作。在不同的时期，这种评价有褒有贬，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本节通过对“秦风”、“秦声”在不同时代的含义和特征进行深入探讨，尤其着重探索明清时期文学批评中“秦风”、“秦声”的运用和特殊内涵，对于新时期地域文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秦风”、“秦声”的起源和流变

《秦风》作为《诗经》十五国风之一，主要指秦统一天下之前的秦地民歌。秦国作为周的诸侯国之一，其地域极为辽阔。《汉书·地理志》云：“秦地，于天官东井、舆鬼之分野也。其界自弘农故关以西，京兆、扶风、冯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陇西，南有巴、蜀、广汉、犍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牁、越嶲、益州，皆宜属焉。”又曰：“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31]可见当时秦国地域之广。

秦之祖为颛顼之后，数传至其子孙大费，舜赐姓嬴氏。周孝王曾召其后人非子养马于汧、渭之间，封非子为附庸，邑之秦，号曰秦嬴。周宣王即位后，以秦仲为大夫，率兵伐西戎被杀。公元前771年，犬戎杀周幽王，秦襄公率兵伐戎救周有功，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岐、丰以西之地，正式立国。穆公于公元前659年亲政，改革内政外交，遂霸西戎。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国力强盛，疆土扩大，遂成战国七雄之一。孝公十二年（前350年）迁都咸阳。

《诗经》中之《秦风》十篇作于东周末至春秋这个时间范围内。具体来看，《车辚》、《驷》、《终南》、《小戎》、《蒹葭》、《晨风》作于襄公之世；《无衣》作于文公之世；《渭阳》、《黄鸟》作于穆公之世；《权舆》作于襄公至康公这段时间。《秦风》的内容比较丰富，上到君臣之道、政治得失，下至车马战斗、劳人思妇，多有涉及。其诗刚健质朴，非他国可比，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气概。[32]

《秦风》的起源已如上述，而关于“秦声”的记载最早可追溯到李斯《谏逐客书》。《秦风》为秦地民歌，当以秦地乐调演奏。由于年代久远，中国的雅乐早已消亡，而秦风的音乐性也很难考证。最早关于秦风音乐特征记载的是李斯《谏逐客书》，其中有云：“夫击甕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甕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33]《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亦云：“（赵王）遂与秦王会渑池。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缶，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缶，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缶。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34]缶至汉代尚有人用，杨恽《报孙会宗书》云：“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35]

由此可见，缶和筝的确为秦地乐器。汉应邵《风俗通义》卷六谓：“缶者，瓦器，所以盛浆，秦人鼓之以节歌。”[36]但南宋林栗《周易经传集解》认为：“缶，瓦器也。鼔之所以节歌。按庄周鼓盆而歌，蔺相如进盆，并请秦王击缶。汉杨恽‘仰天击缶，而歌乌乌’。风俗通曰：‘缶，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诗曰：‘坎其击缶，宛邱之道。’则鼓缶不特秦声也。简陋之器，中国通用之。”[37]明朱朝瑛《读诗略记》亦云：“击缶，古之俗乐。非独秦声，故易有鼓缶而歌，即庄周之鼓盆亦是也。”[38]可见缶并不是秦地专有之乐器，只是其器简陋易得，秦人多用之击歌，可见当时秦地音乐确实单调，以至于要引进“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等别国音乐。秦王也并非因击缶而觉得受辱，而是为赵王击缶才让他觉得失去尊严。

筝为秦地乐器，元黄镇成《尚书通考》云：“筝，秦声也。傅玄《筝赋序》曰：‘世以为蒙恬所造。’”[39]筝为蒙恬所造，世多疑之，然为秦地乐器无疑。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亦云：“鼓筝，说文曰：‘筝，鼓弦筑身乐也。’《英雄记》述袁绍使鼓筝于帐中。《敦煌实录》述索承宗伯夷成，善鼓筝。又张华令郝生鼓筝，《史记》李斯曰：‘弹筝而歌者，真秦之声。’《晋书》曰：‘桓伊抚筝而歌。’由此观之，筝之为乐，真秦声也。古人非特鼓而弹之，亦抚而歌之者矣。”[40]唐代亦盛行秦筝曲。岑参《秦筝歌送外甥萧正归京》云：“汝不闻秦筝声最苦，五色缠弦十三柱。怨调慢声如欲语，一曲未终日移午。”白居易亦有《筝》诗云：“云髻飘萧绿，花颜旖旎红。双眸剪秋水，十指剥春葱。楚艳为门阀，秦声是女功。”

虽然雅乐在历史中逐渐消亡，但是秦地音乐在历史的变迁中却与各种音乐互相融合保存了下来，以至汉以后很多主流乐曲都有“秦声”的因素。西汉初年，雅乐在大乐官，但已很少有人能通其义，高祖不得不任命叔孙通组织秦朝的乐官制定宗庙乐。《汉书·礼乐志》记载：“汉兴，乐家有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41]有《嘉至》、《永至》、《登歌》、《休成》、《永安》等制。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为楚声。至武帝时定郊祀之礼，并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42]可见秦乐为汉所继承创造并流传下来。

汉代又有琵琶曲，也属秦声，为唐燕乐调之起源。琵琶有直项琵琶和曲项琵琶。黄镇成《尚书通考》云：“琵琶。傅玄《琵琶赋》曰：‘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裁筝、筑为马上之乐。……俗语之曰琵琶，取其易传于外国也。’……杜挚曰：‘秦苦长城之役，百姓弦鼗而鼓之。’并未详孰实。其器不列两厢。今清乐奏琵琶，俗谓之‘秦汉子’。圆体修颈而小，疑是弦鼗之遗制。”[43]其实这里所说的秦汉子就是直项琵琶，汉代即已流传。后来五胡乱华，清乐式微，胡人之曲项琵琶亦传入中原。苻秦之末，吕光得西凉乐。唐祖珽《议定旧乐书》云：“魏氏来自云朔，肇有诸华，乐操土风，未移其俗，至道武帝皇始元年，破慕容宝于中山，获晋乐器，不知采用，皆委弃之。……盖苻坚之末，吕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乐，因又改变，杂以秦声，所谓秦汉乐也。”[44]西凉乐也称秦汉乐，其所用之琵琶也称秦汉子，其实秦汉子便是琵琶，不过为了区别从北方传来曲项之胡琵琶而已。唐代乐器又有阮咸。《尚书通考》云：“阮咸亦秦琵琶也。而项长过于今制，列十有三柱，武后时蜀人蒯朗于古墓得之。晋竹林七贤图阮咸所弹与此类同，因谓之阮咸。咸世以善琵琶，知音律称。”[45]唐代清乐所用的乐器，有琵琶一，当为秦琵琶。琵琶为秦声，在唐代音乐中广为流传。唐代音乐有十部乐，其中《西凉伎》为“凉人所传中国旧乐，而杂以羌胡之声也”，其所用有箜篌、琵琶、筚篥、横笛、腰鼓等，还有钟、筝、笙等中国旧器。[46]史载唐王维也善琵琶，唐人薛用弱《集异记》记载：“王维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闲音律，妙能琵琶，游历诸贵之间，尤为岐王之所眷重。”[47]可见琵琶曲在唐代广为流传，而白居易之《琵琶行》尤为脍炙人口。刘禹锡《更衣曲》亦有“满堂醉客争笑语，嘈琵琶青幕中”之句。唐人多以乐器代指富有秦地特色的音乐，并不专言“秦声”，因为唐代都城在长安，关中音乐极为丰富多彩，不能以地域概括。

宋元乐曲，颇多唐代的遗留，而宋元所谓“秦声”，也多指乐曲而言。晏殊《赋得秋雨》云：“秦声未觉朱弦润，楚梦先知薤叶凉。”梅尧臣《陈丞相燕息园》：“岂不有秦声，酒酣歌在侧。”王安石《送董传》：“文章合用世，颜发未惊秋。一听秦声罢，还来上国游。”可见当时秦声音乐在士大夫中广为流传。元代北曲兴盛，徐渭称之为“北鄙杀伐之音，武夫马上之歌”（《南词叙录》），也吸收了许多秦地音乐，元柳贯《次韵伯庸无题四首》（其三）云：“新来代地闻歌曲，尽擫秦声入管箫。”[48]可见当时秦声与北方音乐已经充分融合。

至明代地方戏剧开始流行，而曼绰（俗称高腔）流行于秦陇，遂与旧有之秦声融合成为新的剧种。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九云：“自三百篇不被管弦，而古乐府之法兴，乐府亡而唐人歌绝句之法兴，绝句亡而宋人歌词之法兴，词亡而元人歌曲之法兴。至明代曲分南北，檀板间各成宗派。……演剧昉于唐教坊梨园子弟，金元间始有院本。……院本之后，演而为曼绰，俗称高腔，在京师者为京腔，为弦索。曼绰流于南部，一变而为弋阳腔，再变而为海盐腔。至明万历后，魏良辅、梁伯龙出，始变为昆山腔。弦索流于北部，安徽人歌之为枞阳腔，今名石牌腔，俗名吹腔。湖广人歌之为襄阳腔，今谓之湖广腔。陕西人歌之为秦腔。秦腔自唐宋元明以来，音皆如此。”[49]

清乾隆年间，秦腔流行于大江南北，而京师演秦腔尤盛，世人多以“秦声”称之。戴璐《藤阴杂记》记载：“《亚古丛书》云：‘京师戏馆，惟太平园、四宜园最久，其次则查家楼、月明楼。’此康熙末年酒园也，查楼木榜尚存，改名广和，余皆改名，大约在前门左右，庆乐、中和似其故址。自乾隆庚子回禄后旧园重整，又添茶园三处，而秦腔盛行，有魏长生、陈渼碧之流。悉载吴太初《燕兰小谱》。”[50]又云：“京腔六大班盛行已久。戊戌、己亥时尤兴王府新班。湖北江石公燕鲁侍御赞元在座，因生脚来迟，出言不逊，手批其颊，不数日侍御即以有玷官箴罢官，于是缙绅相戒不用王府新班。而秦腔适至，六大班伶人失业，争附入秦班觅食，以免冻饿而已。”[51]由此可见乾隆间秦腔之胜，至要压倒其他剧种。因为秦腔极盛，优伶奢侈，竟有人上疏禁止秦腔。清周广业《过夏杂录·戏园》记载：“城内外戏园凡三十余所，班名最著者曰永庆、辛庆、宜庆，各有擅场，至聚观占席，稍迟即无所容，所演号秦腔者，大都淫哇之音，媟嫚之状，至极丑则必齐声曰好，其实不过鬓发朱粉，有类妇人耳。歌喉既非李八郎弓足，复逊黄蟠绰，而狎之者或且千金买笑，寒生馋眼，则制词赋以媚之，彼偶开筵醵会，投片纸相招，虽典质必应，咄嗟间朱提可掬，出则壮舆，居必华屋，皆出豪家囊也。会给事御史孟公兰蕙奏请逐禁弹唱娈童俗，所谓档子者。廷议以秦腔戏旦既乱雅音，更縻不赀之费，今改习昆、弋二腔，衣帽不得侈僭，其风稍戢。”[52]

乾隆间不但北方盛行秦腔，即南方亦有秦腔戏班。李斗《扬州画舫录》：“天宁寺本官商士民祝禧之地。殿上敬设经坛，殿前盖松棚为戏台，演《仙佛》、《麟凤》、《太平击壤》之剧，谓之‘大戏’。事竣拆卸。迨重宁寺构大戏台，遂移大戏于此。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53]南方秦腔大盛，至有掩盖雅部昆曲者。童槐《连日公燕与诸同年观剧占得竹枝词六首》（其三）云：“江南乐总变秦风，想为知音不易逢。可惜当时魏良辅，枉将曲律授吴侬。”[54]

清代士大夫所谓“秦声”，多指秦腔而言。百龄《上元前一日，西苑散直，邀同树堂、芝轩两侍讲城南观剧》云：“画栏东畔共飞觞，聒耳秦声亦绕梁。同是大罗天上客（是日为同年公会），踏歌谁谱月分光。（元宵曲名）”[55]其《元旦偶成示王公玉阿艺圃》又云：“故人琅琊王，过我同守岁。中书闲无事，元旦惠然至。（公玉无家，来度岁。艺圃官中书。）醉来共寻乐，复携儿女辈。梨园重秦声，竟日听歌吹。技击争踊跃，无敌冠同类。苟非训练精，安能独拔萃。乃叹作优俳，习武亦非易。”

由此可见，秦地音乐在历史变迁中与各地音乐融合交流并保存了下来，其“秦声”特色依然未变。但以地域音乐风格“秦风”、“秦声”来批评诗文，在明代以前尚未有。明代以后，中国文化不断繁荣，地域文学创作也开始兴盛，各地诗人的创作都有比较鲜明的地域特色，所以用地域风格评价诗人诗作开始兴盛。而明清两代秦陇诗人的作品，海内多以“秦风”、“秦声”论之。明清时期文坛风尚多变，诗学思想多有不同，因此以“秦风”、“秦声”评价秦陇诗人，或褒或贬，含义不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下文将详细论述。

（二）明清文学批评中的“秦风”、“秦声”

明清时期，文学的地域特征在创作中愈加凸显，人们多以地域特征来评判个人的诗歌风尚，秦陇诗人的创作特色大多被人们视为有“秦风”（或者“秦声”）遗响。明胡松《浚谷赵公文集序》称赵时春“秦人而为秦声”[56]，李开先也称赵时春“诗有秦声，文有汉骨”[57]。钟惺《文天瑞诗义序》亦云：“天瑞秦人，嗜古而好深沈之思，其所为诗义，盖犹有秦声焉。”[58]至此以秦风来评价秦陇诗人诗作始大盛。清初关中诗人也大多追步“秦风”传统，李因笃云：“沧溟表齐帜，北地本秦风。绝构皆千古，雄才有二公。”（《二李》）足见其诗风倾向。他曾称赞康乃心诗“雄姿逸气，不受羁衔，故皆直抒性灵，磊落壮凉，得秦风本色。”[59]

明代中期之前，茶陵派李东阳主盟文坛之时，西北文学尚处于沉寂阶段。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曾说：“本朝定都北方，乃为一统之盛，历百又余年之久。然文章多出东南，能诗之士莫吴越若者，而西北顾鲜其人，何哉？”[60]李东阳不仅讨论了南北文学消长的大势，而且深慨明初西北文学之不竞。就在李东阳叹息未歇之时，陕西新进士李梦阳、康海、王九思等崛起文坛，倡言复古，天下响应，遂使“台阁坛坫，移于郎署”[61]，而李东阳之文坛领袖地位也被复古派所取代。王世懋《对山集序》亦云：“先生当长沙柄文时，天下文靡弱矣。关中故多秦声，而先生又以太史公质直之气，倡之一时。学士风移，先生卒用此得罪废，而使先秦两汉之风至于今复振，则先生力也。”[62]

李梦阳等人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作诗多取法杜甫，主张格调，其诗具有鲜明的秦地风格，遂使“秦风”盛行一时。《明史》云：“弘治时，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与何景明、徐祯卿、边贡、朱应登、顾璘、陈沂、郑善夫、康海、王九思号十才子，又与景明、祯卿、康海、九思、王廷相号七才子。”[63]郭正域《与王参上》亦云：“国朝学子美者共推献吉，第献吉于子美靡怠者，振以轩举，然自是雅南之音悉为秦声。”[64]李梦阳论诗亦有强烈的地域自觉，其《七夕遇秦子咏赠》即云“我今为秦声，子也当吴讴。酣歌达清曙，临分赠吴钩”[65]。徐祯卿举进士前与文征明、唐伯虎、祝枝山称“吴中四子”，后至京师从梦阳学诗，其《苦寒行》等诗具有明显的模仿痕迹，梦阳犹讥其“守而未化”[66]。

自李梦阳、康海等崛起文坛之后，其诗文的地域特征得到了海内论诗家的关注，胡应麟《诗薮》云：“李献吉诗文山斗，一代其手，辟秦汉盛唐之派，可谓达磨西来，独辟禅教，又如曹溪卓锡，万众皈依。”[67]陈子龙亦云：“献吉志意高迈，才气沉雄，有笼罩群俊之怀。其诗自汉魏以至开元，各体见长，然峥嵘清壮，不掩本色，其源盖出于《秦风》。”[68]后来诗家论秦陇诗人，多以“秦风”标的。胡松称赵时春诗“秦人而为秦声”，而王慎中序胡缵宗之诗，也对秦风三致意焉，其序云：

昔季札观周乐，至于秦风，知其声之夏也，卜其将大叹其为周之旧。其大也，已信于他日矣。然观《车辚》、《驷》、《小戎》、《无衣》之诗，盖战斗杀伐之习，胡云周之旧也？彼皆负坚操锐之人，发乎性情，播为音节，莫不有贤士名卿之风，于此见文王、周公之化之远，而《诗》之为教亦宏矣。至于专精果毅，敏于有为而不偷，则深厚之水土不为无助。自秦之大也，邠、岐、丰、镐之间，率谓之秦，而故名秦者，则西倾、朱圉之所表，汧、渭之水之所从流也。由周以来，至于今，涵育震发，宜不陋于非子、秦仲之时，而风未有闻于中土，某盖疑焉。乃今得读中丞可泉公之诗，中丞于诗甚宏深，某不能测窥，而知其为周之遗也。深厚之意，于是乎生，用其专精果毅之力，致之于学，渐服文王、周公之教，文以泽其质，律以谐其音，彬彬乎何声之富也。[69]

王慎中与唐顺之、归有光等不满“前七子”学秦汉古文之弊，倡言学习唐宋古文，他与秦地诗人胡缵宗要好，但序中不提其前辈李梦阳、康海等人，已有轩轾之意，只说“由周以来，至于今，涵育震发，宜不陋于非子、秦仲之时，而风未有闻于中土，某盖疑焉”，将李梦阳等人的成就一笔抹杀，有失公允。而唐顺之相对来说没有太多的地域偏见，其《东川子诗集序》云：

西北之音慷慨，东南之音柔婉。盖昔人所谓系水土之风气，而先王律之以中声者。惟其慷慨，而不入于猛，柔婉而不邻于悲，斯其为中声焉已矣。若其音之出于风土之固然，则未有能相易者也。故其陈之，则足以观其风，其歌之，则足以贡其俗。后之言诗者，不知其出于风土之固然，而惟恐其妆缀之不工。故东南之音，有厌其弱而力为慷慨，西北之音，有病其急而强为柔婉。如优伶之相斗，老少子女杂然迭进，要非本来面目，君子讥焉，为其陈之不足以观风，歌之不足以贡俗也。[70]

他肯定了各地不同的地域风格是由其风土和文化传统所决定，不能强使之改变，其所批评的“后之言诗者，不知其出于风土之固然，而惟恐其妆缀之不工。故东南之音，有厌其弱而力为慷慨，西北之音，有病其急而强为柔婉”正是对复古派不顾地域特征而强使之统一的弊病的批评，也极为中肯，可谓李梦阳之诤友。他还赞扬东川子能为“秦声”：“然则读是诗者，不必问其何人，而知其必为秦人之诗无疑也。余南人也，而不能为楚声。窃喜东川子之为，能为秦声也，乃为之题其首，后有采风谣者自当得之。”表现出对地域风格和文化传统的尊重。

明代继唐宋派而起者，又有复古派之“后七子”，以王世贞、李攀龙、谢榛最为著名，他们主动继承李、何之衣钵，亦倡言复古，比李、何取径更窄、气局更狭，号召不读唐以后书，甚至以模拟剽窃为能事。但其对“秦风”传统大力弘扬，功不可没，其中以王世贞最为不遗余力。其《谢生歌七夕送脱屣老人谢榛》高度评价了李梦阳、何景明的文学成就，成为复古派的旗帜。诗云：

长安送别今七夕，北斗卓地银河昃。此时痛饮不快意，青衣行酒无颜色。呜呜击筑为秦声，和以短铗霜纵横。大白入手葡萄惊，慷慨为尔歌平生。谢生长河朔，奇笔破万卷。日月纵游翱，乾坤任偃蹇。开元以来八百载，少陵诸公竟安在。精爽虽然付元气，骨格已见沉沧海。先朝北地复信阳，一柱不障东澜狂。人握隋珠户和璧，及吐中夜无精光。谢家一瓿椒浆水，晨兴自荐开元鬼。俯仰宁教俗子骂，声名肯傍豪贤起。[71]

王世贞认为李梦阳、何景明可继盛唐之李、杜，鼓励谢榛傍先贤而起，共同竖起复古的大旗。在李攀龙视学关中之时，他还念念不忘让他学习杨一清，宏奖关中人才，其《赠李于鳞视学关中序》云：“然吾闻孝庙时，北地有李献吉者，一旦为古文词，而关中士人云合景附，驰骋张揭，盖庶几曩古焉。父老言故相杨文襄公实为之师倡之，献吉与诸君子时时慕称杨公不衰也。”[72]谢榛在王世贞等人的倡导之下，也对秦风极为肯定，其诗亦多有慷慨之气。其《新乡城西昔送李学宪于鳞至此感怀》中有“凤台月出谁同醉，独爱秦声听玉箫”，正是其诗学风尚的自白。其《送郭山人次甫游秦中》、《送汪郎中伯阳出守北地》对秦声尤念念不忘，“地出三峰雄陕服，天分八水杂秦声”、“人家尽周俗，羌笛半秦声”亦可谓秦地风物的真实写照。[73]

值得注意的是，王世贞在晚年对其诗文风尚已有反思和修正，不再拘执于秦汉盛唐，对归有光的散文也给予充分肯定。[74]其诗歌也不再拘执于“秦风”，对友人欲综合秦风、江左之诗的想法极为肯定，其《（寄）李本宁参政》云：“仆比待罪邻壤，因得窃窥秦风之雄，但于时业稍觉粗旷，又乏师友渊源，公欲取江左清华之气参之，甚善，甚善。”[75]

明代诗人，虽已厌薄复古派末流模拟剽窃之习，但对秦风激烈攻击者尚少。他们大多对李攀龙、王世贞、李梦阳、何景明的诗学宗尚和创作成就进行批评，但很少对其地域风格进行批评。杨慎曾云：“唐子元荐与余书论本朝之诗，李何一出，变而学杜，壮乎伟矣，然正变云扰，而剽袭雷同，比兴渐微，而风骚稍远。”[76]正如前述唐顺之从不同的地域风格着眼，看到了不同的文化习染对诗人的影响，明代诗人也大多对不同的地域文学传统表示尊重，对强求诗文风格一致的偏激做法深表不满。明末申时行也有这种认识，其《徐侍御诗集序》云：“然闻之昔人，以为诗心声也，而系之土风。东南之音柔婉而多情致，西北之音慷慨而尚气力。吴讴越吟，不能强而秦声也。赵之瑟，燕之筑，不能变而齐竽也，习也。”[77]黄文焕《自课堂集序》亦云：“地有南北之分，北方风气高劲，不坠纤丽，本属诗文之区，空同、于鳞均擅北产。然南方唱和，习所渐染者多，至于以时论之，则宜少宜多又各分焉。”[78]亦可谓持平之论。

明末清初，诗坛风尚多变，公安、竟陵、云间、虞山诗派次第代兴，对复古派前后七子褒贬不一，可见诗坛的不同风尚。公安派厌弃复古派末流的模拟剽窃，他们一空依傍，自我作古，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79]，完全跳出了文学复古的窠臼，但他们并不对李、何等人尖锐攻击，更不对“秦风”进行批评。竟陵诗派也主张学古，更强调性灵和格调的统一，吸收了复古派和公安派的合理主张。但他们特别强调抒发诗人的“幽情单绪”，追求风格的“幽深孤峭”，将诗歌创作引向了气局狭窄、风格单一的不良方向。但他们也没有对复古派等人推崇的秦风进行贬低，甚至给予相当的尊重。钟惺评价明末秦中诗人文翔凤的作品，曾对其“秦风”特色大加赞扬，其《文天瑞诗义序》云：

天瑞秦人，嗜古而好深沉之思，其所为诗义，盖犹有秦声焉。然有寄情闲远，托旨清深，又使读者想见其蒹葭白露，在水一方，不可远近亲疏之意。天瑞之为诗义，盖聊托于《驷》、《小戎》之音，使世之学者，知有此一种之诗，以广夫畏难就易者而已矣。而和平冲澹之教，卒不失焉。[80]

云间诗派之陈子龙、李雯在明末有感于国家动乱，风雅不兴，乃重新举起复古之大纛，以李梦阳、何景明等为师法对象，倡言恢复盛唐风调。他们对李梦阳极为推崇。陈子龙曾说他“志意高迈，才气沉雄”。李雯也说：“献吉以雄厚之思，发清刚之气，如华岳秋高，奇云秀彩，变动不竭。古诗乐府，纯法汉魏，下及阮谢，无不神合。近体则专宗少陵，然于合处反见其离，于离处反见其合。”[81]但他们对七子派的弊端也看得很清楚，陈子龙《仿佛楼诗稿序》曾说：“诗衰于宋，而明兴尚沿余习，北地信阳，力追风雅；历下琅琊，复长坛坫，其功不可言，其宗尚不可非也。特数君子者模拟之功多，而天然之资少。意主博大，差减风逸；气极沉雄，未能深永。”[82]其批评至为中肯，可谓学诗之苦心独得之言。

虞山诗派之领袖钱谦益早年虽学习李梦阳，但后期便对其攻击诽谤，不遗余力。钱谦益曾自述其作文经历云：

仆年十六七时，已好陵猎为古文，《空同》、《弇山》二集，澜翻背诵，暗中摸索，能了知某纸，摇笔自喜，欲与驱驾，以为莫己若也。为举子，偕李长蘅上公车，长蘅见其所作，辄笑曰：“子他日当为李、王辈流。”仆骇曰：“李、王而外，尚有文章乎？”长蘅为言唐、宋大家，与俗学迥别，而略指其所以然。仆为之心动，语未竟而散去。浮湛里居又数年，与练川诸宿素游，得闻归熙甫之绪言，与近代剽贼顾赁之病。[83]

后来他的确开阔了眼界，诗文取径更宽，学问更广博，足以称一代宗师。但钱谦益具有明人党同伐异的门户偏见，对李、何等人的批评越来越严厉，偏离了正常的诗学批评轨辙，甚至变为人身攻击，而“秦风”在他的批评中也备受诟病。其《黄子羽诗序》云：“近代之学诗者知空同、元美而已矣，其哆口称汉魏，称盛唐者，知空同、元美之汉魏、盛唐而已矣。自弘治至于万历百有余岁，空同雾于前，元美雾于后，学者冥行倒植，不见日月甚矣，两家之雾之深且久也。”[84]其《列朝诗集》对李梦阳等人的攻击更是不遗余力，其论李梦阳云：

献吉生休明之代，负雄鸷之才，僴然谓汉后无文，唐后无诗，以复古为己任。信阳何仲默起而应之，自时厥后，齐吴代兴，江楚特起，北地之坛坫不改。近世耳食者至谓唐有李、杜，明有李、何，自大历以迄成化，上下千载无余子焉。呜呼！何其悖也，何其陋也……国家当日中月满，盛极孽衰，粗材笨伯，乘运而起，雄霸词盟，流传讹种，二百年以来，正始沦亡，榛芜塞路，先辈读书种子从此断绝，岂细故哉。[85]

钱谦益论复古派之弊端，自有其创见，至谓“流传讹种”，“正始沦亡”，“先辈读书种子从此断绝”，其攻击之恶毒，即王士禛等人亦表示不满。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云：“钱牧翁撰《列朝诗》，大旨在尊西涯，贬李空同、李沧溟，又因空同而及大复，因沧溟而及弇州，索垢指瘢，不遗余力。夫其驳沧溟拟古乐府，拟古诗是也。并空同《东山草堂歌》而亦疵之，则妄矣。”[86]沈德潜《明诗别裁》亦云：“空同五言古，宗法陈思康乐，然过于雕刻，未极自然。七言古雄浑悲壮，纵横变化。七言近体开合动荡，不拘故方，准之杜陵，几于具体，故当雄视一代。钱受之诋其模拟剽贼，等于婴儿之学语，至谓读书种子从此断绝，吾不知其为何心也。”[87]

钱谦益不但对复古派激烈攻击，而且对“秦风”也进行批评，已失明人公允之气度。其《李屺瞻诗序》云：“余观秦人诗，自李空同以逮文太青，莫不亢厉用壮，有《车辚》、《驷》之遗声。屺瞻独不然，行安节和，一唱三叹，殆有蒹葭白露、美人一方之旨意，未可谓之秦声也。”[88]钱谦益此处认为“亢厉用壮”为秦声，“蒹葭白露”不为秦声，犯了逻辑的错误。他这样讲的目的还是为了批评李梦阳等复古派。其《王元昌北游诗序》说得明白：“秦之诗莫先于《秦风》，而莫盛于少陵，此所谓‘秦声’也。自班孟坚叙秦诗，取‘王于兴师’及《车辚》、《驷》、《小戎》之篇，世遂以尚气力，习战斗，激昂噍杀者为秦声。至于近代之学杜者，以其杜诗为杜诗，因以其杜诗为秦声，而秦声遂为天下诟病，甚矣，世之不知秦声也。”[89]“秦声”为天下（其实主要是钱谦益）诟病的原因，是因为李梦阳等人“以其杜诗为杜诗，因以其杜诗为秦声”，他批评李梦阳，致使秦声也受累。他所倡导的秦声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怀贤之思也。‘未见君子，寺人之令’，谲谏之义也；‘佩玉将将，寿考不忘’，规颂之辞也；‘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殄瘁之痛也。温柔敦厚，婉而多风”之诗。他批评李梦阳等人“不知原本，猥以其浮筋怒骨，龃齿吽牙者号为杜诗，使后之横民以杜氏为质的，而集矢焉，且以秦声为诟病”。他在《列朝诗集》中评论秦陇诗人诗文，对那些清丽缠绵的作品比较偏爱，甚至认为它们不属于秦风。他评价金銮“诗不操秦声，风流宛转，得江左清华之致”[90]，认为赵时春的作品“伉浪自恣，不娴格律，李中麓云：‘浚谷诗有秦声’，信然”[91]。

客观来说，钱谦益对七子派的批评有失公允，尤其扩大到对秦风的不满，至要一笔抹杀秦风中特有的慷慨之气，昂扬之风，更为偏激。但他对秦风的文学渊源论述很有创见，认为“秦之诗莫先于《秦风》，而莫盛于少陵，此所谓‘秦声’也”，更是发前人所未发。其《学古堂诗序》还一再强调“自汉以来，善言《秦风》，莫如班孟坚；而善为秦声者，莫如杜子美”[92]。

清初士人痛明之亡，慨叹国家缺乏尚武雄猛之气，士人缺少同仇敌忾之心，故许多遗民志士对《秦风》颇多赞誉。陈维崧《孙豹人诗集序》云：“余少读诗，则喜《秦风》。每当困顿无聊时，辄歌《驷》以自豪也。继又自悲，悲而至于罢酒。厥后读《楚辞》，伤其词义悱恻，不自振拔，又辄掩卷而叹。夫南风之不竞，而章华鄢郢之鞠为蔓草也。”[93]陈维崧将其亡国之痛，忠爱之意，借《秦风》以发之。清初遗民对秦风和秦地念念不忘，以至频频入秦考察，欲图恢复大业者大有人在，而顾炎武和屈大均最为突出。顾炎武中年以后，曾屡至关中，与关中学者李因笃、王弘撰、李颙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对关中之人情风俗和地理形势颇为赞赏。其《与人书》云：“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与他省不同。”[94]屈大均和关中诗人杜恒灿入秦以后，亦与当地士人广泛联系，互通声气。其诗文中对秦风表现了无限赞扬之情，如《吴门逢京兆杜子赋赠》云：“我爱秦风劲，无衣不自谋。美人居板屋，女子解戎辀。岳走三峰势，河吞入水流。君从关内至，意气正横秋。”[95]其诗中多赞扬秦风那种慷慨激昂、同仇敌忾的战斗精神。如“慷慨无衣赋，艰虞不世才。平生一匕首，为子入秦来”（《同杜子入秦初发滁阳作》），“吴俗轻高节，秦风急好仇”（《姑苏秋夕与余丈广霞坐京兆杜子寓楼》）等。他对朋友诗歌创作的期望也是继承秦风和李梦阳的传统，创作慷慨悲壮的诗篇。其《赠电白令》云：“使君慷慨奋秦声，欲继空同一代名。花县不嫌神电小，炎天偏有玉壶清。人飞国士无双誉，家住朝那第一城。他日夔龙多事业，更令珠海尽销兵。”顾炎武、屈大均入秦之后，受关中文化的熏陶，诗风也为之一变。施闰章《顾宁人关中书至》诗云：“旧迹满西京，高谈就友生。书曾搜孔壁，诗已变秦声。多难余身健，新编计日成。别来头并白，望远不胜情。”[96]“诗已变秦声”准确地看到顾炎武诗风的变化。而屈大均之《边词》、《登潼关怀远楼》等诗描写边塞风光，抒发战斗热情，大有秦风慷慨之气。

清初关中文学之繁盛名闻海内，而“秦风”也再次得到诗论家的关注。孙枝蔚《张戒庵诗集序》曾说：“然予与康侯（张晋）皆秦人，而东南诸君子颇多观乐采风如吴季子者，能审声而知秦为周之旧；又数年来诗人多宗尚空同，而吾秦之久游于南者，如李叔则、东云雏、雷伯吁、韩圣秋、张稚恭诸子，一时旗鼓相当，皆能不辱空同之乡。”[97]计东《西松馆诗集序》亦云：“明则空同崛起，主持一代之诗教，诗之系于秦久矣。今昭代诗人林立，而秦中为盛。”[98]姚文然《邑侯石二孺诗序》亦云：“关中故多伟男子，秦风激扬慷慨，为天下壮。”[99]计东还有一首长诗，盛赞清初关中友人，可谓关中人文兴盛之明证。其《作送止庵诗毕，偶问屺瞻，知李叔则明府已殁，因追悼韩圣秋兵部，暨亡友雷伯吁、杜杜若、东云雏、刘客生，兼柬孙豹人、王筑夫、李天生、王山史，诸公皆秦中人，负海内盛名》云：

每忆先朝末，空文盛才俊。复社聚同人，敦盘互辉映。东南尽闽粤，西北走秦晋。……朅谁咸阳来，东刘最先应。固庵（即圣秋）继有声，河滨望颇峻。（叔则称河滨先生）论文奇三吴，品论颇矜慎。……洎今三十年，风流续余韵。雷、王擅古文，孙、李发高咏。格律求老成，伪体能拨正。杜子敬爱客，京华喜投赠。……秦声虽雄凉，吴歈亦雅靓。[100]

清初诸人评论关中诗人诗作，概以“秦风”论之，多有赞扬之词，极少轩轾之意。熊文举《韩圣秋学古堂近诗序》云：“人言乐府稍规摹崆峒，彼其笄头自异，硁硁萧瑟，禀秦声，韩子固自作古也。”[101]龚鼎孳《寿圣秋同孝威赋》亦以秦风来赞美韩诗，其诗有“上苑即今夸羽猎，争看《驷》擅秦风”[102]。钱澄之遇关中诗人房廷祯，一见如故，亟称关中友人之盛，并盛赞秦风。其诗云：“平生友谊数关中，揖罢相看臭味同。好把酒杯谈汉事，每吟诗律喜秦风。”（《与房兴公库部初不相识，遇白仲调坐间，一见倾倒，言手抄拙集，日置案头，因抵掌剧谈，颇为白君所讶》）[103]曹溶忆李因笃之诗，直以秦风代之，其《旧游杂忆十首》云：“不见秦风十八年，雄心时拟问龙泉。记闻虎啸关门上，酒敌严霜夜不眠。”（李天生）[104]他赞叹孙枝蔚诗慷慨悲壮，至谓其“秦声天下稀，壮激扬其标”（《题豹人溉堂诗集》）。施闰章也称孙枝蔚“诗操秦声，出入杜韩苏陆诸家，不务雕饰”[105]。由此可见，清初诗坛并没有受钱谦益太多影响，大多数诗人持论比较公允，而秦地诗人之高尚节操、秦风之质朴劲健均受到大江南北的推崇。

康熙中期，王士禛主盟诗坛，倡导“神韵”，以盛唐王、孟为宗，不喜李、杜，他要做天下诗坛的盟主，故论诗独主一尊，并不重视各地的地域风格。王渔洋和关中诗人交往颇密，与李楷、孙枝蔚、王又旦、王弘撰、李因笃、李念慈、康乃心等最为莫逆。其《带经堂诗话》云：“关中名士，予生平交善者，如三原孙豹人枝蔚、韩圣秋诗、华阴王无异弘撰、富平李子德因笃、郃阳王幼华又旦、富平曹陆海玉珂，皆一时人豪。”[106]他评论关中诗人诗作，很少用“秦风”立论，但他对钱谦益肆意攻击李梦阳深为不满，可见其理论和胸怀均超迈钱谦益远甚。

清代中期，继“神韵派”而起者有沈德潜倡导之“格调派”、袁枚主盟之“性灵派”和翁方纲倡导之“肌理派”影响较大。翁方纲之“肌理派”以考据论诗，不重性情，姑置不论。“格调派”继承前后七子的诗学理论，更规范于“温柔敦厚”的诗教，主张诗歌要有盛明广大之音，也要发挥诗歌“美刺”的传统。但由于清廷文网颇密，士大夫动辄得咎，并不能实现其创作理论，被袁枚讥为“褒衣大祒”[107]。但沈德潜没有地域偏见，他对明清关中诗人多有肯定，其《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选录关中诗人较多。袁枚作为江南风雅领袖，对庙堂诗风极为不满，曾和沈德潜关于选诗发生了矛盾，书信往来，辩难极多。袁枚之《随园诗话》虽然流传较广，但其选诗之失，较沈德潜更甚。袁枚对明清以来的关中诗人大多置若罔闻，诗话无一涉及。除了诗学好尚不同之外，政治的高压也是重要原因。沈德潜因选钱谦益等人的诗作，被乾隆大加训斥，以致著作被禁。袁枚虽作为广大教主，但其在政治高压下趋吉避凶可以理解，具有故国之思、怨怒之音的清初关中诗人不被入选也在情理之中了。

乾隆间修《四库全书》，由于受钱谦益诗论的影响，四库馆臣对秦陇诗人的评价也有失公允，论秦风则概以“亢厉”目之，每况愈下，较钱谦益失之更远。《空同集提要》谓其诗如“武库之兵，利钝杂陈者”[108]，尚未明显攻击秦风。评胡缵宗诗则云“激昂悲壮，颇近秦声，无妩媚之态，是其所长；多粗厉之音，是其所短”[109]，已有轩轾。至评清初关中诗人，概以“亢厉”目之，且多被摒弃。李因笃、孙枝蔚、李念慈、王心敬等著名诗人的作品只列于四库存目，雷士俊、李柏、东荫商、屈复等人的著作被禁毁，李楷、韩诗、王又旦、张晋、康乃心等竟未提及。四库提要评李因笃诗云：“其诗大抵意象苍茫，才力富赡，而亢厉之气，一往无前，失于粗豪者盖亦时时有之。”[110]评孙枝蔚诗亦云：“本秦声，多激壮之词，大抵如昔人评苏轼词，如铜将军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评李念慈诗则云：“其诗吐属浑雅，无秦人亢厉之气。”而这种论调在后来陈田《明诗纪事》和徐世昌《晚晴簃诗汇》中还有延续，错误乖谬，混淆视听，导致后人对秦风和关中诗人多有偏见，以致忽视了他们的创作成就。

比较有趣的是，清高宗弘历有《读秦风》一首，评论秦风并没有贬低之意，其文云：“岐、丰乃二南兴化之地，其民质，其风淳，其土厚而水深，秦之兴，教之以猛，驱之以利。其强毅果敢之资，足以成富强而诸侯畏之。故其诗如《车辚》、《驷》、《小戎》、《无衣》诸作，莫不美其车马之盛，而无室家之思。”[111]正如弘历所言，秦风有“战阵之勇”，“无室家之思”，鼓励人们同仇敌忾，保家卫国，明遗民正是从这个角度鼓扬秦风，寄托故国之思，希望有所作为，客观上对清廷带来了很多威胁。清代前期，西北反抗清廷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顺治五年三月，回族米喇印、丁国栋奉明延长王朱识锛，以反清复明为号召，率众起义，连下凉州、兰州、河州、洮州、岷州，关陇大振。十二月，大同总兵姜瓖举城反清，附近十一城皆应。康熙十三年十二月，平凉提督王辅臣于宁羌叛应吴三桂，陕西大震。康熙二十六年，葛尔丹叛乱，二十九年，康熙御驾亲征，直到三十六年，这次叛乱才被完全平定。康熙皇帝看到了西北地区民风劲悍，对清朝统治不太驯服，故其《谕宁夏文武官员兵民人等》云：

若夫秦风健勇，自昔为然，其在朔方，尤胜他郡。尔等或职居将领，或身隶戎行，尚各励精锐，以効干城御侮之用，斯国家有厚赖焉。至于忠信慈惠，服官之良轨，孝弟齿让，生人之大经，法纪不可不明，礼教不可不肃。勿以地处边陲，而不治以经术，勿以习尚气力，而不泽于诗书。总期上率下从，庶几驯臻雅化。[112]

清廷为了巩固统治，要努力改变西北民风，因此他们提倡诗书礼教，使百姓安守本分，乐于统治。四库馆臣对清王朝的政治手段心领神会，当然不会提倡秦风雄健激昂的斗争精神。其对秦风的贬低正是配合清王朝的统治策略，与诗文理论关系不大。

综上所述，“秦风”、“秦声”作为明清诗学批评的重要术语，有着极为深远的诗学渊源。“秦风”、“秦声”在历史演变中曾有不同的内涵，可以考察中国古代诗乐离合的历程，但它作为诗歌批评的专有术语兴盛于明清时期，许多秦陇诗人诗作大多具有“秦风”传统，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和探究的兴致。“秦风”、“秦声”在流传的过程中也具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值得学界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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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40页。

[2] 张涛：《孔子家语注释》卷六，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9页。

[3] 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诚斋集》卷七十九，四部丛刊本。

[4] 归允肃：《归宫詹集》卷二，清光绪刊本。

[5] 吴镇：《王芍坡先声吟鞭胜稿序》，《松花庵文稿》卷二，宣统二年狄道后学重梓本。

[6] 蒋寅：《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7] 杨际昌：《国朝诗话》卷二，《清诗话续编》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724页。

[8] 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九，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81页。

[9] 孙枝蔚：《张康侯诗草序》，赵逵夫点校《张康侯诗草》卷首，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0] 杨鸾：《邈云楼文集》卷一，《四库未收书辑刊》拾辑《邈云楼集六种·文集》，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613页。

[11] 陈引驰编校：《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261页。

[12] 《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75页。

[13] 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4]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总绪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5] 李东阳：《怀麓堂诗话》，《历代诗话续编》（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77页。

[16] 朱彝尊：《答刑部王尚书论明诗书》，《曝书亭集》卷三十三，《四部丛刊》本。

[17] 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二编》卷二十九，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44页。

[18] 谢章铤：《赌棋山庄文集》卷四，国家图书馆藏清光绪十年刻本。

[19] 钮琇：《觚》卷八《粤觚》云：“关中诗派，多尚沉郁。”《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77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20] 王鸣盛：《戒亭诗序》云：“三秦诗派，国朝称胜。”刘壬《戒亭诗草》卷首，国家图书馆藏乾隆间刻本。

[21]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五：“王又旦，字幼华。……惜未得全集，于选本中采取，故所收止此。”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3页。

[22] 张兵、张毓洲：《清代文字狱的整体状况与清人的载述》，《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6期。

[23] 参见姚觐元辑《清代禁毁书目四种》，载王云五主编《国学基本丛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

[24] 龚诗尧：《〈四库全书总目〉之文学批评研究》，《古典文献研究辑刊初编》第1册，台北：花木兰文化工作坊2005年版。

[25] 徐嘉炎：《抱经斋集·诗集》卷四，《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50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68页。

[26] 钱仲联：《顺康雍诗坛点将录》，《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1期。

[27] 冯从吾：《关学编自序》，《关学编》卷首，中华书局1987年版。

[28] 李圣华：《明清区域文学史研究的价值、局限及走向》，《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1期。

[29] 陈书录：《加强区域文化视野中明清区域文学的特色研究》，《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1期。

[30] 陈书录：《加强区域文化视野中明清区域文学的特色研究》，《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1期。

[31]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43页。

[32] 贾谊：《过秦论》，载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65年版。

[33] 李斯：《谏逐客书》，载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65年版。

[34] 司马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42页。

[35] 杨恽：《报孙会宗书》，载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65年版。

[36] 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3页。

[37] 林栗：《周易经传集解》卷十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38] 朱朝瑛：《读诗略记》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39] 黄镇成：《尚书通考》卷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40]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三十七《乐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19页。

[41] 班固：《汉书·礼乐志第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43页。

[42] 班固：《汉书·礼乐志第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45页。

[43] 黄镇成：《尚书通考》卷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44] 魏征等：《隋书》卷十四《音乐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78页。

[45] 黄镇成：《尚书通考》卷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46] 丘琼荪：《燕乐探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47] 陈铁民：《王维集校注·附录》，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248页。

[48] 柳贯：《柳待制文集》卷五，《四部丛刊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

[49]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九，清光绪十年刻赌棋山庄全集本。

[50] 戴璐：《藤阴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

[51] 戴璐：《藤阴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

[52] 周广业：《过夏杂录》卷三，国家图书馆藏清种松书塾抄本。

[53] 李斗：《扬州画舫录·新城北录下》，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07页。

[54] 童槐：《今白华堂诗录补》卷五，清光绪三年童华刻本。

[55] 百龄：《守意龛诗集》卷三，天津图书馆藏清道光二十六年读书乐室刻本。

[56] 胡松：《赵浚谷诗集序》，《赵浚谷文集》卷首，西北师大图书馆藏明嘉靖四十年刻本。

[57] 李开先：《李中麓闲居集》文卷六，明刻本。

[58] 钟惺：《隐秀轩集》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81页。

[59] 李因笃：《莘野诗集序》，《莘野先生遗书·莘野诗集》卷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抄本。

[60] 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载《历代诗话续编》（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77页。

[61] 陈田：《明诗纪事》丁签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5页。

[62] 王世懋：《对山集序》，王世懋《王奉常集》卷六，明万历刻本。

[63] 张廷玉等：《明史·李梦阳传》，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348页。

[64] 郭正域：《合并黄离草》卷二十八，明万历刻本。

[65] 李梦阳：《空同集》卷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6] 张廷玉等：《明史·徐祯卿传》，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351页。

[67] 胡应麟：《诗薮》续编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46页。

[68] 陈子龙：《皇明诗选》卷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5—46页。

[69] 王慎中：《鸟鼠山人小集序》，《遵岩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0] 唐顺之：《荆川集》卷十，四部丛刊本。

[71]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十六，明万历刻本。

[72] 王世贞：《赠李于麟视学关中序》，《陕西通志》卷九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3] 谢榛：《四溟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4]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王尚书世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37页。

[75] 王世贞：《弇州四部续稿》卷一百九十五，明万历刻本。

[76] 杨慎：《升庵诗话》卷七，载《历代诗话续编》（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74页。

[77] 申时行：《赐贤堂集》卷十，明万历刻本。

[78] 程康庄：《自课堂集》卷首，清康熙刊本。

[79] 袁宏道：《小修诗序》，载钱伯城《袁中郎集笺注》卷四，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7页。

[80] 钟惺：《隐秀轩集》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81页。

[81] 陈子龙：《皇明诗选》卷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6页。

[82] 陈子龙：《陈忠裕公全集》卷二十五，清嘉庆八年刻本。

[83] 钱谦益：《答徐伯调书》，载《牧斋有学集》卷三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347页。

[84]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三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925页。

[85]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李梦阳”，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11页。

[86] 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中华书局1988年版。

[87] 沈德潜：《明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9页。

[88]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四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564页。

[89]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三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931页。

[90]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金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90页。

[91]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赵时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18页。

[92]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41页。

[93] 陈维崧：《陈迦陵文集》卷一，四部丛刊本。

[94] 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蒋山佣残稿》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2页。

[95] 屈大均：《翁山诗外》卷五，清康熙刻凌凤翔补修本。

[96] 施闰章：《学余堂集》卷三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7] 孙枝蔚：《张戒庵诗集序》，赵逵夫先生整理点校《张康侯诗草》卷首，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98] 计东：《改亭诗文集》文集卷二，清乾隆十三年刻本。

[99] 姚文然：《姚端恪公集》文集卷十三，清康熙二十二年刻本。

[100] 计东：《改亭诗文集》诗集卷一，《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101] 熊文举：《雪堂先生文集》卷二十四，清初刻本。

[102] 龚鼎孳：《定山堂诗集》，清康熙十五年刻本。

[103] 钱澄之：《田间诗文集》诗集卷十八，清康熙刻本。

[104] 曹溶：《静惕堂诗集》卷四十七，清雍正刻本。

[105] 施闰章：《送孙豹人归扬州序》，《学余堂集》文集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6] 王士禛：《带经堂诗话》（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557页。

[107] 袁枚：《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云：“至所云‘诗贵温柔，不可说尽，又必关系人伦日用。’此数语有褒衣大祒气象，仆口不敢非先生，心不敢是先生。”《小苍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108]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空同集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97页。

[109]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鸟鼠山人集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71页。

[110]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三《受祺堂诗集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59页。

[111] 弘历：《乐善堂全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2] 玄烨：《圣祖皇帝御制文集》卷二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